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亚琦 王立霞

【摘要】 俄国文学中“小人物”形象自产生以来，就对俄国文学产生巨大影响。从普希金到果戈理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都通过创作“小人物”，阐述在主人公身上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来反映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现实和国家政治。本文意在梳理此类“小人物”形象的同时，着重探究其创作特点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小人物”；俄国文学；发展；影响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20-0040-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20.013

基金项目：2021年河南省教育厅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学科专业建设项目研究成果。

“小人物”形象自19世纪30年代“小人物”形象被创作以来，经由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众多作家集中刻画，表现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发展，同时也反映出与此相对的社会现实和焦点问题。众多作者、论者对他们恶劣的生存环境、高尚的精神、善良美好的品质以及最终悲惨的命运加以描写，对其生存的社会、秩序、制度等大加批评与抨击，从而达到针砭时弊的目的。

此前的研究者大多是从具体人物形象与俄国文学两方面进行对“小人物”形象的研究，但缺乏的是将该文学形象置于俄国文学发展的总脉络之中，导致对产生该形象社会渊源认识不够。因此，本文将从俄国文学发展的顺序来借以分析“小人物”形象的形成、发展、影响等方面。

一、“小人物”形象的产生原因

（一）社会现实

19世纪的俄国正处于革命时期，资本文明与封建制度相互碰撞，贵族阶级中的保守派和革命派产生分歧对立。服务于上层社会的农奴制度对农民施加更大的压迫，十二月党人与贵族革命派无法改变广大农民的根本处境，农民运动愈演愈烈。

从思想上来说，自由主义、现实主义与封建思想相互碰撞，沙皇专制统治，束缚了民间及社会上思想的解放；从经济上来说国家经济掌握在特权阶级手中，民众生活贫苦，二阶对立异常严重。及至尼古拉一世统治期间，对内实行黑暗专制，对外不断进行军事扩张与镇压，社会秩序动荡不安，改革浪潮接连高起。

（二）历史影响

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期间实行“开明专制”政策，为俄国接受开放思想的传播奠定了现代化的基础。受此影响，贵族革命派建立了秘密政治團体，旨在解放农奴和实现君主立宪制，称为“1812年的产儿”。及至后来1825年革命派正式起义，又称为“十二月党人”。

但同时，叶卡捷琳娜大帝又不断对外进行扩张，将农奴制度强加给所占领地区人民，扩充农奴人数。颁布诏书使贵族处于社会阶级上的特权地位，提升地主即农奴主的合法权益，允许地主有权驱逐农民，农民必须服从地主的命令，从而使得农奴制的影响达到顶点。

（三）文学思想

19世纪初期，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初步形成完整的体系，在全世界传播的同时也冲击了俄国的农奴制度和封建制度。部分贵族阶级接受外来先进思想的洗礼，反省自身和国内现状，对沙皇的统治逐渐感到厌恶与反抗。

而在此之前，彼得大帝时期兴办学校、教会，促进了现代化的进程。其后，叶卡捷琳娜二世不断向俄国国内灌输“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的思想观念，推进现代化进程。

及至三四十年代，俄国国内思想更加开阔，启蒙主义广泛传播。此时俄国不仅有初时的恰达耶夫、普希金等作家，更是迎来了赫尔岑、奥加辽夫等新鲜血液。文学流派上的斯拉夫派和西欧派尽管相互对立，但它们共同在思想革命中占据一份力量。后期享乐主义裹挟着金钱至上的观念侵袭俄国，这种思想也是作家创作“小人物”形象的诱因。

（四）经济因素

俄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首先是彼得大帝为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奠定了道路，包括积极发展工业、提高商人的社会阶级地位，教会、学校以及国家机构大量增加。之后，叶卡捷琳娜大帝为了发展经济，大力推进资本主义工商业，极大地促进了手工工厂的发展。

其后，亚历山大一世的两次改革，其政策放宽了对国内工商业的限制，工业得到迅速发展，推动了工厂主解放自有农奴的运动，对发展雇佣关系起到了促进作用。

尼古拉一世的对内压迫和军事扩张使得俄国经济实力大幅下降，对此进行产业革命调整。但伴随着工业发展作用在不同阶级的人身上的体现，贫富差距更加悬殊，阶级对立更加鲜明，经济领域变化巨大，社会底层人民苦不堪言，这种现状也成为“小人物”形象被创作出来的原因之一。

二、“小人物”形象发展的重要作家及作品

（一） 普希金——“小人物”形象的开端

从1825年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失败到1855年间，尼古拉一世不断加强思想禁锢和专制独裁，民众思想单一，社会文艺凋敝。在农奴制度和封建专制制度的双重压迫下，社会阶级对立严峻，底层人民民智未启，饱受苦难。此情此景，引起了普希金的注意。也由此，他开创了俄国文学上第一个“小人物”形象——萨姆松·维林。

而实际上，普希金最早描述“小人物”的作品是他的长诗《强盗兄弟》。在这部长诗之中，“小人物”的概念被初次引用。诗中借助哥哥之口讲述他和弟弟作为强盗的生活，因悔恨而死的弟弟和冷酷的哥哥，二人互为表里。哥哥明白强盗行径是如何令人不适，也饱受良心的折磨，但他为了生存只能以不断加深的冷酷行径，消磨内在的自我，从而逃避悔恨的滋味。普希金对强盗群体的普遍描写和对其中一对兄弟的重点描绘，意在反映出黑暗社会对人民的迫害，表达对人民的同情。

“小人物”形象正式产生于短篇小说《驿站长》。在这部作品中，普希金从故事参与者、见证者的角度出发，记述了他三次经过萨姆松·维林的驿站的所见所闻。在三次相遇中，故事的时间、情节、地点等的变化随着讲述而发生转移，同时又因为讲述者即是作者本身的原因，更加深了故事的真实感，使其中的故事恍如发生在现实中般真实详细。

分析主人公“维林”的悲惨命运，不能单单从外界因素诸如社会的黑暗、制度的压迫等方面来说，更需要注意的是角色本身的问题。维林面对将军时，尽管还未见到本人而只是听说“将军驾到”就“吓得浑身发抖”，给客人套错了马车。首先，这种反应是由社会地位所决定的。在维林的个人意识中，社会地位就是决定人关系的基本准则，位高者尊贵低则卑微。其次，他缺少改变现状的勇气和追求进取的精神。他忽视了自我，也放弃争取自身的正当权益。他所奉行的是一条委曲求全、不断忍让的人生道路。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选择，更是当时俄国社会上大部分人的选择。维林的人物形象浓缩了俄国社会逃避现实、不思进取、麻木退让的人的心态和性格，最终变成社会上的边缘人，获得自己选择的悲惨命运。

普希金站在历史的前沿，将俄国社会的传统思想倾注于维林这一人物身上。通过对他悲惨命运的讲述，将其个人意志选择与命运进行内在的联系，最终表现出作者对俄国现实的否定和批判。

（二） 果戈理——“小人物”形象的发展

果戈理在继承普希金对“小人物”描写的同时还有所创新，其表现在他的短篇小说《外套》之中。小说讲述了主人公巴什马奇金在任职九等抄写文官期间攒钱定制了一件外套，刚穿上身就遭遇抢劫，因此丧命后鬼魂复仇的故事。

从小说叙述的内容来看，巴什马奇金同样是作为贫苦社会底层人物遭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乃至命丧外套的悲剧命运，表现出对不公平社会的厌恶和对该人物的同情。然而，从文本超越的角度来看，巴什马奇金所代表的更是全人类。“外套”在小说中不仅是他所追求的物质上的目的，更多的是精神层面上他所想要达到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可以一直攒钱，可以为了目标死而复返。“外套”在文本开外的现实生活中，对于我们全人类来说更像是生活本身。它一度给你希望，但又会在下个瞬间跌落谷底。由此可见，《外套》的超越之处在于它与现实有着暗在联系。

另一方面，《外套》的超越之处还在于作家本身完全退出了文本的表现。果戈理在小说中将巴什马奇金的办公状态平铺直叙地表现出来，使其内在的退避忍让和息事宁人的态度得到直观体现。对于巴什马奇金的性格、处事态度与相关事迹，作家述写小说时不带有个人情感，并不对他的行为表现出某一方面的批判或褒奖，而是将自己定位成冷静的局外人，做到了退出主体的叙事。小说人物的故事，无论是从日常生活还是从职场工作，都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社会的真实写照，这就又是相对于普希金的另一进步之处。

最后，仅从文本情节出发。普希金的《驿站长》只写到了维林生前的故事，他的悔恨懊恼、痛苦绝望都随着他生命的消逝而結束了。但果戈理写作的《外套》中将巴什马奇金的人物经历划分成了生前、死后两部分。生前，他与维林一样受人欺辱，忍气吞声；死后，他不甘的魂灵重返人间，报复所有欺辱过他的人。这一情节所体现出的是“小人物”的反抗行为。暂且不论其成功与否，单讲他的“复仇”行为，就是对从普希金继承来的“小人物”形象的突破与创新。果戈理打破了“小人物”唯唯诺诺，绝不反抗的形象标签，而将其更改为死后复仇的抗争意识的觉醒。这就为“小人物”的形象增加更多的可能性，也打破了继承的传统。相对而言，这是对俄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否定，是对民智的进一步唤醒。但同时，这也是果戈理没能跳出局限的一步，“小人物”只能通过死后不受尘世的限制来复仇，而非是存活于世的时候进行反抗。

（三）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人物”形象的升华

继普希金和果戈理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使“小人物”形象得到了更加丰富的填充，但有所进步的是，他更加注重表现角色的行为、品德和人格尊严感，并伴随着展示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人物”形象大概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传统的小职员、小官吏，如《罪与罚》中的马尔美拉佐夫、《穷人》中的杰符什金。他们是最为传统的小人物形象，勤恳老实，以认真的态度对待生活，想要通过个体的努力获得相应的回报，但总是悲剧降临。二是市民阶层的人，在此特指的是善良的人们，如《罪与罚》中的索尼娅、《白夜》中的年轻房客。他们在面临生活和爱情的困境时，尽管心痛难忍，但仍然顽强地支撑自我，充满了利他主义。三是性格复杂的青年思考者，如《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特米特里、《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

对于第三类的“小人物”形象，陀氏在塑造他们时就使他们处于社会的紧张变革时期。以《罪与罚》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为例，面对复杂的时局和频繁变换的社会焦点，他只能不断地思考。其思考结果应用到具体做法上时，就出现了或残忍冷酷的凶杀手段，或二重人格的变幻无常，抑或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完美利己主义者的诞生。当这些方式都无法达到最终目标的时候，告解上帝，皈依忏悔等精神上的慰藉就成了最终的选择。

评价人物形象，我们不能只是从人物所表现出的表层意象来分析，更应该探寻人物背后深处的故事。正如拉斯柯尔尼科夫，我们不能以他病态孤僻、冷漠无情的一面就否定他心地善良、助人为乐的一面，此二者共同构成了他这一完整的人。从他犯下凶杀案开始，到最终在索尼娅的指引下接受宗教的感召，投案自首，以肉体的受罚来换得精神上的救赎。更进一步来说，第三类小人物形象，即最终接受宗教感召的青年思考者们，他们的人生经历正是陀氏面对俄国紧张局势、人民麻木不仁现状所要倾诉的个人情感，他试图用宗教情怀与救赎精神去寻求拯救世人的道路。

（四） 屠格涅夫与契诃夫

屠格涅夫是排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写作“小人物”形象的俄国作家。他的作品主人公大多是农奴，其中最著盛名的是短篇小说《木木》。

《木木》发表于1852年，屠格涅夫以人道主义精神描绘出“小人物”在人世间生活的身不由己和任人欺辱的悲剧故事。这故事读来悲怆，小人物不配拥有爱情，甚至连一只小狗都不能饲养。他的身家性命，自由权利全部系于主人身上。明明是一个人却活得如此没有尊严，没有地位。这就是当时俄国社会奉行的农奴制度下广大农奴的真实生活，甚至这故事就取材于作者幼年家中的农奴安德烈和作者母亲之间的真实事件。小说既表达了对农奴的同情与怜悯，同时又表达了对压迫者的愤怒与抗争，深刻地反映了农奴制的危害，鼓舞广大农民奋起反抗。

屠格涅夫怀揣着人道主义思想，以人道主义精神描写发生在格拉西姆身上的故事。他的笔墨重点放在了木木身上，它是主人公在失去爱情之后捡回来安抚了悲伤的心灵的小狗。它乖巧又懂事，可爱而通人性。它陪伴着格拉西姆，早晨时叫起，干活时看守工具，从不去女主人的房间撒欢。然而，就是这样一只惹人爱怜的小狗，却在女主人的刁难下被处死。故事最后的情节是主人公亲手溺死了他可爱的、相依为命的小狗，由此可见格拉西姆的精神世界被如何摧残，他经历了爱情的失败之后又迎来了爱宠的消逝。两个精神寄托都被女主人破坏殆尽，由此衬托出女主人的残暴冷酷，反映出小人物可悲的命运，从而深化了小说主题。

另一位作家契诃夫，基本上可以说是最后一位以描写“小人物”而著名的俄国作家。他不以长篇小说著称，而往往用短、中程度的篇幅来描绘出犹如长诗、史诗般的篇章。他笔下的人物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极为传统的小职员、小官吏，如《套中人》中的别里科夫、《小公务员之死》中的切尔维亚科夫；另一类是社会底层的无辜人民，如《苦恼》中的姚纳。前者，他表达的是小人物自身存在的奴性意识；后者，他描写人与人之间冷漠的关系，批判社会上的世俗冷漠。

《小公务员之死》描写了小官员切尔维亚科夫在观看歌剧时打喷嚏溅到了前排的将军后脑勺上，不断道歉惹烦了将军之后吓死自己的故事。小说揭示了两个问题。一是以切尔维亚科夫为代表的小人物根深蒂固的奴性意识。他们面对上位者惶恐害怕，过度揣摩他人的意图。他们不认为自己应该得到尊重，也意识不到自己应该通过努力和抗争来改变自己的现状与地位，只是卑躬屈膝地服从。二是对俄国社会盛行的阶级对立和上位者的无条件压迫，及其造成的人们扭曲性格和变态心理的批判。

《苦恼》的部分情节与鲁迅先生的《祝福》多有相似。主人公姚纳的儿子因病去世，他逢人便倾诉自己的悲伤以减轻自己的痛苦。然而现实却没有乘坐他马车的客人愿意听他说这些事情，最终只能回到马厩对着马匹来诉说儿子的病，临去世前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又是怎么去世的，他又是如何的怀念。故事的结局是开放性的，只结束在了他对马匹的诉说中。诉说结束后他是否还会尝试向下一个客人倾诉儿子的故事，或是选择沉默，抑或是因爱过深而选择去陪伴儿子……人物的最终结局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看出姚纳内心的苦闷与渴望得到情绪的释放。

当人已经无法做到与人的倾诉，非人成了首要选择。就如同小说里的马匹，它竟比姚纳的乘客还要更通人性，更为亲和友善。故事最终反映出来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到处都是赶路的人，却都是无暇的听众。

三、结论

综上所述，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契诃夫等俄国作家对“小人物”的描写经历了出现——发展——高潮——升华的阶段，翔实而仔细地描述了19世纪俄国广大人民的真实生活境况，反映了俄国社会的变化发展，从中也探究了文学的发展脉络。他们展示出了19世纪俄国处于特殊转型期的社会内涵和文化精神，对研究俄国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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