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惠

内容摘要：《桃花扇》是清代孔尚任所作的杰出传奇剧本，剧中弥漫着爱情、政治等多重悲剧意味。孔尚任将自己的人生理想倾注其中，通过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爱情悲剧表达了自己家国兴亡的悲叹与感伤，同时也借侯方域的角度表现了明朝末年人们普遍的幻灭思想。无论是剧本中的人还是物都透露出了一种幻灭的悲剧感。这种幻灭感与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相互融合，又通过生逢于其中的人们体现出来。本文试图通过对《桃花扇》中男女主人公之间爱情层面悲剧内涵的分析，来深层次挖掘其中爱情幻灭的独特审美体验与崇高的悲剧内涵。

关键词：孔尚任 《桃花扇》 爱情 幻灭 悲剧

《桃花扇》是一部凄凉的传奇，也是一部悲壮的史诗。孔尚任为剧本中的人物搭建了一个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南明末世舞台，这里上演了才子佳人的冶游艳遇，为之后生离死别的思念编织了一个慰己的梦境;也上演旧国昔年的笙歌靡丽，为"彼离蜀黍"的亡国之音添了一段欲抑先扬的苍凉。基里尔·瓦西列夫说：“爱情的悲剧是情感冲突和社会冲突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一个人的高尚追求同反对这种追求的外部力量、某种重大的客观障碍之间深刻冲突的一种特殊形式。”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在社会动荡的时代，想要执手一份你侬我侬的爱情已然变成了奢望。飘摇的政治背景之下，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置身事外，要么上场杀敌，要么颠沛流离，居无定所，亦或修道避世。大时代背景之下个人爱情的悲欢离合与整个国家的兴亡感慨构成了这部剧哀婉伤感的感情基调。孔尚任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崇高而美好的爱情在动荡乱世下的幻灭产生了强烈的美感。

一.崇高爱情

崇高是指审美对象具有非凡有力的、雄浑伟大的审美特性，使人在观照审美对象时崇敬奋发，心驰神往，体会到一种激动不已而又惊心动魄的愉悦。《桃花扇》的经典之处在于作者不是单纯的讲述某一个个体的悲哀，以往的作品归结于个人性格的悲剧，归结于社会现实的悲剧，而孔尚任在乱世之中跳脱出来，看到了历史的必然性。他给予了剧中每个人一种不可改变的宿命感，甚或最后侯李两人的选择，不是最终下山成为清朝的子民，从此幸福快乐的生活，而是选择留在山上，清心净欲。这种宿命感让人很难感同身受的去体会当时人的心境，而这部戏剧的伟大之处恰如它将男女的爱恨别离与王朝的兴衰更替贴合的如此紧密。男女主之间宿命般的爱情悲剧正如南明王朝宿命般的灭亡一样，虽常处于危难之中但却满怀希望，正如两人新婚燕尔，无钱却可享乐，之后的政治斗争将他们拆散，同时也将南明朝廷拆散，到最后南明王朝的覆灭，他们的相逢也再难回到从前，这是一种宿命般的无力感。

爱情与政治自古以来就是常谈常新的话题，虽然侯方域与李香君两人感情深厚，但却坚决不趋炎附势。当李香君得知侯方域送自己的妆奁是阮大铖资助的，她决然却奁，以一句“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于何等也？”斥醒侯方域，使阮大铖的卑劣用心落空。他们二人的爱情是短暂而又坚贞不渝的，侯方域的爱国情与李香君的贞洁情紧密相连。在国难当头之际，一个为了明哲保身，一个为了维护国家而断然的拒绝了爱情的垂青。

当两人在读重逢于南京栖霞山的白云庵时，本以为就此相依相守，但张道士的一句“两个痴虫，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便是这点花月情根，割它不断么？”扇毁人散，微弱的爱情光芒被浮沉的时局所掩埋，历尽千辛万苦换不回前缘再续。爱情与政治密不可分，民族危亡是每个平民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孔尚任将一种“虽死不悔”的坚定的民族大义与忠贞的爱情紧密的结合在了一起。

魯迅先生曾经说过所谓悲剧就是把最美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正如《桃花扇》中所言，“哀，莫大于心死。若已心死，则肉身就无需抛却。”只有各自出家，方见得“空”，才知晓“幻”，生死阴阳两隔并不是真正的悲，都活于人世间却无法相依相伴，两人身在咫尺却心隔天涯，这才是真正的悲。纯洁而又美好真挚的爱情在乱世之下注定难以得到保全，毁灭是历史的必然走向，而在这背后是无数个双向奔赴的尝试。

二.浮沉乱世

《桃花扇》是一部非常接近历史真实的历史剧，主要以明朝末年的史实为基础。复社文人的斗争、朝中权臣互相倾轧、藩镇武将的纠纷，这些如同压死明王朝的稻草。自1644年李自成进京，思宗缢于煤山，清兵随后入关，北方国土陷入混乱之中。这时在南京的凤阳总督马士英和魏阉余党阮大铖等不顾兵部尚书史可法的反对拥立昏聩淫佚的福王朱由嵩为帝，南明王朝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南明王朝国君大臣或奢侈淫佚，或专权跋扈，或刚愎自用，仅仅一年的工夫，清兵就渡河南下，除史可法、黄得功为了抗敌而英勇献身，保全民族气节之外，其他许多文武官员都望风而降，福王被俘虏，南明王朝随即土崩瓦解。在这样复杂而动乱的社会政治背景下，侯、李的爱情悲剧似乎在一开始就早已埋下了伏笔。

恩格斯曾经说过悲剧是指“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而在《桃花扇》中，这个悲剧性的冲突是指形成两人爱情悲剧的外部环境，爱情主体双方无法抗拒的外部阻力终究造成了悲剧结局。孔尚任在《桃花扇》中说这部剧旨在“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所谓“离合之情”，指的是男女主人公侯方域、李香君在动荡政局中发生的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所谓“兴亡之感”，指的是南明弘光政权的覆灭给人带来的伤感、忧思以及对家国兴亡的深深凭吊。侯、李二人爱情的离合悲欢形象的反映了当时南明王朝由成立到覆灭的全过程，并总结了其中的历史教训，抒发了家国情怀和历史之思。

他们的爱情与南明王朝之间早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婚姻是一场政治阴谋，是阮圆海希望通过撮合他们从何利用侯生在文人界的声望为其“正名”；而在南明鼎盛时期他们各自受着奸臣迫害，正如香君所言，“奴家进宫，侯郎入狱，两不相见；奴家离宫，侯郎出狱，又不相见”（《逃难》）。在最后正应“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那般，他们的爱情是南明的遗物，当南明走向终结时，他们的爱情也该走向幻灭。或许那道馆外长此言不差，“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或许作者著书本意更多在于“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但相比之下《桃花扇》中侯、李两人的悲欢离合更为让人嗟叹。

高洁的品性、忠贞的爱情、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品格终究还是被浮沉的乱世裹挟。阮大铖不满于侯方域和李香君的却奁行为，不失时机地陷害侯方域，奸人让两人就此被迫分开来。伴随着南明王朝的成立，阮大铖的政治势力迅速增加，与侯李形成了鲜明的对峙。他胁迫李香君与新曹抚田仰结婚，鲜血染红了两人的定情纸扇，李香君以头撞地誓死保护自己的贞洁。权臣威逼让爱的双方都很难守得住爱。此后，李香君一方面托苏昆生送扇去拜访侯方域，而此时的侯方域正在被劫狱；另一方面侯方域回到翠楼找李香君，而这时的李香君却早已被逼入宫，两人见面已是遥遥无期。百姓如同浮萍一样无依无靠，时局动荡不安，民生多艰，聚散难依让两人只能向现实低头。在经历了人世沉浮与世事沧桑之后，情投意合的两人终于再次相遇，本道是苦尽甘来，没曾想是昙花一现，孔尚任借张道士惊天一吼而让两人最终相见相识而不闻。

“中国人的悲剧感，是由历史的兴亡和世事的无常中表露出来，中国悲剧的感人力量，是在能揭开生命与世事虚幻无实的实相，并由此激起的大悲与深情。”正如韦政通所言，孔尚任信奉儒家的政治理想，他把个人的情感得失置于历史兴亡的广阔背景之中，展开了政治理想破灭、爱情理想破灭、人生理想幻灭的情节设置和情感处理，层层直击人的心灵深处。将爱情与政治交织的写法早已有之，但较之大多数戏曲多选取神话题材不同的是，《桃花扇》是一部写实的历史剧。正如《凡例》所言，“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虞之比。”这也是《桃花扇》一大艺术风格，并再现南明王朝灭亡的历程，并给出较为深入的阐释。然而拥兵十万，占尽富庶田地城池亦挡不住南明灭亡的悲剧，让人无法不嗟叹这弄人的命运。《桃花扇》里的南明幻灭的悲剧主要是因奸臣的侍宠揽权、弘光帝的荒淫误国，武臣的内斗取宠。正如南明忠臣史可法所言，“不料信用奸党，杀害正人，日日卖官鬻爵，演舞教歌，一代中兴之君，行的总是亡国之政”（《草檄》）。

三.悲剧结局

《桃花扇》的两条线索政治和爱情中，作者似项庄舞剑，其意在沛公矣，政治一线为核心，是以爱情故事作引带出纷繁政治事件，写出了南明兴亡全过程。侯李的爱情是基于两情相悦下的双向奔赴，超越了道德伦理的界限和自身欲望得失，是一种纯洁而忠贞的爱情。侯李在明末动荡社会中走到一起，因肩负政治使命而又双双分离，政治斗争为爱情提供动力和存在空间，国破后二人的政治使命不再，在剧本中使命也完成了，如此结尾发挥余热，加重明亡之悲。

这种美好的爱情与民族的生死存亡息息相关，最后却因种种外力的影响而最终毁灭。民族的大义和忠贞的爱情是扇上的血面桃花，纠缠出幻灭的悲剧命运。爱情的破碎最后带来内心深处的喟叹与惋惜，展现出侯、李爱情悲剧的一种独特魅力。这种相知相爱却不能相守相依的结局，打破了才子佳人大团圆式的中国传统戏剧结尾模式，引发了观众的怜悯，唤起了观众的同情心，这种爱情悲剧达到了心灵净化的效果。

而男女主角所处的社会地位和个人性格的不同，也必然为他们的悲剧埋下祸根。女主虽是才貌兼具，无奈出身烟花之地，即使自己有着一身傲骨反抗强权，都终究无济于事。男主角虽是才子，却胆小懦弱，又为软玉温香所牵绊，尚不及香君身为女子的不屈，也就注定他们会在国破家亡之际放弃个人幸福走向“道”路。他们的爱情悲劇虽然掺杂着许多外部因素，但主观因素同样存在。

《桃花扇》是少数能将悲剧精神贯彻到底的作品，作者没有为这些不幸的人物寻找出路，他以悲剧结局更加清晰和残忍地向人们展示了这种分裂，并且是永远无法弥合的分裂。清代沈默为此剧作跋语讲到：“《桃花扇》一书，全由国家兴亡大处感概结想而成，非为儿女细事作也。大凡传奇皆主意于风月而起波于军兵离乱，唯《桃花扇》乃先痛恨于山河变迁，而借波折于侯李，读者不可错会，以致目迷之于宾中之宾，主中之主。”客随主便，加深了悲剧意蕴。这种悲剧意蕴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兴亡之感，它是一种个体在遭遇磨难与挫折时，根据自己的主体性抉择而产生的一种悲壮的美学情结。站在这个时间点上来说，两个人历经艰难险阻，眼看就要重逢，最后还是以一个悲惨的结果收场，并非是两个人的感情不够可贵，而是在整个江山沦陷，君王与父亲分离的大环境中，感情的可贵已经变得无足轻重，这不但是两个人的感情的悲哀，更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悲哀。

《桃花扇》给人的巨大冲击力在于，它不是简单的才子佳人式的爱情故事，它所表达的是一种国破家亡，无力回天的绝望和幻灭感。在《桃花扇》中政治成就了爱情，又结果了爱情，这不仅仅只是才子佳人的悲哀，一家与一人的悲哀，而是目力所及整个大明天下不论贵贱所有子民的悲哀，孔尚任并没有给这部剧一个传统的大团圆式的结局，而是借里面张道士的一段话痛斥这种无奈。「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家国君父都没有了，儿女情长在江山倾覆之下显得微不足道。正如李后主诗词里的“梦里不知身是客”，《桃花扇》像一场梦，美好的开始，无言的结局，生逢乱世，爱情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相遇相守，更多的是飘零辗转终难再遇，而才子们也不再只是吟风弄月附庸风雅，更多的是末世文人的悲愤与无奈。

《桃花扇》的结局，不仅是个人爱情为民族大义殉葬，而且是飘摇时代对人生和事业葬送之后的凄凉感受，还表现出国破家亡现实无奈的痛苦，和《红楼梦》的结局有着异曲同工的可比性。一个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一个是“回头皆幻景，对面是何人”。二者皆是由色悟空，两书作者都慨叹自己无才补天，乾坤难扭，渗入了一种透入骨髓的绝望。贾宝玉的出家，是因为他对一切都充满着绝望，昔日的繁华风流到头来终如过眼云烟，人的一生转瞬成空。《桃花扇》也同样如此，当家国毁灭，文人绅士的信仰轰然倒塌，与其如行尸走肉般生活，不如就此遁入空门，了却残生。《桃花扇》的结局，同样是看到了人类自身的悲剧，浮华过后一切终成幻影。不能简单的以爱情的悲剧来看待《桃花扇》，也不能武断的以家国的悲剧来看待《桃花扇》。《桃花扇》的结局是深邃而意味深长的，是一种经历毁灭后深深的绝望。李香君和侯方域，在经历这场人间改朝换代的大难后，心死情绝，有情人终不能成眷属，近在咫尺却无法相爱。看透了人生的无常和红尘的喜怒哀乐，才毅然决定出家，这才是《桃花扇》真正的悲剧。

历史车轮下的血如故，而人只是必然的牺牲品，战火纷飞的岁月，爱情的萌芽常是被战马的铁蹄踏成齑粉。中国的民族传统向来是极为崇尚真善美的，故事总是以光明的大团圆作为结尾。《牡丹亭》中杜丽娘的死而复生，二人终奉旨成婚，《琵琶记》中牛丞相成为了通情达理的贤相，并为蔡家请得旌表，冲淡了戏剧的悲剧氛围。这种大团圆式的结局是非常理想而又美好的，《长生殿》和《牡丹亭》都是借助超越自然的力量来对现实的遗憾进行情感补偿。而《桃花扇》叙述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故事，家国与爱情的悲剧，以至于两人双双坠入空门作为终结，一句“大道才知是，浓情悔认真。回头皆幻境，对面是何人”，读之令人唏嘘。《桃花扇》是一对有情之人的泣血高歌，是美好爱情的转瞬即逝。“借男女离合之事，写世事兴亡之感”，蕴含着彻底的悲剧意味，孔尚任既写人情，也写世事；既有儒家的家国之思，也有对人世宗教式的看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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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长沙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