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治辰

我读这本书时，首先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特别佩服徐兆寿治学的初心和态度。徐兆寿先生写作这部书的时候所涉猎、谈及的问题十分广泛，问题很宏大，但这些宏大命题的出发点都是关于他自身要解决的问题。当然这个自身不仅仅包括个人，也包括一个绵长的家族血脉，一个地方的历史，一个对于自己所身处之地文化特别真切的、痛切的焦虑。这是我首先感佩的一点。今天我们谈大话题的人很多，能够非常严格地做出一本学术著作的人也很多，能够像完成任务一样地去完成一个课题的人也很多，但是会把曾经特别美好的、特别富有精神的一些行动变成一种任务、一种工作，丧失了原有的、发自生命内部的一种激情，这本身就是一个令人感到悲哀的事情。也可能是徐兆寿一直在谈及现代性的一个内在命题，所以这本书的写作方式、写作初心本身就是对现代性至上的反击。如果仅仅是和个人相关，那么这本书也可能只有日记的价值，但是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徐兆寿从个人出发，走遍西部，视野遍及全球，然后搭建起了一个极其庞大的抒情和论述的框架。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中，他心里始终怀着的是一种庞大的责任。当然，他一直在谈西方和东方谁是中心这样一个问题，他谈到对于现实的焦虑，今天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孩子不由自主地、完全没有知觉地就生在西方的语境中，完全忘记了东方的话语。当他们接触到来自美国的、来自西方的流行文化的时候，是完全不需要咀嚼的，是非常顺畅的。这样的一种困境可能原本就包含在我们往往忽略了什么是东方、什么是中国的、西部的这样一种让人焦虑的状态中。所以这本书有时候谈的很深远，甚至很抽象，但是在这种深遠和抽象下，始终有个人非常具体的痛楚，也有一个个人由自己的具体痛楚出发抵达远方的巨大责任，这是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个地方。

第二个方面就是到底完成的怎样。徐兆寿这几年一直关注西部，但也不仅仅是关注西部，而是由关注西部出发，探寻整个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他多年致力做的事情。但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非常惊讶他竟做到了这么深厚的地步，在书中可以看到他搭建起来的框架和结构非常庞大，它涉及非常庞杂的对话，从西方到东方，当然这也与他个人思考历史、行走历史、写作历史相关。这是一个从对西方的关注到对东方的关注，再到对脚下土地关注的过程。他搭建起一个在知识空间上特别完整的框架，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在他的写作中不断地引经据典。从《史记》《易经》《山海经》到不可知的优美的历史深处的传说。当然，在写作过程中，他又不仅仅是对于经典的引述借鉴，而是非常具有创造性地把经典当中所讲的故事穿插在一起，构造出了一个简简单单阅读经典所不能搭建起来的中国上古的历史。由上古的历史一路向下，构造出中华文明如何滑动，如何在中西方的博弈中不断变化，可能有时候是迷失了自己的位置，狭窄了自己事业的过程，希望以此来重新辩证何为中国，何为边地，何为中心，何为西部。在这样一种辩证下，重新讨论什么是中心的时候其实始终怀着一种全球性的视野，也怀着一种现代性的焦虑，就是在今时今日的中国，我们是不是遗忘了很多东西？刚才有澳门的朋友也介绍过，澳门本身就是一个四方杂处之地，它的历史充满了中心晃动的形态，这也提醒我们注意到徐兆寿在书中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我们固有的甚至不能自觉的认知，要去撼动它、重新树立它、再造它的必要性。

我们每个人可能都站在各自的中心去谈论这部书的好处或坏处，如果详加辨析的话，我们会在每个人看似大同小异的发言中看到每个人的中心位置，而这个东西恰恰是这本书所烛照的一些褶皱。在我看来，第一篇文章甚至可以作为全书的总序，特别深切地讨论了中心和对文化重新塑造的问题。沿着这样一个总序讲述从匈奴到佛道，其实就是对外族和汉族、佛家和道家，还有其他的多种文化，以及远到昆仑，进行重新塑造。甚至中国的中心在哪里，是兰州吗，还是更远的地方？我们一直以为中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但在这里他提出可能远不是这样，在一路的偏移和重塑中，我认为徐兆寿讲述的才是一个真正的中国故事。我们今天一直说讲好中国故事，要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讲述中国故事，那这个中国立场到底是什么，故事要如何构成，故事从何讲起，故事又到哪里去。我想通过徐兆寿搭建的这个宏阔的、深远的框架可能才能真正把中国故事装进去，这是大的层面。

让我格外感动的倒是那个细的层面，大的层面似乎学术也可以做到，可是细的层面也许只有一个富有性情的、从生命内部出发的求知者、行走者才能够真正做到。其实从拿到这本书开始我就被深深感动，徐兆寿谈到的是一个我不能想象的细节，徐兆寿在这本书中以及在刚才的讲话中也谈到，有时候一个西部出来的学者会感到愤怒，因为别人一直在问你们是否要骑着骆驼，家里是否有电这样的问题。但我恰恰相反，我始终处在一个幻觉当中，觉得这个世界是平均的、均衡的，我并不觉得西部和东部有太大的区别。在书的第4页，徐兆寿提到在他小时候从家里望出去还能看到骆驼，看到驼队在那个千百年以来就存在的道路上行走的时候，我感到惊讶，我想原来那个看上去特别遥远的年代、遥远的风景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在这样的书写中呈现出来的沧海桑田，居然他这个年纪的人就目睹了。

这部书不是一个学术著作，不是一个哲学著作，它是有着充沛情绪和个人感情的，可以打动人的一部作品。最后从这个意义上我想谈一点闲话，在那篇《何谓“究天人之际”》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古老的写作方式，也有评论家谈到这篇文章，说徐兆寿带着学生去参观、和学生对话的过程让人想起孔子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大家知道孔子教学生是没有教室的，就是带着学生到处游走，走到哪里就聊到哪里，被记录下来的课堂笔记就变成了《论语》。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非常羡慕这种教学方式，我也去过几次兰州，见过徐兆寿和他的学生们。徐兆寿带学生的确有在行动中教学的风范，这样的风范实际上是一种特别古老的教育方式，不是传授和灌输，而是交流与交换，是一种情动于中的知识传递，同时又是思想和情感的激发。这种古老的方式在我看来也是散文的方式，如果说学术专著是类似于大学课堂灌输式的、传授式的、硬邦邦的书写方式的话，那徐兆寿的这本书就是类似于他在《何谓“究天人之际”》中所写的，如孔子教学一般舒缓的和煦的书写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