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米芾与赵孟頫是魏晋古法的忠实崇拜者，他们推崇魏晋古法，特别是对“二王”情有独钟。米芾和赵孟頫与中国书法史上众多追求“自外功”、倡导“文人气”的书法家不同，他们都是著名的技术型书法大师，他们的书法都具有一定的唯美主义倾向，而这些趋同性使后世常常将两人联系在一起。基于此，文章通过对米芾与赵孟頫书学思想的比较与分析，指出二者的书学思想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同时，他们在气质、人格以及所处特殊时代背景的影响下，书学思想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差异。例如，米芾与赵孟頫对唐书的态度不同：米芾对唐书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赵孟頫则更为辩证地看待唐楷，在否定颜真卿、柳公权等人的楷书的同时，肯定了虞世南、褚遂良等人的楷书，认为他们的楷书有法可取。另外，米芾与赵孟頫对书法“法度”的理解也存在差异。米芾虽然提倡恪守晋法，但仍属于宋四家中的“尚意”一派。米芾的书法追求天真自然的妙境，推崇“无刻意故作乃佳”的书写理念，追求率意而书，任情绪自然抒发。赵孟頫则在时代背景的影响下，提倡“魏晋法度”的全面回归，提出了“用笔千古不易”的观点，是“法度”的忠实拥護者。

关键词：米芾；赵孟頫；书学思想；书法

中图分类号：J2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3）09-0-03

0 引言

米芾与赵孟頫是中国书法史上继承并发展“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书风的帖学大师。作为中国书法的领军人物，他们不仅为中国书法贡献出了诸多经典的法帖，还在书法理论方面大有建树，两人在中国书法的历史长河中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直至今日，这些书论对人们了解中国的书法文化还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本文通过对比研究米芾与赵孟頫的书论，探讨两人在书学思想方面的诸多联系与区别。

1 米芾与赵孟頫的书法审美观：魏晋风韵，尊崇“二王”

米芾与赵孟頫书学思想的关联性在于拥有相似的书法审美观。米芾与赵孟頫都极为崇尚魏晋风流，推崇“晋人格”，特别是对“二王”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米芾将魏晋风流作为书法的终极目标，魏晋书法遒迈的风度气韵正是米芾“天真平淡，率意自然”书法艺术追求的源头。他对“晋人格”的追求，体现在他的书法实践和鉴赏收藏中。他执着于对“二王”书迹的收藏，还将自己收藏书画的书斋命名为“宝晋斋”。书法史中的“晋人格”的概念就来源于米芾《论草书》中的“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辙，徒成下品”。这则书论充分体现了米芾对“晋人格”的推崇，在他的眼中，如果一个人的草书没有晋人的风韵，那么这样的书法作品自然不能称为上品。与此同时，米芾在《书史》中评价王羲之的《稚恭帖》“笔锋郁勃，挥霍浓淡，如云烟变怪多态”［1］。他认为王羲之的《稚恭帖》风姿绰约，笔势潇洒流美，如流云轻烟般变幻莫测。在“二王”中，米芾对王献之更加情有独钟，他认为“子敬天真超逸，岂父可比也”。他评价王献之的《十二月帖》，“运笔如火箸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也”。王献之“如不经意”的书风，正是米芾穷尽一生所追求的平淡天真之趣。这种对“振迅天真，出于意外”的追求贯穿了米芾的书学生涯，也成为米芾书法理论的鲜明标志。

赵孟頫同样对魏晋的书法推崇备至，更是独崇“二王”。他在《识王羲之七月帖》中谈道：“右军之书，千古不磨……（《七月帖》）二十有九字，圆转如珠，瘦不露筋，肥不没骨，可云尽善尽美者矣！”［2］他认为王羲之的书法一挥而就，宛若天成，其中的风韵历经千古而不灭。同时，其继承了唐太宗的观点，称王羲之的书法做到了“尽善尽美”。这种以奉王羲之的书法为书法艺术最高标准的态度，在赵孟頫《阁帖跋》中更为明显。他表示，“右将军王羲之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传子献之，超轶特甚，故历代称善书者必以王氏父子为举首”。赵孟頫认为，“二王”是书法艺术的集大成者，更是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巅峰。因此，赵孟頫力倡学习“二王”的书法。他将《兰亭序》奉为至宝，每读必跋，再而三四。他指出，“昔人得古刻数行，专心而学之，便可名世。况《兰亭》是右军得意书，学之不已，何患不过人耶”，可见《兰亭序》在他心中的地位之高。他对“二王”的推崇在王蒙的《跋赵孟頫兰亭十六跋》中得到了肯定。王蒙曾论道：“自永和九年，至于今日凡千有余岁，其间善书入神者，当以王右军为第一。”因此，赵孟頫终其一生都高举“复古”的大旗，且以恢复“二王”的魏晋古法为己任，这对元代以及后世的书法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米芾与赵孟頫书法取法观：师法魏晋，千古不易

米芾与赵孟頫的书法皆取法魏晋。米芾人称“集古字”，浸润于传统，为日后的书法创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他取法魏晋，在不断临摹中上下求索，逐渐领悟了书法艺术的奥妙，从而使自己的书法实现了质的飞跃。米芾书法中极具特色的“蟹爪勾”便取法于王羲之。在《冯承素摹兰亭四跋》中，邹文就谈到“殊字具蟹爪形，挑脚带横势，米芾取法也”［3］，可见这种观点得到了后世的肯定。在章法布局等方面，米芾也借鉴了“二王”的技巧，尤其体现在对《兰亭序》“如斜反直，若断还连”特点的模仿与夸张表现上。米芾打破了常规布局的规范性与对称性，注重书法向左上方的流动体势，并在动态与变化中追求平衡。通篇行文疏密相间，虚实相生，对比强烈，且富有音乐的节奏感与韵律感。米芾在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买到了王献之的《中秋帖》，经反复临摹，几近乱真，这不但在吴其贞的《书画记》中有记载，而且乾隆将此帖作为“三希”之一加以珍藏，可见米芾深入魏晋、摹古功力之深厚。米芾深得晋人“天真明澈”之韵，在魏晋古法的基础上自出机杼，得成面目。

这种取法观在赵孟頫的身上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赵孟颊的书法取法主张是“当则古，无徒取法于今人也”。所谓“则古”，即以古法为准则。赵孟頫强调“则古”在于针对南宋之际颓靡的书法风气，提倡要师法宋书根源的魏晋之法，提倡书法取法的全面复古，以此挽救当时书坛的颓败之气。赵孟頫在《松雪斋书论》中称，“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右军字势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齐、梁间人结字非不古，而乏俊气，此又存乎其人，然古法终不可失也”［4］。这句话的核心观点在于“古法不可失”，所谓的“古法”，就是指魏晋之法。他又说，“学书有二：一曰笔法，二曰字形。笔法弗精，虽善尤恶：字形弗妙，虽熟犹生。学书能解此，始可以语书也”［5］。赵孟頫明确指出用笔是书法诸多要素中最重要的要素，是千年一脉可以继承学习的技巧，应该承袭魏晋之法。当然，在注重用笔的同时不能忽略结体，结体虽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万变不离其宗，变化的基础是魏晋古法。他强调，无论是书法的用笔还是结体，都应该以魏晋古法为准则。魏晋古法是赵孟頫一生书学思想的基础，而“则古”是赵孟頫毕生书画艺术思想的精华。因此，他总结，“学书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笔之意，乃为有益”。总之，赵孟頫将“二王”的笔法与结体为自己所用，得其端庄典雅，潇洒流美。

3 米芾与赵孟頫书学思想的差异

作为中国书坛帖学的两位代表书法家，米芾与赵孟頫因为对“二王”的崇尚和喜爱，书学观点产生了一定的趋同性。但由于两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性格上的差异，因此其书学观点也存在诸多差异。

3.1 对唐书态度上的差异

米芾与赵孟頫对唐书的态度有较为明显的差异。米芾对唐楷持彻底的否定态度，这种态度在他的诸多书论作品中都可以窥见。米芾批评唐楷的言辞极其激烈、毫不留情，其范围之广，几乎无一家幸免。他在《海岳名言》中曾道：“欧、虞、褚、柳、颜皆一笔书也。安排费工，岂能垂世。李邕脱子敬体，乏纤浓，徐浩晚年力过，更无气骨。”同时，他在《海岳题跋》批评前代名家说：“颜真卿学褚遂良，既成，自以挑踢名家，作用太多，无平淡天成之趣……徐不及也。”他抨击了颜、柳两家楷书的程式化写法，认为这种写法人工修饰太过，失去了平淡天真的趣味。颜真卿、柳公权的楷书作品笔法、字法固定不变，可谓“一字万同”。米芾认为，唐楷的统一缺点，就是“作用太过”“安排费工”。这一时期的书法创作大多过于讲究法度。米芾称这些字为“皆一笔书”，没有“平淡天真之趣”。由此，米芾认为这种做法完全背弃了魏晋的古法传统，批评他们的书法为“丑怪恶札之祖”，且常常用“古法亡矣”“古气无复有矣”来贬斥颜、柳诸人。另外，米芾对唐书的否定态度不仅表现在楷书方面，对唐代的草书大家也颇有微词。例如，他在《与薛绍彭论书》中谈道：“公权丑怪恶札祖，从兹古法荡无遗。张颠与柳颇同罪，鼓吹俗子起乱离。怀素猲獠小解事，仅趋平淡如盲医。”［6］一连否定了多位草书大家，可见其对唐代过于刻板的楷书和过于狂放不羁的草书都持否定态度。

相较于米芾对大部分唐代书家的批判态度，赵孟頫对唐书的态度温和许多，甚至其楷书早期取法智永和褚遂良，在中后期风格趋向于诸多唐楷大家，这在《玄妙观重修三门记》与《玄妙观重修三清殿记》中有较为明显的体现。李日华曾经评价《玄妙观重修三门记》：“《玄妙观重修三门记》有太和（李邕）之朗，而无其佻；有季海（徐浩）之重，而无其一钝；不用平原（颜真卿）面目，而含其精神。天下赵碑第一也。”李日华对此碑评价极高，认为此碑有李北海的鸿朗、徐浩的厚重以及颜真卿的精神，可见李日华认为颜真卿、徐浩、李邕皆曾为赵孟頫的取法对象。随着年龄的增长，赵孟頫的大楷不断博采众长，在《妙严寺记》《昆山淮云院记》中，他在结体方面受到了柳公权的影响，笔力放纵厚重，结体严谨，由方阔转为修长。以上种种，皆表明赵孟頫对唐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

3.2 在“法度”理解上的差异

米芾虽然恪守晋法，崇尚“二王”，但他作为宋四家中的一员，深受北宋“尚意”书风的影响。在苏轼等人“出新意于法度之内，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艺术理论的影响下，米芾虽然在创作上保持对古法的尊重，但是亦具有“尚意”的文人情怀。米芾在题赠好友薛绍彭的诗中提道：“何必识难字，辛苦笑扬雄。自古写字人，用字或不通。要之皆一戏，不当问拙工。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从“戏”字可以看出，米芾将书法创作的“拙”与“巧”放在次要位置，更加重视通过书法作品来强调对自身情感的表达，颇有“为艺术而艺术”之感。“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是米芾从事书法艺术创作的基本心态，也体现了宋人“尚意”书风的根本精神。在这种富有创造性的文人书画艺术观的浸润下，米芾并没有对古法进行一成不变的模仿，而是自成面目。

在《海岳名言》中，米芾谈道：“壮岁未能立家，人谓吾书为集古字，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7］米芾的书法中流露出他对创新天真的艺术追求。不同时代的思想文化造就不同的书法家，个人的作品中总会流露出时代的风尚，米芾一直以积极进取的态度来面对书法艺术。北宋的审美文化环境相较于唐朝而言，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北宋的书法环境不再局限于唐朝的“尚法”，而是逐渐形成了一种洒脱飘逸、率真自然的风格。随着米芾书法造诣的不断提升，其书法美学思想也受到了外部环境的一系列冲击，他将个人的生活情趣、文化修养都融入了书法创作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书法美学思想。

赵孟頫则一生高举“复古”的大旗，强调“古法不可失”，在异族的严酷统治下，元代的书坛在“尚意”之风的流弊下颓靡不振。赵孟頫提出“用笔千古不易”的观点，强调书法“法度”的全面回归，意在抵御外敌文化的入侵，恢复华夏民族优秀的书法传统。赵孟頫以“则古”为极则，将古法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目的是实现元代书法风气的拨乱反正。既然要拨乱反正，立场就必须坚定无比，因此赵孟頫对“法度”的拥护态度相较于米芾更加坚定。

4 结语

米芾与赵孟頫都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代表书法家，他们的书法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书法史的发展。本文通过分析两人书法的异同，发现他们虽然身处不同的时代，因自身的个性以及多种因素影响，在书学思想方面有诸多不同，但是他们的书法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即拥有“借古以开今”这种浸淫于古法的钻研精神，这正是纠正当今书坛混乱浮躁之风的“良药”。在时代的洪流中，书法家必须将时代与传统相结合，才能创作出兼具传统古法与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

参考文献：

［1］ 沃兴华.米芾书法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20.

［2］ 杨成寅.中国历代书法理论评注：元代卷［M］.边平恕，金菊爱，评注.杭州：杭州出版社，2016：15.

［3］ 徐潜.中国古代书法艺术［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4：137.

［4］ 鄢敬新.雅墨清赏：书法卷［M］.青岛：青岛出版社，2016：173.

［5］ 崔树强.中国书法通识丛书：书为心画 书法理论批评［M］.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17：103.

［6］ 裘成源.历代论书诗注评［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0：135.

［7］ 沈乐平.行草艺术通讲［M］.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9：247.

作者简介：汪梁（2000—），女，江苏南通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