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文茜 王新厚

摘要： 和制南蛮胴具足是日本江户时期传统铠甲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对于和制南蛮胴的研究多关注其形制与材料而忽略范式演变的研究。针对其范式转变的外在形式与内在原因，本文运用历史分析法、文献分析法与个案研究法，对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南蛮胴及亚欧铠甲藏品进行归纳比较，在回溯南蛮胴具足发展之源流后，发现其不同阶段的范式转变源自于时代语境变迁下，对外来文化习得与转化的不同方式，并在后期的批判性接纳中适时革新。通过研究表明：1） 和制南蛮胴的范式转变是一个“重述变换破立”的递进发展过程;2） 东西方铠甲并不是各自独立发展的系统，西方技术与东方文化交融环境下的和制南蛮胴蕴含着实验艺术品的特质;3） 东亚传统铠甲文化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建立的谱系架构，深入研究和制南蛮胴的发展对于中国乃至东亚铠甲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江户时期;和制南蛮胴;铠甲;范式;复古

中图分类号： TS941.12;K875.2

文献标志码： B

江户时代是日本历史上社会文化丰富多彩的时期，这一时期随着近代西方科技的传入及对中国文化吸收的积累使日本传统铠甲技术与铠甲文化的发展都达到了顶峰阶段，造就了独具时代特征的和制南蛮胴具足。目前对于日本近代以来的传统铠甲包括江户时期和制南蛮胴的研究和讨论主要集中在日本与西方学界，其中部分学者采用现代技术对室町至江户时代日本传统铠甲的金属材料［1］与漆工艺［2］进行了研究分析，或从文物保护的角度对日本江户时代铠甲的原始结构、材料进行分析［3］与修复［4］。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中日两国的武器与铠甲特色进行梳理［5］，同时对东亚铠甲形制结构上的渊源进行了分析研究，并明确指出日本铠甲源自于中国东北地区。中国古代铠甲的发展受到多民族文化影响［6］的同时，文化的融合也将中国传统铠甲的技术与艺术传播至东亚诸国，目前国内对于日本传统铠甲的研究普遍认为日本古坟时期的铠甲发展与中国甲胄有着一定联系［7］，但关于日本近代铠甲尤其是江户时期南蛮胴具足的研究甚少，而国外的相关研究大多集中于历史学与材料科学方面，缺乏从纺织服饰史领域展开的相关研究课题。

本文在对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日本南蛮胴藏品与亚欧铠甲藏品的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大量文献资料的分析，深入立体研究江户时代和制南蛮胴的源流及范式转变的内源动力，以期为中日铠甲研究提供一些新的延伸方向。

1 日本铠甲的发展与南蛮胴之源流

本文主要以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品为例，回溯日本古代铠甲发展中的东西方渊源与江户时代南蛮胴具足之缘起，以时间为线索，分4个阶段进阶阐述个中关联。

第一阶段（公元3—6世纪）古坟时期短甲与挂甲的起源。日本绳文时代的狩猎工具在弥生时代（公元前300—公元250年）演化为攻击武器，材质以石质为主，与同时期的中国铠甲的制作技艺几乎不在一个量级。至古坟时期（公元250—592年）的早期，随着汉朝文化的流入，中国工匠带来锻造技术的进步［8］，才在公元4世纪出现了具有代表性的金属铠甲——日本“短甲”。根据甲片形状、连缀方式与连缀结构的不同，短甲种类分为方形板鋲留短甲、竖矧板革缀短甲、小札鋲留三个主要类型［9］。在藏品中一件名为Cuirass of a Tankō的日本短甲（图1）就是方形板鋲留短甲的分支，为三角板鋲留短甲，这种短甲结构分为胸甲（前胴）、背甲（后胴）2片，背甲缺失一半，整个短甲的甲片共有7层，由方形甲片与三角形甲片交替间隔铆合而成，是具有日本古坟早期特点的铠甲类型。公元5世纪后开始出现“挂甲”（图2），其编缀方式与中国商周时期的札甲十分类似，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裲裆式挂甲由前胴、后胴和左右脇当共4片组成，包裹性好，使用灵活，是当时高级武士阶层主要使用的铠甲类型。总体看来，日本古坟时期金属铠甲技术与形制的发展与中国古代铠甲有着密切联系。

第二阶段（公元9—14世纪）平安时代后期到镰仓时代。平安时代是日本铠甲发展史的分水岭，此时的低等级士兵则主要使用绵甲（绵襖甲），在唐朝时期由遣唐使从中国传至日本，日本史书《续日本纪》［10］中记载了日本曾大量生产铁甲与绵甲的记录。大化改新后，武士阶级的崛起带来了对早期武器的改良，大铠的出现使日本基本上告别了甲胄仿制的历史，逐渐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甲胄，这一阶段是日本甲胄史上的重要转折点。镰仓时代（公元1185—1333年），大铠逐渐成为社会地位的象征，装饰风格日趋华丽。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藏的第一代征夷大将军足利尊氏的大铠（图3），就是镰仓时代的大铠发展到成熟期后的作品。在平安时期到镰仓时代这一个阶段中所出现的“大铠胴丸腹卷腹当”，是一个十分明显的铠甲结构逐渐趋于简化实用的过程。

第三阶段南北朝时期到战国时代（公元1336—1575年）。日本朝廷分裂为南北两朝后战火纷飞，在这一时期日本铠甲开始有了明显的民族特征，一种名为“素悬威”的日式札甲编扎工艺应运而生，在西方铆接技术和锁环结构传入日本前，素悬威一直是日本铠甲的主要编缀方式，也是日本的独有技术。到了战国时代因为西方火器的引入，日本发展出一种名为“当世具足”的铠甲类型，“当世”意为当今时代，“具足”意为完备，当世具足则可以理解为防御性能完备的当代铠甲，和制南蛮胴具足由此衍生而来。这个时期，日本传统铠甲的发展在近代受到西方文化冲击之下呈现出了汹涌的生命力。这一阶段的出现与日本本土东西方文化交流环境及政治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

第四阶段安土桃山时代与江户时代（公元1576—1867年）。在江户时代之前的安土桃山时代（公元1576—1600年）仅有20余年的历史，在南蛮贸易的发展下，日本人积极学习西方技术与文化，南蛮胴具足由此而来。南蛮胴（欧式铠甲式样）具足是具有西方板甲特征的鎧甲类型［11］，从欧洲直接引入的南蛮胴具足前身甲通常一体成型，且呈V字形（图4），而日本本土甲胄师仿制的南蛮胴具足前身甲则大多由多块甲片拼合，下缘平齐（图5）。进入日本最后一个封建武家时代江户时期（公元1603—1868年）后，日本开始了历史上一段较长的和平发展时期，铠甲逐渐失去实用功能，逐渐演变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当时的日本各个藩地都有专门的甲胄师，各流派的锻造技术与审美风格各有千秋，对于当世具足的设计风潮则主要是对大铠、胴丸、腹卷等早期铠甲形制的复古创作。所以，江户时期的当世具足可理解为日本铠甲构造的集大成者，而和制南蛮胴的诞生也堪称日本传统铠甲的继古开今之作。

2 南蛮风格具足藏品的归纳与解读

对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目前为止所展出的25领日本铠甲的年代、材料与形制特征进行分类后发现，其中江户时期的日本铠甲中具有南蛮风格的当世具足共9领，其中包括一枚张打出胴4领（其中包括一领肋骨胴、一领仏胴），鸠胸胴3领，雪下胴2领。这9领具足与其他同时期的具足相比在铠甲形制尤其是胸甲的设计上虽装饰元素各不相同，但无一例外地采用了欧式板甲式铠甲的构造。这些南蛮风格的具足与桃山时代从欧洲制造传入日本的南蛮胴具足不同，大部分由日本本土的甲胄师打造，主要的特色是胸甲形制是在欧式板甲的设计基础上进行再创作。这一设计要素也是区别于同时期其他具足的最大特点，这一特征的具足被统称为和制南蛮胴具足［12］，而根据身甲（胴）的结构与装饰风格又有不同的名称。

2.1 结构上的嵌入与拼贴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藏的和制南蛮胴具足中采用一枚张打出胴构造的数量最多，所谓一枚张即“一片式的”，这一类型具足的结构特征是身甲的前后片分别由两块完整的铁板制成，又称为仏（佛）胴，在左腋下用铰链联结。根据这一特性又衍化为不同类型，如肋骨胴、仁王胴、鸠胸胴、布袋胴等（图6）。肋骨胴与仁王胴十分類似，是胴身线条模仿人体肌肉骨骼走向的一种和制南蛮胴类型，区别在于肋骨胴仅表现肋骨外形，而仁王胴则包含肋骨及肚脐部分的刻画。这种设计的目的在于展现武士的壮硕勇猛，从而达到威慑敌人的目的。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所藏的唯一一件日本肋骨胴（图7（a））是在肋骨胴原型基础上进行了分割，将肋骨露出的下部隐去，拼接毛引威编缀技法，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典型肋骨胴的独特风格。这种模仿人体结构形式的铠甲并非日本首创，同在大都会博物馆的欧洲铠甲中展示了这样一件古典主义风格胸甲（图7（b）），身甲前后片由两块金属板打造，博物馆将其描述为“解剖式铠甲”胸甲，来自公元4—5世纪的伊特鲁里亚，与之不同的是日本肋骨胴的身甲前片的上半部分铁板进行锻造后形成了胸肌廓形并加以朱漆修饰。

这件具足的下半部分及身甲后片则全部采用毛引威手法的小札编缀。这种小札的编织手法与中国传统札甲的编织手法相同，身甲部分横编为前片压后片，纵编为上排压下排。这种编织方式将甲片紧密结合，是一种固定编缀方式，常用于身甲部分;草摺则是采用下排压上排，利于腿部活动，这种编缀手法也用于肩甲部位。图7（a）中肋骨胴腰腿防护采用了7间草摺，鲶笼手（手部护甲）外侧附着锁子甲，而佩楯（膝甲）则采用了铆接的鱼鳞甲形式，整体结构设计上融合了多种东西方铠甲的造型元素，铠甲的装饰语言简洁。

2.2 装饰上的逐新趣异

论铁甲弄趣总是绕不开一个名字是明珍派，江户时期的日本各个藩地都有专门的甲胄师，很多甲胄师流派都有着经久传承的独门锻造技术，其中最有名的是京都地区的明珍派。关于明珍派的起源大约是在公元16世纪，早期以精湛的铁艺手工制品闻名，用冰冷坚硬的钢铁打造出各种栩栩如生的动物形象［13］（图8），妙绝一时。后被任命为幕府大名武士的官方甲胄师，擅长铁与革的加工技术。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藏中展出的和制南蛮胴具足中有三件是来自明珍派的作品（表1中2#、3#、8#），具有鲜明的明珍派风格，在胸甲的装饰中都采用了“三停九似”龙纹形象为装饰元素，四足三爪，在厚重铁板上进行手工锤炼从而产生立体感十足的龙纹阳雕。其中以表1中2#仏胴上的龙纹最为精美细致（图9），铁雕镂空、层次分明、片片龙鳞毕现，身姿灵动、金漆点睛一笔惟妙惟肖。佩楯上的鳞甲片打造成树叶形状（图10），别具一格，东方元素的运用十分细腻入微，抽象流动的龙纹与泠冽坚硬的铁甲结合，叶形鳞甲与萌葱色摇系（草摺与身甲相连接的部分）相呼应，形与意的融合打造出刚柔并济的甲胄艺术语言。

以龙纹作为装饰并非仅有明珍派，如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另一件五枚胴（即身甲五片）式的龙纹和制南蛮胴具足（图11）。与明珍派作品不同的是，仅在前胸甲采用整块铁甲，胁胴及后背采用的是红系毛引威小札的工艺（铁甲可能覆于小札之下），以鎏金云龙纹为胸甲装饰，双足三爪游龙踏云而来，龙纹与云纹充盈整个画面。除了胴式上的区别外，其龙纹的装饰技法不同于明珍派的錾刻，而是采用了纹样贴片钎焊的技术，呈现出阳雕的立体感，但这种技法与金属锻錾工艺截然不同。

2.3 多源并置与融合重构

除了在欧式铠甲的构造装饰上做加法，和制南蛮胴在廓型打造上也充满了解构主义的精神。雪下胴，一种以雪下田七郎名字命名的当世具足，特征身甲皆为五枚胴，右胁胴开襟为两片，胴身狭长，草摺数多，可分解收纳，所以又称“解胴”。表1中8#、9#的具足皆为五枚胴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欧亚铠甲藏品中有数件此类型的胸甲，基本来自公元16—19世纪的西亚与中亚。一件采用了这样的结构，如公元17世纪的波斯胸甲（图12），前后身甲各一片，一侧的身甲为方便穿脱一分为二，五片身甲包裹身体，身甲通体蚀刻波斯文字与传统图案，与雪下胴相比廓型更趋于方正。两者之间的渊源难以一言以蔽之，但也由此可见对日本江户时期和制南蛮胴具足产生影响的并不局限于欧洲地区，东西方铠甲技术与艺术风格是多源流动的、是交互的。

和制南蛮胴中的鸠胸胴是一种具有鲜明欧式铠甲形制的日本铠甲类型（表1中5#、6#、7#），特征是在胸部中央有一条角度锋利隆起的脊线（图13），一片式胸甲的廓型在15世纪末的欧式铠甲中十分常见（图14）。但这种一片式的鸠胸胴在江户时期的当世具足中并不多见，一些现存的江户早中期的本土甲胄师打造的鸠胸胴大多是采用多片横矧板铆接。因当时工艺无法达到一体成型所以胸甲上有明显的铆接痕迹，且无装饰纹样，或在铁甲表面覆盖毛引威小札。而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这件鸠胸胴工艺精湛，其头盔以16世纪荷兰Cabasset式头盔为原型，胸甲的廓型流畅且采用了一片式构造，是十分成熟的欧式造甲工艺。当时的日本甲胄师的锻造技术很难企及，而当时的统治阶层又有从欧洲定制南蛮胴的历史，那么这件胸甲的打造是从欧洲引进还是由日本甲胄师打造？这一点在藏品资料中并未提及，但根据工艺技法推断很有可能是从欧洲定制引进的，这一点在胸甲的装饰技法中也有体现。铠甲上蚀刻花纹是欧洲铠甲中十分奢华的装饰方式，并非日本传统工艺，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所藏的一件19世纪初法国的蚀刻工艺的胸甲（图15），由克林根塔尔皇家武器制造厂打造，在当时的欧洲像这样精美的蚀刻技艺仅在贵族高级将领的铠甲装饰中出现，十分稀有。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这件鸠胸胴上的蚀刻花纹手法表现十分娴熟，不同于欧洲蚀刻纹样中通常以西方宗教故事为创作蓝本，在这件胴甲表面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的道教元素。四足三爪游龙凤凰相随，驭龙仙人乘风而来，祥云遍布幡旗舞动，在胸甲下方位置左右各立两位明代装扮的道教仙人。这一宗教元素的采用，一定程度上应是受到明代嘉靖时期道教文化风靡的影响。用超群的欧式蚀刻镀金技术在江户日本武士的铠甲上讲述了一个中国道教神话故事。不同文化艺术的并置与重构产生的跨越空间的联动，在当时信息还十分闭塞的江户时代，让这件南蛮胴具足在日本传统铠甲中足以称得上逸群绝伦。

3 和制南蛮胴范式转型的内源探讨

江户时期复杂的社会历史环境推动了和制南蛮胴具足的发展，其范式转变不仅受到当时日本铠甲复古风潮的影响，同时在学习中国与西方技艺文化的基础之上，本民族审美意识的交融和思想文化发展的路向，都是其范式转型的主要内在动力。

3.1 “复古”三问

“復古調の甲冑”（复古风格的铠甲）是江户时期日本当世具足设计的关键词，何谓铠甲复古？复何处之古？如何复古？以三个问题拨开江户时代铠甲复古之迷雾。

一问何谓复古？江户时期是日本历史上一段较长的和平发展时期，作为防御武器的铠甲逐渐失去实用功能，而是演变成为一种武士阶级身份地位和财富实力的象征，功能性褪去后装饰性成为重心，铠甲的设计日趋华丽，早期铠甲形制成为具足设计的创作源泉，古今多种风格的堆砌展现了这一时期所谓当世“具足”的特质。二问复何处之古？回答这个问题，除了关注日本服饰美学方面的发展，应该同时考虑到这一时期日本政治文化环境的变化。江户时期日本唯一开放的港口长崎是当时日本与世界进行交流的窗口。西方的基督教在此地渗透，冲击了日本原有的以佛教为主的宗教信仰［14］并且推动了文艺复兴思想的传播，与此同时，明朝汉籍东传带来的文化移植及明朝灭亡后大量晚明遗民涌入，这一时期文艺复兴思潮及大明遗风的交织，在肋骨胴对早期欧式解剖式胸甲形制的仿制与鸠胸胴中对道教元素的运用中可窥见，日本铠甲的复古见证了日本统治阶层对东西方文化从排斥、批判、接纳、吸收和再创作的过程，铠甲的复古不仅复日本本土甲胄形式之古，同样包含了西方古典主义思想之古及明朝宗教艺术之古。三问如何复古？在江户时代的当世具足的风格大多数是在战国时代之前的大铠与胴丸的形制基础上进行的再创作［15］，再创作的过程就难免出现对早期铠甲复制得似是而非，当时日本铠甲制作的代表流派明珍派所著《甲胄古作押形》［16］与《御铠古法仕立大概》［17］等古籍对早期大铠的形制及制作材质的应用进行了细致图解（图16），为这一时期的铠甲的复古设计提供参考基础。故江户时期当世具足的复古与再创作是在一定的旧制基础上进行的，这一点与明朝早期统治阶级在服饰上的稽古立制也十分相似。这种对于古制的遵循也讓日本传统铠甲在近代设计发展过程中并未偏离本源。

3.2 “逐流”而去，任意西东

谈论“日本处于中国文化的轨道之上是老生常谈”，在江户时代之前，中国文化是日本唯一的外来影响。换而言之，早期日本的选择十分有限，日本处于一个文化领域的外缘，除了中国别无他选［18］。

和制南蛮胴的设计制作从初期的嵌入拼贴到后期的融合创新，这一发展路径不仅是体现在铠甲历史上的，也体现在其他方面。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藏的日本目前出土的最早时期的刀剑实物的样式就基本参照了中国传统剑式，对于早期日本的武器铸造史，在《日本书纪》《帝王纪》《旧辞》等日本历史古籍中有记载。公元6世纪开始，日本向中国和朝鲜学习锻造技术，在古坟晚期，中国工匠（主要为难民）从朝鲜半岛远渡来到日本，带来了中国的金属锻造技术，直到平安时期日本才从模仿中走向锻造革新，逐步建立起了日本武器的艺术语言［19］。从早期的攻击武器到防御武器，”逐流”是其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词。相较之下与中国及欧洲锻造技术上的巨大差距，日本铠甲早期的“逐流”是倾向于技术学习与形式模仿，无心亦无力于在铠甲构造中注入本民族的艺术文化特质，这一时期的南蛮胴作品流于形式上的摸仿和重复移植。然而在这

个阶段甲胄师与工匠们得以有吸收多地域文化与技术精髓的机会，蕴蓄了变革固有构造的意念，在逐步发展中，西方与中国的造型元素、符号语汇及装饰特征在日本本土语境中交融混洽，江户后期逐渐在和制南蛮胴作品中开始显现出浓郁的日式文化韵味。

3.3 “和魂”意识下的折衷主义

日本的岛国性使之更能重视舶来品的价值，无论是工艺技术还是思想文化方面。犹且日本是乐于借鉴与学习他国文化的民族，善于吸收和转化外来文化。早期明代赐服与勘合贸易的推动，在服饰审美与织造技艺上带来了大明风潮的涌动［20］，同时江户时期的当权者出于巩固政权的思想需要，将13世纪中期之前从中国传入的朱子学作为满足其自身的专制统治的主要社会思想意识，儒学被奉为官学。这一时期中国文化辐射影响日本，且由日本统治阶级自上而下推崇，直至影响渗透到日本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儒学中的“礼”成为日本统治阶级中武士铠甲等级制度的核心精神［21］。自古以来日本的发展长期在中国文化巨影之下，江户时代的日本对于中国文化是敬仰而又自卑的，在政治方面对清朝政权则疏远甚至敌视，并由此掀起了对于明朝文化的复古推崇。与此同时大量明末时期的军事著作随着海运贸易及明末遗民的迁入而流入日本，如《武备志》《神器谱》《兵制新书》和《钤录》等［22］。明代文化及军事科技都对江户时代的日本铠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18世纪晚期的欧洲，贡布里希将这一时期英法两国艺术观念的转变视为“传统的中断”［23］，同样的，这样一种对于传统艺术文化的哀叹也存在于当时的日本民族艺术环境中。在江户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后，日本的国学家开始倡导“和魂”，主张“清除汉意，坚固和魂”［24］，摒绝汉文化，批判统治阶级对于汉文化的崇拜。然而，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敲开日本国门将欧洲武器引入，到18世纪黑船事件日本被迫结束闭关锁国政策，兰学的传入打破了日本人的陈旧认知，日本又受到近代欧洲科技的冲击。随之而来的尊王攘夷思想与倒幕组织的兴起，心底深处始终以“苇原中国”自居的日本人走入一种踟蹰矛盾的境地，这种矛盾的心理也自然而然地投射到了日本铠甲这一武士阶层展现地位与威望的利器之上。不同于古代日本对于中国冷兵器的模仿制作皆以器物性能的精进为主要目的，江户末期和制南蛮胴中的东西方技术、艺术和文化的叠合，或许可以理解为在西方强权与明朝巨影之下本土艺术文化发展的折衷主义表现。

至此，通过对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江户时期和制南蛮胴制式特质的分类解读与内源探讨，不难发现在江户日本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和制南蛮胴这一具有时代特质的传统武士服装，在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复杂环境中对于“异文化”习得与转化是有迹可循的。“他者”与“本体”的冲击中坚持去伪存真，追逐本源的传承与创新构造，其内核追求依然是其纯粹的民族文化，正如“飓风过岗，伏草存惟”的道家思想。在江户时代宕迭的政治与文化环境中怀揣对本土文化的自信，在多元文化交融的环境中集体无意识地构建了一个营养充分的培养皿，采他山之石攻玉，纳百家之长厚己，在其中得以强大成长后，继而剥离回归。

4 结 语

置身于多元文化交互的史境中，对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和制南蛮胴藏品不同阶段设计特点的解读，可知日本和制南蛮胴的范式发展不仅与生产力水平、国家军事实力、时代审美趋势有关，与政治文化交流史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通过研究论述发现，和制南蛮胴所呈现出的设计模仿与再创作的范式转变路径是一个“重述变换破立”的过程，而在此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一种对于文明同化的警觉。其次，东西方铠甲绝不是各自独立发展的系统。通过细微处寻找内源联结，探身至那个特定历史时代，以开放的思维进行多个体间的比较研究后，笔者认为江户时期的和制南蛮胴的范式演变是在一个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中，各个蕃地的甲胄师和工匠们在统治阶层意志下，尝试着为江户铠甲美学寻找一个科学的平衡点，从实用性到艺术性，从西方技术到东方文化，从审美认可到社会理想。和制南蛮胴的范式风格是多元共生的，其内核是对立统一的，蕴含着实验艺术品的特质，从早期的逐流到后期坚持本我的批判性接纳，这一发展模式似乎也体现在江户末期的日本最终走向明治维新的道路之上。不可忽视的是，东亚传统铠甲文化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建立的谱系架构，以历史为棱镜，多方面深入研究江户时代南蛮胴具足发展，在这追本溯源过程中探寻其与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联动和交织，让东亚传统铠甲艺术变得更为生动立体，对于目前中国传统铠甲的研究也预留了更多想象与认知的可能。

《丝绸》官网下载

中国知网下载

参考文献：

［1］钉屋奈都子. 室町末期から江戸時代の鎧に用いられた鉄鋼材料の製作と加飾［D］. 東京： 東京艺术大学， 2014.

KUGIYA N.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Japanese Iron and Steel Used for the Armors from the End of the Muromachi to the Edo Period［D］. Tokyo： Tokyo University of the Arts， 2014.

［2］MAGUREGUI M， MORILLAS H， MARCAIDA I， et al. A non-invasive in situ methodology to characterise the lacquers and metals from the Edo period Japanese armour［J］. Microchemical Journal， 2018， 137： 160-167.

［3］GUPPY A， SINGER P， WYLIE A. A seventeenth-century suit of Japanese armour with original textile components： Its description， conservation and mounting［J］. The Conservator， 1997， 21（1）： 59-69.

［4］DALEWICZ K， SUZANNE， et al. Japanese armour and the conservation of a Sakakibara family armour at the Royal Armouries［J］.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Conservation， 2013， 36（1）： 35-52.

［5］BULLOCK R. Oriental arms and armor［J］.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Bulletin， 1947， 5（6）： 169-171.

［6］束霞平. 芻议鲜卑族服饰对南北朝戎服的影响［J］. 丝绸， 2010（10）： 46-50.

SHU Xiaping. Discussion on the impact of the dress in Xianbei nationality to the army Uniform in Southern-Northern Dynasties［J］. Journal of Silk， 2010（10）： 46-50.

［7］小林謙一. 010 東アジアにおける甲冑の系譜をめぐって［G］. 東アジア考古学論叢－日中共同研究論文集， 2006.

KOBAYASHI K. 010 on the genealogy of armor in East Asia［G］. East Asian Archaeology-Japan and China Joint Research Collection， 2006.

［8］杨泓. 日本古坟时代甲胄及其和中国甲胄的关系［J］. 考古， 1985（1）： 61-77.

YANG Hong. Japanese armor of the ancient burial period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Chinese armor［J］. Archaeology， 1985（1）： 61-77.

［9］古谷毅. 古墳時代甲冑研究の方法と課題［J］. 考古学雑誌， 1996， 81（4）： 58-85.

FURUYA T. Methods and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armor of the Kofun period［J］. Journal of Archaeology， 1996， 81（4）： 58-85.

［10］早川庄八. 続日本紀［M］. 東京： 岩波書店， 1993.

HAYAKAWA S. Shoku Nihongi［M］. Tokyo： Iwanami Shoten， 1993.

［11］笹間良彥. 図録日本の甲胄武具事典［M］. 東京： 柏書房， 1981.

SASAMA Y. Illustrated Encyclopedia of Japanese Armor， Armor and Headgear［M］. Tokyo： Kashiwa Shobo， 1981.

［12］TOVAZZI E. Analisi di Alcune Armature Giapponesi del Museo dArte Orientale di Venezia［D］. Venice： University Ca Foscari Venezia， 2020.

［13］ANDERSON L J. Japanese Armour： An Illustrated Guide to the Work of the Myohin and Saotome Families from the 15th to the 20th Century［M］. London： Arms & Armour， 1968.

［14］中野三敏. 講演録： 江戸文化再考［Z］. 神戸女子大学古典芸能研究センター紀要， 2013： 6-17.

NAKANO M. Lecture record： Reconsidering Edo culture［Z］. Bulletin of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Classical Performing Arts， Kobe Womens University， 2013： 6-17.

［15］笹間良彦. 日本甲冑大鑑［M］. 東京： 五月書房， 1987.

SASAMA R. An illustrated book of Japanese Armor［M］. Tokyo： May Shobo， 1987.

［16］明珍宗介. 甲胄古作押形［M］. 東京： 国立国会図書館， 江户时期 （1603—1867年）.

MYOCHIN S. Ancient Work of Armor in the form of an Ogata［M］. Tokyo： National Diet Library， Edo Period （1603-1867）.

［17］佚名. 御鎧古法仕立大概［M］. 東京： 国立国会図書館， 江户时期 （1603—1867年）.

Anon. Compendium of the Old Method of Tailoring Armor［M］. Tokyo： National Diet Library， Edo Period （1603-1867）.

［18］马里乌斯·B. 詹森. 剑桥日本史［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

JANSEN M B.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M］.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19］中江秀雄. 鉄鋳物の歴史 （1）［J］. 鋳造工学， 2013， 85（5）： 305-309.

NAKAE H. History of iron casting （Ⅰ）［J］. Foundry Engineering， 2013， 85（5）： 305-309.

［20］周佳， 赵丰. 明朝与日本勘合贸易中的织金锦研究［J］. 丝绸， 2021， 58（6）： 96-102.

ZHOU Jia， ZHAO Feng. A study of gold brocade in the tributary trade between Ming Dynasty and Japan［J］. Journal of Silk， 2021， 58（6）： 96-102.

［21］新渡戸稲造. 武士道［M］.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06.

NITOBE I. The Way of the Samurai［M］. Beijing： Qunyan Press， 2006.

［22］张宪生. 近世日本对明代兵书与善书的理解接受问题刍议［J］. 东南亚研究， 2013（4）： 5.

ZHANG Xiansheng. On the Ming Dynasty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records spread into early modern Japan［J］.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3（4）： 5.

［23］恩斯特·汉斯·贡布里希. 艺术发展史： “艺术的故事”［M］. 3版. 天津：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8.

GOMBRICH E H. History of Art Development： “The Story of Art”［M］. 3rd Edition. Tianjin： Tianjin Peoples Fine Arts Press， 1998.

［24］内藤湖南. 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NAITO T. Japanese History and Japanese Culture［M］.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

Abstract： In terms of society and culture， the Edo era in Japanese history was a vibrant and rich time. The evolution of Japanese traditional armor technology and armor culture achieved its pinnacle with the entry of Western technology into the contemporary age and the absorption of Chinese culture， giving rise to the distinctive Japanese system of Nanban Dō.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in New York， the USA， has a sizable collection of ancient weapons and armor that spans geographies and covers various historical eras of Asian and European armor， including a considerable portion of Japanese armor. This creates objective conditions for the comparison study of Japanese armor structure and form.

We summarized and compared the Nanban Dō and the Asian and European armor collections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is article using historical analysis， documentary analysis， and case study techniques. It is found that the paradigm shift at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Nanban Dō was based on the different ways of acquiring and transforming foreign cultures in the changing contexts of the times， and the timely innovation in the later critical acceptance.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were obtained from the study. First， the paradigm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Nanban Dō was related to the level of productivity， national military power， and aesthetic trends of the times， and was also inseparably related to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and cultural exchanges. The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path of design imitation and re-creation of Japanese made Nanban Dō was a process of restatement-transformation-breaking， and in this process a vigilance for civilizational assimilation was always maintained. Second， East armor and West armor were not separate systems that developed independently of each other. The evolution of the paradigm of the Edo periods Japanese made Nanban Dō was an attempt by craftsmen from various regions to find a scientific balance between the aesthetics of Edo armor at a time whe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were colliding fiercely and at the will of the ruling class， and in the environment where Western technology and Eastern culture intermingled， the Japanese made Nanban Dō exhibited characteristics of an experimental artwork. Third， the traditional armor culture of East Asia is a genealogical structure built around China， and the in-depth stud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Japanese Nanban Dō has 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the study of armor in China and even East Asia.

We treat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as a historical environment of multicultural interactions， search for internal links in the subtleties， summarize and analyze the different formal changes of the Edo period and the Japanese made Nanban Dō paradigm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and analyze the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of this form in depth and in all aspects， so as to find new possibilities for the study of East Asian armor art.

Key words： the Edo period; Japanese made Nanban Dō; armor; Paradigm; Ret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