高善罡

孙伏园

在中国现代报史中，孙伏园以编辑副刊闻名业内。据统计，从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30年间，他编辑过7种杂志、9种报纸，并参与过5家出版机构的创建。在所供职的报社中，他主要从事副刊编辑工作，民国时期的“四大副刊”中有两家——《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就是在他的主持下大放异彩的。

孙伏园生于1894年，浙江绍兴人，1921年10月北大毕业后正式进入《晨报》，接替李大钊成为该报副刊主编。他以“副刊大王”驰名报界，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早期的报纸副刊被称为“报尾”，《晨报副刊》（初为《晨报副镌》）原本也是如此，是附着在《晨报》第七版的专版，关注和刊登的都是一些风月故事、旧式小说。孙伏园接手后不久，将第七版独立出来，变为单独的报纸发行，首次使“副刊”见之报头。他对《晨报副刊》内容和形式也作了重大革新，使之成为五四时期传播新文艺和新思想的重要阵地。

发源于北大的新文化运动，特别是蔡元培積极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原则，对孙伏园编辑《晨报副刊》影响颇深。首先，主张副刊“以启蒙思想为指导”。孙伏园不仅刊登了许多新文学作品，译介了多篇世界文学名著，还刊发瞿秋白以北京《晨报》记者名义到苏维埃俄国采访写下的报告文学《俄乡纪程》《赤都心史》，出版了“马克思纪念专号”“俄国革命纪念专号”；其次，力求学理性与趣味性、娱乐性并重。孙伏园开办了一批前所未闻的栏目，如“游记”“戏曲评说”“浪漫谈”“剧本”“小说”“诗”“卫生浅说”“地质浅说”“生物浅说”等，内容贴近生活、通俗易懂、妙趣横生，为读者提供了“新鲜的文化享受”；再次，多元文化、多个学科交流互鉴。孙伏园敢于刊登各流派的撰述，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保守派学者梁启超等，都曾在副刊上著文畅言，社会思潮争鸣引发广泛关注。各领域领军人物也纷纷登场，周建侯谈科学史，吴稚晖谈国学，周作人谈思想，林语堂、魏建功谈音韵，马叔平谈考古，毛子震谈医学，张竞生谈“美的人生观”，丰富多彩的内容使副刊气氛十分活跃；最后，下功夫扶持新人新作。很多新文学作品首先出现在出版周期最短、发行量最大的《晨报副刊》上，冰心、许钦文、凌叔华等都曾得到孙伏园的鼓励和帮助，是《晨报副刊》一手培养起来的文学新秀。

孙伏园与鲁迅等撰稿人之间的关系超乎寻常地密切。他与鲁迅既有同乡之谊，又有师生之情。1911年底，鲁迅任山会初级师范学校校长时，孙伏园正在该校念书；1918年至1921年间，孙伏园在北大读书，鲁迅也在北大兼任讲师，师生关系更加密切；孙伏园担任《晨报副刊》主编后，多次向鲁迅约稿，鲁迅也很支持这位年轻后生——文稿除了登在《新青年》上以外，大都给了《晨报副刊》。据统计，从1921年12月到1924年10月的3年间，《晨报副刊》刊发鲁迅各类文章达129 篇。

孙伏园是鲁迅家中的常客，与鲁迅书信往来频繁，鲁迅的全部日记中提到孙伏园的就有413处之多。1924年10月的一天，孙伏园发现已经放在大样上的鲁迅的一首诗《我的失恋》被代理总编辑刘勉己撤掉了。刘声称那首诗实在要不得，但又说不出理由，孙伏园气愤至极，顺手打了刘一巴掌，并满屋子追着打刘勉己。第二天，孙伏园就辞职离开了《晨报副刊》。

在孙伏园的报人生涯中，被业界津津乐道的是“三大炮”。

第一“炮”，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鲁迅的《阿Q正传》。1921年12月3日，鲁迅接到孙伏园的来信，约请他为《晨报副刊》新开设的栏目“开心话”写点东西，鲁迅想到了酝酿多年的“阿Q”，迅速写就《阿Q正传》第一章：序。孙伏园也一点没耽搁，当晚就把稿子取走发排了。那段时间，鲁迅写作，孙伏园编辑。鲁迅后来回忆说：“伏园每七天催稿一次，见面时总是笑嘻嘻地说：‘先生，《阿Q正传》明天要付排了……”《阿Q正传》最后一期刊发时，正值孙伏园因事离京，待他返京时，“阿Q”已被枪毙一个多月了。对此，鲁迅幽默地说：“到最末的一章，伏园倘在，也许会压下，而要求救放阿Q多活几星期的罢。”可见孙伏园作为《阿Q正传》的催生者是名副其实的。

1921年，《晨报副镌》上连载《阿Q正传》。

第二“炮”，在武汉《中央副刊》发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2月，孙伏园应邀赴汉，出任《中央日报》的《中央副刊》总编。创办于北伐时期的《中央日报》，虽是国民党机关报，但因汪精卫与蒋介石明争暗斗，始终没有得到蒋家王朝的承认，也给了这张副刊较为宽松的空间。在孙伏园的主持下，《中央副刊》聚集了众多作者，有国民党的要员，也有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有青年学生，也有新军战士，先后发表了沈雁冰的《最近苏联的工业与农业》、谢冰莹的《从军日记》、郭沫若的《脱离蒋介石以后》等文章，使之呈现出一派思想活跃、气氛热烈的情景。

令人瞩目的是，该副刊1927年3月连载《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报告两万余字，是时任全国农民协会主席的毛泽东经过为期一个月的调查走访撰写而成的，文中提出了无产阶级要正确对待农民这个最主要同盟军的重大原则问题，论述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选择提供了理论支撑。对于这个报告，共产党和国民党内都有褒贬不一的言论。3月12日，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只刊登了报告的一部分，后续部分因当时陈独秀与毛泽东的政治意见相左，而被叫停。毛泽东的报告在《中央副刊》刊登之后，引发了大家关于农民问题的热烈讨论。

随后，《中央副刊》又刊登了方绍园的《怎样解决农民生活问题》、孟庆暄的《平均地权之后》、尚炜的《到农村中去》等一系列关于农民农村话题的文章。5、6月间，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的俄文版和英文版也先后转发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

1927年，孙伏园和朋友合影。前左起：周建人、许广平、鲁迅；后左起：孙熙福、林语堂、孙伏园。

如果說，孙伏园刊登鲁迅的文章表明他作为编辑善于与作者沟通，那么刊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则显露了他政治嗅觉上的敏锐性，印证了他的大胆与鬼才。“宁汉合流”实现后，国民党中央决定停刊武汉《中央日报》，另在上海出版《中央日报》，武汉《中央副刊》同时迁往上海，孙伏园也随之离开了这家报刊。

第三“炮”，在重庆《中央副刊》上发表郭沫若的剧本《屈原》。1941年4月，孙伏园受邀重新接手《中央副刊》主编。《中央日报》迁往陪都后，加紧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呈现出与武汉时期迥异的风格面貌。1942年1月，郭沫若写出大型历史剧《屈原》剧本。创作《屈原》期间，周恩来曾亲自登门探望，并一同讨论，表示“屈原这个题材好，因为屈原受迫害，感到‘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才忧愤而作《离骚》。‘皖南事变后我们也受迫害。写这个戏很有意义”。当时有的同志甚至认为，《屈原》演出的成败，关系到重庆左翼文化运动的兴衰成败。

创作《屈原》剧本的消息传出，重庆各路报刊的编辑蜂拥而来，特别是一些进步刊物的编辑，不料郭沫若说“我已经答应给别人了”。原来，孙伏园早已抢先一步找到郭沫若，再三恳求把稿子给《中央副刊》。国民党机关报要刊登《屈原》，显然有点儿让人意外，郭沫若沉思了一下，问道：“你敢登吗？”孙伏园拍着胸脯说“这个包在我身上。”郭沫若严肃地说：“可以给你，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一个字也不准改。”孙伏园满口答应。郭沫若便把《屈原》稿子交给了孙伏园。后来，从1月24日至2月7日，《中央副刊》用10个整版面，一字不改地发表了新编历史剧《屈原》。孙伏园还专门撰写了读《屈原》剧本后记，称颂《屈原》剧本是中华民族的“新正气歌”。

《屈原》发表后，引起社会巨大反响，革命阵营拍手叫好，国民党反动派却恨得咬牙切齿。蒋介石震怒，说《中央日报》里有共产党。国民党文化特务潘公展叫嚣《屈原》是“借古讽今，别有用心”，是对国民党的污蔑与诽谤，并咄咄逼人地责问郭沫若。郭沫若泰然自若地回答说：“我歌颂忠贞爱国的屈原有什么错，难道要歌颂汉奸才对吗？你们口口声声标榜民主，而我的剧本登在《中央日报》上，请问，《中央日报》发表了的剧本都不能演，还能演什么？还有什么民主可言？”一番话把潘公展气得无言以对，结果只好拿孙伏园出气，把他撤职完事。

抗战胜利后，孙伏园在成都华西大学文学院、齐鲁大学、四川大学中文系任教，还先后担任成都《新民报》主笔兼副刊主编、国家出版署版本图书馆馆长。1966年病逝。

孙伏园这一生，乐于“为别人做嫁衣裳”，自己却只出版了《伏园游记》和《鲁迅先生二三事》两本书，曾自我调侃说是一个“没有作品的作家”。但他编辑稿件无数，发表过一系列研究报纸副刊的文章，提出过一整套副刊编辑思想，被称为“副刊大王”。也因为他的成就，中国现代著名新闻学家戈公振评价说：“以言副刊之精彩，举国无其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