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丹

摘 要： 在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下，唐山工业专门学校青年学生在五四运动中创办了《救国》报。从北京鲁迅博物馆馆藏仅存的《救国》报原刊史料可知，该报主要发表政論文章和爱国运动消息，探讨社会改造问题，尤其倡导平民教育，推行注音字母， 救国与启蒙并行，时效性很强，每期都洋溢着满满的爱国心救国心。深入挖掘这些资料，不仅可以补充该报创办中的相关史实，对于深化与丰富唐山五四新文化运动史研究、唐山革命史研究也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关键词： 五四运动；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北京鲁迅博物馆；救国团；平民教育；注音字母

收稿日期： 2022-06-15

作者简介： 田 丹，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陈列展览部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五四新文化历史和人物研究，E-mail：403343637@qq.com。

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馆藏钱玄同文物中有一封1919年7月30日交通部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唐山交通大学的前身）《救国》报编辑兼发行股负责人许元启致钱玄同的信，并有《救国》报发刊部寄赠钱玄同的该报3号至19号。从信件开始和结尾两处所写内容可推知，1918年初任教该校的吴稚晖是许元启有机会接触到《新青年》等杂志的渠道之一【许元启口述、王树信整理的《回忆五四运动前后的唐山交大》中提及五四运动前9个月时有一位上海同学带来了一册《新青年》，并在上面做了许多醒目的签注，故意放在图书馆的阅报栏，引起同学们的注意。该文收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唐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唐山文史资料》第12辑《教育史料专辑之一》，1991年，第73页。目前《西南交通大学校史》等相关著述都采用了此种说法。】，通过吴稚晖，许元启还与当时北大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钱玄同、胡适等都先后有了联系。许元启写信之时，正是唐山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参与人员突破了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的范围，发展成为绅、商、学、工、教、农联合的广大群众的革命运动，继续迅猛发展之时。《救国》报则是唐山五四运动最详实的历史见证。

该校学生自发创办的《救国》报用白话文编写，是五四时期唐山最早的白话文报纸，在唐山革命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随着运动的落潮，于1920年3月被禁停刊。现今《救国》报因存世稀少并不被学人熟知，学界对该报尚无完整研究，多是在唐山地方五四运动史、党史等方面书籍记载中简要述及，即便有少数专篇介绍的文章，也不够详实，且有部分史实错误。有鉴于此，笔者研读和梳理馆藏仅存史料，从创办、内容、广告、影响等几个方面对《救国》报进行介绍，补充史料和细节，以深化与丰富唐山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研究。

一、《救国》报的创办

19世纪末，因天津的近代工业需要煤炭为动力，唐山随之兴起。开滦煤矿带动铁路、机车车辆等工业的发展，使得唐山成为北方最大的工业区之一。教育方面，中国第一所铁路学堂即时名交通部唐山工业专门学校（为行文方便，下文简称唐校，后来成为著名科学工程高等院校）就建在西山（今双凤山）南麓的开滦矿务总局附近（唐山矿、西山矿）。学校约200人，校风崇尚简朴，入学难毕业更难，全英语教学，颇具办学特色，培养了众多工程技术人才。随着新文化运动兴起，加之语言文字家、高才硕学的师长吴稚晖等来校任教，至1918年8、9月间，《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传入学校，打破了学校此前的沉郁气氛。半年之后，该校图书馆出现学生创办的第一张手抄墙报《新报周刊》，学生们的思想因之更加活跃，视野也开阔了。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五四运动的消息经由天津外国租界发电报的形式陆续传到上海、天津、唐山等城市，传到唐山时，唐校的学生率先行动，响应北京学生联合会的通电号召，于5月7日组织了学生救国团，12日召开学生大会，发表了大会宣言和通电，通过了要求政府与日本交涉、惩办卖国贼以及发行白话报纸《救国》等决议。5月14日，唐校学生李中襄等作为唐山学生代表赴津京参加学生会议，同日，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学生们编发的宣传品《救国》隔日刊【1919年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北大学生干事会一度兼任北京学联干事会职能，出版《救国》《五七》等宣传品，《北京益世报》代印。馆藏有北京学联出版的《救国》创刊号。】创刊出版。李中襄等返回唐山后，改组了本校学生救国团干事会，下设讲演部、国货贩卖部、调查部、发刊部、交际部、会计部等【见1919年5月25日天津《益世报》第二张“唐山救国团进行之猛烈”。另据第3号《救国》报“救国团纪事”，唐校救国团干事会还有文牍部、维持国货部，国货贩卖部改自1919年秋季开学后运行。】，李中襄任干事长，发刊部负责编辑发行《救国》报。

参考北京《救国》隔日刊，唐校学生在原有墙报基础上自筹经费创办了唐山的《救国》报。他们沿用“救国”二字做报名，是希望各地学生组织都用这一报名，表示反帝爱国斗争目标一致【见许元启口述、王树信整理《回忆五四运动前后的唐山交大》，《唐山文史资料》第12辑，第74页。】。报纸为周刊，每周一期，以往新闻报刊史或专篇介绍对其创办时间说法不确。依据馆藏第3号出版时间6月14日往前推算，其创刊时间应该是1919年5月31日【如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第2版中5月12日创刊的说法显然有误。】。

该报主编为朱泰信，许元启、葛天回、吴国炳【吕季方当时曾任唐校学生救国团干事会代理干事长、蓟榆学生联合会副会长，与邓培一起被唐山各界联合会推为第三次请愿代表赴京请愿，要求政府惩办马良。据吕季方回忆，吴国炳是《救国》报编辑之一。目前资料仅知吴国炳1921年考取教育部官费留法留英，其兄长吴国桢在南开时与周恩来是同学。该报各栏刊登外来稿件中，馆藏17期《救国》报中稿件署名未落实的有“东”“剑”“原夫”“无我”“麟书”等作者，难以辨识身份，仅从部分文中信息知“剑”是该报编辑，但是否就是吴国柄，仍待考证。】等负责写稿、编辑，并兼记者、校对付印。本团干事会其他各部干事会发来稿件，发刊部另派驻各地通信员。

《救国》报创办之初就对外征集稿件，申明无著作权，欢迎转载。前5期在本地手写石印，4版两单张，文字以白话为主，通俗易懂，从7月6号出版的第6号起改为鉛印，4版1张。

二、主要内容

《救国》报几位编辑都是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等工科学生，从小受传统私塾教育，中学进入新式学堂，中西兼学，具有传统旧诗词文化功底，文采飞扬。主编朱泰信中学时撰文抨击礼教的文章，进入唐校后为校内外多种刊物写文章，1924年从卫生工程学专业毕业。1919年五四运动唤起他的一腔热血，于是刻苦读书之余密切关注唐山工农大众生活，了解最底层百姓的疾苦，并为他们的悲惨遭遇而疾呼、呐喊，《救国》报即“本朴素切实的精神促进社会的改善”【见1919年10月《解放与改造》1卷3号广告。】。许元启在第4号《今后我们应该怎么样？》中具体阐明该报目的是增进民智，一方面唤醒民众救国热忱，使他们“负真实的想法去实行”，探寻救国根本所在，同时“灌输普通知识”，改造平民【作者在文中对“平民”的界定是普通士农工商，同于旧时所说的老百姓。主编在同号发表的《平民救国》中给出了同样的解释。】的思想。

报纸共有4版，起初分有论衡、纪事、译丛、爱国谈、短评、新体文艺栏目，出版第5号后增设专件、广告、通信栏、常识（选录）、格言解释。应时势变化，报纸专栏时有增减。主要内容如下：

（一）抨击现实政府，报道唐山地区反日爱国运动情况

《救国》报头版的论衡栏目一般刊登政论文章，是每期主旨文章，由主编和其他编辑轮流撰写，主编朱泰信以“喈平”等名发表《我之“不签约”观》《我之“不签德约”观》《平民救国》《辟补签德约》《拘捕人民代表的政府》等，葛天回以“晞颜”发表《学生工场之建议》《唐山的乡农爱国谈》等，许元启以“启民”发表《今后我们应该怎么样？》《根本问题》《界限的罪恶》等，另有署名“东”的《我的中日亲善观》《更新的觉悟》、“寒”的《根本的抵制》【京奉铁路机车厂副总管孙鸿哲用笔名“寒松”来函和投稿，主张在唐山办铅印厂印行报刊杂志，以启发民智。据朱泰信回忆：“我们起初都以为是他的大少爷投稿，一直到他死前的3年，才知道是他自己的手笔”。孙鸿哲（1876—1937），字揆百，号寒松，江苏无锡人。早年入北洋大学铁路专科，后赴英国留学，毕业于爱丁堡大学机械系。回国后，三次出任唐山交通大学校长。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唐院处在抗日最前线，孙鸿哲带领师生员工临危不惧，坚持办学，坚守民族气节，深受师生爱戴。参见贾志良主编《流金岁月——西南交通大学百年故事集》，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页。】、“剑”的《我的乡农谈》、“铁卿”的《什么样的人民就该有什么样的政府》，内容主要是揭露北京政府内政外交倒行逆施，不代表民意，主张不签和约、不补签德约，抵制日货，引导国民将斗争坚持下去，指出国民愚昧，提出“根本改革”，即通过乡村自治、发展实业、打破阶级界限、实现“民众的大结合”、进行群众运动等救国救民办法实现社会改革。

纪事栏及时报道本校救国团、蓟榆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唐山各界联合会及附近各地区爱国团体组织会议活动动态消息，详细记录了唐山罢市、唐山召开第一、二次公民大会、唐山各界联合会代表赴京请愿、蓟榆学生代表在上海总会提出意见书、唐山各界联合会调查股调查日货成绩表等情形；专载、专件栏刊发《唐山公民大会通电》《蓟榆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宣言》《山东问题在巴黎和会上经过情形及批评》《岳各庄乡农爱国会宣言书》《唐山达谢庄青年爱国协进会宣言书》等，消息均由该报记者旁听或出席活动的本团代表发来，相关报道信息比其他媒体更为丰富。

每期第3版的爱国谈栏目搜集本地爱国新闻，着重反映唐山绅农工商学诸界人士抵制仇货、反帝爱国的感人故事和斗争精神，激发民众的爱国心和救国心，对不少事迹具名表扬宣传。如南厂学徒工许炳仁出钱印传单，同兴饭店老板安聘卿慷慨资助公民大会、各界联合会，同仁女校小学生刘素贞在公民大会中勇敢演说等，报道对象还涉及小学童子军讲演队、拒载日人的东洋车夫、拒运日货的骡车车夫、军队、军警等。在该报社提议下，唐山各界联合会向各界人士募集股资设立友三铅印局，友三之名即为纪念8月下旬在赴京参加请愿斗争中牺牲的唐山各界联合会商界代表郭友三烈士。此外，还报道与唐山来往密切的天津、石家庄及上海等地的爱国消息，如上海罢市期间乞丐和窃贼的停讨罢偷义举，对爱国人物马骏、谌志笃、汪世衡等的报道成为该报的一大特色。

为提高民众对时局的认识，启发民众觉悟，该报还积极翻译国外新闻媒体《京津英文时报》《大陆报》《华北明星报》上关于学生抵制日货行动、上海平民商会、上海商民抵制日货效果、“拳匪”马良、中国官僚等分析评论文章。主编几乎每期都撰写和翻译多篇论说、短评，还代表本团出席各界联合会全体代表会。

（二）倡导平民教育，推行注音字母

唐山学生在五四运动中认识到运动可唤醒国民觉悟，而要实现平民救国，则有赖于普及教育，具体办法包括进行通俗演讲、办露天学校等【许元启《平民教育》，见《救国》报第6号。】。但他们在演讲、发传单等实际爱国行动中也发现，“普通人识字的太少，所以拿传单去不是用来包东西就是当作手纸”【原夫《注音字母之过去现在及将来》，见《救国》报第15号。】，于是便义务教汉字，但“教汉字非7年不能成功”。当时教育部已于1918年11月颁布“注音字母”，受倡导推行注音字母的吴稚晖、钱玄同等影响【1918年9月至1920年9月吴稚晖任教唐校国文教员，教育部颁布注音字母前后，他往返于京沪唐三地，参加国语研究会、国语统一筹备会会议，推行注音字母，制定《国音字典》，审定方音，增进知识；与《新青年》编委钱玄同切磋注音字母、汉字改革、世界语等问题，来往密切，通信频繁，并借《新青年》将二人论说注音字母等问题的稿件发表出来。】，许元启等意识到通俗、容易的注音字母是实现平民教育的工具，遂付诸行动。

唐校学生救国团先在本校组织国语露天学校，由吴稚晖教授学生们学习注音字母，并很快向唐山民众普及传播。通过原刊史料可知，《救国》报自第6号发表许元启的《平民教育》刊登出注音字母学校开学的消息后，陆续在头版显著位置登载《唐山救国团附设注音字母国语学校招生广告》、注音字母杂志等印刷品广告，刊发分送调查方音声韵表、《唐山注音字母传布会简章》，专门设“平民教育”纪事栏。招生广告词这样写道：

诸位同胞呀，我们因同胞里识字的少看报的更少，所以不知国家情形处处受政府的愚弄，自己连一点也不晓得。本团有鉴于此，特借新立街基督教堂的地方立了个注音字母国语学校，专教教育部所规定的注音字母，每晚六点至七点（老钟点）教授一点钟工夫，至多不过一个月，就能学成与念过多少年书的人一样，书也能看信也能写。教也是本团的同人纯尽义务，一个大钱也都不要的……。

许元启将该报第9、10号开辟为“注音字母号”，宣传介绍推行注音字母教育。钱玄同专门写信索要第9号，馆藏许元启致钱玄同的信正是许元启的复信，主要内容是请钱玄同对9号刊发的他的《平民教育怎么着手？》一文进行修改指正，认为“注音字母号”学理性强，平民看了还是会乏味，计划开学后另出一种专从新思潮上着手的周刊，供同学讨论。

时值暑期，据该报报道，6月底至9月初，不仅唐山本地学校、工矿企业、商业中心及村庄已设立14处注音字母学校，有四届学生毕业，林西、开平、天津、秦皇岛等地也开始传布教授，由唐校学生救国团成员任教，团员王耕畲为注音字母学校视察员，马汝邴担任注音字母杂志编辑并负责传布会事宜。男女老少踊跃入学，包括做工的、种田的、做买卖的、私塾先生，年纪最小的9岁，有的从离家20里地外赶来学校，每日坚持不懈。学员毕业后加入注音字母传布会，继续传授他人。

学校每届毕业礼在广东街教堂举行，唐校学生救国团邀请唐山各界名流、唐山各界联合会代表及天津代表等出席演说，救国团教员代表及毕业生代表也有精彩发言。第一届毕业式上专门请吴稚晖先生演说，追溯文明古国文字的历史【《平民教育之消息》，见《救国》报第9号。】。在第二届毕业式上，来宾郭友三在演说中提出：“中国政府的不良，都是因平民没有教育，不能监视他，照近地乡村中的状况每千人只有一二个识字的，我们若要救国非施平民教育，而施教育收最快的效果，更非推行注音字母不可”【《平民教育之消息》，見《救国》报第11号。】。

唐山各界联合会中工界代表张佐庭出席二、三、四届毕业式时，发言强调注音字母省钱省时，能疏通全国所有的隔膜，是救国的根本办法，并以日本人能识假名可从各地报纸知道中外大事从而激发爱国心为例进一步说明此点，即一人识字就得一人爱国。在第四届毕业式上，李中襄认为：“有良好之人民始有良好之政府，欲造成良好之人民必须教育，而注音字母遂为着手之第一利品”，裴庆邦主要演说了识字和思想改造问题【启民《平民教育之消息》，见《救国》报第12、16号。】。

为便于在聋哑的同胞中推广注音字母，唐校学生还发明手语拼注音字母，印行了手语的说明小册子，并积极动员本地邮政员学习注音字母，外埠的信也可用注音字母。唐山遂成为继北京、山西之后兴办注音字母学校较为成功的地区之一，天津女界同志会还专门派代表来学习调查唐山注音字母学校及相关情形。1919年10月，李中襄等作为全国学生联合会评议员兼总务部部长提交该会评议会普及实施平民教育议案，并介绍推广注音字母经验。

（三）关注工农，注重启蒙工农

自《救国》报倡导平民教育、介绍利用注音字母向工农传播的办法后，唐校学生很快最先在矿务局、王谢庄、南厂（即京奉铁路制造厂）、宋谢庄、京奉铁路制造厂机务处同人联合事务处设立注音字母学校，下文提及的各乡农爱国会组织中也都有注音字母学校。唐校学生还和农民同生活【马汝邴当时是唐校学生救国团讲演部干事，负责教授注音字母等工作，1922年开滦煤矿大罢工时被捕。许元启《五四前后的回忆》一文的补充资料（西南交通大学校史资料，未公开）提及他讲演次数很多，讲的很好，和农民同生活，“到稻地去教农民注音字母，跑来跑去，有时两口山芋或拿个窝头，就出去教。”】，通过教工农识字向他们灌输国家民族思想，关系十分密切。唐校也是全国最早与产业工人建立联系的学校之一，该校就建在矿务局、南厂附近，借助课业需要，经常赴这两个厂矿实习【据吕季方回忆：五四前，唐校学生与邓培等南厂工人关系很密切，多有接触，了解工人情况。见西南交通大学校史资料，未公开。】。五四前后，李大钊就曾撰写《青年与农村》《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唐山煤矿的工人生活》等文章【据《开滦工运史资料汇编》（内部资料）上的记载，1919年下半年李大钊曾亲自到唐山进行过社会调查，访问了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又和京奉路唐山制造厂工人邓培等人亲切见面谈话。而后，李大钊又亲自到开滦林西矿区和矿工王瑞来、李景春等亲切交谈，详细了解工人生活状况。】，提出知识分子要和劳工阶级打成一片，要投身到民间去，到农村去。受其影响，唐校学生和已有一定觉悟的邓培【邓培（1883—1927），广东三水人，1901年入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做工，边工作边自学，成为技术工人，曾参加同盟会活动。辛亥革命后，组织了唐山工党，加入华民工党。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邓培等在工人中组织职工同人会和救国十人团。】等为代表的唐山工农群众在五四运动中互通信息，互相支持，取得了反帝爱国斗争的胜利。

《救国》报也十分重视对工农界的报道，纪事栏详细记述了唐校救国团派陆廷俊等学生代表旁听两个厂矿工人会议、旁听乡局举行的农界选举会的情况以及南厂工人冲破阻力参加第一次公民大会的南厂工人大游行。爱国谈栏目常以“可敬的工人”“可敬的乡人”为题报道两个厂矿工人捐款、倡用国货及乡人宁肯不收退款也要退回洋货的事迹，记录学生与工人交谈的内容，反映工人的爱国心和救国思想，并专门报道了领导上海工人罢工的工人模范、上海求新机器造船厂绘图员吴琢之的爱国事迹。1919年7月唐山各界联合会成立后，学工界代表共同组成调查队，搜查私贩日货的商行，对于认真负责的工人，学生也会及时报道。

农界组织方面，据爱国栏报道，部家庄、稻地镇等地村民都组织了爱国讲演团，矿局工人冒雨深入胥各庄给乡民演说。7月20日，岳各庄召开乡农爱国会，这是唐山最早的农民组织，当天两个厂矿演说团联合唐校等校救国团代表一起到会演说，南厂演讲团第五团书记孙少庭也给唐校救国团发来报告。至8月底，唐山艾家庄、达谢庄、宣庄镇等庄10余处相继成立乡农爱国会，并陆续给唐校救国团寄来宣言和章程，《救国》报编辑就此发表评论和意见，给予指导。

上文提及的南厂学徒许炳仁不仅自印传单，还给唐校救国团捐款、投稿和写信，赞扬该校学生在国家危难之际“首倡义举”，表明他愿做该校学生的后盾，提倡救国善举。《救国》报通信栏工界来函较多，如南厂同人联合会事务处郭东潮转来杨采臣诉说演说受阻后感受的信、开滦矿务局李瑞青来信揭发提倡日货的奸商等。

1919年6月后劳工问题得到了全世界的普遍关注，中国工人也有了觉悟，罢工风潮慢慢扩大，形成潮流，工人却没有自己的团体，在这种潮流趋向和时势要求下必须解决社会和工人两方利益。于是，受社会主义新思潮影响的《救国》报编辑们在该报13、14号连续两期头版启示栏中发出劳动问题征文，探讨理想的工会、工团组织法，许元启在短评栏中对中国政府只派顾维钧作为政府代表出席万国劳动联盟会议表示不满，认为“中国虽没有资本家的团体，全国工人的团体，难道各处的工厂没有资本家吗？上海唐山各处的工人团不是工人团体吗？”引导工界注意，号召工界同胞“快快起来争口气罢！”

1919年8月爱国运动继续推进之时，唐山天气异常炎热，流行霍乱病，开滦各矿区以赵各庄矿最为严重。《救国》报及时向工农介绍疫病常识，宋谢庄公民爱国会还施药治霍乱症，唐山矿税局李元善等向该报发来霍乱治法药方。新文艺栏连载“淮南秋水”的纪实小说《挖煤的矿工》以及《拉车》《一个乡里的人》等，真实描绘工人们受剥削、骡马不如的生活，反映农民的思想觉悟。

因此，与唐校学生救国团有密切联系的天津学生联合会在其会刊上热情赞扬该校学生“以积极的行动，与工商各界有真正的联合”。

三、中缝广告

为提倡国货、解决部分经费，《救国》报也在中缝刊登广告，其《广告刊例》申明为非营业性质，收费低廉，每行收取大洋一角五分【11号开始費用降至六分。】，专登国货广告，送登公益广告，书籍广告按照定价八折。广告最初仅刊登承印该报的石印局广告，改铅印后常见的国货广告有承印该报的华新印刷局添设玻璃版广告，天津广生行广生记双妹老牌花露水、双妹老国货生发油广告，双妹老牌花露水广告还常出现在头版启示栏显著位置。另有国货广告以“介绍纯粹国货的启事”形式刊登，且出现次数不少，如启事声明“唐山鱼市街广盛兴新从上海运到大批白布，经鄙人调查确系中国人所办，恒丰纺织新局所造”。此外还有飞艇和双喜牌香烟、唐山中国造胰工厂制牛牌胰皂广告。

公益广告除了刊登唐校学生救国团附设注音字母国语学校招生广告、注音字母杂志、发刊部出售的《国语拼音录》广告，1919年8月16日出版的12号中缝开始刊印介绍各地进步报刊的广告，有《南洋周刊》《时事新报》《每周评论》《新青年》《新潮》《星期评论》《新生活》《少年中国》《黑潮》《解放与改造》《建设》《新中国》《教育潮》《国民》《星期日》《川滇黔周刊》等，还单独登出《解放与改造》第1、2期出版要目，明确购买刊物与唐校许元启、李中襄接洽，由此可以判断1919年8月前后《救国》报已与上海、北京、成都等地进步报刊建立了交换和互相代售的关系，这些报刊广告应是各地刊物与《救国》报交换的广告。据许元启回忆：“记得毛泽东同志当时还寄来一张明信片，表示欢迎给我们代销《救国报》，同时，要求我们代销《湘江评论》，可惜这个明信片后来失落了。”【据许元启口述、王树信整理《回忆五四运动前后的唐山交大》，第74页。】

6月中旬，李中襄等蓟榆学生联合会代表在上海总会提出节省食糖以免恐慌建议案后，省糖的广告也出现在该报。广告词简单精炼，因糖多由日本囤积，为抵制日货，提倡大家要省用，中秋吃糖月饼的时候以盐代糖，卤月饼更好吃。

书籍广告有华新印刷局青年会代售的安化李伯屏著《亡国镜》，中华书局编译出版的《日本人之支那问题》，书中内容取自日本杂志《实业之日本》专刊，代表日本人最新的论调。

四、影响

唐校学生救国团《救国》报自创刊后就公开发行，发动本校学生上街、到火车站卖报，岳各庄国民小学等校学生也参与其中，学生们进行街头游行、下乡演讲时随时售卖宣传该报。而该报作为救国团舆论阵地，发挥了联系学生与各界的媒介作用，促进了运动的广泛和深入开展。报纸出版仅一个月，风行颇广，因石印字迹模糊影响读者阅读，7月初改为铅印后，销量从几百份增至千份，扩大了唐山爱国运动的传播宣传范围，深受唐山民众欢迎。有一民众愿意出两角小洋20倍价钱买一份，可见《救国》报在社会上的价值。并且从创刊之初，唐山绅士商民工农等各界人士热心踊跃捐助救国团、《救国》报，如收入微薄的南厂工人们一起凑出几个大洋多次捐助。学生卖报布包也是成衣店梁绰记捐助，蓝布制成，有“唐山救国”的字样，四角有“勿忘国耻”【《爱国谈·成衣店梁绰记》，见《救国报》第12号。】四字。该报皆具名刊登致谢，

随着《救国》报影响的扩大，稿件逐渐增多，原有版面不敷承载，11号开始随时添印半张或一张。11号后托卖报人向各界售卖。负责发行的许元启等积极联系外地代派代销【与《救国》报相互交换的《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在介绍该刊物时称：“欲知唐山青年活动之状况者不可不读”“国民不可不阅之报纸”。】，前20号免费供北京天津等处爱国团体赠阅，至暑假中期时，《救国》报销路越来越广，在外地也有一定影响。李中襄后来回忆说：“国内各校均有定阅，而冯玉祥之第九混成旅其时驻常德，不知从何处得读该报，即定每期五百份。”【转引自李宗悌《被五四历史遗忘的一页》（未发表）。】

1919年秋季复课开学后，唐校学生救国团第32次干事会议决议改组为学生会，分设总务部、编辑部、出版部、通俗教育部、调查部五部。但实际情况是救国团改组不顺利，开学后，除十来个救国团干事外，“一切都恢复旧的原有状态”，学生运动受阻。具体到《救国》报，据1920年1月左右李中襄、许元启在致胡适的信中所述：由于当地平民无力购买该报，导致本地看报人渐渐减少，而外地看报者渐渐增多，这与唐校学生救国团对该报的定位，即“给唐山本地的平民——非智识阶级——看的”相背，所以正在想办法鼓励本地人购买，由此可知唐校学生对当时多数出版品专给智识阶级看的办刊思路并不赞成〔1〕。

五、结语

由于缺失1919年10月至1920年3月的《救国》报原刊，所以该报后期详细情况尚未可知。但综上所述不难发现，研究该报内容对于进一步深入理解唐山学生在五四运动中如何唤醒和启蒙唐山工农大众，唐山教育界与产业工人在此救国实际行动过程中如何实现初步结合，从而为以后革命运动的发展、革命政党和革命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和干部基础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依据。

随着1920年马克思主义传播成为潮流，唐山工人中南厂邓培、王麟书等走上革命道路，《救国》报编辑许元启则加入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朱喈平、何允武等向1920年《晨报》《劳动音》《劳动界》等刊物【侯西岭、张秀山、殷建国主编《寻访交大之星》，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20页；高金山《天津党组织唐山站分部初识》，收入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编《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41页。】供稿，显示了《救国》报成员从爱国救亡走向社会革命的趋向。1920年3月《救国报》停刊之时，在五四运动中得到锻炼的唐校救国团干事会核心成员已经成立学生社团即人社，《救国》报编辑都参与其中，酝酿出版新的通俗刊物《科学的唐山》。已有学者指出，唐山人社是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组织之一〔2〕。

参考文献：〔1〕

李中襄、许元启致胡适信〔C〕∥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研究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455-460.

〔2〕高金山.天津党组织唐山站分部初识〔C〕∥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编.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8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41.

A Brief Research on National Salvation Weekly from

Tangshan Engineering College During the May 4th Movement

TIAN Dan

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the National Salvation Weekly was founded by the students of Tangshan Engineering College during the May 4th Movement in 1919.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data of Beijing Lu Xun Museum，The newspaper published political articles and patriotic movement news， discussed the issu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especially advocated civilian education， promoted 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Every issue was quite patriotic and time efficient， aiming to publicize enlightenment ideas. The original materials collected by Beijing Luxun Museum can not only make briefly comments for the historical facts and details， but also have some value to the study of history of the May 4th New Culture Movement in Tangshan and the revolutionary history of Tangshan.

Key words： the May 4th Movement; Tangshan Engineering College; Beijing Lu Xun Museum; the National Salvation Corps; civilian education; 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責任编辑：武丽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