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辉,牛 洁,邓 君,徐乐昌

(1.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北京 101149;2.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北京 100088)

铀矿冶是原子能工业的基础,尽管铀矿冶过程产生的大多是低放射性废弃物,但是由于废物产生量大、分布广、迁移影响规律复杂、更容易与人居环境发生直接影响,铀矿采冶加工贡献了核燃料循环过程91.5%公众集体剂量[1]。铀矿冶设施公众有效剂量主要是由222Rn以及其子体通过气载途径贡献[2]。

对铀矿冶设施场地氡释放率测量是准确开展环境影响评估、有效加强辐射防护监管、针对性进行放射性污染防治的重要前提[3]。近年来以CO2+O2原地浸出铀矿山为代表的第三代采铀矿冶技术迅速发展,该类技术通过创造类似于砂岩铀矿成矿逆过程的环境,对复杂砂岩型铀矿资源进行经济有效、绿色开采;大幅度降低了铀矿冶过程氡及其子体所致公众有效剂量,但是新装备技术配套监测评价技术还存在氡释放方式不清晰、监测数据基础较为薄弱等问题。在地浸铀矿山发展初期,地浸工艺氡释放量计算基于地下水中的氡全部释放而估算,据此计算大规模地浸矿水冶厂、地浸井场周边1 km范围内的公众有效剂量均存在超标风险,这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相符。为科学确定原地浸出铀矿山气态源项氡释放量,为地浸矿山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提供准确的源项数据,从而将按现有源项确定方法估算的辐射环境影响降低到真实合理水平,规避不合理的辐射防护措施与代价,减少社会纠纷,促进地浸采铀矿山的持续发展[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