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鸣　冯馨瑶

【摘要】传播主体的身份在传播过程中举足轻重，不仅展示其身份地位，而且同时也是进行社会交往的语用手段，直接影响传播的过程和效果。在人内传播和人际传播中，身份对于人际关系和社群建构的作用模式亦有所不同。通过对人内传播、人际传播中身份的表征与身份传播的作用模式进行探究，发现身份传播作为强调传者属性的传播学科分类，融于各种传播类型并通过各种传播活动所体现。人内传播中的身份是基于不同场景的多重身份选择；人际传播中的身份是协调关系建立的基础；群体传播中的身份则成为划分“我群”和“他群”的边界。

【关键词】身份；身份传播；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提出

（一）研究缘起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了不同于以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疫情，在移动传播视域下信息来源无法得以确认，舆论场中传统媒体、商业媒体、自媒体成为公众信息的主要来源地，同时也成为恐慌氛围的聚集地。2020年1月，以医学专家为代表的意见领袖成为公众在认知、预防、治疗方面信息的权威来源，甚至影响到整个社会运作层面的部署决策。①“人传人”的议题在2020年1月20日被钟南山予以确认，这一时间节点无可否认地成为信息传播中的转折点，钟南山本人的社会声望为信息的可信度加冕，且社会声望导致的资源占有差别不仅在专家组内部普遍存在，也极有可能会给公众了解真实准确的信息造成实质影响。②而对公众来说，其教育程度、对医学专家的信任程度、信息获取方式、年龄属性等均影响了其对疫情的风险评估。③2019年“莫雷事件”中，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莫雷（Morey）在推特上针对涉港言论发文，表示“我无意在推特上冒犯火箭队球迷和我的中国朋友们，我只是基于对一个复杂事件的一种理解表达一种看法”，以此意图说明自己的言论仅代表自己的观点，不代表火箭队或NBA。无论莫雷的言论是出于何种目的，是出于自身所处的何种情况，其作为火箭队总经理的身份已成为人们进行识别其言论属性的标准，因此引起轩然大波并持续发酵。莫雷所谓的言论自由，实为其身份与言论的博弈过程，并最终呈现为身份传播过程，此时的身份并非莫雷一人所言的公民性质言论，而是社会化过程中他者所认同身份的集体性质言论，背后是其身份代表的整个社会化组织。“莫雷事件”的背后并非公众个人的言论自由问题，而是“火箭队总经理”一职的身份传播问题。

传播是人的基本活动，身份是人的基本属性。在从事传播的过程中，传者身份作用于传播的各环节，并最终影响传播效果。身份作为传者的既有属性，在任何语境中都不可避免地会对传播活动产生影响。在进行人类交往活动的过程中，身份也已成为人们进行交谈的出发点，在言语交际活动开始前，为了建立和谐并使双方满意的传播关系，个体会对传播双方身份以及身份关系进行识别，并最终做出符合自我身份的行为，在言语交际的同时进行身份信息的传播。身份作为个体的属性集合，会影响到传者在不同语境中的交往活动。例如，省长在政府机关中因其身份而持有决策权等上级权力，此为该身份在政治领域中的本质属性，即依据在某一活动中产生的某一角色而从事符合该角色身份的合理化行为，但在政治之外的其他社会语境（譬如家长会、经济交易、朋友聚会）中，身份的本质属性则会发挥伴随作用，成为传者传播信息的伴随品从而影响其传播符号的传播效果。家长会的语境中在表面上营造了学生家长的平等身份，但在实际交往活动中，省长因其政治身份而影响其在家长会中的言论影响力。此时，影响力的影响因素从个体方面是其社会地位的权威性等意见领袖属性，从他者方面是传者被社会所赋予的身份属性。“省长”一职不为人知，则其身份属性无法得到展现与发挥，一旦为他者所认可与认同，其一切言论与行为便因其身份而产生不同的效果。

在每一种不同的传播类型中身份传播都具有不同层面的表現与作用模式。为了明确身份与传播的作用关系，本文研究侧重在明确身份在不同的语用角度中发挥的作用、身份主体的本体建构以及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本文通过对不同环境下身份传播的有效性来探讨身份在传播主体的不同交往活动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以及在传递信息时身份主体对信息的接收与身份建构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建立的，重点探究身份对传播过程的影响。通过对身份传播的研究，明确个人身份关系的建立，并为建设和谐的人际交往关系而提出建设性意见；在群体身份的构建过程中将群体内部的身份问题考虑在内，并为群体成员间的身份差异进行合理规划，从而凝聚群体的核心价值理念。通过媒介身份的构建来增强信息的传播效果，以更好地进行社会管理，营造社会的共有价值观。通过明确网络传播下身份在不同传播类型转换中的作用为组织传播的扩大化影响提供理论支撑。只有明确身份与传播流程的再造关系，才能通过身份和身份关系的发挥来增强信息的传播效果，并以此作用于人们的人际关系与社群关系的建立。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数字媒介的诞生，传者的身份边界模糊，伴生于底层技术逻辑而产生的互联网匿名性、开放性等特点使得互联网世界与现实世界发生区隔。“人人平等”的互联网成为人们“前台”的表演区域，并在其中营造自己的新身份，基于这一新身份发表言论。在网络的离散环境下，组织也由原来的固化性和等级性变为去中心化和不稳定性。在流动的组织中，传播边界亦消失不见，人际传播是基于组织身份的组织传播，大众传播是组织身份影响扩大后的转化。因此，本文旨在研究不同传播类型中的身份传播，通过建构身份在不同传播类型中的模式来探究身份主体所具有的身份属性对其信息传播活动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身份”一词在《汉语大词典》中的意思为“出身、社会地位，或者出身、地位和资格”。④埃里克森（Erickson）认为身份是由个人和社会因素塑造的，将自我同一性描述为一种意识。⑤主张场景主义的戈夫曼（Goffman）将身份定义为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管理他或她的自我形象并履行他人期望的方式；而米德（Meade）则将其描述为一个动态过程，身份不是“给予”的东西，而是在社会交往行为中建构的。⑥上述定义均揭示了身份社会性的一面，是社会人的固有属性。童兵在《新闻的客观性和传者的主体性》一文中指出：“就新闻传播活动看，传者的主体性主要应该理解为独立地观察、判断、选择和报道事实的动机和能力。”⑦身份即传播，人类活动中任何信息的传递中必然包括传播主体身份属性的传递。作为传播学的分支，身份传播学研究传播主体身份在传播各环节过程中的作用及其影响与效果，其研究的主要问题有身份地位与传播、身份类型与传播、身份关系与传播、身份传播过程和身份问题层面等。⑧由此亦可见，在传播的过程中，传者传递的信息并不仅仅是单纯的信息，同时也是将自己的身份属性作用于信息传播的过程。在不同的传播过程中，传递的信息在身份传播视角下可解读为身份信息，身份信息一词有双层含义：一层为该身份主体所传递信息的本质，即能表达完整意义的由符号组合成的信息流；另一层则是身份主体本身的社会经济地位、权威性、外在认同、喜好、所从事职业等表示个体差异的属性。传播过程的信息是本质信息与身份信息的集合。

关于身份的研究，已有多位学者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如变异研究、语用行为研究、社会心理研究等。在不同的视角下，身份的建构也是基于不同维度进行的。

在社会心理学视角下，身份认同理论（Identity Theory）和社会身份理论（Social Identity Paradigm）就是其中的代表。身份认同理论以米德的符号互动论为基础，强调个体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多重身份，同时这些身份也成为规定自己言行的凭借。社会身份理论则侧重于个体与社会群体的关系，突出社会对个体身份的建构作用。身份认同理论和社会身份理论虽均聚焦于身份，但是身份认同理论聚焦于个体，社会身份理论聚焦于群体，探讨的是身份的建构过程。

在交际学视野下，海克特（Hecht）提出身份传播理论（A Communication Theory of dentity）。他认为，身份是一种“传播过程”，应该在信息交换的语境中加以研究。他提出的一些符合辩证理论的假设，如“身份有个人身份、社会身份和群体身份的特征；身份相对稳定而又不断变动”“身份有情感、认知、行为和精神等侧面；身份可以从内容与关系的不同层次加以理解”等。⑨海克特的身份传播理论集中于说明身份本身的变化性，在不同的语境中的表现特征以及作为社会关系架构环节之一的作用。

在心理学中，“投射效应”强调人们在进行人际交往活动时将自己的感情和思想投射到他人身上并以此来进行言语交流，此时个体自身的身份便成为进行交流活动的起点并据此来完成传播。“光环效应”则指出人们对某个个体形成的初步印象对该个体其他方面的影响，基于身份也即社会地位上的性质而影响人们对这个人德行品质等其他方面的看法。

在传播学中，关于传播主体属性的影响，也早已有学者进行探讨。1951年，霍夫兰（Hovland）和韦斯（Weiss）在传播内容完全相同的前提下，对“可信度高低对传播效果的影响”做了实证研究，指出可信度高的传播主体发出的信息其传播说服效果会更好，并指出可信度的构成要素，一为传播者的信誉，二为传播者的专业权威性，探讨了传播主体属性对传播效果的影响——高权威性的传者传递的内容往往更能让人信服。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提出的意见领袖亦指出，意见领袖的测定需要满足三项指标，即“生活阅历”“社交性”和“社会经济地位”⑩，满足这三项指标的个体会因自身的身份属性而使得传递的信息更为人信服。关于受众主体的属性问题，学界最早关注的即为“使用与满足”理论和选择性接触理论，只有符合受众需求的信息，受众才会进行选择性接触、理解并记忆。

上述研究涉及多个学科对身份传播问题的审视，可以看出身份本身具有的多变性和社会性，在社会中不断得到塑造和重构。社会心理学关注于身份的建构问题，本质上是身份的传播（符号与意义的传播），而非身份传播（以传播主体为中心的研究）。交际学视野下，则更多关注身份的关系属性、社会属性，“主要集中于特定的种族和族群身份协商的过程”。传播学中以传播效果为核心研究点，探讨的是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而并非针对传播主体进行深入研究。传播主体作为传播活动成立的前提，是整个传播活动的核心点，其个体属性对于整个传播流程具有重要影响，甚至直接涉及傳播过程的建立。

因此，有必要探讨传播主体身份在传播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身份传播在不同传播类型中的表征与模式。本文视身份为传者的基本属性，在不同的传播语境中，传者身份都具有重要影响。传播按照主体数量和类型可以分为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等，身份是描述传播主体属性的。本文将身份视为传播活动的出发点，针对动态环境中身份的传播路径以及在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中的表现差异方面进行研究，并从以下基本问题入手：不同主体在传播过程中身份发挥了什么作用？身份对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等传播流程和传播关系的构建产生了何种影响？

（三）研究方法

身份传播作为人类自古已有的传播，虽传播形式不免有所变动，但其多样化形式之下的稳定属性仍然需要我们进行规律性的联系。思辨研究方法以思辨理性为内核，以思辨逻辑为骨架，是研究事物本质和世界本原的最适切的工具。本文通过思辨研究，对身份、身份传播的概念以及身份传播在不同传播类型中的本质性特征进行探究，寻找其共有特征和本质价值。只做逻辑思辨难免无法对身份传播的流程进行形象化的表述，故本文借助建构模式法用图形描述的方法阐释身份传播表征的一般定理。模式为科学研究中以图形或程式的方式阐释对象事物的一种方法，具有抽象化、定理化的表现，是人们理解事物、探讨理论的一种有效方法。通过身份传播在不同传播类型中的模式建构，将身份在人们认知、判断、交际中发挥的作用借以抽象化、定理化，揭示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中身份传播与传者身份的表征与模式。

二、身份传播在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中的模式

身份即传播，人类活动中任何信息的传递必然包括传播主体身份属性的传递。意见领袖的背后，不仅仅是传者身份的权威性、社交性和生活阅历，更是他者对传者身份的认可。意见领袖作为某一领域的带头人，对该领域产生重要影响，而在其他领域的社会传播活动中，意见领袖的影响力源于其身份在其他领域中的被认可程度，并最终成为他者对其擅长领域做出评价的根据，此时传者的意见领袖身份至关重要，即为身份传播。在传统的传播理论中，传播者（专业的新闻从业人员）有别于传播媒介组织，后来有的传播理论将传播者和传播媒介组织统称为“传者”，身份传播的研究着重于研究传者的身份属性在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影响与作用，且不仅仅针对传播效果所产生的作用，而是整个传播流程的作用，包括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社会人的任何信息传递活动都无法避开自身社会属性的影响，无身份则无传播，身份传播存在于任何一种以人为主体的传播活动中并与之交融。

（一）人内传播：多重身份交织在社会场景中做出的身份选择

个体生活在社会上并不是完全独立的，是依托于与外部环境的信息交换而存在的，在不同的环境中，个体所做出的行为反应也不同。相同环境下，不同的身份个体做出的行为反应亦不同。无论是何种行为反应，都是个体身份属性的表现，在对外界反馈自身身份信息的同时亦是对自我身份的进一步强化。个体在处理外部身份信息时，往往会有复杂的心理活动，经过心理反应—心理选择—心理决策，最终做出符合自己身份定义的反馈。近年来，关于多重身份的研究已经证明人们可以同时认为自己是多种社会群体的成员。人内传播并非是完全封闭的个体内部的传播活动，而是与外界活动相联系并相互作用的活动。对于社会场景而言，身份表现为在对应场景中进行合理谋划并选择的符合社会规范的身份行为；而对于个体而言，多重身份在体内的交织使得某一场景中的身份行为必然会融合其他场景的因素。人通常是嵌入在多角色和多重关系身份中的。梅罗维茨（Carol Meyrowitz）认为，隶属或“作为”（群体身份）的角色，转变或者“成为”（社会化）的角色，以及权力（等级）的角色，这三种角色类型相互独立并相互包容。辛素飞、辛自强指出，通常人们拥有四到七种重要的社会身份，例如国家、民族、性别、职业、宗教、政党派别和社会经济地位等。身份是用以划分“我们”和“他们”最重要的符号形式，身份塑造了边界。在不同的场域中，个体选择适应该场景的某一身份，用以表现自身与场景内部人物的一致性并融入群体。场景的不同也决定了身份的多样化。社会身份复杂理论亦指出个体对多重群体身份的主观表征形式，身份的重叠也影响着个体的态度、判断和行为。基于此，身份传播在人内传播中的体现亦可看作个体依据场景并受场景环境影响而做出的身份选择。

如图1所示，A在不同社会场景中会进行适应性的身份选择，个体在不同的环境中拥有不同的身份，某个个体在学校是传授知识的师长，在办公室中是健谈的同事，在家庭中是慈爱的家长，在马路上是乐于助人的路人……不同的身份也给予个体不同的身份行为。面对不同的社会环境，个体也许需要进行身份协调、身份转换以适应最新的局面，在家庭中抛去严肃的师长形象，在同事面前去掉不苟言谈的身份表征，避免“角色固化”。如若在处理外在信息时将自己熟悉的身份行为带至所有交往活动中，则会导致整个交往活动的失败。但也正因为不同个体所具有的形形色色的身份，A1、A2、A3……混合形成的A在社会中的身份形象，使之在看待问题时拥有多种多样的不同视角，基于各不同视角而產生的重叠性，也是同一身份中个体表征行为差异性的原因之一。

（二）人际传播：平衡模式中身份的不同属性对人际交往协调性的影响

身份作为个体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必然会带到人际交往过程中，在两个个体共存的情况下，人们出于自我认知和相互认知的目的而进行交往，在交往的过程中实现对对方身份的明确并影响到以后的人际传播活动。纽科姆（Newcomb）在1953年提出的ABX模式（如图2所示）来描述人际传播，指出人际传播中存在着“对称的压力”，三个点分别代表两个个体A、B以及它们的共同环境中的物体X。这两个个体相互有意向，并对X也各有意向，传播被设想为支撑这个意向结构的过程。

ABX模式强调了双方对共同环境或共同认知事物X的统一认知来构造人际交往的和谐关系。但是和谐关系的缔造依托于A、B关系、地位的平等性，也即身份的平等性，身份依托于传播双方的言语交际行为来体现，双方以对方的外在表现来明晰其身份，对事物X的认知表现便是其表明身份的身份行为和身份信息，对对方身份的不同认知或者身份的不平等性也会影响到传播双方的和谐交往。在传播双方身份社会地位平等、对共同事物X有相同认知的情况下即形成“关系的正常状态”，而在拥有不同认知时便会在身份压力下形成不同类型的交往。

1．伴随传播“身份压力”的权威交往

个体社会地位的不同带来了身份的不同，同时也影响其言语行为，在身份不平等的情况下，也带来了传播过程的不平等。这里所说的不平等包含两种情况：一种即针对于同一场域下的身份群体中的地位不平等，比如政治环境下的部长与部员、企业环境下的总经理与助理等；另一种即针对于某领域中的擅长者与一般感兴趣者，如金融学家和一般投资者、资深漫威迷和普通漫威迷等。如图3所示，面对人际交往过程中的共同存在物X，A表现出更高的熟悉度或者更权威的话语权，在对于X的讨论上，A会具有更高的主体性权利，成为整个传播环境的主导者，通常倾向于侃侃而谈或者权威发表。此时B则由于身份属性中社会地位或所在领域中知识的匮乏而处于传播中的低位，被动接收来自A的信息，此时的传播关系在身份的作用下是难以平衡的，在长时间的单向灌输下，B会形成对A的崇拜性心理，加固A在B心中的权威性身份，此时信息的传播中无形地成为身份的传播，对A“高人一等”地位的固化。但在长期的单向流通下，也会造成B的压力性心理，形成人际交往的不和谐。

2．对称交往中和谐关系的构建

不同身份和谐交往的成立则需要双方在不同领域中身份高低的变动，也即在互相欣赏过程中达成人际交往关系的和谐性。如图4所示，A、B在面对事物X1时，A由于对X1的熟悉度或对X1领域的权威度而表现出较高的身份地位，此时A、B身份体现如A1、B1所示，B1处于低位即单向的接收状态；但在A、B共同感兴趣的X2事物或者领域中，B则表现得更为擅长，也即A2、B2的身份状态，此时B2成为交往中的主导者。此时，基于对不同事物的认知和信息获取，因A与B各有擅长领域而达成对X1、X2的相互熟识度，此时，在相互的交流中达成对多方面事物的深层次认知，逐渐扩展彼此“共通的意义空间”，形成稳定且有利于双方认知层面提升的人际关系。

因此，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为了达成和谐稳定的人际交往关系，在构建彼此共通的熟悉领域的同时，亦需双方在交往活动中分别拥有自身的擅长领域，以实现传播双方在不同领域的知识增长。完全单向的身份信息输出，则会阻碍正常人际关系的发展。即使在上级与下级的传播活动中，身份也不应成为完全的固化角色系统的凭借，下级思维的跳动性依然可以为上级的意见指示补充不足，从而达成良好的上下级关系，并最终促进双方个体的发展。而这类和谐人际交往过程随着网络的发展也逐渐得到扩散，基于匿名性的互联网，人们基于网络符号（emoji、表情包）等具有相同的理解意义，在交流过程中也更为自由而不受原本的身份限制，可以就自己感兴趣的领域畅所欲言，此时图4中的和谐交往关系更为凸显。

（三）群体传播：身份效应下“我群”与“他群”边界的建构

群体传播是群体进行的非制度化、非中心化、缺乏管理主体的传播行为。传播的自发性、平等性、交互性，尤其是信源不确定性及由此引发的集合行为等是群体传播的主要特征。群体传播是随机情况下发生的聚合行为，围绕涉及公共利益的社会事件产生。而身份是个人所拥有的意义，这些身份具有作为群体成员、社会角色或作为个人身份的基础。栗进英等指出，说话人使用语言不仅表达而且建构自己的表征。说话人根据选择承载具体社会信息的语言特征建构身份，这些语言特征确定他们为某一特定言语社团成员。而传播中社会成员对涉及焦点事件的关注既是群体传播形成的基础，亦是身份传播的表现。

如图5所示，焦点事件信息的扩散在感染机制、暗示机制、模仿机制的作用下形成共同意义的生成，使得身份效应发挥。焦点事件信息的扩散，一则需要信息的共享，正如詹姆斯·W.凯瑞（James W.Carey）所提出的“传播的仪式观”，通过共同意义的创造来提高群体成员的参与度，并在仪式化的作用下形成对事件某一意见的认同感。二是信息传播渠道的畅通，在给予公众知情权和表达权的渠道中，公众得以基于信息的共享进行互动，并形成一致性意见。同时也通过圈层式传播将信息和观点以爆发式增长的形式进行扩散。三是情感的共振点，群体的形成需要其情感的维系，一方面来源于对事件的符号化构造，共同利益相关的事件使公众在进行思考时以套入自我人格的方式强化参与感；另一方面则依赖于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共同目标的形成在满足自我情感和安全需要的同时也建构了群体成员的意义空间，并形成了强烈的“共我”意识。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使事件在公众的社交链上进行扩散并形成具有多数人关注的焦点事件。而以焦点事件为中心聚合的公众在群体行为发生初期是具有某一共同特点或对该事件具有共同兴趣的个体。这些个体在感染机制、暗示机制、模仿机制的作用下形成信息流和情感流的迅速融合，并产生塔尔德（Tarde）所言的模仿效应。在群体行为中，某个人的意见在信息交流中得到认同并加以强化，被多数人所模仿。因需要“被他人注意、被他人关怀，得到他人的同情、赞美和支持”，公众为在行为中获得价值，在看似自主选择信息的情况下被他人思想所控制，形成排他性的身份，并受限于群體其他成员对自身的看法，最终表现为融于群体身份之中。群体传播中随机性的身份将公众暂时聚合在一起，放大其某一点特质并使该特质成为识别他们的标志物。“帝吧出征”的群体聚合现象中网络民族主义成为对其成员进行分辨的因子之一。此时个体的差异变得渺小并以单一特质融于某一群体，使群体传播的作用效果更为凸现，以显示“我群”和“他群”之间的边界。而群体身份的建立也使成员在身份效应下表现出符合身份的身份行为，在社交链条中进一步传播相关信息和群体观点，促使信息的再次扩大化传播以及观点的固化。

三、结语

身份的互动性和多元性表现出身份的流动特征，所以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一个“身份”的多重定义经历不同的传播过程具有不同的建构意义，在人内传播中则聚焦于场景中多重身份的选择，而身份的融合亦形成个体差异性，以此来从事符合身份定义的表征行为。人际传播中的“身份”则成为双方进行言语交际的根据点并以此来从事交往行为，不同的身份表征也会对双方交往关系的确立产生影响。群体传播中身份成为凸显成员某一特质的“暴力”成因，并形成群体边界，极易形成群体极化。但身份传播并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传播类型并仅仅体现为唯一的特征，而是在不同传播系统的相互连接和相互作用中实现整个社会的协调，形成的统一身份认知相融合，以促使社会共识的形成以及社会角色的多元化构造。身份在传播过程中一方面是个体融入社会的工具（为自己标记身份），另一方面也是社会束缚的表现，在不同的语境下以不同方式影响个体的信息传递和交往活动。

注释：

①刘亚娟、展江：《国民“保命大神”如何发声？——疫情中医学意见领袖的支配角色与多重身份分析》，《新闻界》2020年第5期，第44-56页。

②刘亚娟、展江：《国民“保命大神”如何发声？——疫情中医学意见领袖的支配角色与多重身份分析》，《新闻界》2020年第5期，第44-56页。

③闫岩、温婧：《新冠疫情早期的媒介使用、风险感知与个体行为》，《新闻界》2020年第6期，第50-61页。

④《汉语大词典》（普及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年版，第2286页。

⑤Joe F. Pittman，Jennifer L.Kerpelman，Janet B.Soto，et al.（2012）Identity exploration in the dating domain： The role of attachment dimensions and parenting practices. Journal of Adolescence，35（6）：1485-1499.

⑥Shuang Liu.（2015）Searching for a sense of place： Identity negotiation of Chinese immigrant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46：26-35.

⑦童兵：《新闻的客观性和传者的主体性》，《新闻与写作》1989年第1期，第13-14页。

⑧靖鸣、杨瑾怡、冯馨瑶：《回归起点：传者身份与身份传播——身份传播学的学科建构及其意义》，《当代传播》2021年第1期，第19-26页。

⑨HechtM L.（1993）.A Research Odyssey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a Communication Theory of Identity.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60（1）：76-82.

⑩See E.Katz，&Paul F.Lazarsfeld，Personal Influnence，321-327.

ORBE M P.（2004）.Negotiating multiple identities within multiple frames： An analysis of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Communication Education.53（2）：131－149．

彭荣础：《思辨研究方法：历史、困境与前景》，《大学教育科学》2011年第5期，第86-88页。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0页。

辛素飞、辛自强：《社会身份复杂性的研究：理论、方法与进展》，《心理科学进展》2012年第3期，第433-442页。

Sheldon Stryker， Peter J. Burke.（2000）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an Identity Theory.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63（4）：284-297.

[美]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8-49页。

辛素飞、辛自强：《社会身份复杂性的研究：理论、方法与进展》，《心理科学进展》2012年第3期，第433-442页。

[英]丹尼斯·麦奎尔、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1-32页。

[英]丹尼斯·麦奎尔、斯文·温德尔：《大眾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1-32页。

隋岩、曹飞：《论群体传播时代的莅临》，《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第139-147页。

粟进英、郑莉莎：《身份的社会心理学与语言学研究：主要理论回顾》，《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第99-105页。

（靖鸣为南京师范大学媒介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传媒学院特聘教授；冯馨瑶为南京师范大学媒介发展与管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