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代人小时候的记忆中，他是个天才，也是个“怪人”。长大后回过头看，他其实更是一个战士。

1966年5月，中国科学院的第17期《科学通报》上，刊登了一篇论文。这篇文章的标题，外行人光读出来就已非常拗口：《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二个素数的乘积之和》。但光这个标题，就足以在业内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这篇论文实际上是在论证“哥德巴赫猜想”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证明了“1+2”——之前全世界数学家在几代人的努力下，只能做到证明“1+3”。

不过，这篇论文虽然引发了业界的震动，却没有给出证明的过程，所以严格意义上并不能称之为“成功论证”。但是，发表论文的作者却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那是一个在数学圈里几乎没有人听到过的名字：陈景润。

1933年，陈景润出生于福建福州。陈景润的父亲在邮局工作，母亲前后一共生了12个孩子，只活下来六个，陈景润排行老三，上面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

陈景润从小就不是一个太受关注的孩子，在家中如此，在学校里也是如此——因为从小瘦弱多病，他在学校里还总是受欺负，但从不吭声求饶。13岁那年，陈景润的生母因病去世，父亲续了弦，他的性格也开始变得更加内向。

陈景润初中读的是福州的三一中学，高中念的是英华学校。从初中开始，陈景润就明显更喜欢数理化，尤其喜欢上高中的数学课，这背后有一点原因，也是因为他们的数学老师、班主任沈元很喜欢启发学生们思考问题。

有一次上课，沈元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关于哥德巴赫，关于欧拉，关于那个著名的猜想。沈元告诉学生们，哥德巴赫和欧拉直到去世也没能证明这个猜想，而后世一代又一代的数学家也没能实现这个心愿。所以，“哥德巴赫猜想”被称为“数学皇冠上的明珠”。”

这是陈景润第一次听说“哥德巴赫猜想”。

高中毕业后，陈景润顺利考入了厦门大学数学系，成为新中国第一批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但由于当时国家的建设需要，陈景润这批大学生只读到大三就提前“毕业”了，奔赴各个工作岗位。

陳景润被分配到北京四中当数学老师，按理是他自己喜欢的专业，但这个岗位却难倒了他：他生性内向，不擅长表达，一开口又是福建家乡话，学生们都表示听不懂。结果越急越慌，越慌越急，身体本来就不好的陈景润在中学当了一年教师，住了六次医院，动了三次手术。

尽管学校后来为了照顾陈景润，给他提供了一个只批改作业的岗位，但他还是无法适应。一年之后，学校无奈和陈景润解除了聘用合同。

1954年，确实不胜任教师岗位的陈景润回到了福州，利用微薄的积蓄摆了一个书摊，他自己已经想好了：大不了一辈子摆书摊，能吃饱就行，其他时间都用来自学数学。

但正是这个是时候，陈景润的母校厦门大学又向他抛来了橄榄枝。

当时厦门大学的校长是王亚南。王亚南欣赏陈景润的才华，也知道他的“短板”，认为那次工作分配并不合适，所以又重新接纳了陈景润，并根据他的性格特点把他分配到了学校图书馆担任管理员。

成为图书管理员后的陈景润倒果然“如鱼得水”，每天沉浸在书堆里。那段时间，他一直在看华罗庚写的《堆垒素数论》和《数论导引》，并完成了自己的论文《他利问题》。他还给华罗庚写了一封信，提出《堆垒素数论》中的“塔内问题”有几处地方似乎还可以改进。

那一年，陈景润23岁。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他应该就会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埋首看一辈子书，做一辈子研究。

但他的那封信，却在1957年意外换来了一纸调令：选调陈景润同志前往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担任实习研究员。

征调陈景润的，正是当时担任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所长的华罗庚。

华罗庚恰恰是因为陈景润的那篇论文而注意到他的。当华罗庚了解到陈景润的背景后，更是觉得有些惊异，他曾对自己的弟子、同样是著名数学家的王元说：

“你们待在我身边，倒让一个素不相识的青年改进了我的工作。”

1957年，只有24岁的陈景润走出了图书馆的狭小天地，来到了当时全中国最顶尖数学高手云集的中科院数学研究所。

初入研究所，陈景润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买个半导体收音机，背后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想收听一些英语新闻，进一步提高英语水平——他非常清楚，当时最先进的理论知识和资料都是由英语写成的。

按陈景润当时的收入和积蓄，买一台全新的收音机还是没有问题的，但他却去五道口花15元淘了一个国产坏掉的旧货，然后买了一本《电子管原理》，自学技术，居然把收音机就给修好了。

在中关村88号中科院集体宿舍的三楼，陈景润住的是一间6平方米的小房间，楼下就是锅炉房。房间很小，连桌子都放不下，他把被褥掀开，用床板当写字台。整个房间除了床、脸盆、椅子和两个暖瓶以及一堆药瓶之外，就是一麻袋一麻袋的演算纸——在没有计算机的年代，陈景润全靠一张纸和一支笔人工计算。

但简陋的环境完全不影响陈景润的工作热情，相反他觉得非常快乐：数学研究所只有30来人，像个小家庭。而更让陈景润感到欣慰的是，当时的数学所的数论研究水平堪称世界一流，这也让他大开眼界，获益匪浅。

研究所的“数论组”是在1953年的冬天成立的，所长华罗庚亲自组织领导了两个讨论班，其中一个就是“哥德巴赫猜想讨论班”。而陈景润就属于这个班，他经常得到华罗庚的亲自指导，这也让他非常感动：“我每前进一步，都和华老的支持和鼓舞分不开”。

当时全世界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进度条”，基本是这样的：1920年，挪威数学家布朗证明了“9 + 9”；1924年，德国数学家拉特马赫证明了“7 + 7”；1932年，英国数学家埃斯特曼证明了“6 + 6”；1937年，意大利数学家蕾西证明了“5 + 7”和“4 + 9”；1938年，苏联数学家布赫夕太勃证明了“5 + 5”；1940年，苏联数学家布赫夕太勃证明了“4 + 4”；

然后，就基本进入了“中国时间”：1956年，中国数学家王元证明了“3 + 4”和“3+3”以及“2+3”；1962年，中国数学家潘承洞和苏联数学家巴尔巴恩证明了“1 + 5”， 王元证明了“1 + 4”；1965年，苏联的布赫夕太勃和小维诺格拉多夫，及意大利的朋比利证明了“1 + 3 ”。

到了“1+3”，“进度条”就停止了。

然后时间就到了1966年5月，陈景润在中国科学院的《科学通报》第17期发表了那篇《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二个素数的乘积之和》。

他宣布，自己证明了“1+2”。

但业界在震动之余，也有疑问：陈景润并没有列出完整的证明过程。事实上，不是陈景润不想列，而是他的证明过程有200多页，一本杂志都登不下。但陈景润并不慌，因为路已经初步走通了，他接下来只要简化下证明步骤，就可以完整发表了。但那根原本来以为很快就会实现突破的“进度条”，忽然停滞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事实上，在1964年的时候，陈景润的好多同事就已经中断工作去参加“四清”运动了，陈景润因为体弱多病被留了下来，他能拿出来那篇论文，和研究工作没有受到打扰也有关系。平时沉默寡言，几乎和政治无缘的陈景润，原以为自己不可能陷入政治漩涡，但他毕竟还是天真了。整个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的工作都在“文革”开始后停滞了下来，而针对陈景润的议论和指责，也开始多了起来。

和中科院的很多研究员一样，陈景润一开始被“定点看管”了起来，不允许从事任何研究工作。工宣队进驻中科院之后，情况开始好轉了一些：陈景润被允许可以回到自己的房间，并且可以开始搞一些运算。

1971年以后，情况开始进一步好转。1972年，周恩来在接见了归国的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后，趁机会提出中科院在理论研究上还是要有所突破。 很快，中科院不少科室都开始恢复了正常的上下班制度，科研项目也慢慢开始恢复运转。陈景润所在的科室和其他科室还成立了联合支部，有了新的支部书记。

新的支部书记姓李，特别关心陈景润的生活，到岗后第一时间就去了陈景润的宿舍，然后被他那个6平方米的“蜗居”给震惊了。他提出给陈景润修好电线好让他用电灯，后者却连连摆手：

“不要灯！要灯不好。要灯麻烦。这栋大楼里电线负荷太重，常常要检查线路，一家家的都要查到。但是他们从来不查我。我没有灯，也没有电线。”

但电灯毕竟还是重新装好了，“重见光明”的陈景润很快就投入到“1+2”的论文修改中。知情者都知道这是一篇份量极重的论文，但也有人对这篇修改中的论文迟迟没有面世而传起了“风言风语”：“现在发表论文没稿费，他肯定是想等到恢复稿费制度后再发。”

这种传言把陈景润也逼急了，连忙解释：“我之前的解答太复杂了，写了200多页。就像从北京城里走到颐和园那样，可有许多条路，要选择一条最准确无错误，又最短最好的道路。我那个长篇论文是没有错误，但走了远路，绕了点儿道。”捷径当然是要找的，但当初陈景润自己也没想到，整整耽搁了七年。

1973年2月，春节刚过。

陈景润从宿舍里走出来，把一叠厚厚的稿纸交给了李书记。“这是我的论文。我把它交给党。”

那叠稿纸，就是陈景润经过大幅度优化，从200多页精简到100多页的“1+2”的证明过程。

数学研究所立即组织了一次内部会议，陈景润当着十几位顶尖数学家的面解释了自己的论证过程——所有人都一致给以高度评价。

1973年4月，中科院主办的《中国科学》杂志，在英文版16卷2期上全文刊登了陈景润的这篇论文，立刻轰动全球数学界。当时英国著名的数学家哈勃斯丹和原联邦德国数学家李希特的著作《筛法》已经进入校印阶段，在看到陈景润的这篇文章后，他们立刻叫停了印刷，要求必须在这部原本由十个章节的著作中再增加第十一章，章节命名为“陈氏定理”。

哈勃斯丹在这一章的前面写道：“我们本章的目的是为了证明陈景润下面的惊人定理，我们是在前十章已经付印时才注意到这一结果的；从筛法的任何方面来说，它都是光辉的顶点。”

不过在国内，因为这篇论文过于专业，陈景润的名字只是在业内传了开来。中科院在第七期的《科学工作简报》发表了题为《数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项成就》。这篇报告被某位中央领导看到后，立刻要求中科院再交一份详细报告。

在那份详细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陈景润证明了‘1+2’的消息震撼了中国数学界，也震撼了国际数学界。在此之前，数论专家们普遍认为，要想沿用已有的方法（包括筛法）来证明‘1+2’是不可能的：而陈景润居然对筛法‘敲骨吸’加以改进，创造出了加权筛法，使筛法的效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很快，了解到情况后的新华社记者顾迈南带着摄影记者钟巨治来到了中科院，要求采访陈景润。在详细采访了解了陈景润的工作成果和所处环境后，两篇内参被送进了中央，一篇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景润作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一篇是《助理研究员陈景润近况》——这篇内参里提到了陈景润身体健康状况非常差。

内参很快被送到了毛泽东案前，毛泽东看完后立刻圈阅：“要抢救！”

1973年4月27日凌晨2点，几辆小轿车悄悄停在中科院88号楼前。时任中科院党组副书记的武衡带队，敲响了三楼陈景润那间6平方米蜗居的房门。

当时陈景润正在一边听英语广播，一边阅读资料，一听有人敲门，立刻藏起数学资料和演算纸，轻轻把门打开一条缝——看到门口有那么多人，他顿时紧张起来：

“你们，你们来干什么？我只是在听，听英语新闻，我没搞研究，没搞研究……”

当武衡告知陈景润是要去带他检查身体之后，他慌得连连摆手：“不，不，我不去……”

武衡告诉他，是毛主席派人来让他去检查身体的，随后就和众人一起，把陈景润架进了楼下早已停好的小轿车里，送进了解放军309医院。

住进医院后，医生给惶恐未定的陈景润做了全面身体检查，预想结果要比原先好不少：除了得了结核病之外，陈景潤的身体各项指标基本正常。

按照规定，陈景润必须在医院中休养一段时间，等身体康复后才能出院。但住院后没多久，有一天，护士发现陈景润失踪了。整个医院都被发动起来找人，但没人发现陈景润的踪迹。众人只能把搜索范围扩大到医院外。终于，在附近的一个地下通道里，医院里一位姓葛的师傅发现了陈景润的身影。葛师傅连忙骑车追上去，好说歹说，把陈景润拉回了医院。

回到医院，众人问陈景润为何要“逃跑”，他的回答是：“过去你们那样对我，现在又对我那么好，我实在搞不明白是为什么……后来我想到了一点，你们是不是把我接到医院来后，要去撬我房间的门，偷我的资料？”

最终，有关人员把一个保险柜搬到了陈景润的病房，把他的数学研究资料当着他的面都放进了保险柜，他才开始安心养病。陈景润出院后，中科院决定改善他的居住条件，给他分了一个16平方米的单间。但陈景润却死活不肯搬出他那个6平米的冰冷“蜗居”：“我现在好歹有这个6平方米的房间，住到16平方米的房间，到时候你们再把我轰出来，我连这个6平方米的房间都没了……”

那时候的陈景润并不知道，他内心一直恐惧的那种岁月，一去不复返了。而且，他即将成为全国人民的偶像。

1978年1月，《人民文学》元月号上发表了一篇报告文学。

这篇报告文学长达16000多字，题目为《哥德巴赫猜想》，是作家徐迟深入采访了陈景润和他的身边人后写成的。

2月17日，《光明日报》花了整整一个头版和另一个版面，全文转载了这篇报告文学，同时，《人民日报》《文汇报》也进行了全文转载。现在的人可能已经很难想象，在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这篇描写一个知识分子刻苦钻研并取得国际性科研成果的文章，在中国引起了多么大的轰动。

一时之间，街头巷尾，工厂学校，大家都在讨论“哥德巴赫猜想”，都在讨论陈景润。当时有媒体称，“刮起了一股‘陈景润旋风’”——“科学家”一下子成了当时人们最崇拜的偶像之一，“我要成为一名像陈景润那样的人”也成了很多青少年立下的目标。

1978年，陈景润接到通知：他将作为中美建交后的第一批学者，随团访问美国。陈景润再一次住进了解放军309医院，但这一次他绝不会再紧张了，因为他知道这是出国前例行的身体检查。

也就是在这次身体检查的过程中，45岁的陈景润遇到了26岁的护士由昆。在当时，陈景润不仅仅是全国很多人心目中的“科学家偶像”，也是很多年轻女性心目中的“最佳结婚对象”。每天，陈景润都会收到全国各地的来信，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姑娘的求爱信——在那个年代，“嫁知识分子”第一次成为很多姑娘的选择。

在诸多选择中，陈景润独独爱上了由昆。在那个依旧需要粮票的年代，他对由昆的表白也显得颇有知识分子的特色：“我们一个喜欢吃米饭，一个喜欢吃面条，如果我们俩能在一起，正好可以互补……”

而面对陈景润的感情，由昆一开始有些不知所措：“全国有那么多追求你的好姑娘，你一个大数学家，为什么偏偏选择我？”一向内向的陈景润这一次倒是迅速给出了一个简短有力的回答：“如果你不同意，我这辈子都不结婚！”

陈景润最终得到了由昆的同意，开始享受爱情的甜蜜。在婚礼前夕，两个人手牵手一起去商店挑选给客人的喜糖。他们挑选了各种品类各种价格的喜糖后，售货员用算盘开始计算总价，而一旁的陈景润早就心算出了答案，当他报给售货员后，却换来了一个白眼：“你以为你是陈景润啊？”

在电视机依旧是稀罕货的年代，全国见过陈景润真人样子的确实不多，而他也非常习惯那种低调。

在成名后，陈景润依旧穿着工作的蓝大褂，在单位里看到同事，总是先闪到一边，主动问好。当时他给自己最大的奖励，是去药店买了几根便宜的参须，丢到了他那个已经用得陈旧不堪的竹壳暖水瓶里泡水喝。

1979年上半年，陈景润根据安排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所做了半年访问学者，领到了一万多美元的报酬。他半年省吃俭用，把其中的绝大部分美元都带回了国，上交给了单位，理由是“国家需要外汇”。但一向随和的陈景润也有坚持的时候。

1981年，妻子由昆临产，因为各种原因最终只能选择剖腹，陈景润反复思考后，用颤抖的双手在家属“同意”栏上硬是又加了一行话：“必须要保证我爱人由昆手术后能正常工作。”

儿子顺利诞生后，陈景润一度坚持要让儿子随母亲的姓，叫“由伟”，最后在由昆的反复劝说下，才妥协变成了“陈由伟”。1978年到1983年，是陈景润过得最快乐的一段岁月。

他有妻子和儿子的陪伴，尽享天伦之乐，而在工作条件上也比以前改善了太多太多。他从来没有忘记过工作，结婚后也经常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

妻子由昆劝他不要那么劳累，他的回答是：“没关系，这里面的乐趣，你是体会不到的。”

雖然由昆不懂数学，但她也知道陈景润努力工作的目标是什么：证明“1+1”，彻底解决哥德巴赫猜想。

但这一次，命运却和陈景润开了一个无情的玩笑。

1984年4月27日，陈景润出事了。

很少出门的他，在那天忽然想去一次书店。陈景润平时走在路上都只自顾自思考问题，很少会“眼观六路”。在从书店回来的路上，一辆飞驰的自行车把他猛地撞倒，他后脑勺着地，当场就流了不少血。

神志不清的陈景润当时忍着剧痛提了两个要求：一个是要去中关村医院，因为他的医保在那里；二是请求交警不要为难那位骑车的小伙子。

送到医院后的陈景润被诊断为脑震荡，在休养了一段时间后出院。正当众人以为平安无事的时候，他在出事第二年就被诊断患上了帕金森氏综合症——不少人认为，就是那场车祸引发了这个症状。

此后，陈景润的大部分时间就开始和医院打交道。尽管他依旧想征服那座“1+1”的最后高峰，却已经有心无力——长年营养不良和缺乏锻炼，再加上高强度的工作，让他的身体已经欠下了太多的债：股骨需要置换，手术后又出现了骨化性肌炎……

1996年1月17日，陈景润忽然高烧发到40度，且几天不退，经诊断为肺炎，10天后又出现了心跳骤停现象。3月19日，63岁的陈景润带着一份遗憾，永远闭上了眼睛。

妻子由昆含泪执行了丈夫的最后一份遗愿：遗体捐献给医学研究——陈景润说，这是他所能做的最后一份贡献。1999年，编号为7681的小行星被命名为“陈景润星”。时至今日，由昆和儿子陈由伟在仰望星空的时候，有时依然会哼起陈景润生前最爱的那首歌：“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

（来源：公众号“馒头说”）

责任编辑/张元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