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攀

我和徐兆寿是复旦大学的同窗，中文系2010级的博士同学。一晃毕业已近十年。兆寿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位温文尔雅、沉郁敦厚的老大哥。他一直都非常勤勉，阅读面非常广，很博学，书也是一本接一本出，思考的几乎都是宏大的命题。前段时间又拿到了他的这本新著《西行悟道》，尤其读到10年前复旦大学的学习生活，是他思考何谓西部、何谓传统的时间起点，而我们在一起求学，我在学校却只是漫无目的的读书，毫无思考和理论的头绪，这也是我敬佩兆寿的重要原因。

在我看来，这本《西行悟道》的底色是忧虑、沉郁、悲怆的。徐兆寿从当代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上海、北京，一路往西看，去思考何为现代、何为西部、何为传统，激发和打开思考的视阈。比如书中提到的：“这十年，我是从上海、北京往西走，先是回到兰州，然后从兰州再往西走，向河西走廊，向古代的西域如今的新疆和中亚走。丝绸之路是我的写作和研究路径。同时，中国传统文化是另一条副线。后来，它们走到了一起。”他还专门说到：“从哪里向西行？我原来以为是从兰州往西走，后来就发现不是，是上海和北京，更多的是上海。”对他来说，“在复旦的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在思考和回答何谓西部、何谓传统的问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与我谈西部，或者我会将西部与上海对比看。”我还记得在复旦我们讨论过相关的问题，尽管现在回想起来，談些什么已经忘了，但是我们天南地北的凑在一块儿，还能隐约地追想起，他谈的很多是文化地理，是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也是他的精神情怀。

我现在生活在亚热带的南方，与徐兆寿的思考颇有关联的是，我们提所谓“新南方写作”的命题，事实上也有一个参照系，那就是传统的江南。今年我们《南方文坛》组编了两期关于“新南方写作”的话题，在编者按中提到：“我们探讨的‘新南方写作，在文学地理上是向岭南，向南海，向天涯海角，向粤港澳大湾，乃至东南亚华文文学。”也就是说，新南方写作遥望的是江南的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精致细腻，然而却已创生出诸多新质，在南方以南也有蓬勃的大海，有杂花生树的岛屿，有新的区域性整合，有跨文化的实践，汉语写作的版图在不断扩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所思考的新南方，似乎又跟徐兆寿所考虑的何谓西部的思绪是互相牵引的。

在我看来，徐兆寿的这本《西行悟道》，既是想象西部的方式，也是对想象的一种反思以及反思之后的重新引导。前者“想象西部”代表着写作的方式和思索的形式，后者的引导想象则更多包孕着一种使命。在《问道荒原》这篇里面提到：“白岩松在美国一所大学演讲时说，中国人是拿着放大镜看美国的，但美国人看中国时把放大镜拿反了。天下的道理是一样的。在同一个中国，在同样的政治背景下和媒体影响下，西部人看东部是拿着放大镜，而东部的人们看西部是反着的。”这里头实际上涉及双重视角：一个是东部与西部，另一个是中国和世界或者说东方与西方。对此，徐兆寿有清醒的认知，他认为：“世界从来都是如此，这就是势。抱怨和愤怒是无效的。你必须重新寻找新的支点，从而确立你自己的世界观。”

我一直认为徐兆寿是一位非常难能可贵的有文化使命感的学者。他身上的忧虑意识，或说忧患意识，夯实了这本书的基底。更重要的一点是，在这本《西行悟道》里，他不断向西而行，走向西部，也走出西部，进入一个总体性的中国，走到无远弗届的世界中去。我读这本书的时候，一直在想，作为思考者和写作者的徐兆寿的意图是什么呢？在我看来，他试图去寻找到新的认识论，探询新的方法，重新求索自我的去路和归途，认识地方和传统的往来承传，认识文化源流与现代中国的复杂交错。可以说，从西部到中国，再从中国到世界，这是一种想象之想象，是在一种双重镜像中践行的所谓“悟道”。

当然，在这里边也有自我的反思，比如书里第四辑“敦煌之光”，在谈到敦煌经卷的失落时，谈到道士王圆箓的罪过，其中的恩怨是非，其中的遗憾和愤怒，既有西方的侵略欺诈，同时也有当时中国内部的诸种归因。可以断定的是，徐兆寿这本书是中国文化本位的，但又超越了简单狭隘的国族观念，形成了一种文化的反思，是在对照和互见中塑造的理性的意识，这使得西行的“悟道”更为立体多元，也更能引向深处。

但细细想来，对于文化的、地理的想象又不只是单纯的思索考虑，在《西行悟道》中，我分明看到了徐兆寿真正置身其间。这是我最为佩服他的地方。也就是说，其中的讲述或叙事，总有一个“我”在，但又不会局限于单一的观看和言说，而是超越了个体与主体的限定。悟道不是空谈，“西行悟道”这四个字，“悟道”当然重要，“西行”同样不可忽略，尤其是一个“行”字，是行走、行旅，也是文化的践行，是一种沉思式的苦行。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西行悟道》里谈草原、佛道、敦煌、昆仑，由此行旅、悟道，但是细细读下来，徐兆寿又常常是在谈文学。比如书中提到张承志的写作，他是基于中国的现实场域、文化地理，但又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远方，“从大西北向着中亚、西亚、东亚、欧洲、非洲”。而且书中认为，张承志“也是第一个站出来与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进行对抗的作家”。值得注意的是，徐兆寿在《西行悟道》这本著作里谈的文学，已经不单单是以往我们讨论文学时牵涉到的形象或想象，更是一种强有力的姿态，是在新的经验中不断建构的立场和视阈，是情感与理性的新的发抒，以及思考地方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总体性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