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国人对“军营图书馆”的学理认知与实践探索
2023-06-23白义俊
摘 要:20世纪上半叶是西方“军营图书馆”理念传入国内和本土化发展的重要时期。文章梳理了抗战前后国人对“军营图书馆”学理认知、路径建构与实践探索的艰难历程,总结了军营图书馆的现实价值,分析了其影响和不足。“军营图书馆”的发展历程契合了近代中国追寻“强军固国”理想的整体诉求,折射出的是部分国人,尤其是图书馆界强烈的国家主义意识以及救亡图存的使命担当。
关键词:民国时期;军营图书馆;学理认知;实践
中图分类号:G258.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68/tsyqb.1003-6938.2023026
Abstract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was an important period for the introduc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the Western concept of “camp library” in China. The article summarizes the difficult process of Chinese people's theoretical cognition, path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camp library” before and after the Anti-Japanese War, summarizes the practical value of camp library, and analyzes its impact and shortcoming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amp library" coincided with the overall pursuit of the ideal of“strengthening the military and consolidating the country” in modern China, and reflected the strong nationalistic consciousness of some Chinese people, especially the library circle, and the mission of saving the nation from extinction.
Key words the period Republic of China; camp library; theoretical cognition; practice
軍队图书馆,是设置在军队系统内部、为军人服务的图书馆,是专门或特殊的图书馆类型之一,包括军事机关图书馆、军事科学研究图书馆、军事院校图书馆、部队医院图书馆(室)、连队图书馆(室)等几种形式[1]。其中,连队图书馆(室),也被部分学者称为部队图书馆[2-4],主要为广大普通士兵和少数军官服务,旨在利用书刊提高部队政治思想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帮助兵士掌握先进军事理论和作战技术、丰富军队文化生活[5]。从服务对象、方式及功能的角度来说,本文所述之“军营图书馆”与当前学界所定义之连队图书馆或部队图书馆的内涵基本一致,广义上都属于在部队基层设置的图书馆(室)。
“一战”后期,在美国军营图书馆成功实践和国内军阀问题突出的双重催动下,西方“军营图书馆”①理念传入国内,自此开启了国人对其学理认知与实践探索的历程。目前,学界尚未对相关问题展开深入研究,仅见倪德茂《论抗日战争期间国统区的战地图书服务运动》[6]、刘劲松《抗战时期中国图书馆界研究》[7]等论著中略有涉及。从历史学视阈出发,在近代国家危亡背景下,系统梳理民国时人对于“军营图书馆”的学理认知与实践探索,无疑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它有助于拓展中国军营图书馆学研究的空间,为当前军营图书馆建设、打造强军文化提供历史借鉴。
1 对“军营图书馆”理念的早期介绍与学理认知
在军队中设置图书馆,为军人提供图书服务,西方国家早已有之。早在18世纪,西方国家军队就已出现了图书馆,如丹麦陆军团、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军队皆有此设置;美国政府亦曾于19世纪中期成立过陆军军医局图书馆、联邦军事据点图书馆协会等机构。至20世纪初,在战争频发年代,如何有效动员将士积极性、提升战斗力成为各国军队文化建设的重点。在此背景下,欧美诸国开始重视普通将士的精神文化需求,并在部队基层中广泛设置图书馆,其中尤以美国最具代表性。“一战”期间,美国图书馆协会与军方联合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军营图书馆系统,堪称是国外向前线部队提供图书服务的典范[8](图七)。在战争过程中,军营图书馆不断彰显和发挥出有效辅助战争的巨大价值,扩大了其影响力与普及范围。“一战”结束后,除部分驻法海陆军营图书馆因故取消之外,美国战时所设之绝大多数军营图书馆都转为了常态化设置,在国内常备军区域,皆分布有若干所图书馆(图八)。
美国、英国等军营图书馆的成功实践,不仅为其他国家提供了经验和榜样,也引起了中国图书馆界的注意。民国时期,活跃在国内图书馆界的多是“留美”“文华”一代学人,他们深谙西方图书馆学理论、方法,乐于和善于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且具备深厚的理论水平。其中,部分学人甚至直接参与了国外军营图书馆建设。这为西方“军营图书馆”理念的传入、传播创造了主观条件。1918年10月至1919年6月,作为美国图书馆协会会员,戴志骞积极参与战时志愿服务,在纽约州亚普汉克城的厄普顿军营图书馆担任副馆长[9]。同一时期,尚在菲律宾大学留学的杜定友同样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军营图书馆工作,编理图书,送给前方将士”[10]。在此过程中,戴志骞、杜定友熟悉了军营图书馆设置及运行状况,对它的重要性更是有了切身体会,并很快向国人进行了介绍。
1918年12月,戴志骞在《留美学生季报》发表《论美国图书馆》一文,文中即有涉及美国军营图书馆的情况,并且阐述了自己入职厄普顿军营图书馆之原由,“骞为美国图书管理员之精神所动,故今夏毕业后,竭力思得军营图书馆之阅历。现已蒙政府许可,将赴军营图书馆,为实地之练习矣。希日后还国,有所贡献于我国之健儿也”[11]。该文是最早向国人介绍西方军营图书馆的公开发行的文章之一。1919年3月,《申报》刊载了题为《美国之军营图书馆》的文章,较为全面地介绍了美国军营图书馆的创办过程、组织体系及运营情况[12]。随后不久,《东方杂志》(图十二)、《兵事杂志》等部分主流和军事类期刊都对该文进行了转载,“在新图书馆运动之初,丰富了国民对图书馆功能的认识”[7]。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组织欧美考察团前往欧美11国,考察教育发展现状及趋势,亦留意到了美国军营图书馆的设置[13]。凡此种种,说明在西方“军营图书馆”创建伊始,其理念和实践已然引发了社会大众,包括国内图书馆界、军界和教育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1923年11月,戴志骞在《新教育》第7卷第4期发表《图书馆学简说》(图四)一文,把“军人图书馆”视作英、美图书馆九大种类之一,并在阐述美国军营图书馆概况的基础上,高度评价“美国创设此种组织,实为破天荒之举”[14]。1925年,杜定友在《图书馆通论》里面罗列了十四种图书馆类型,但“未遑分类”,只“以阅者之种类言”,将军营图书馆界定为“供陆军之用”、水上图书馆“供海军及商轮之用”[15]。1926年,根据上海国民大学图书馆系的实际需要,杜定友拟定课程目录,在“图书馆行政学”课程中,尝试为学生讲授军营图书馆管理法[16]。1927年,杜定友在《图书馆学概论》中,又进一步将军营图书馆、水上图书馆归为特殊图书馆一类,认为它的存在符合现代图书馆学原理和时代需求,“各种机关都有附设图书馆的必要”,且整体探讨了其在藏书、管理、组织、经费等方面与普通图书馆的差异性[17]。除了戴志骞、杜定友,是时其他学者亦有参与到对军营图书馆学理的讨论之中。李小缘撰文《现代图书馆之种类》,认为美国军营图书馆建设收效甚大,“种种莫不以为乃图书馆界之绝大成功”。从功能上看,军营图书馆、海军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盲人图书馆、医院图书馆一样,都属于“负社会经济责任之图书馆”[18]。可以说,图书馆界关于军营图书馆类型、功能、属性等的探讨,加深了国人对其学理和价值的理解。相较此前,这显然是一个重要突破,也为其本土化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2 “军营图书馆”的本土化发展:路径与实践探索
民國时期,国人在积极呼吁效仿欧美,举办军营图书馆的同时,也萌发出强烈的本土化意识,在理念和实践上不断探索、创新符合中国国情的军营图书馆建设模式与道路,推动其在国内的发展。
2.1 建设军营图书馆的路径探索
围绕如何建设符合前线将士需求、具有中国特点的军营图书馆,国人在抗战期间提出了许多方案、观点,其中不乏颇具建设性之论,大致体现在组织力量、设置形态、经费来源、书刊配置、流通办法等几个方面。
(1)组织力量:军政主导、图书馆界协助
由图书馆协会发起,联合政府、军队共建军营图书馆,是美国、西班牙等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举办模式。受此影响,20年代末期,中华图书馆协会曾发出与军队共同办理军营图书馆的倡议。抗战期间,方振武、彭志绪等也提出,由政府协助中华图书馆协会,组织全国战时图书馆服务委员会,全盘策划军营图书馆筹建、运营工作。然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图书馆协会能够成为军营图书馆建设与战时服务发起者,起到“立法机构”作用[14],与这些国家图书馆事业较为发达、专业化水平较高有直接的关系。相较之下,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起步晚,发展水平低,民国时期中华图书馆协会组织能力、社会影响力十分有限,难以独立发起和承担筹建军营图书馆的重任。因此,抗战期间,大多数有识之士,特别是图书馆界一直希望能够依托和协助国民政府组建军营图书馆,推动形成党政军牵头主导、图书馆界和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组织体系。
“九一八”事变后,童世纲曾设想由7或9位党政要员组成全国总部委员会,全权负责军营图书馆的筹划、监督、支配、核准等事务。委员会下设总馆,馆长由国立图书馆馆长兼任,总馆内设事务部、图书部及各小组,各部主任、组长以及助理由各大图书馆人员充当。总馆下设分馆,以师为单位,由各部遴选人员,与社会志愿者共同负责馆务及图书借阅等相关工作。1938年2月,国民政府成立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专管前线军民政治动员和宣传工作。自此之后,由军政部牵头组建军营图书馆,又成为国人的普遍看法。显然,将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图书馆界定位于辅助者与执行者的角色,是符合民国国情和图书馆发展现状的。
(2)设置形态:固定、流动相结合
鉴于抗战形势多变、前线军队流动频繁,部分国人主张军营图书馆采取固定与流动相结合的形式,灵活设置。在国人的设计中,固定军营图书馆建筑,要秉持“质料经济、搭拆简易、运输便利、使用适宜”的原则。这点与美国军营图书馆理念几乎一致。但是,美国“一战”期间在较短的时间就基本建筑完成了所有军营图书馆,这是近代中国所难以做到的。因此,童世纲、方振武等人皆认为大可不必效法美国[19,33],短时间内无法新建馆舍,可以充分利用现有建筑,包括各地的庙宇、祠堂、民房或公共文化机关,“不但可以节省有用的金钱,而且不致靡费无限的时光”[19]。同时,馆内设备力求简单,具备坚固、划一、轻便等条件即可(图二);内部装饰与布置,要井然有序,有家庭风味和轻松的氛围,通过广告化、艺术化的设计,使人注目,达到吸引之效。
此外,国人主张在兵舰、战俘营、阵地等地,设置流动图书馆、巡回文库或临时书站,以弥补固定图书馆机动性不足的问题。具体方法,一是将军用汽车改装,专供装书之用,定期将书车开入各处,供兵士阅览;二是由人力携带书袋,巡回至各地招揽读者,开展借阅工作。
(3)经费来源:政府与社会共筹
举办军营图书馆,首先要筹备经费。在当时民生艰难、财政吃紧的状况下,单纯依靠政府拨款或者向公众征募,都难以保证能够筹集到足够资财。因此,国人主张采取政府和社会共筹的方式,多渠道筹集经费,包括请求中央和地方政府拨款、接受私人捐助,以及争取中英、中美、中法庚款基金委员会补助等。
同时,对于经费的使用,国人也多有讨论,力求节约是共同认识。如坚持“以最少数的员工,服务最多的人群”的原则,控制人员总数;尽量少聘用固定馆员,多聘请军政人员或者志愿者兼职;置办图书,可先向社会广泛征募,如数量不足或书刊种类不全,再行购买匹配;购买时,可争取与出版界合作,获取最低折扣等。
(4)书刊配置:“以官兵文化开通的程度为标准”
在前线将士文化素养普遍不高,文盲仍占据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军营图书馆的书刊配置,要“以官兵文化开通的程度为标准”,重点收集通俗、实用书刊,另外书刊不宜厚重,简短最好。美国军营图书馆藏书种类繁杂,除军事类,还收藏法律、格致、农学、外文等书刊,国人则主张只配置能够直接补助抗战和军事需要的书刊,诸如哲学之类晦涩难懂的专业书籍则不予收录。此外,“关于战时教育和宣传的书,我们觉得是不好送上前线给士兵们看的”[20]。
从书刊种类来看,以军事学、文学、社会科学、应用科学为大宗,辅以语言学、字典、百科全书等工具书,涵盖抗战政论书刊、兴趣故事、小说、名人传记、报纸、兵要地理等,此外,抗战形势图、全国地图、敌人损失统计表等战时图表亦应在收藏范围之内。从效用而言,所收书刊各有直接的实际用途,如军事学、应用科学书刊以及各类抗战图表、报纸等可供给将士战略战术研究、技术培养;战史、兵要地理及名人传记,可以激发将士志气,坚定抗战必胜信心;文学、社会科学,尤其是小说、诗歌、历史等休闲读物可起到调剂将士枯寂生活、调和紧张精神的作用。
(5)流通办法:以简单、便利为准则
军营图书馆面向军人服务,读者群体固定,流通范围有限。基于这一特性,军营图书馆流通服务工作应尽量简单,以方便将士为基本原则。如开闭馆时间根据部队作息确定,错开日常训练时间;书刊分类编目尽量统一、简短,方便查询;阅览管理不要有太多规则约束,“做到阅览极端自由便利”;书刊借阅手续能省则省,借书人凭借徽章,可无需填写存单,只需馆员以书片记载徽章数码完成借还书(图九)。国人还主张,各个军营图书馆之间应当建立馆际书刊交流共享机制,定期更换书刊,实现藏书互通有无。
在民族危亡的催发下,抗战时期国人的“军营图书馆”筹建构想是对前线军队书刊缺乏的直接回应,是出于现实需要的思考,具有强烈的战时或战地服务色彩。正因为此,国人之构想更多是一种路径探索,在理论构建方面明显不足。但在抗战的特殊背景下这种探索仍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启发和推动了社会各界的战时图书服务,特别是“图书馆界关于军营图书馆的讨论,无疑为战时图书馆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参考,是对战时图书馆工作的有益探讨”[7];另一方面对和平时期军营图书馆建设也有明显的借鉴价值。不过,随着抗战结束,军队战时图书服务需求的弱化,国人对于“军营图书馆”的讨论逐渐归于沉寂。
2.2 建设军营图书馆的实践探索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随着对“军营图书馆”学理认知程度的提升,部分图书馆人从社会现实出发,率先提出了效仿举办的主张。民国初年,各地军阀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以及督军团干政、张勋复辟等事件的出现,导致社会各界对于军阀干政涉政、连年混战局面的强烈反感和不满。对此,杜定友直言不讳地指出,“我国之任军事政治者,只知‘权利‘位置,而不知‘教育‘学识,此乃我国数十年来纷扰之原因也”。而要改变这一现状,必须效法美国增设军营图书馆,“故欲改良军队,不可无军人教育,欲求军人教育之完备,不可不设随营图书馆”[15]。数年之后,杜定友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图书馆界的一致响应。1929年1月28日至2月1日,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在南京金陵大学召开。在本次会议上,天津南开大学图书馆以“提高军人之知识,即所以提高军人之人格”为由,提出“军营内应设立军人图书馆”一案(图十),拟定由中华图书馆协会“函请军事机关查照施行。一切组织及应用图书,可由各军长官得与协会商酌办理”[21],获大会决议通过。
与此同时,国内也有少数人开始在部分地区尝试设置军营图书馆。1924年,穆耀枢进入成都兴办图书馆事业,曾在四川第六混成旅内创设过军营图书馆。具體办法是“在其旅部设立图书馆总部,聘请图书馆专门人员主持工作,负责图书整理、人才训练”,然后将书刊轮流送到各团营连,供将士阅览,并组织军营图书队,培训图书管理人员,分派到各团营服务[22]。除图书馆人之外,部分军界人士同样意识到图书馆之于军队建设的重要性。是时,杨森就曾在军队内设立图书馆,设备精良,图书众多,“开四川军营图书馆之先声”[23];1929年,吉鸿昌率部进驻宁夏,期间曾捐资500元,购买大批社会科学和文艺书籍,成立一个流动性的军营图书馆[24];1930年12月,在田颂尧的倡导下,驻守潼川的国民革命军第29师设立了训育图书馆,为士兵提供阅读服务。“该馆系新建西式房屋,内部陈列图书甚为丰富,布置精雅极属美观”[25],“藏书有军事书籍和鲁迅、郭沫若部分著作”[26]。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政府、图书馆界积极征求书刊输送前线,为侵华日军提供服务,“日本图书馆协会,以东北事变以后在华驻军增加,在国内发起募集图书杂志,慰问在华驻军”[27]的行动。反观,中国则未有捐集图书之举,战地文化相对匮乏。在这种情况下,国人开始思考和寻找援助前线精神食粮,激励抗战将士的方式、方法。其间,有图书馆人再次提出了举办军营图书馆的倡议,“倡设随营图书馆成为图书馆界的一种呼吁”[7]。1933年6月,童世纲撰文号召图书馆人立即行动起来,“将我们的旗帜树置在书箱之上,将书箱搬运到铁血健儿的近旁,让他们在厮杀之余,能从书籍的怀抱里吸饮一点兴奋的酒浆”[19],并设计出了较为系统、详实的军营图书馆筹建方案(图六)。1936年12月,针对全国风起云涌的援绥浪潮,彭志绪指出,支援前线抗战,除物质犒劳、精神慰问之外,精神智慧的援助同样重要,认为可以借鉴美国经验,举办军营图书馆[28](图三)。
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文化机构被日寇损坏殆尽、交通运输不便,前线军队普遍出现了精神食粮供给不足,文化恐慌的现象,“不但士兵们得不到一点普通的读物,就是军官也很难得到一些书报杂志。他们时常把家信或朋友的信,当作刊物读,极盼望在这些书信里面,得到一些后方抗战工作的实况”[29]。更有甚者,很多将士“在过度文化饥渴之余,就只得暂且看看汉奸报纸,冀从这反面得到一些正确的消息”[30]。为了解决前线书刊严重缺失问题,从1938年初开始,在国内图书馆界的带动、引领下,社会各界更加强烈地呼吁在部队搭建精神食粮仓库,举办军营图书馆。
刘国钧指出,欧战后期,各国都仿照美国设立军营图书馆,取得了增进战斗力的良效。现在各国军队中都有图书馆供官兵阅读,而“在中国,尤其在战时,似乎很少”,建议业界同仁为前线将士提供书刊[31]。沈祖荣认为,虽然国民政府成立了战时图书供应所和战时文化服务处,但是力量还不够,提议“今后还要特别重视随营图书馆。其组织应该以军师旅等可以单独作战的建制单位为主,而系统管辖,应属于军事委员会政治部”[32]。此外,部分军界人士有感于精神食粮匮乏的痛苦,也呼吁尽快在各战区建立军营图书馆。方振武提出,美国战时图书馆在欧战中尽了相当的努力,获得了最后的胜利;西班牙图书馆界去年组织战时图书馆,同样取得了接济军队精神、推动抗战工作的成效,皆为中国提供了成功的先例,“希望全国热心文化事业的人士以及图书馆专家一致的联合起来,迅速的建立抗战期中的战时图书馆”[33],以服务于前线将士(图五)。
得益于图书馆界和部分军政人士的积极呼吁,筹建军营图书馆亦从此前图书馆业界共识逐渐被文教界所广泛接受和认同。1938年11月27日,在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年会上,中华图书馆协会以“前方将士对于文化食粮甚感需要,必须设法供给,以及战区或准战区内公书私藏失陷可惜,亟应设法运出”为理由,向大会提交了“请教育部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立专门机关办理军营图书馆及战区内公私藏书之安全事项案”(图十一),建议“由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所设之专门机关于各战区内办理随营图书馆”,“各战区内或准战区内公书私藏由军营图书馆会同地方教育机关负责帮助其迁移”[34],获得了大会一致性通过。
与此同时,军营图书馆研究及相关人才培养问题也得到了教育界和国民政府的重视,被纳入到特种学科教育范畴。1936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普查全国高校战时特种教育实施计划。7月,全国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在呈报计划时,在文科中增置了“随营图书馆”一项[35]。1939年6月,教育部决议颁发《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增设战时教程》,正式将随营图书馆,连同孙吴兵法、历史战争史料、民族运动确立为大学文科增设的战时特种教学与研究科目[36],在肯定它之于抗战价值的同时,无疑在推动中国军营图书馆学研究和教育上迈出了重要步伐。
在国人的积极倡导、推动和影响下,20世纪30年代以后,国民党政府开始在部队当中普遍设置中山室。中山室是军队中所设的一种文化教育机构,一般附设有图书室,其中拥有供士兵阅读的各种通俗读物[37]。全面抗战爆发后,为缓解前线将士精神食粮匮乏,国民政府加速在军队中推广中山室,要求连队以上必须设置。与此同时,部分军政人员也主动配合和响应政府号召,在所辖军队中增设中山室。如张自忠曾带头捐款5000元,购置进步书刊,在集团军总部设立中山室,供官兵们阅览,各师、团干部亦纷纷仿效,捐资成立[38]。实际上,作为“(开)展军中文化的基点,又是实施政治教育的重心”[39],中山室不仅为军人提供阅读服务,也是将士休闲、娱乐和学习的场所。因此,它发挥或承担了军营图书馆的部分功能,但与真正意义上的军营图书馆仍有不小差距。
有鉴于此,抗战期间,国内有识之士不断呼吁在中山室基础上,举办军营图书馆,但在国民党军队当中却鲜有设置。除了经费筹集困难、专业图书馆人才缺乏等缘故外,国民党坚持片面抗战路线,试图单纯依靠政府力量,为前线部队提供图书服务,没有充分联合中华图书馆协会、广泛发动图书馆人是更为关键的原因。在艰难、复杂的战时环境下,举办军营图书馆,特别是要在各个战区建立军营图书馆体系,必须要由国民政府牵头,统筹、协调各方力量。这是当时其他社会组织难以做到的,亦是时人力主军政主导筹建军营图书馆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国民党政府始终没有在全国广泛动员和吸纳图书馆人参与建设军营图书馆,更未曾资助过中华图书馆协会建立诸如美国的全国性战时图书服务机构。缺少图书馆界的普遍参与,没有在军队组建图书馆,很多书刊在被送往前线部队后,由于没有专业人员、机构对其进行分类、编目、保管和提供借阅服务,致使书刊管理较为混乱,并未得到有效流通和利用。
综观民国时期,虽然在国统区军队中出现了一些图书馆(室),客观上起到了改良军队陋习、提升军人素质、增进战斗力的作用,但是部队文化建设总体乏善可陈,大规模举办军营图书馆更是难有实质进展。究其原因,一方面国民政府对于图书馆事业多少“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可有可无的观念”[30],导致筹建军营图书馆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和社会氛围;另一方面“很多长官认为文化食粮的需要只限于官长,至于士兵的文化水准之提高他是没有顾忌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国民政府极力倡导的中山室,实际成效其实也非常有限,“各团体各部队里在师以下就很难看到有中山室及军民书报阅览室等的设备”[40]。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时期,在苏联红军图书馆理念和实践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軍队高度重视普通指战员的文化教育与阅读工作,在部队中按照简单便捷、灵活多样的原则,创建了各种类型的固定和流动图书馆,军队基层图书馆建设成就极为显著,很大程度满足了广大指战员的阅读需求(封面图、图一)。
3 民国时期军营图书馆的价值审视
在近代“救亡图存”的语境下,“军营图书馆”在其传入伊始,就承载和寄托着国人追寻“强军固国”的实用主义期待,这种期待贯穿于对军营图书馆的学理认知和本土化探索之中。围绕“强军固国”,西方“军营图书馆”在与中国国情结合的发展过程中,既彰显着其作为特殊图书馆的一般价值,也实现了价值的本土化拓展,呈现出诸多具体而独特的现实价值。
3.1 改良生活
由于部队特殊的生活环境和方式,军人以军营为家,军营生活状况的好坏对其影响甚大,“营内生活不好,则如家庭中毫无乐趣”[41]。民国时期,受制于国家发展水平,国民党军队的业余生活普遍较为枯燥,休闲消遣途径非常有限,加之很多军人文化素质低下、部队管理松散,致使酗酒、赌博、斗殴等时常出现,“在军营里,设备的粗陋,每使人感到凄楚,生活的枯寂,易诱人卷入歧途”[19]。
军营图书馆倡导休闲阅读,“藏书方面,大都注意在消遣和修养”[17],以有趣的通俗读物为主,对军人颇具吸引力。通过阅读消弭低级享乐,获得精神藉慰、心理满足,军营图书馆很好地起到了改良军队生活的作用(图十三),“使士兵于操作之余,得以温故知新,餐风宿雨之后,得以手握一卷,安其心身”[15]。同时,军人们在找到正当休闲途径后,自是不会因百无聊赖而破坏安宁,也有利于军营秩序的管理。
3.2 补助教育
满足将士们学习知识技能的需求,在寓教于乐中提升军人素质,是军营图书馆的基本功能和关键价值体现,也是改良军队的主要方式,在抗战前尤为国人所重视。作为军队内补助教育的基层机关和文化活动场所,军营图书馆承担着为普通将士智识启蒙、学术研究和技能培养等提供服务支撑的使命。
民国军人文盲居多,军队识字运动由此大兴。其间,军营图书馆的作用不言而喻,被当作是“启发文盲的工具”[19]。同时,军营图书馆藏的各种战争、战术、旗语、航空等专业书刊,能够“供给军官作各种学科研究的补助”[33];其他工艺、化学、建筑、运输、汽车、卫生等常识读物,“也可以为官兵解甲归田从事生产工作的技能上准备几点贡献”[19]。
3.3 熔铸精神
民国时期,军营图书馆在熔铸军队精神方面的作用,主要有三:一是从阅读上向将士“灌输中央意旨”、弘扬主义,坚定他们的政治信仰;二是辅助军队精神教育,涤除军人封建落后思想,提升其道德水平,“只有随营圕①的组织,纔能启发他们文盲的、简浅的心境;培植他们亲爱、精诚的精神”[19];三是通过向将士提供爱国、忠勇人物书刊,宣传和树立模范榜样,培养军人英雄主义品格,“灌输名将勇卒的事迹,促起效发之心”[28]。
抗战爆发后,军营图书馆熔铸军队精神、构筑精神国防的战时价值更加凸显,能够起到直接“补助抗战”的效果,尤其体现在振作前线将士精神、激进赴义热情、鼓励抗战意志、增强战斗力等方面。
3.4 传递信息
军营驻扎流动性大,且有时选址偏僻,特别是在战时,容易与外界失去联系,造成信息闭塞。这不仅使前线将士感受极大的精神苦痛,也会直接影响到战争走向,“我们战事的失利,与其说是军事的失败,无宁谓为情报网的不周密,不知道敌人的虚实,友军的行动,后方政治、经济、社会的情况,以及国际关系的变化”[42]。而军营图书馆以搜集和向将士传递报刊、地图、战时图表、敌对国情形等各类信息、情报为主要职责,能夠极大缓解基层部队信息匮乏问题,满足将士对于信息的需求。
作为军营内的小型信息中心和情报中转站,军营图书馆还具有直接辅助战争的功能。一方面可以为官长者提供决策服务,使其能“随时追求最新之军事学,采取最新之军械,探听最近之军事消息,而定军事计划”[15];另一方面,普通士兵在知悉前线战区情形、后方民气等信息后,必定会“增长奋斗的热血”和“因鼓励而奋往直前”[28],有助于提升军人士气。
4 结语
民国时期,国人对“军营图书馆”的学理认知与实践探索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20世纪20年代,在批判军阀肆意妄为、反思军阀问题根源、思考军队发展前途的过程中,国人逐渐意识到改良军队陋习、提高军人智识的重要性。“军营图书馆”理念的早期传入与初步实践,体现了国人对其提升教育、熔铸精神的价值期许。抗战爆发后,筹建军营图书馆被国人视作解决军队精神食粮匮乏、构筑精神国防的有效方式,促发了“军营图书馆”理念的广泛传播及其本土化路径探索。在军队素质偏低、军事力量羸弱的近代中国,对于“军营图书馆”认知与探索的艰难历程,契合了国人追寻“强军固国”理想的整体诉求,反映了部分有识之士,尤其是图书馆界强烈的国家主义意识和救亡图存的使命担当。
在“军营图书馆”理念不断传播的基础上,国人开始寻找和创新适合中国国情的军营图书馆发展模式与建设路径,在此过程中,对其学理的认知还却停留在相对浅显的层次,没有形成本土化的理论体系。与此同时,受到当时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的影响,民国军营图书馆建设虽有部分尝试性实践,但规模有限、成效不大。然而不可否认,这些认知、实践及其经验教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既为当前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军营图书馆学奠定了基础,也为推进部队文化建设,繁荣发展强军文化提供了历史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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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白义俊,男,云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