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瑶

摘要：探讨世界文学语境下中国文学的地位及发展研究现状，是当前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课题和前沿方向。王宁和生安锋两位教授的新著《世界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正是对这一趋势的回应。作为深耕世界文学领域的学者，两位作者基于中国文学及其理论批评实践，解构了世界文学中隐藏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模式，以此论证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双向关系。同时，他们紧紧把握学术前沿，尝试重绘世界文学的中国版图，以重申世界文学语境下中国文学的地位和作用，进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文学体系。文章从跨文化阐释及其在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双向关系中的作用，以及中国文学“走出去”等方面对该书对建构世界文学体系所作出的主要理论贡献进行分析阐释。

关键词：《世界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世界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翻译；中国文学“走出去”

20世纪初直至之后的一百年间，随着中国具体国情的变化，“世界文学”概念的命运和内涵也在不断地得到重构与丰富，并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文学话语。由王宁和生安锋等著的《世界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就是一部从广阔的世界文学理论视角重新梳理现代中外文学关系的力著，该书不仅阐释了世界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双向关系，而且还从中国学者的独特视角，向国际世界文学研究界发出了中国的声音。其中的一些章节若用英文撰写发表在国际期刊上，必将起到与国际世界文学界对话的作用。本文基于对该书的细读，试图由此出发阐发其对中国文学研究走出去的几点启示。

一、重新思考世界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

在探讨现代中外文学关系时，比较文学学者往往更侧重考察中国现代文学所受到的外来影响，20世纪80年代由曾小逸主编的《走向世界文学》（湖南文艺出版社，1985）就是这样一部力著。但是我们今天重新思考现代中外文学关系，就会发现该书的一个缺陷：受各位作者外语水平所限，他们所探讨的中外文学关系只是单向的，也即在世界文学影响下的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形成，以及中国现代作家所受到的世界文学的影响和启迪。而本书的出版则弥补了这一缺憾，本书的各位作者更为侧重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双向关系，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上的地位。

西学东渐大潮中，源于东方基因的世界文学观念通过翻译的中介从西方长驱直入而来，带给中国现代人文学者前所未见的西方文学及其各种批评理论，进而迅速占领了中国比较文学及其相关学科的领地。毫无疑问，世界文学启发了中国现代文学，后者也通过翻译的中介逐步走向世界。如此可见，“世界文学”是一个旅行的概念。但与赛义德（Edward Said）“理论旅行”（traveling theory）概念有所不同，赛义德所谓的“理论旅行”最初是从西方旅行至东方，而西方的理论在这样的旅行中产生变异，最终在东方民族文化中生成新的变体。王宁则立足于中国文学创作及其理论批评，从全球化的视角对世界文学追根溯源，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厘清脉络，勾勒出“世界文学”概念在中国不断被丰富和被重构的动态轮廓。他超越了赛义德的单向的“理论旅行”，提出“世界文学”是一个双向旅行概念（traveling concept）的推论：即世界文学的“基因一开始就来自东方，或在非西方世界也有着一些类似的现象，之后在西方逐步形成一个理论概念后，又旅行到东方乃至整个世界”，1所到之处必然会与民族文化因素相交融，产生具有该民族特色的世界文学。因此，世界文学应该是“相互交流，互动复合的良性循环系统”。2在与民族文化因素冲击和融合的双向旅行过程中，作品被赋予了“持续的生命”和“來世生命”。在这种双向旅行的基础上，结合文化普遍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世界文学的两种阐释得以凸显：“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总体）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和作为指向具体国别的世界（各国/民族的）文学（world literatures）。前者指评价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性意义的最高水平的普遍标准；后者则指世界各国的文学的不同再现形式，包括翻译和流通的形式。”3然而，随着信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传统的民族/国别文学疆界日趋模糊，一些文学作品通过翻译闻名于世；但仅通过翻译并不是作品成为世界文学的完全条件。因此评判一部作品是否堪称世界文学，还应同时考虑其经典性和可读性：文学的经典性，即文学本身的质量及其美学价值；文学作品的可读性，即广大读者接受并认可该作品，经典性与可读性之于世界文学缺一不可。王宁指出，评价世界文学具有“二元性”标准：一方面是基于共同美学原则，具有普适意义的标准；另一方面是兼顾不同国别/民族文学的相对性标准，只有坚持“二元性”标准，才能做到客观公正地进行评判世界文学。4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西方人对东方人固有的偏见助长了东方主义的盛行，西方读者对中国学术另眼看待的现象屡见不鲜，致使中国的世界文学研究走出国门的过程困难重重。不少西方学者都认为，中国的世界文学研究只是毫无主见、亦步亦趋地跟着西方学界，并没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但事实上，世界文学概念自形成初期就与中国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827年，歌德在与其学生艾克曼谈话时提出了“世界文学”这一概念（Weltliteratur），正是受到了《好逑传》《老生儿》《花笺记》和《玉娇梨》等中国文学作品英译本或法译本的启迪。作为世界文学理论的奠基人、比较文学的先驱者，歌德本人的作品几乎都被全球权威性的世界文学选集收录。可以说，歌德与世界文学之间也是一种双向交流的关系。同时，他也是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互动的中介。二十多年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再次提及了具备“世界性”特征的精神公共财产“世界的文学”。1从此“世界文学”的概念脱离了乌托邦的想象得以在学界被不断地丰富和阐发。

《世界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通过联系具体中国现代作家的政治背景、人生理想、审美趣味以及创作手法与社会具体现实，关注作家创作动机及所受的影响，完整地阐述了具有深远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流派、优秀作家和典型作品及其审美特性；分析了中国现代作家在东西文化碰撞中、在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对垒中，如何选择创作方向、如何弥合东西差异，从而在创作中形成东西交融的思想意识、创作风格以及审美意识。在世界文学语境下，为阐述中国现当代作家与世界文学之间的相互作用提供多面观照角度，再一次论证了世界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双向互动性。从中国现代作家主流群体到海外流散作家，他们的写作活动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双向旅程都揭示了世界文学是一个双向旅行的概念，在多元文化环境下，他们借文化融合之力，赋予世界文学更强的生命力。

毋庸置疑，在当今的后理论时代，处于边缘的理论话语被推向世界文学的舞台，来自不同民族/国别的文学理论家与研究者进入圆桌对话，从此西方中心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中国的文学理论工作者应借机以积极的姿态重新思考源自西方的理论，向世界发出中国学者的独特声音。作为中国的资深人文学者，王宁始终不忘人文学者的初心与历史使命，积极致力于“重新思考”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中的位置，坚持结合中国现代文学实践结果，解构隐匿于世界文学概念的西方中心主义意识，促其紧跟时代，由边缘化地位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同时，他极力倡导中国学者在国际学界发表专著及论文，大力弘扬中国文学，推动中国文论国际化的进程，为建构世界文学版图贡献中国智慧。两位作者对中国现代文学历史规律作了精辟总结，以马克思物质第一性原理的客观性视野，透过中国现代作家的世界性审视眼光，向学界宣告，中国文学只有走进世界文学才能得以繁荣发展，但同时中国文学又必须立足本土与民族文化本身。本书各章节还纵向剖析了中国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兼收深度，横向衡量他们对世界文学的并蓄广度，在这两者结合的基础上，总结了中华民族文学何以在世界性互动中长足发展，体现了其高屋建瓴的理论思考和卓越的学术视野。

二、重新绘制世界文学的中国版图

从世界文学概念的起源、内涵谈起，在世界文学大语境下对中国现代文学史重新审视，本书以跨文化角度深刻揭示二者间动态互补关系，提出了具有世界性意义的世界文学概念，旨在建构世界文学的中国版图。围绕世界文学研究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二者结合之主题探赜索隐，厘清世界文学理论流变，钩深致远地阐述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这一过程也体现了中国现当代作家与世界文学之间的相互作用。它犹如一部世界文学百科全书般为读者呈现了世界文学研究全貌，在对其中西方发展的闡释过程中，将小说、诗歌、戏剧这三种具有代表性的创作形式，与世界文学理论阐释进行巧妙结合，对深入研究这一领域，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和参考价值。作者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置于宏大跨文化语境中，修正世界文学概念，与戴姆拉什（David Damrosch），莫莱蒂（Franco Moretti）以及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等西方的世界文学研究学者不同，书中提出了中国特有的研究角度，突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困境，推陈出新，互相融通，对描绘世界文学中国版图，提供了具有开拓性的中国智慧。

国内的人文学者一般并不否认经济全球化，而对文化全球化则多有误解。实际上，在王宁看来，文化全球化并非文化上的趋同性，它更赋予不同的文化以多样性特征；时代背景语境的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差异，也形成了世界文学内容多样的阐释体系。中国的全球化实践，也体现在一种文化全球化的实践。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的演讲时引用了《晏子春秋·杂下之十》中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1强调中国不能全盘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不顾本土情况，否则只能浮于表面，更可能遭遇灾难性后果。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文学理论与研究。在面对西方中心主义下产生的“世界文学”概念时，我们需要以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它是否符合中国实际，绝不可生搬硬套。既然对西方文化单项全盘吸纳已不可取，那么对世界文学本土转化，构建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世界文学”，也将为其他文化弱势国家/民族文化提供良好的示范与铺垫。作者提出的世界文学概念和相关观点，深刻地把握了世界文化激荡趋势，是夯实文化根基增强文化软实力、积极参与世界文化交流互鉴、行稳致远的根本之策，是我们勇于面对全球文化，加强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力的基本法宝。在中西方思想文化交互影响的广阔视野下，本书提供了一份深具洞见的世界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翔实评述，以世界文学全新视野开阔了中国学者的思路，也使读者得以更加理性客观地评价我国文学的历史地位与价值意蕴，构建了世界文学书写的新范式。

众所周知，世界上其他文明都有过中断或停滞，而中华文化的历史却绵延至今。要想彻底打破东方主义僵化印象，向世界推广宏大的中华文化，掌握话语权，不但要求中国学者学习国际前沿理论，更需要立足中国的本土经验和立场，从而构建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这样，我们才有资格和能力与国际同行进行平等讨论和对话。虽然中文语境下世界文学的探讨方兴未艾，但其成果却鲜见于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期刊上，中国文学研究在国际学界“失语”的说法仍不绝于耳，西方学界甚至不认为中国的世界文学研究有能力与他们平等对话。而王宁教授则始终秉持这样一个原则，“在人文社科研究方面，与国际接轨，并不意味着与西方接轨，而是意味着与西方进行对话，通过这种对话逐步达到理论和学术的双向交流，而在这种交流的过程中，中国学者才能逐步对西方的学者产生某种潜移默化的影响”。2本书通过还原和描绘世界文学在中国的落地与成长过程，以之与国际学术同行研讨，致力于推出中国文学研究成果，实现文化全球化战略从东方（边缘）向西方（中心）推进，最终消解单一的中心。同时也遵循党的二十大报告，“坚守中国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国文化更好走向世界”之目标路径，1构建中国文学理论在世界文学研究中的话语体系。

三、中国文学“走出去”视野下

的翻译学转向

毋庸置疑，欧洲中心主义及随后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定式长期以来笼罩着世界文学研究，欧洲文学、西方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几乎被约定俗成地画上等号。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东方文学的强大才逐渐瓦解了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各民族/国家文学得以走入对话机制，促进了世界性意义的世界文学版图形成。自此，中国文学与文化开启了不断探索和丰富“走出去”的道路与模式。在世界文学成为比较文学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一审美现实进程中，翻译不仅是走进和深入世界文学的重要途径，也是文学走向世界不可或缺的中介。劳伦斯·韦努蒂指出，“没有翻译，世界文学就无法进行概念界定”。2在全球化时代，翻译已经远超出语言意义转述的表层功能，在各种文化间充当一种主导性或协调者、翻译者的角色。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被认为是中国文学走出去最为瞩目的成就。在翻译莫言作品的过程中，葛浩文发挥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增加相关文学元素，增强了目的文本的审美价值；在语言、修辞等方面对原作加以阐释与重构，赋予了作品“持续生命”或“来世生命”，使其在英语世界的文学场域大放异彩。可见，翻译对于文学的世界传播起着决定性作用，也提高了中国作家的世界文学地位。

本书作者也十分重视翻译在建构新的世界文学版图的重要作用，并且紧密地联系中国的翻译实践活动，在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领域做了更加深入的阐发，聚焦如何通过翻译，促进中国现代文学走出去并重构涵盖中国文学等其他民族文学的世界文学版图，更加适应时代的要求。本书既重新界定了翻译学理论，又在开阔的世界主义与世界文学视野观照下，努力探索如何促使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课题，深入阐释翻译及其之外的跨文化阐释在其中至关重要的作用，兼具学理价值与现实意义。

对于中国的人文学者来说，重新定位世界文学的中国版图，促使其从边缘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发挥翻译的桥梁作用则是学术研究目的重中之重。作者从中国的视角对世界文学概念进行修正乃至重构，其间着眼世界文学中的翻译研究视角，在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审视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双向旅行，将翻译研究视作中国现代文学的阐释和世界文学建构的策略。在罗曼·雅各布森对翻译的三个层面理论界定基础上，打破其“语言中心主义”翻译思维定式，3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扬弃与完善翻译之定义，认为其之于文化思想与话语转换和再现，发挥了“再创造”（recreation）和“再现”（representation）能动作用，1经过了“文化的转向”的翻译实际上扮演的就是某种跨文化阐释的角色。

在新的世界语言文化格局中，对翻译的界定是为了进一步理解翻译对于建构和重构世界文学的重要性，指明了翻译将何去何从。可以说，没有了翻譯，民族文学之间的交流便几乎没有可能；那么我们期待的世界文学经典也更加无法实现，世界文学时代则遥不可及。另一方面，对翻译的界定有益于完善翻译这门学科，作者认为，翻译与多种学科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并且其自身具有一套包括研究对象、领地和方法的研究系统。当前翻译研究理论化进程正在加速，翻译研究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独立分支学科指日可待，翻译学科地位的提升也是王宁教授始终为之奔走呼吁的初心。总之，翻译应当被提高到推动中国文学与文化走出去，重新定位世界文学与文化意义的战略地位上。另，在全球化的浪潮涌来之时，翻译的中心应当果断地由“外译中转向中译外，也即致力于将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优秀作品译成世界上的主要语言，尤其是英语”，2从而向世界推广中国及整个东方文化。当然，在重心转向的同时，学界仍然需要继续将优秀的其他民族文学作品译成中文。如此一来，中国文化与文学才能够充分地有效地走向世界。考虑到从根本上改变世界文学交流之大格局，以期得到更加平衡更具世界意义的世界文学版图，中国学者应当立足当下英语普及率更高的实际，在可能的情况下直接用英文著述，进而努力提升在国际学术界发出中国声音。

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勒弗菲尔（André Lefevere）曾试图构建文化研究中“翻译的转向”理论，但条件尚未成熟。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近百年过程中，尤其是近一二十年来中国的翻译实践，发挥着重大效能并由此引发学界广泛关注，使得中国文化和文学具备了与世界平等对话的能力，翻译学在中国得到了跨越式发展，中国翻译研究者在国际学术界的声音日益响亮。王宁教授以亲身实践率先向国际学术界宣告，文化研究的“翻译学转向”已经成型，中国也已从一个“理论消费”的国家转向“理论出产”的国家。3这与王宁教授在《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指出的“可以预见，在当今的全球语境之下，翻译的功能非但没有丧失，反而会更得到加强，只是体现在文化翻译和文学翻译中，这种取向将发生质的变化：翻译的重点将体现在把中国文化的精华翻译介绍到世界，让全世界的文化人和文学爱好者共同分享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相互呼应与印证4。不仅为中国现代文学、翻译、译者的地位发声呐喊；更是阐明了翻译在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以及重绘世界文学版图所肩负的新的历史使命和任务。

四、结语

王宁教授作为国际比较文学界关于世界文学问题讨论的主要倡导者及推动者之一，始终致力于促进西方前沿理论思潮及学术研究成果与中国文学文化理论交流与融合。纵观全书，王宁教授一如既往地以中国人文学者的身份来研究文学和翻译理论及现象，从中国实际出发，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文学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中心。他认为，全球化促使文化具备了趋同性与多样性并存的特征，中国文化和文学应当乘此东风，把握全球化带来的宝贵机遇，推动中国文学与文化走向世界；同时，王宁坚持强调中国学者要勇于用英文著述，进而才能在国际学术界展现身手。尤其是他带领学术团队身体力行，坚持在国际学术界传播中国文化与文学，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打破西方中心主义藩篱。其初心与远大抱负始终如一，彰显令人敬佩的马克思主义人文学者风范。

回溯世界文学概念的演变，由历史实践出发，阐释世界文学的中国版本，既为重写世界文学史提出了可依循的准则，也为文学批评研究提供了跨文化比较视野。王宁教授作为国际学术界提出“世界戏剧”和“世界诗学”理论建构第一人，在此对这两个理论加以阐释，完善并深化了世界文学理论。可以说，在当今文化全球化背景下，该书自身就是一本具有理论指导意义的世界文学在中国的发展演变史。葛兆光先生在《亚洲史的研究方法》书中，阐述了中国学者进行研究时“有三点需要进行反思，第一点就是我们中国学术界对于中国历史传统和文化的研究，有一个自给自足的心态，觉得我们的材料足够了，所以常说‘汗牛充栋。第二点呢？我们的学科划得太清，我们的领域变得很窄。我们不习惯越出自己的学科边界和研究领域，去看看外面的资料和研究。第三点呢？要怪自己，要了解保存在外国这些的文献，你多多少少要懂一点外文，你要知道，在你研究的时候，别人也在研究。别人研究的东西可能是用外文写的，你得去懂一点。所以在这点上呢，可能我们还注意得不够，是有自身的原因的。”1可见，具备世界史的视野、跨学科视野和跳出自我中心视野是深入开展学术研究的必要方法。本书以世界性视野来分析中国现代文学，以跨学科态度来阐述中国现代文学与翻译的互相成就，并强调了翻译在我们研究世界文学、中国文学走出去中起到的重大作用，让全世界读者得以了解他国文献，无疑也是在研究方法上给予学习型读者示范卓越的研究范式。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