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

西这个方位，在中国的文明史上，不是一成不变的。汉唐之际的玉门关，阳关以西，我们叫西域，比这个更早的就是所谓的西方和西极。平时大家最熟悉的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里的西游，去西天取经的西则更远。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近现代话语中出现了另外一個西方，和我们所说的中国古代地理空间的西方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所以说在中国近现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讲的西方，主要指欧美的文化空间。故而，今天当我们谈论西方，其实存在着两个西方：一个是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文明，另一个则是中国地理版图的西方。

兆寿教授也谈到了对西部的感情。其实我们应该意识到，他谈到的西方跟改革开放之前有很大的差别。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兆寿所谈到的中国西部或者“西方”，成为不断激活中国文化的一股蛮荒之力，无论是文学、电影、还是绘画，不止是我们现在讨论的兆寿所说中国西北，还包括西南。比如说第五代电影、绘画或音乐。自然地，文学的西部也是一块有活力的版图，我记得当时有“新边塞诗”的提法，还有昌耀，小说里的张贤亮、张承志等。

兆寿对西部有一种很特殊的感情，尤其是经过了他的文化旅行，从西部到了东部，即上海，从东部重新发现西部。可以想见，如果兆寿一直在西部，没有到东部旅行的话，他对于西部的认识，不可能成为现在这个样子。散文作家李娟在新疆写作，她的散文最早被推介也是在上海。有意思的是，现在谈得比较多的几个东北的年轻作家，首先不是在东北被发现，而是在北京、上海政治文化中心城市被发现和定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文化旅行，从西部到中国近现代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都市上海，又从上海回到了兰州，才构成了整个《西行悟道》的文化路线图。没有这样一个地理空间，也不存在所谓新的文化视野。

具体到这本书，我部分地认同兆寿的观点。这本书的第一篇，可以作为整本书甚至是兆寿个人的文化宣言：“为古中国辩护”。为了辩护，他不惜用判断句来表达西部是什么，比如他说道：“西部是中国的古道，西部是中华文化最后的聚集地，西部是中国人的元气、自信乃至古老的血性生发之地。”在一系列的宣言里，最震撼我的是，“西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托命之地”。近几年谈地域、谈特定的文化空间和个人关系的人，有两个人特别打动我，一个是阿来，他的《空山》以“史诗”这种方式建构了一种全新的有情的地景。浙江文艺出版社重版《空山》，题目直接改为《机村史诗》。阿来在后记中写道：“我是为亲人和同胞而写作的。”现在很少有作家讲自己的写作是给自己的亲人和同胞。当谈及为何写作这个问题时，许多作家都谈得特别宏大、渺远，玄而乎之，但是当一个作家在谈自己为亲人和同胞写作的时候，特别朴素，自在动人。

就我个人而言，我虽然到过西部的一些城市，但都是走马观花，我对于西部其实不甚了解。读了兆寿这本书，我才知道西部对于中国文化的意义和价值。他写西部的书共有13本，其实是在通过持续有力的写作来为西部辩护和发声。西部不只是中国地理空间的西部，也是文化的西部。这个西部如果放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其文化源头的意义则更突出。所以，我也将兆寿这本书视作为古中国文化的辩护书。书里还有一篇《凉州之问》，其实，辩也好，问也好，都是一种辩护。

可以重点提及《寻找昆仑》这篇大文章，这在中国当代散文中是很罕见的一篇，这个“大”并不是浮华的大，而是直击心灵的大。在这种意义上，这本书是兆寿的辩护之书，也是他精神成长的灵魂之书。兆寿充分扩张散文文体独特的魅力，也是在重建散文文体的尊严。今天讨论非虚构的人比较多，但非虚构有些部分是不能收编的，散文作为表达个人思想、呈现个人灵魂世界的独特文类，它有着独特的个性和精神。我们可以看到，从兆寿所写的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为止，在这30多年的时间里他个人精神的远征，正是因为这样的远征，这样一种成长，才带来了他为古中国、为西部、为凉州强有力的并且令人信服的辩护。书中还有一篇《站在青春中国的门口》，当我们在《山海经》、昆仑山和中国古典神话中讨论西部，貌似是一种空间的概念，而在“青春中国的门口”讨论西部，则被赋予了未来时间意义。这里的青春并不是一个物理时间或是生理年龄，而是中国力量的精神气质。虽然近几年我和兆寿的交流比较多，但当我读了这本书后，我还是要检讨自己，我应该把他写西部的13本书都找来读一下，重新发现兆寿。所以从一个所谓文学研究者的角度来讲，我是要向兆寿道歉的。因为西部问题也是我近几年观察中国文学地图的一个重要维度，我在《花城》上做的栏目“花城关注”，2018年第6期做过一个专辑叫“文学西游或大于小说地理学”，我也在译林出版社主编了“文学共同体书系”，所选作家都来自兆寿所辩护的西部，从这个角度来讲，兆寿的《西行悟道》中所悟的“道”，为我进入西部提供了一条“隐秘的心灵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