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洁 季卫英 周之林

（1.浙江省耕地质量与肥料管理总站 浙江杭州 310020；2.浙江省农业农村厅 浙江杭州 310020）

古往今来，粮食安全都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是国家发展的“定海神针”[1]。 大豆富含油脂和蛋白，是世界各国农业生产的重要资源之一， 也是我国重要的粮食、油料作物和饲料原料，对经济安全和国计民生起着重要作用[2]。 习近平总书记2013 年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一个国家只有立足粮食基本自给，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进而才能掌控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局。 靠别人解决吃饭问题是靠不住的。 如果口粮依赖进口， 我们就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3]。 ”虽然大豆最早产生于中国[4]，1996 年之前以出口为主，之后逐渐发展为大量依靠进口，当下形成了进口依存度高、进口国别较单一的局面[5]，易受国际经济形势、美元指数变化、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及大豆主产国的生产和运输等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 国际市场风险的规避能力弱[6]，直接影响我国大豆产业的自主、健康发展，也间接影响大豆相关各类行业正常运行的风险[7]。 如2018 年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对包括大豆在内的多种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直接增加了中国进口大豆的成本， 大豆贸易也随之成为中美贸易博弈的砝码，大豆价格剧烈波动，巨大的价格风险转嫁到经营主体上[8]。 又如2007-2008 年中国大豆期货价格波动强烈， 通过价格的传递效应导致与大豆相关的豆油、菜籽油、豆粕等商品的期货价格随之大幅度波动[9]。 然而目前，针对大豆产业发展中大豆生产、大豆价格、大豆市场、大豆加工、大豆贸易等单方面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多， 而整体性的思考和综合性的建议文献资料寥寥无几。 因此，根据国内种植情况、进口情况和价格波动情况来探索国内大豆稳定发展的途径，突破大豆“不可能三角”难题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1 大豆发展现状

1.1 大豆种植情况

2000-2020 年我国大豆的播种面积和产量呈现出波动状态（图1），基本趋势是一致的，但发展缓慢，几乎无增长变化。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国家正式取消大豆进口关税配额，大豆进口关税税率降为3%，大豆油进口关税税率降为9%，导致国内农民种植大豆意愿度大幅降低[10]。 2002 年是第一个转折点，国家开始实施大豆良种补贴，逐步改善大豆种植品质，因此播种面积下降但产量反增[11]。 2003-2007 年播种面积和产量都呈现一个先升后降的阶段， 尤其是2005 年开始我国成为了世界最大大豆进口国，但是进口大豆主要是转基因大豆且多用于榨油，当时基于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考虑，我国生产的非转基因大豆仍具有一定优势和竞争力[12]，产量并未下降，至2006 年进口大豆油关税配额取消才影响到2007 年的播种面积和产量[13]。此后2 年国家对东北大豆实施临时收储政策并采取最低保护价，2008-2010 年，大豆临储价格分别为3 700 元/t、3 740 元/t 和3 800 元/t，再一次稳住国内大豆产业发展[14]。然而由于大豆种植收益不及玉米和水稻，播种面积到一个新的顶峰之后又减少，2012-2014 年因部分种粮大省为了提高粮食生产总量进行了高产作物置换低产作物的种植结构调整，致使全国大豆种植面积到了历史低谷期。 如黑龙江省玉米、水稻种植面积分别增加了18.4 万hm2、9.93 万hm2，并适当增加谷糜、高粱、葵花等耐旱作物面积，相应的减少了大豆种植面积。 直到2014 年国家取消临时收储政策改为实行大豆目标价格政策（4 800 元/t）后[15]，保护和提高了大豆生产者收入，播种面积由最低点开始逐年反弹。 这一阶段，大豆产量很大程度上都受播种面积因素的影响， 其变化趋势基本相似。2017 年和2019 年分别实施大豆生产者补贴和大豆振兴计划，我国大豆产业回温明显。 因此，大豆产业的发展和我国生产政策、进口贸易政策、价格补贴政策等因素密切相关。

图1 2000-2020 年全国大豆播种面积和产量

1.2 大豆价格变化趋势

农产品价格波动是价格因生产成本和供求关系而上下涨落的现象，是一种常态[16-18]。 由图2 可知，我国大豆生产市场价格基本呈现动态波动式上涨趋势。 改革开放40 多年以来， 大豆价格从400 元/t 左右上涨到5 000 元/t 左右， 涨幅近13 倍， 期间受到通货膨胀、 贸易摩擦、 政策机制、 市场需求、 产量等众多因素的影响[19]。 如1996 年之前大豆以出口为主，价格连年稳定上涨到4 100 元/t 左右，是初期的10 倍。 1996 年之后进口量开始超过出口量，打击了国内市场，1997 年起价格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2002 年起国内政策调控， 价格走势基本与播种面积和产量一致，良种补贴、最低保护价、目标价、大豆振兴等政策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维护国内豆农利益的目标，到近几年稳定在5 000 元/t。 但是，与国外大豆产业情况相比，局势不容乐观。 以美国和巴西为例，一般每公顷收获2 000 kg 以上大豆，出油率在19%左右，比国内高3 个百分点，而且政府的补贴额度高，人力成本少，进口价比国内低约2 000 元/t。 这与王一飞（2016）等发现国际粮价、原油价格和种植成本对中国大豆等农产品价格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的研究结果一致[20]。说明我国单纯依靠价格补贴已不足以稳定未来大豆发展，亟需改变现状提高生产能力。

图2 1978-2020 年全国大豆生产价格

1.3 大豆进口情况

世界上90%以上的商品大豆被直接用于榨油，以豆油的形式供人类消费； 不到10%的商品大豆被用作植物蛋白食品消费， 尤其在亚洲地区以豆制品形势消费； 大豆压榨后的副产品豆粕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蛋白饲料[2]。 如2012 年，全球豆粕饲料消费达1.8 亿t， 占蛋白豆粕饲料消费总量的67.5%， 中国共消费大豆约7 000 万t， 其中90%用于榨油， 获得5 000 万t 豆粕，基本上都作为蛋白饲料用于畜牧和水产养殖业，间接换取肉奶蛋等动物性蛋白[21-22]。而我国大豆需求不断扩大与自给能力不断下降的矛盾必然导致了进口依赖度的加剧。 2020 年中国进口大 豆10 032.82 万t， 突 破1 亿t 大 关， 同 比 增 长11%，对外依存度超过80%，说明我国大豆进口集中度与进口依存度过高， 反而更影响国内大豆种植规模和研发能力。

从历年大豆进出口量看（图3），出口量从1996 年开始基本呈现先增加至2008 年起波动下降的趋势，2015 年仍是出口量（39 万t）大于进口量（29 万t），自2016 年起由于国内油脂加工业的迅猛发展， 大豆原料的产需缺口不断拉大， 逐渐以进口大豆来平衡油脂加工对原料的需求， 大豆及豆粕的国际贸易开始出现逆向发展，由净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 其后进口量逐年呈跨越式增长， 到2001 年达到1 394 万t的第一次小高峰， 进口大豆占国内油脂加工原料的比例上升到70%以上，成为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之后2003 年、2010 年、2017 年、2020 年不断刷新进口最大量值。 其中2013 年因进口价格较低，国内临时收储政策结束，又出现了进口小高峰；2017 年因国内大豆种植面积增加，国家开始给予生产者补贴，提高农民种植积极性，且国外大豆价格有所增长，中美贸易也开始有摩擦，所以在高峰值后的2018-2019 年进口量有所减少。2020 年，我国进口量已达到产量的5 倍以上，说明在大豆振兴计划的支持下，尽管国内产量上升明显， 但与世界大豆主产国相比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尤其是亩产水平。

图3 1995-2020 年中国大豆进出口量

2 存在的问题

在大豆生产方面， 种植面积稳定、 保持合理价格、 实现自给自足3 个目标无法同时达到是现阶段存在的问题。

2.1 实现“面积管控”和“价格管控”，则无法实现“进口管控”

假设国内大豆的种植面积稳定在990 万hm2左右，且价格维持在5 000～5 200 元/t 范围内，则大豆年产量约为2 000 万t，农户经济收入也保持稳定。根据大豆市场的相关预测分析，未来国内豆油消费增加、居民膳食结构优化带动蛋白豆粕消费增加， 大豆压榨需求将稳步增长，传统豆制品及大豆蛋白、大豆磷脂、大豆异黄酮等新兴大豆产品的市场需求将明显增加[23-25]。 在国内大豆产量稳定的条件下，国内供不应求的现象变得越来越突出， 对国际大豆的强烈需求将呈现扩大的趋势，进口量仍将继续增长，对外贸易依赖度将超过90%，无法实现国际进口量的管控。

2.2 实现“面积管控”和“进口管控”，则无法实现“价格管控”

假设国内大豆的种植面积稳定，国际大豆市场稳定，大豆进口量维持在1 亿t，进口价格为2 500 元/t，则国内大豆市场流通量保持在一定范围内。 未来在国内供不应求的市场持续刺激下， 按照 “物以稀为贵” 的市场价值规律， 在国产大豆总量恒定的情况下，大豆的价格必将出现上涨，可能引起通货膨胀，则无法实现国内大豆价格的有效管控。

2.3 实现“价格管控”和“进口管控”，则无法实现“面积管控”

假设国内大豆价格稳定且进口量和进口价格不变，作为国家重要战略物资之一，为了缓解国内大豆不断紧张的供应短缺现象， 未来在国内市场需求的驱动下将催生国内大豆产业扩张， 在进口量恒定的条件下， 无论是政策主导还是农户种植意愿增强都会导致国内大豆种植面积的增加， 导致无法实现种植面积的稳定。

3 问题的原因分析

造成大豆“不可能三角”现象的原因较为复杂，影响因素很多，国内最凸显的问题表现为人均耕地资源有限、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农业芯片”种子面临技术瓶颈和餐桌上的浪费问题依然存在等4 个方面。

3.1 人均耕地资源有限

自20 世纪60 年代起，我国耕地逐步开始减少，特别是1996 年以来，随着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减少幅度也随之加大，尽管2006 年强调18 亿亩耕地红线后遏制了减少趋势，但是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 特别是国家大力确保粮食安全作为首要目标的情况下，稻谷、小麦和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与大豆争地的现象越发严重， 且大豆经济效益相对较低， 导致非主粮作物大豆的种植面积增加受到极大限制[26]。 由图4 可知，1999-2008 年，大豆面积占比呈震荡性略微增长趋势，而这10 年来中国人口仍在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为6.2%，耕地面积却连年下降，年均减少0.6%，耕地资源有限，在稳定粮食播种面积的前提下，扩种大豆空间更有限，大豆资源短缺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大豆“不可能三角”效应再次凸显。2002 年和2007 年国家为保护农民收益和提高农民种植积极性分别推出了大豆良种推广补贴和大豆收储政策，才让大豆播种面积再次恢复增长。 尽管在政策支持下大豆播种面积有了短暂的回温，2008-2013 年，因大豆临储政策，导致国内外大豆价格进一步倒挂，企业采购积极性进一步下降，出现了“国产大豆进粮库、进口大豆进市场”的局面，进一步压缩国产大豆市场空间，大豆供应不足的状况仍然存在。此外，大豆间套作因适合品种少、栽培技术滞后、机械化程度低等也是导致无法大面积推广和发展的抑制因素。

图4 1999-2015 年全国耕地面积和大豆播种面积占比

3.2 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我国人工成本越来越高， 大豆劳动力成本也呈现出连年上涨的趋势。 如1990年大豆的人工成本为2.32元/hm2，到2004 年增长了135.6%，2012 年和2018 年分别上涨到11.83 元/hm2和13.62 元/hm2。近20 年劳动力成本涨了约5 倍，且城镇化发展同步降低了农户数量，加剧了人力成本的上升。 有研究表明，中国比美国大豆生产成本高出约35.89%， 其原因在于人工成本与土地成本2 个方面,其中中国大豆人工成本是美国的10 倍以上[32]。 人工成本的迅猛增加成为了导致大豆生产成本上涨的主要原因之一， 间接影响国内大豆的供应。

3.3 “农业芯片”种子面临技术瓶颈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8 年在南繁育种基地调研时强调：“良种在促进粮食增产方面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 ”“农业芯片”种子是农业发展最具活力的创新因素，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核心所在[29]。 但是我国大豆种业自2006 年起已陷入危机，且安全状况不断恶化，丧失了主动权，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对大豆安全的控制能力。 对比国际大豆大国，我国种业企业规模小、产业集中度低、知识产权拥有量少且质量不高、产学研严重脱节、重大突破性品种缺乏、高端技术落后，差距巨大。

3.4 餐桌上的浪费问题依然存在

尽管当前我国除大豆外的主要粮食自足压力不大，不会造成太大的危机，但是餐饮浪费现象触目惊心。 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测算， 全球每年约有1/3 的粮食被损耗和浪费，总量每年约13 亿t，而世界上每9 人中就有1 人挨饿[30]。 事实上，我国的粮食资源远远少于世界平均水平， 餐桌上的浪费问题其实就是粮食安全问题之一， 体现在大豆资源上就显得更为严峻。 尤其是发生如2020 年疫情等灾害时，全球粮食减产约20%， 几个主要粮食出口国要么限制粮食出口、要么直接抬高粮价。 联合国也对外发布粮食预警，表示全球正在迎来近50 年来最大的粮食危机[31]。 而我国粮食浪费的问题极为突出，面对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我国粮食供需缺口依然存在，严重影响国计民生。

4 对策及建议

大豆的种植面积稳定与价格合理保持、 实现自给自足这三个因素互相制约紧密联系， 必须把三者作为一个整体的目标体系来把握。 如大豆产量提高，同时要考虑国内外市场的整体需求量， 并不能直接影响国内大豆价格的提高，而是具有波动性；大豆播种面积提高， 同时要考虑当年产量及国内外市场需求等因素，并不能直接影响大豆价格的提高，而是具有协同性；大豆进口量的提高，同时要考虑国际大豆价格和世界贸易关系，并不能直接影响国内价格的涨跌，而是具有缓冲性。 总体来说，众多因素都影响着我国大豆产业的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食用豆油和养殖用豆粕的消费需求猛增，对榨油大豆需求拉动较大，进而使大豆的消费需求快速增长。 因此，国内供不应求的矛盾是问题的关键，提高国内供给方面的各项水平才是最优解。

4.1 增强科技创新力量

相比其他大豆产业发达国家， 我国的大豆支持力度远远不够，要大力实施科技强农行动，坚持成果转化与市场驱动并重，强化市场意识、效率意识、效益意识，在农民最期盼、最急需的农业科技和应用上下功夫，促进农业提质增效。 一方面要提高大豆育种研发能力，规范大豆品种管理，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结合国内环境和生产条件，积极培育出优质单产高的大豆品种，另外要精良选种，引进高质量品种，积极利用大垄密植栽培技术，提高土地利用率，从而提高大豆自给率。 另一方面要保护优质基因，发挥中国大豆非转基因、高蛋白的优势，建立种植资源库，提高产品竞争力，尝试多种大豆品种杂交，走差异化道路，努力扩宽国外市场，扩大大豆出口份额。

4.2 增强土地改革力度

据2020 年统计年鉴显示， 我国粮食播种面积11 606.4 万hm2， 但只有8.0%种植大豆； 粮食产量66 384.3 万t，大豆仅占比2.7%左右，产量为19.3 kg/m2左右。 因此，要利用好国内有限的耕地资源，平衡好粮食种植结构，并更多的开发新的耕地。 一方面是强化国内土地改革。 加大土地流转面积，统一承包，大户管理，优化产业结构，适当减少玉米种植面积，增加大豆种植面积，优化生产要素供给结构，提高农业生产要素供给质量，促进我国大豆生产的发展。 另一方面是联动合作国土地资源。 如俄罗斯作为我国重要的经贸合作国之一， 自2013 年大豆产量以每年18%的速度增长， 到2017 年俄罗斯大豆总产量达到360 万t， 而且大豆种植面积以每年16 %的速度增加。 俄罗斯远东地区种植成本较低，我国可积极与俄罗斯展开大豆方面的合作， 深化落实农业合作的对策，加强交流，实现中国东北地区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开发的联动效应， 为我国豆农开发新的大豆农场提供新天地。

4.3 增强机械化生产力度

与巴西、阿根廷、美国等大豆生产国相比，我国大豆处于弱势地位，由于产量低、生产成本高，导致大豆价格高、纯利润低。 要大力实施机械强农行动，因地制宜研发推广应用适应当地地形、 适应设施大棚、适应家庭农场的微型化、轻便化、多功能农机装备，制造成本低、效率高、寿命长的小型农机具，要做到在维持原有高蛋白含量优势的前提下提高大豆单产，适量用机械生产代替人工生产，开展农田宜机化改造，推进农艺与农机相结合，加强社会化服务，让豆农用起来省钱、省力、省心，降低生产成本。 要结合土地流转改革，由政府引导豆农成立大豆农作社，并提供技术支持， 鼓励企业投资， 逐步实现大豆机械化、规模化生产，提升单位面积产量。

4.4 增强数字化改革力度

近年来，数字农业技术得到快速发展，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手段， 在大豆生产这块短板上也应以数字化改革引领智慧农业， 加强农业生物产业、工厂化农业和智能化农机装备攻关，采取“互联网+大豆”措施， 通过气象、 土壤、 环境等监控信息整合，对大豆苗情、病虫害等发生趋势分析、模拟，精准灌溉、 施肥、 喷药， 最大限度优化农业投入， 健全大豆全产业链大数据化系统。 同时， 扩大农业物联网示范应用范围， 加快传统农业到智慧农业的转型， 继续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注重大豆品牌塑造及营销渠道多样化， 鼓励豆农在跨境电商平台上销售。

4.5 增强政策扶持力度

在坚持落实大豆振兴计划外还应为豆农提供政策支持，完善并加大补贴制度，可增加大豆的融资范围， 考虑纳入现有资金和民营资金， 以政府补贴为主、民间融资为辅，建立价格保护机制，提高农民的农作物补贴收入，以降低他们的生产风险。 要确保豆农保障性需求得到满足，结合期货、保险等产品，降低价格波动对农民造成的风险， 提高农民种植大豆的积极性。 此外，要寻找大豆中游市场，打造“绿色、环保、非转基因”种植生产，打差异化战略，突出大豆绿色食品的比较优势，并将大豆应用于新领域，如医药、养生、护肤品等，开发大豆新潜力；要完善以道路交通建设为主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降低豆农们的运输成本及时间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