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晓玥

内容摘要：本文从历史与社会的角度分析了巴赫曼对战后奥地利社会的四类社会群体（杀人犯、反思者、受害者和女性群体）不同生存状况的刻画。并由此揭露出，只有彻底铲除奥地利社会仍旧猖獗的法西斯思想以及传统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传统，奥地利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才能迎来新生，“杀人犯”的罪行才能得到清算，奥地利社会才能迎来真正的新时代。

关键词：巴赫曼 《在杀人犯与疯子之中》 历史与社会角度 四类社会群体

奥地利女作家英格博格·巴赫曼被誉为战后德语文坛的杰出代表之一，她先后斩获不莱梅文学奖（1957），毕希纳奖（1964）等多项文学大奖。其代表作品有诗歌集《大熊星的召唤》和《被缓刑的日子》，长篇小说《马利纳》以及小说集《三十岁》等，巴赫曼以其敏锐的观察，深刻的思考和犀利的笔触揭露并批判了二战以后奥地利社会逃避战争罪责并试图掩盖战争历史的病态状况。同时，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巴赫曼也一直关注着女性在传统父权社会压迫下的生存困境。在《同声》和《三条通往湖滨的路》等作品中巴赫曼都对女性的生存困境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同时对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进行了犀利的揭露。

《在杀人犯与疯子之中》是英格博格·巴赫曼于1961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在杀人犯与疯子中》主要由三幕场景组成即杀人犯们在酒桌上对战争的怀念、反思者们在厕所中对谈以及陌生人在酒局中的独白与死亡。通过《在杀人犯与疯子之中》巴赫曼描写了二战后奥地利社会中不同社会群体的生存状况，并由此揭露了当时奥地利社会不正视二战历史并且逃避战争罪责的病态状态。同时，巴赫曼也通过叙述者“我”的叙述，从侧面描写了当时奥地利社会中的女性群体饱受传统父权社会压迫与边缘化的生存困境。本文将结合文本从历史与社会的角度对巴赫曼在《在杀人犯与疯子中》的群体刻画进行分析。

巴赫曼在《在杀人犯与疯子中》总共刻画了四类群体。第一类群体是以哈德勒、胡特为首的“杀人犯”及其帮凶。他们作为前纳粹成员在战争中直接或间接地对无辜者进行施暴，然而战争结束后他们不仅没有接受审判反而成为了掌管奥地利社会的精英阶层。前纳粹成员们掌控着奥地利社会的主流话语权，他们试图模糊战争历史并借机逃避战争罪责的行为再次对战争中的受害者们造成了伤害。第二类群体则是以“我”和马勒医生为代表的反思者，他们对战争有所反思，同时希望奥地利社会能够承担起战争罪责。但是，因为他们并没有掌握当时奥地利社会的主流话语权，并且或多或少需要仰仗社会中的精英群体的帮助以维持正常的生活，所以他们希望奥地利社会正视战争历史以及主动承担战争罪责的诉求是一直被压抑着的。第三类群体则是战争中的受害者，他们在战争年代深受迫害，然而战后病态的奥地利社会不仅没有给予他们相应的尊重与赔偿，反而为了抹除其战争罪责剥夺了受害者们的话语权并将他们边缘化。受害者们为了生存甚至不得不与残害自己的仇人握手言和。第四类女性群体则自始至终饱受传统父权社会的压迫并始终被父权社会边缘化。所谓的奥地利的“新纪元”中生活着的却是从未赎罪的杀人犯及其帮凶与仍旧没有得到救赎的受害者们。

一.从未悔改的杀人犯及其帮凶

奥地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既是纳粹德国的受害者，也曾作为法西斯阵营的成员支持并参与了纳粹德国对无辜的犹太人群体的迫害与残杀。然而1943年的《莫斯科宣言》却将奥地利在国际社会中定义为了“希特勒德国的第一个受害者”，这导致当时的奥地利主流社会以纳粹德国的受害者自居并以此来逃避本应承担的战争罪责。[1]其结果是，奥地利社会的纳粹势力没有被彻底清算，纳粹思想也没有被彻底扼杀，在当时奥地利社会所谓的精英阶层的纵容下，纳粹思想甚至有了死灰复燃的迹象。众多在二战中为法西斯势力效力过的人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成为了奥地利社会的上流人物，他们掌控着奥地利社会的话语权，并且试图模糊战争历史和逃避战争罪责。最终这种行为也对二战中的受害者们在“新纪元”进行了二次“谋杀”。

巴赫曼在《在杀人犯和疯子中》中通过语言描写、外貌描写及其战争前后的行为对比等写作技巧和情节安排揭露了这一群体虚伪丑恶的真面目。以哈德勒和胡特为例，他们作为前纳粹军官并没有为其战争罪责付出代价，反而在战后成为了受人尊敬的电台的部门主管和投资人。因此他们并没有为自己曾经是法西斯势力的爪牙而忏悔，反而仍旧沉浸在暴力与战争的幻梦中无法自拔。他们在酒桌上回忆战争岁月，他们不曾为自己在战争中的罪行感到羞耻，而是将其当作可以在酒桌上炫耀的谈资。当有人对他们企图模糊战争历史的行为提出质疑与反对时，他们便会以诡辩或恫吓的方式为战争辩护。哈德勒将战争称为不想错过的“经验”；胡特则在面对弗里德尔的质疑时大声地回应道：“对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不能说，只有通过战争、战斗和压力才能有文化？......经验——我指的是文化，这是怎么回事？”[2]这些奥地利的精英阶层将战争诡辩为文化、经验的来源，妄图以此来抵消战争带来的死亡与伤害，将战争中性化。同时，他们凭借其地位与势力恫吓反思者不敢再在公开场合质疑他们的观点，因此，对历史和战争扭曲错误的观念成为了社会的主流观点，要求社会进行反思的观点反而成为了异类。在他们衣冠楚楚的伪装背后是一个个对战争毫无悔意的杀人犯的丑恶灵魂，他们的真面目被巴赫曼安排的流浪画家一一揭露，胡特的画像类似囚犯巴拉巴，哈德勒则被画成了“看上去像个满怀恶意的死人，或者像演员有时化妆成梅菲斯特或伊阿古时戴的面具。”[2]（P124）但是，他们在看到自己的画像时并没有抵触和批评流浪画家的画作，而是欣然接受其画作。这也从侧面表现了在当时的病态的奥地利社会中，这些前纳粹成员欣然接受自己曾是纳粹帮凶的身份并明目张胆地为战争进行辩护。

这些前纳粹成员在战争中和战争后的行为是有明显反差的。例如，在战争中敢于在俄罗斯偷猪的贝尔托尼，在战后甚至连编辑部的一支铅笔都不敢拿走。但是，这种反差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战争中被放大的恶在战后得到了清算与纠正，也不意味着他们为自己在战争中的所作所為而愧疚。他们仅仅是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秩序，压抑了自己心中被放大的恶，伪装成正人君子的模样。所以，他们会为战争辩护，甚至会在酒桌上表达对战争时代的怀念，他们在战争中被扭曲的人格并没有在“新纪元”得到修正。被这样一群毫无悔意的战犯把控着的奥地利社会，理所当然会压制奥地利社会中有识之士们要求奥地利正视战争历史，敦促其承担战争罪责的诉求，也会将二战中的受害者们边缘化进而剥夺其话语权。二战中的杀人犯及其帮凶们在二战后的奥地利社会仍然是杀人犯，对他们而言所谓的“新纪元”不过是披上和平文明外衣的新“猎场”。

二.始终被动的反思者

以叙述者“我”和弗里德尔为代表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在战争末期被强制征召入伍，战争结束后，他们希望奥地利社会能够正视其战争历史并且勇于承担战争罪责。但是，因为“我”和弗里德尔都只是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在生活和事业上仍然需要依靠社会精英阶层的提拔与赏识。所以无论是在战争中还是战争后他们都是被动的，他们的话语权也是始终被压制的。弗里德尔对哈德勒的发言表示不满时，也只敢像个执拗的中学生一样，低声反驳。然而，连这样极度克制甚至于怯懦的反驳也招致了胡勒等人的驳斥。因此，当杀人犯们在酒桌上对其战争经历侃侃而谈时，“我”与弗里德尔却只能在卫生间对这种病态的社会现状进行讨论和批判。需要注意的是，“我”与弗里德尔的话语空间发生了变化，由敞亮的酒桌变成了偏僻的厕所。这种变化也隐喻了当时奥地利社会的怪相，当时奥地利社会中没有被彻底扼杀的纳粹思想在这些奥地利当权者们的纵容下再次死灰复燃的危险局面，杀人犯及其帮凶可以公开谈论甚至怀念战争而反思者要求奥地利社会正视战争历史、勇于承担战争罪责的合理诉求却为主流社会所不容。反思者们只能私下里表达对受害者们的同情与支持，抨击杀人犯们不思悔改甚至以战争经历为荣的无耻行径。令人感到可悲的是，生活与社会压力并没有给反思者们离开酒局的勇气，他们只能在抱怨之后继续佯装合群地回归酒局，他们憎恨杀人犯们的麻木也唾弃自己的软弱，就像叙述者“我”所说的：“我想，我们撞开包间门的时候，我们在取笑什么呢，也许是取笑我们自己吧。”[2]（P136）

除此之外，当时奥地利社會的反思者中还有像医生马勒这样亲历过战争的“老人”。他们被迫参与战争并无法主动从战争中抽身，被迫卷入战争的马勒甚至两度试图以自杀的方式从战争的残酷中解脱。然而，马勒在酒局中面对哈德勒之流的发言始终保持着缄默，他不会附和也不会公开对其言论表示反对。马勒似乎习惯了在病态的社会中保持沉默，他会私下为二战中的受害者们提供帮助，但是却不会公开抨击这种怪相。惨烈的战争与战争中纳粹的疯狂行径，仍旧给马勒这样的“老人”留下了创伤，他们将与自己一样的反思者们视为战后奥地利社会的“犹太人”——如果不够谨慎小心就可能会受到迫害。沉默是他们保护自己不受前纳粹伤害的方式，也是他们对奥地利社会怪相的反抗。马勒也拒绝了流浪画家为其画像，因此画家没有再为“我”、弗里德尔以及马勒进行画像。所以反思者并没有和杀人犯一样生动的外貌描写，导致反思者的形象在读者脑海中不想杀人犯一样具体详实。巴赫曼在这个细节上巧妙的安排，也是为了从侧面表现出，战后奥地利社会中的反思者被当时的奥地利社会有意轻视，无论战时还是战后他们都始终处于被动地位。

然而巴赫曼仍旧在这篇文章中留下了变化的希望。叙述者“我”为陌生人的死亡所触动；一直沉默的马勒在陌生人冲向隔壁包厢时主动打开了门，想要挽救陌生人。受害者们在奥地利社会的悲惨遭遇最终会使得沉默的“反思者”们进一步觉醒并勇敢的为受害者发声并且公开地要求奥地利社会正视奥地利的战争历史、主动承担战争罪责。就像英格博格·巴赫曼这些奥地利进步作家一直做的那样。尽管在当前的“新纪元”中一切并没有发生改变，但是反思者们良知与勇气终将为“新纪元”带来变革。

三.未曾被救赎的受害者

在《杀人犯与疯子中》中战争的受害者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荷尔茨为代表的在二战中深受迫害纳粹的犹太人，另一类则是以陌生人为代表的被迫参战、被战争践踏了灵魂，逐渐走向疯癫的普通人。以荷尔茨为代表的犹太人们并没有出现在这场酒局中，他们的遭遇基本都通过“我”与弗里德尔的对话再现出来。巴赫曼通过由旁观者对犹太人受害者们的生存状态进行描述和评论的方式，更为深刻形象地刻画出了荷尔茨等这些战争受害者在战后奥地利社会中生存状况的悲苦。他们对杀人犯及其帮凶的愤懑与怨恨只能发泄到已经死亡的纳粹成员身上，但面对活着的并且掌握奥地利主流话语权的杀人犯及其帮凶，他们只能被迫选择与其握手言和。反思者对受害者的这类行为感到悲伤甚至会产生怒其不争的愤怒，实质上也是为自己迫于生计无法公开地为受害者鸣不平的自责。就像弗里德尔所说：“那些受害者、那许许多多的受害者都无法指明出路！而对于杀人犯来说，时代已经不同了。受害者还是受害者，就是这样。”[2]（P134）在战后的奥地利社会，这些昔日的杀人犯再一次向二战中的受害者们挥舞屠刀谋杀受害者们的话语权、存在感以及精神上的自我认同。

陌生人则代表战争中的第二类受害者，他出现在杀人犯们对战争侃侃而谈，反思者们在厕所抨击杀人犯同情受害者后的第三场对话中。但是与其说是谈话，不如说是陌生人的独白。因为残酷的战争已经彻底毁灭了他的理智并剥夺了他重新融入社会的能力。他只是像要完成一项使命一样疯疯癫癫地讲述完自己的经历，他没有期待任何人的回应也不会回应任何人。他反复将自己称为“杀手”，实际上他并没有杀害任何一个人。在当时病态的奥地利社会中，疯癫的受害者宣称自己是“杀手”，而真正的杀人犯却试图消除自己的罪行将战争合理化，这种怪诞讽刺的对比正是巴赫曼对战后奥地利社会的真实写照。最终，陌生人听到隔壁包厢的退役军人们唱战歌的声音，冲向隔壁包厢，最后被退役军人们活生生的打死。巴赫曼借此隐喻，像陌生人这样想要回溯战争真相的受害者们最终会被当时的奥地利主流社会彻底扼杀话语权甚至惨遭杀害。陌生人从出场到以死亡离场，也可以被看作是战争受害者们在扭曲的奥地利社会中，无法疗愈战争带给他们的压力和伤害，最后只能选择以死亡的方式来让自己脱离战争的梦魇。就像陌生人最后在冲进隔壁包间前所说的“时间就像停在了那一天一样。”[2]（P141）受害者们的时间永远停在了他们被战争摧毁的瞬间，战后扭曲的社会只会将他们再次溺毙于法西斯的阴影中，死亡似乎成为了他们注定的命运和唯一从战争的阴霾中解脱的方式。在战后的奥地利社会，就好像二战还在持续的时期，仍然有受害者不断地被法西斯分子所杀害。奥地利社会并没有迎来“新的时代”，压迫与杀害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进行着。

通过巴赫曼对这三类人群的刻画，杀人犯的形象是最为立体的，读者可以通过巴赫曼对其的外貌描写、语言描写和经历介绍在脑中勾画出一个具体的杀人犯形象；反思者们则因为缺少外貌描写，所以其形象较之杀人犯更加模糊。而受害者群体要么没有出场，要么像陌生人一样没有姓名，其形象是非常模糊的。这也暗示了三类社会群体在奥地利社会中存在感的差异。战后的奥地利社会除去没有交火和纳粹军队，似乎与战争中毫无差别，杀人者仍然在屠戮受害者，受害者仍旧在不断的牺牲，大部分察觉到社会异样与错误的人依然被迫保持着沉默。

巴赫曼在《在杀人犯与疯子中》中除了刻画前三类群体，还刻画了第四类群体——被压迫的女性群体。作者通过叙述者“我”，这个本应代表社会进步力量的青年知识分子对女性群体轻蔑的描述，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的奥地利父权社会对女性的轻视和压迫。巴赫曼并没有像刻画前三类群体那样，通过描写个体的遭遇来影射整个社会群体的不幸与迷茫，而是直接刻画了整个女性群体在当时的奥地利传统父权社会下遭受的压迫与不幸，这样的描写方式使得她们的形象较之战争受害者更加模糊。由此表现了当时女性群体被整个父权社会模糊化、边缘化的处境，女性失去了个性与个体的经历她们仅仅作为男性群体的附庸游离于父权社会的边缘。

四.始终被压迫的女性群体

在《在杀人犯和疯子中》女性群体是和二战中的受害者群体一样被边缘化、被奥地利社会剥夺话语权的群体。当她们的丈夫们前往酒馆开怀畅饮、谈天說地的时候，她们只能被困在名为“家庭”的牢笼中难以脱身。然而在小说中，女性的悲惨遭遇似乎并没有受到任何一个社会群体的关注和同情，因为女性的权力与话语权并非被某一类特定的社会群体剥夺和压制，而是被整个父权社会所剥夺与压制。“他们早已忘记了职业和家庭，没有人愿意去想，女人们此刻正在家里铺床，准备就寝，因为她们不知道该如何打发这漫漫长夜。”[2]（P121）男性将他们的妻子、家庭看作是和职业等同的，想要忘记和不愿意去想的东西，而女性则被困于家庭与黑夜中，只能“陷入幻想中，沉浸在欺骗的狂野念头里，直到最后带着极大的怨气入睡”[2]（P121），父权社会通过对女性话语权的剥夺和存在感的边缘化、剥夺女性的自由，对她们的精神进行压迫的同时，剥夺她们对自身价值感的认同。女性的呐喊没有人会听到，听到了也没人理睬。所以大部分女性对她们丈夫以及整个父权社会的报复只能在睡梦中实现。而她们的丈夫并非不知道他们妻子的怨气和不满，他们清楚却不在乎，就像叙述者“我”所说的：“女人的诅咒和她们的眼泪完全触及不到我们”[2]（P121）男性将女性视作与小猫，小狗同类的私人宠物，他们秉持着父权社会赋予给他们的傲慢——女性即使不满，也不会对男性进行反抗，即使反抗，也不会给男性造成伤害与困扰。

对于女性来说，整个父权社会都是谋杀她们自由与个性的“杀人犯”。男性将家庭视为“监狱”，并且将他们的妻子视为希望已经在卧室里睡着的“疯子”。“杀人犯”与“疯子”这样扭曲的关系，形象地表明了在当时奥地利病态的父权社会统治下，两性关系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异化，男性与女性不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这样的不平等关系。

巴赫曼通过描写叙述者“我”对女性群体的态度由小见大地刻画出当时的整个奥地利父权社会对女性的轻蔑和压迫。身为反思者的“我”在对待当时病态的奥地利社会对战争历史的扭曲和对战争中的受害者们的二次迫害时，显示出了能为“新纪元”带来变革的良知与勇气。但是这样一个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当他作为父权社会的既得利益者时，却从字里行间表现出对女性的不屑，将女性在深夜的挣扎与孤独视为常事，不难想象其他社会群体对女性的不屑与压迫只会更加露骨。面对战后奥地利社会对战争受害者话语权的剥夺，年轻的知识分子们感到愤怒和不甘，他们的不甘和愤怒是被巴赫曼赋予厚望的奥地利社会的希望，因为他们终将成为奥地利社会的中坚力量，取代哈德勒等前纳粹成员。但是，这样的进步力量却也漠视女性遭遇甚至将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剥削视为正常现象。因此，女性在奥地利社会的话语权被更加彻底地剥夺并且这种剥削现象将会更加顽固和持续地存在。

巴赫曼通过《在杀人犯与疯子中》深刻地刻画了不同的社会群体在当时病态的奥地利社会中的遭遇与生存困境。身为社会弱势群体的战争受害者和女性群体被当时的奥地利主流社会持续边缘化，奥地利社会中所谓的精英群体谋杀他们的话语权和存在感以营造有利于个人利益的社会大环境。而身为反思者的“我”一方面想要为战争受害者鸣不平，一方面却遵循奥地利社会父权社会的传统，对女性群体进行着无意识地轻蔑与压迫。胡特等人身为奥地利精英阶层的前纳粹成员从未想过承担自己的战争罪责和正视战争历史，他们只是在“新纪元”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对战争受害者进行迫害。由此巴赫曼通过《在杀人犯与分子中》揭露了战后的奥地利社会只是一个受害者和被压迫者仍然不幸、无法得到拯救，杀人犯仍旧不用付出任何代价、不用赎罪的病态社会。所谓的“新纪元”不过是旧时代的遗民们所演绎的悲剧的另一种形式。如果不彻底铲除奥地利社会中死灰复燃的法西斯思想与传统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传统，奥地利社会将永远不会迎来彻底的“新纪元”。这无疑为当今世界维护二战成果，维护公平正义带来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刘文杰.巴赫曼作品中对战争的反思[J].外语教学，2007，28（04）：74-75.

[2]（奥）英格博格·巴赫曼著；韩瑞祥 选编.《巴赫曼作品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20-142

（作者单位：大连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