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先秦作为中国文化艺术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时代，不同阶级的代表人物都提出过关于音乐的观点，这些观点深刻影响了后世的音乐审美理念。“郑卫之音”与“尽善尽美”这两个成语正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体现的是我国古代对传统艺术文化及音乐的观念和判定。“郑卫之音”指郑、卫两国的民间音乐，常被认为是靡靡之音、乱世之音。在对“郑卫之音”的抨击中，儒家代表人物孔子最为突出，他告诫弟子“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郑卫之音”常被称为“邪淫音乐”，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第一，与郑、卫之地优越的地理生存环境有关；第二，与周、商两国文化冲突有关。儒家对“郑卫之音”的批判，体现了其人文理性精神，但欠缺学理性反思，从而极大地增加了误读和误释“郑卫之音”的可能性。“尽善尽美”代表了与“郑卫之音”相对的另一极审美观念。“尽善尽美”常用来表现事物达到完美无缺的地步。孔子首次将“美”与“善”区别开来理解。“美”虽然能给人带来感官的愉悦，但是其要达到“仁”的审美标准，就必须有“善”的内蕴。只有“美”与“善”交融，实现统一，才能充分体现孔子“仁”的思想主张。无论是“郑卫之音”还是“尽善尽美”，这些古代音乐思想经历史筛选流传至今，并以成语的形式保存下来，在当下影响着个人的为人处事方式和社会道德风尚，折射出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耀眼的光芒。

关键词：郑卫之音；尽善尽美；音乐审美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3）09-00-03

1 成语“郑卫之音”的历史演变

“郑卫之音”这一成语出自《礼记·乐记》乐本篇：“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郑国和卫国是春秋时期的两个诸侯国。“郑卫之音”指郑国和卫国产生的民谣，与“郑卫之声”“郑卫之曲”这两个成语同义，意思是说郑、卫两国的民间音乐属于乱世之音。儒家认为郑、卫这两个诸侯国的音乐不是正统的雅乐，后用以指淫靡不振的音乐［1］。

1.1 何为“郑卫之音”

周武王灭商建国后，分封纣王之子武庚于邶国，管理前朝遗民，并派遣兄弟管叔、蔡叔、霍叔驻扎在附近，监管邶国，史称“三监”。周武王去世后，周公（周武王之弟）摄政，“三监”联合武庚叛乱。叛乱平定后，为加强对邶国的控制，周公废邶国，土地划归卫国所属，并分封于其弟康叔监管。西周后期，郑国兼并了关外的虢、郐等国，迁都于郑（今郑州），成为一个深入商朝故土的诸侯国。而“郑卫之音”就产生于包含殷商故土的郑国和卫国等地。《诗经》中，“郑卫之音”包括《邶风》《卫风》《郑风》《鄘风》这四部分，共60篇，耳熟能详的经典名篇《击鼓》《氓》《子衿》《木瓜》等均是郑、卫之地的歌谣。

1.2 “郑卫之音”，乱世之音

“郑卫之风好淫，其俗轻荡而忘归。”（《刘子·风俗篇》）郑国、卫国的国风轻靡淫逸，其风俗放荡纵逸，容易令人迷失心智。而在此地产生的音乐，自古以来便被认为是“亡国之音”，使人丧失斗志，耽于享乐。“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礼记·乐记·乐本篇》）“视桑榆之暮景不足，则贪于为乐，惟郑卫之音能令人生此意。”（《张子·卷九》）臣子也常用“郑卫之音”作为反面教材鞭策君主，“陛下日撞亡秦之钟，听郑、卫之乐，臣诚悼之。”（《资治通鉴·汉纪二十》）薛广德劝汉元帝，“陛下每天撞着亡秦之钟，听郑、卫两国的靡靡之音，臣内心真是很忧虑这些啊。”

历史上朝代兴亡更替也归结到君主爱好“郑卫之音”上。“知帝（隋炀帝）之耽嗜音乐也，则请括天下散乐百戏集于京师，乐工至三万余人，于是帝之心荡于郑卫哇滛之声，而流连酣宴无有穷极矣。”（《大学衍义》）“秦始皇平天下，六代庙乐唯韶武存焉。二十六年改周大武曰五行，房中曰寿人，衣服同五行乐之色，二世尤以郑卫之音为娱。”（《古今律历考·律吕篇》）

“郑卫之音”被当作“亡国之音”的标志在汉朝达到空前的认识。随着魏晋南北朝的动荡，新的“亡国之音”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们对“郑卫之音”的偏见。陈叔宝创作的《玉树后庭花》成为新的“亡国之音”。唐朝的杜牧就曾写道“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宋代，随着程朱理学的兴起，儒学复兴，“郑卫之音”又重新被强调为“亡国之音”。“郑卫风如今歌曲，此等诗，岂可陈于朝廷宗庙！”“向来看诗中郑诗邶鄘卫诗，便是郑卫之音，其诗大段邪淫。”（《朱子语类·卷八十·诗篇》）

1.3 孔子：“鄭声淫”

在对“郑卫之音”的抨击中，孔子尤甚。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将《诗经》整理为儒家“六经”之一。然而孔子十分讨厌《诗经》中的“郑卫之音”，他曾经告诉弟子“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传习录》中也有相关记载，“孔子云：‘放郑声，郑声淫。’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此是孔门家法”。《古今律历考》提到孔子不喜郑卫之音的原因，即“内则致疾损寿，外则乱政伤民”。

儒家向来提倡礼乐制度，将礼乐看作维护统治的一种手段。后来儒家弟子整理《乐记》，在该著中提到“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认为治世之音应以安乐为基调，乱世之音是百姓的怨恨，而亡国之音就是哀思，男女之情中多有哀思，从《邶风》《卫风》《郑风》《鄘风》中所载的“郑卫之音”不难发现，其中大多描写了男欢女爱之情。孔子的弟子子夏在评论各国音乐时，提出“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因此在儒家看来，“郑卫之音”是礼乐制度的大敌。

1.4 “郑卫之音”为何被称为“邪淫音乐”

为何“郑卫之音”自古被称为“亡国之音”“淫乱之音”？《张子全书·礼乐篇》中给出了答案：“郑卫之音，自古以为邪淫之乐，何也？盖郑卫之地滨大河，沙地土不厚，其间人自然气轻浮；其地土苦，不费耕耨，物亦能生，故其人偷脱怠惰，弛慢颓靡。其人情如此，其声音同之。故闻其乐，使人如此懈慢。”北宋张载认为，这与郑、卫之地优越的地理生存环境有关，由于土地肥沃，在不需要多加耕种的前提下，农作物便可以成活，百姓便可以生存，优越的环境导致百姓懒惰、颓废，安于享乐。民风如此，该地所产生的音乐自然会蛊惑人心，令人丧失斗志。吕荥阳公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天下之难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耳欲郑卫之声，听思聪，则声欲寡矣。”天下最难把持的是人的心，而天下最容易被沾染的是人的欲望。

认为“郑卫之音”是“淫乱之音”还有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周、商两国文化的冲突。“郑卫之音”是商代音乐遗留下来的代表音乐之一，描写的都是男女自由约会的事情。班固在《白虎通义·礼乐》中说：“孔子曰郑声淫，何？郑国土地民人，山居谷浴，男女错杂，为郑声以相悦怿，故邪僻，声即淫色之声也。”孔子所谓的“郑声淫”，指的就是男女约会的歌谣。“郑卫之音”所描述的主题和周代统治者宣称的“礼乐治国”格格不入。

1.5 “郑卫之音”是否该被推翻

历史上对“郑卫之音”的评价大多是负面的，那么它到底是怎样的音乐呢？《朱子语类》中记载：“乐声不可太高，又不可太低。乐中上声，便是郑卫。”且这种“乐中上声”的音乐对百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古今律历考·律吕篇》中提到：“哀帝即位，疾之，乃下诏罢郑卫声，然百姓渐渍日久，又不制雅乐有以相变，豪富吏民沉湎自若。”汉哀帝即位后，下令禁止俗乐，但百姓对“郑卫之音”沉迷已久，又没有可以替代的雅乐使用，所以无论是豪富还是平民都沉迷其中，无法自拔。

这种影响百姓至深的音乐是否该被推翻？“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乐记》）战国时期，魏国国君魏文侯曾说过，自己根据礼仪的要求正襟危坐、欣赏雅乐的时候，会忍不住想打瞌睡，但是听郑卫之音这种新乐的时候，却忘记了疲倦。这是对“郑卫之音”少有的中立观点，仅从自身感受出发描述对不同音乐的感受。滕固在《古代乐教阐微》中说：“雅乐有不可存之理，郑卫之音，有不可废之理。”“郑卫之音”通常与正声雅乐作对比。滕固认为，雅与俗虽有所区别，但并非完全对立，雅与俗之间相互融合，在多元化的审美视角中互相弥补、相互依存。西汉刘向的《新序》中记载，齐宣王曾对无盐女说：“寡人今日听郑卫之声，讴吟感伤，扬《激楚》之遗风。”这段话表明了新兴地主阶级对俗乐的喜爱。

无论是对“郑卫之音”进行理性批判，还是为“郑卫之音”所陶醉，作为涉及情和理的冲突问题，如何处理二者间的矛盾，尚有待进一步思考。尽管《乐记》对“郑卫之音”的批判体现了儒家的人文理性精神，但欠缺学理性反思，掩蔽了“郑卫之音”本身的内涵，从而极大地增加了误读和误释“郑卫之音”的可能性。

2 成语“尽善尽美”的学术争议

“郑卫之音”通常代表让人萎靡不振的音乐。而“尽善尽美”，则代表了另一极审美观念。

2.1 成语出处

“尽善尽美”这一成语出自《论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用来表现事物达到完美无缺的地步［2］。《韶》是舜时的乐曲，歌咏舜的德治教化。《武》是周初的乐曲，歌颂武王伐纣取得成功建立周朝。孔子欣赏完乐舞《韶》之后，赞叹《韶》“美”与“善”并存；听完歌乐舞《武》之后，却只说“尽美矣，未尽善也”。

2.2 尽善尽美，“善”重于“美”

“尽善尽美”的观点充分体现了孔子思想主张的核心之一——“仁”。“尽善”表达的是人性德行之美，“尽美”表达的是艺术形式之美［3］。但更深层次的解读为，这里孔子首次将“美”与“善”区别开来。在人类的最早认识中，“美”与“善”的概念没有明确的界限。随着人类的进步与发展，“美”作为一种特殊的感觉，逐渐同“善”区分开来。理论上第一次明确区分“美”与“善”，从中国美学史来说是从孔子开始的。“美”与“善”相比，“善”是最根本的。“美”虽然能给人带来感官的愉悦，但是其要达到“仁”的审美标准，就必须有“善”的内蕴。因此孔子主张既要“尽美”，又要“尽善”，只有“美”与“善”交融，实现统一，才能达到孔子所推崇的“仁乐”。

《韶》是原始社会晚期用以歌颂舜帝的乐舞，舜帝以文德之行治理国家，以仁爱之心征服天下民心。这样的音乐便是孔子所崇尚的治国之道的音乐。《论语·八佾》中提到：“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在孔子看来，一个人若想真正懂得礼、运用好乐，便必须拥有仁爱之心。《论语·述而》中记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孔子在齐国听到了《韶》乐，竟然感动得“三月不知肉味”，并且没有想到《韶》乐的美竟已达到这样的地步。《武》是周初时歌颂武王伐纣取得成功、建立周朝的乐舞，孔子认为《武》虽是宏伟盛大的美妙音乐，但其表达的是周人灭商的战争场面，所以被孔子称为“未尽善也”，不符合其“仁者爱仁”的标准。在孔子看来，美与善相比，善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因为善是人类社会中最宝贵的核心价值。

2.3 和而不同，“美”“善”合一

“善”重于“美”，那么是否只要达到“尽善”，“美”是否达到理想状态便无关紧要了？

尽管在音乐审美上，孔子强调“善”重于“美”，但不影响他主张“美”“善”交融合一的观点。儒家思想中强调“和”的境界，“和”的目的就是达到“尽善尽美”，强调整体把握各要素的动态关系。孔子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很显然，孔子认为正是因为“不同”的存在而引发了“和”的实现，“美”“善”各不相同，从而有了“和”的前提与基础。

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以“和”为美，就是在进行审美创造时需要具备“和”而不“分”的整体意识。为使艺术能在创作出来后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与作用，“仁”是艺术必须符合的标准之一。只有艺术包含了道德内容，才能引起“美”，所以孔子强调“美”與“善”的统一，“和为贵”。“美”与“善”的融合，在特定意义上指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在这种“美善统一”观点的基础上，便逐渐形成了儒家美学对音乐的审美标准。《论语》记载：“子曰：‘《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欢乐而不放纵，悲哀而不伤痛，其中便体现了“和”的审美标准。

2.4 “尽善尽美”的人格塑造

“乐”能引起人们的审美愉快，同时能够通过这种愉快去触发人们的“仁”心。“仁”的实现作为一种极高的道德境界，能通过艺术化的表现成为一种最高的审美境界，即所谓既要“尽善”，又要“尽美”。中华美学精神坚持认为真、善、美应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不可脱离任何一方去讲另外两方，从而为我们树立了区分美丑的标杆。

费孝通先生曾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人们要懂得欣赏自身之美，还要能够欣赏他人之美，这样将自身与他人之美结合在一起，就能实现理想的大同之美。做到这一点，就能达到人格塑造的“尽善尽美”。究其本质而言，“大同之美”就是不同的美结合在一起而达到的一种平衡。无论是坚持个体美，还是追求大同之美，两者并不矛盾，是相辅相成的，同时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保障。我们应当对中华文化的历史有所自觉，有自信，且有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我们要先发现自身之美，然后发现他人之美，再到相互欣赏、赞美，最终达成一致，彼此融合。

3 结语

成语作为一种语言符号，记录着中国独特的音乐文化内涵，从古至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无论是“郑卫之音”还是“尽善尽美”，或是“移风易俗”等，这些古代音乐思想经历史筛选流传至今，并以成语的形式保存下来，在当下影响着个人的为人处事方式和社会道德风尚，折射出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耀眼的光芒。

同时，成语作为文化符号，在形成过程中经历多次锤炼，在不同时代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内涵，最能精辟地反映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因此透过语言探究中国古代音乐文化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

参考文献：

［1］ 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新华成语大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2001.

［2］ 商务印书馆.中华成语大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21：744.

［3］ 杨焜.试论孔子音乐美学观中的尽善尽美［J］.戏剧之家，2018（25）：53.

作者简介：戴楚雯（1993—），女，江苏兴化人，博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音乐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