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卫

关键词：天启丁卯年 南社祠堂 祭器图式 大明集礼

“国有厅堂，以祭伟烈；族有家祠，以祀先人。”1 崇拜祖先，是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的习俗；建立宗祠，是记录宗族历史兴衰的载体。《礼记· 曲礼下》记载“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2 意为国君、士大夫将要营造宫室，应先营建祭祀祖先的宗庙，再建马厩和仓库，最后才建自己的住所。《礼记· 祭法》云：“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3 社，用于祭土神。王社，用于祭祀王畿内的土神。国社，用于祭祀一国的土神。侯社，用于祭祀其都城的土神。大夫以下，至庶人族居百家以上者曰成群，则共立一社。

“祠堂”这一名称最早出现于汉代，但汉代的祠堂建在墓地旁，这与后世将其建在宗族居住的中心又有所不同。“古者天子、诸侯、卿、士大夫皆有庙以祀其先，而庶人独无庙，惟立影堂。自文公改影堂为祠堂，而元明□之。”4 祠堂，作为载历史、溯往事、追宗亲的重要纽带，是家族集会议事、宣讲族规家训、化解纠纷、执行家法的场所。

明代嘉靖皇帝对礼制进行了重大的变革，“许民间皆联宗立庙”，放宽了臣民祭祀祖先的规定。在当时士绅阶层的积极努力下，宗族祠堂的建设潮流扩展至民间，不论是达官贵人还是普通的百姓都可以建立祠堂以序昭穆而联其情，财力丰厚者，甚至铸造祠堂专属祭器。“考祭法，自王以迄官师，皆得立庙，虽数有多少不齐，而展亲报本之情一也。”5

一、明天启丁卯年南社祠堂祭器

山东博物馆藏大明天启丁卯年造南社祠堂祭器，便是其中重要的3 件器物，包括青白釉兽耳簋1 件、青白釉双耳簠2 件。

大明天启丁卯青白釉兽耳簋（图1）， 高12.5 厘米，口径16.5 厘米，重1466 克。椭圆形子母口，直腹壁，壁底部斜下折，四连体撇花足，相邻两足面被挖去三角面，双夔龙耳，通体施青白釉，可惜失盖，且磨损较重。器腹正面青花双排竖书八字“大明天启丁卯年造”，另一面双排竖书六字“南社祠堂祭器”。该器为1974 年山东博物馆以时价5 元购自山东省文物总店。

明青白釉双耳簠（图2），2 件。两器均高15.1 厘米，口径10.7 厘米，腹径20.8 厘米，底径9.5 厘米，一器重1695 克，另一器重1799 克。圆柱直口壁，四方体，腹宽于口部，四面方体足小于腹部。底面紧接于足背处，底不施釉。肩面短于腹壁，肩与腹壁相接处露胎，腹壁两侧有一对象首鼻耳。整器内外施青白釉，惜多处剥釉，且磨痕较甚。炉正面青花单排竖书六字“南社祠堂祭器”。该器为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拨交，1954 年入藏山东博物馆。

中国国家博物馆有1 件大明天启丁卯年白瓷豆（图3）。无盖，圆口，浅盘，粗柄，下有喇叭形圈足，豆足上部一面青花双排竖行书八字“大明天启丁卯年造”，另一面青花双排书六字“南社祠堂祭器”。6 旅顺博物馆有1 件明天启款影青釉“南社祠堂祭器”炉（图4），7 通高12.1厘米， 腹径25.1 厘米， 口径16.6 厘米。子母口， 无盖，直腹较浅，圜底，四足外撇，口沿外有双兽耳。通体施影青釉，釉面莹润，炉一面有青花楷书双排竖行八字“大明天启丁卯年造”，另一面有六字“南社祠堂祭器”，形制与山东博物馆所藏明天启丁卯青白釉兽耳簋一致。这些器物当与山东博物馆藏的3 件南社祠堂祭器同属一批，烧制时间为明熹宗朱由校天启丁卯年，即1627 年，后又散落到各地，被不同的博物馆所收藏。

南社祠堂，具体位置，暂不可考。但在今广东省东莞市茶山镇有一南社古村，位于东江之南、寒溪河之东的马头岭与樟岗岭间，是我国至今保存较为完好的明清古建筑群之一。据史料记载，南宋初年这里即已立村，有戚、席、麦、陈、黄等姓民众在此生活，到了南宋末年，蒙古人南侵，生活于江浙一带的谢氏因避战乱落脚于此后，再也不曾离去。他们是南社村的第一代谢姓人氏，也是这座以谢氏家族为主的血缘村落的始祖。南社祠堂或许为此而建。

白瓷始烧于北朝，至唐代极受推崇，到宋代也是高等级瓷器。元初自世祖中统（1260 ～ 1264）始便非常重视祭祀之礼，因此元早期烧造了大量有官窑性质的卵白釉瓷（枢府瓷），这应该也与当时元廷需要质“纯” 的祭器有关。直至今天，最重要的宴会接待用瓷一定是白瓷。明代白釉瓷器烧造时间长，烧造数量广，种类齐全。自20 世纪70 年代以来，通过景德镇珠山明代御器厂遗址考古发掘证实，自洪武二年（1369）朝廷在景德镇珠山设置陶厂，建文四年（1402）更名为“御器厂”，清代更名为“御窑厂”，专门为皇家生产日常、祭祀及对外赏赐所用瓷器。明宣德（1426 ～ 1435）时奉先殿的白瓷祭器、嘉靖（1522 ～ 1566）之后祭祀月坛所用白瓷祭器等，都说明白瓷在某种意义上代表庄严肃穆，适合作为祭祀天地、先祖的祭器，为统治者指定的祭祖瓷。这5 件天启青白釉南社祠堂祭器，胎细，釉薄，釉色中带青，尤其是山东博物馆藏的3 件，历经近400 年岁月的洗礼，簋、簠口沿、耳、足及身多处已露胎，磨损痕迹非常明显，又书“祠堂祭器”字样，使白瓷作为祭祀用瓷的实用功能更加确切。

二、南社祠堂祭器的样本与图式

《大明集礼》卷六宗庙篇除有“品官家庙”“家庙图”“祠堂制度”等记载外，还记述了“神主式”“椟韬藉式”“椟式”“品官享家庙仪”诸条，这是明代关于祠庙祭祖最早的规定，可以作为讨论明朝祠堂礼制的出发点。8洪武初年，太祖朱元璋拟定新朝礼制，建立了明代祭器的基本样式。与前代相比，最大的变化是用瓷范圍的普遍化和代替化。《明太祖实录》卷四十四记载：

洪武二年八月。丁亥，礼部奏，按《礼记· 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器用陶匏瓦器，尚质故也。《周礼· 笾人》：凡祭祀，供簠、簋之实。疏曰：外祀用瓦簋。今祭祀用磁已合古意，惟盘、盂之属，与古之簠簋登豆制异，今拟凡祭器皆用磁，其式仿古之簠簋豆登，惟笾以竹。诏从之。

《大明会典》卷二百一记载：

（洪武）二年，祭器皆用瓷。

（嘉靖）九年，定四郊各陵瓷器，圜丘青色，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色，行江西饶州府，如式烧解。计各坛陈设：太羹碗一，和羹碗二，毛血盘三，著尊一，牺尊一，山罍一，代簠、簋、笾、豆、瓷盘二十八，饮福瓷爵一，酒盅四十，附余各一。

（嘉靖）十七年，饶州府解到烧完长陵等陵白瓷盘、爵共一千五百一十件，附余一百五十件，行太常寺收贮。

幸学释奠，题准白瓷尊、爵、盘、碗，内承运库取用。

嘉靖二年，令江西烧造瓷器，内鲜红改作深矾红。简要说，就是瓷器“如式烧造”，且由原来宋元时期作为铜器之外辅助性的祭器提升到核心用器，并以瓷碗代替了登、铏，用瓷盘代替了笾、豆、簠、簋。故宫博物院王光尧将此概括为祭器的“瓷器化”和“日用器化”。9

大明天启丁卯青白釉瓷簋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大明天启丁卯年白瓷豆，均可与《大明集礼》中《吉礼二· 祀天》祭器图中簋和豆的图相对应，却又与卷七《宗庙祭器》的簋、豆不同。区别在于祀天图中的簋光素无纹，宗庙祭器图中的簋周身布满纹饰（图5）；祀天图中的豆盘外饰一周圆珠纹，豆柄微有束腰，与宗庙祭器图中的豆则完全不同（图6）。大明青白釉双耳簠与成书于北宋的《三礼图》中的簠（图7）比较相似，区别在于南社祠堂簠有双夔龙耳，且为瓷制，惜失盖，不能了解其全部形制，也与聂崇义提出的祭祀宗庙簠用木制的想法不同。据《新定三礼图》记载：

《旧图》云：“外方内圆曰簠，足高二寸，挫其四角，漆赤中。”臣聂崇义案，《掌客注》云：“簠，稻粱器。”又《考工记》：“旊人为簋及豆，皆以瓦为之。”虽不言簠以簋，是相将之器，亦应制，在旊人，亦有盖。疏云：“据祭天地之神，尚质，器用陶匏而已。”故《郊特牲》云：“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若祭宗庙，则皆用木为之。今以黍寸之尺计之，口圆径六寸，深七寸二分，底径亦五寸二分，厚八分，足底径六寸，厚半寸，唇寸。所盛之数及盖之形制，并与簋同。10

目前从各地元代墓葬出土及博物馆藏中，出现了一种外方内圆、上有龟形纽盖的器物，往往称之为“陶盒”或“陶仓”，如陕西兴平西郊元墓、西安北郊红庙坡元墓、宝鸡元墓、甘肃漳县汪世显家族墓均曾出土；此外还有西安博物院2003 年征集的“寄寄老人”款陶方盒、临汾市博物馆展出的元龙纹灰陶方盒，这些器物均比较一致。从传世礼书看，把这类器物称为簠或更为恰当。在《大明集礼》中，祀天用的簠也与宗庙祭祀用的簠（图8），略有差别：祀天用的簠，光素无纹，简单中更显庄严大方；宗庙祭祀的簠，周身布满纹饰，还有兽纽卡扣，底有双层叶尖状缺口。

从南社祠堂祭器实物来看，《大明集礼》祭器图式承袭了成书于北宋的《三礼图》和《博古图》，并一直影响到后世。

中华文明的传统基因谱系，其根源来自于千万个家族基因的精粹。祠堂文化是中国几千年文明不朽的传承。宗祠不但是祖先英灵安憩之所，更是家族声望的象征和宗族文化的具体体现。著名学者徐扬杰说：“宗祠是宗族的整体象征，是确立宗族源脉、守护子孙的根本。祠堂从精神上团聚了宗族。祠堂和族谱一起用以尊祖敬宗，强调血缘关系，规定家规家法，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方面维系家族制度，祠堂对于一个家族来说意义非凡，其不仅标志着家族的正式形成，也象征着家族的强势与进一步发展。”11南社祠堂祭器即是明代众多祠堂祭器的一个缩影。

1 赵复兴：《固安地区民俗辑录》，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150 页。

2 陈戍国导读、校注：《礼记全本上》，岳麓书社，2019 年，第18 页。

3 陈戍国点校：《周礼· 仪礼· 礼记》，岳麓书社，2006 年，第394 ～ 395 页。

4 刘泽民总主编， 李玉明执行总主编， 张培莲主编：《三晋石刻大全· 运城市盐湖区卷》，三晋出版社，2010 年，第244 页。

5 上海图书馆编，陈建华、王鹤鸣主编，王鹤鸣整理：《中国家谱资料选编16 · 图录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99 页。

6 孙彦、张健、万金丽：《中国历代陶瓷题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年，第152 页。

7 王家胜、郭富纯总主编：《旅顺博物馆馆藏文物选粹：陶瓷卷》，文物出版社，2009 年，第104页。

8 参阅王鹤鸣、王澄：《中国祠堂通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131 页。

9 参看高宪平：《明嘉靖时期祭祀用瓷新探》，《文物》2020 年第11 期。

10 （宋）聶崇义：《新定三礼图》，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 年，第180 页。

11 徐扬杰：《宋明家族制度史论》， 中华书局，1995 年，第20 页。

（ 责任编辑：田红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