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绍玺

作为人口较少民族，普米族作家文学是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开放出来的鲜艳花朵。它因为迟来的开放而显出格外的美丽，也因为是迟来的开放而开得更加努力。

1980年代早期，改革开放的春风给普米山乡带来了巨变，一些被新时代的激情催生的年轻的心，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与喜悦，拿起文学之笔大胆写下对家乡的赞歌，写下新时代里属于一个民族的梦想。于是，普米族文学迎来了她的作家文学时代。他们的作品取材于自己民族的新生活，讲述自己民族的新人新事，抒发自己民族站在新时代浪潮上的情感与理想。他们的作品既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又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艺术品质，是我国当代文学花园中独特的一枝。

今天，认识何顺明、尹善龙、汤格·萨甲博三位作家的年轻人也许已经不多了，但是他们是普米族文学的先行者，为普米族作家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不应忘记他们的智慧和探寻的脚步。

何顺明：从泸沽湖出发的普米族作家文学的先行者

何顺明（1953—2006）是普米族作家文学的先行者，在诗歌、散文、小说创作上都取得骄人的成绩。他刊发于丽江《玉龙山》杂志1980年第3期的诗歌《啊，泸沽湖》，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普米族作家文学作品。1981年，该诗荣获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獎。这是普米族作家文学迈向新时代的重要一步。

啊，泸沽湖——

生我养我的慈母！

多像一颗晶莹的宝珠，

闪亮在祖国温暖的胸脯。

你虽不是降天雨露，

却使这里麦穗金黄；

你虽不是神女彩扇，

却使这里稻花飘香；

你虽不是人间甘乳，

却使这里牛羊满山；

你虽不是浩瀚大海，

却使这里鲜鱼满舱！

你的波光溢出朝阳的金晖，

给捕鱼人以美好的憧憬；

你的湖面吸住银月的清光，

给狩猎者以吉祥的梦境；

你仿佛是香醇的苏里玛，

使无数远来的贵宾沉醉；

你仿佛是甜蜜蜜的蜂糖，

为摩梭、普米催进长征……

啊，泸沽湖——

生我养我的慈母。

你的女儿将用生命的画笔，

把你绘入现代化的蓝图！

——《啊，泸沽湖》

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普米山村的时候，面对时代的崭新洪流，何顺明这个曾经做过牧童的普米族青年，再也按捺不住内心情感的翻腾，毅然拿起笔写下了一首首赞美家乡，歌唱新时代，讴歌新生活的诗篇。在这首诗中，他用泸沽湖借代普米人生活的天地，并将其喻为生我养我的母亲，称赞她是闪亮在祖国温暖胸脯上的一颗晶莹的宝珠。这样的表达，把诗人对故乡的爱，诗性地升华为对祖国母亲的爱。然后，诗人用“麦穗金黄”“稻花飘香”“牛羊满山”“鲜鱼满舱”等生活场景的特写，深情描绘和讴歌了普米山乡的美丽富饶。在这样的大时代和大变革面前，边寨的普米族青年儿女已经被催促着，要去汇入祖国现代化的洪流了：“啊，泸沽湖——/生我养我的慈母/你的女儿将用生命的画笔/把你绘入现代化的蓝图！”正是现代化的美好梦想，焕发了普米族青年缤纷的诗情，催生了普米族青年对新生活的热切期盼和大胆追求的豪情。——普米族文学的历史就在何顺明的激情中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何顺明是歌唱新时代歌唱新生活的好歌手。继《啊，泸沽湖》之后，他接连写了《节日的夜晚》《党的春光常驻我的家乡》《上树吧，朋友》《海螺花》四首诗，歌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普米山寨带来的巨变。这些诗，一方面点明故乡发生巨变的原因是“党的春光常驻我的家乡”，另一方面则是真情感怀，在如今的新时代里，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即使你怎样地弱小，经济文化怎样地欠发达，你也是祖国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员，你也应该为祖国贡献属于自己的力量。何顺明的诗歌所歌咏的这些精神与情怀，就是对改革开放初期普米族人民在时代洪流中迸发出来的奋斗精神的大声讴歌：

哦！海螺花，我明白了

花有大小，色有深浅

只要能为大地增美

就应毫无愧色地呈献

——《海螺花》

上树吧，朋友

树上有鲜花

树上有蜜果

要想采摘鲜花

就莫怕皮肉被枝丫划破

要想品尝甘汁

就不怕藤蔓绊你岩下

——《上树吧，朋友》

何顺明的这些诗，情感的凝练、抒情的控制、意象的营构都可以更进一步。但是，他诗歌所抒发出来的抑制不住的情感却是真诚的。他善于在一些传统的事物上赋予时代的新情感、新气象，这种诗歌手法让艺术世界里的普米山村沉浸在新时代的喜悦中。诗歌《节日的夜晚》写的是普米山寨几乎每天都要跳的锅庄舞，但是诗人赋予传统的民俗活动于新的时代意义。前半节写的是一样的舞蹈场面：“月儿从山巅冉冉升起，/篝火在草坪上熊熊燃烧，/普米寨的小伙子和姑娘，/聚集在通红的篝火旁。//篝火像一朵红艳的茶花，/盛开在鹅绒似的夜色里，/金辉洒向边寨的夜空，/映红了张张幸福的笑脸！//清脆的竹笛吹起来了！/欢快的锅庄跳起来了！/悠扬的芦笙吹起来了！/动听的歌儿唱起来了！”但是，今夜唱的，不是传统的曲目，今夜唱的，是《金花银花团结花》，是《四化前程美如画》的新曲目。时代不一样了，歌曲也不一样了，歌唱者内心的愉悦也不一样了，一切都是新的：“歌声、笑声、交织在一起，/古老的山寨焕发了青春，/月光、火光，交融在一起，/把普米山寨的景色绘得更美……”所以，从象征的视角看，诗题里的节日，不是指某个具体的传统节日，而是指“改革开放”这个新的伟大的节日。

何顺明1981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歌手坎列》是普米族小说的开山之作。小说用歌手坎列的坎坷命运，折射出普米族走过的历史磨难，歌颂了中国共产党给边疆人民带来的翻天覆地地巨变。解放前，小凉山的普米百姓过着食不果腹、民不聊生的生活。土司家却花天酒地，肆意挥霍。坎列的父亲刚刚因瘟疫而去世，土司却强求他去土司府唱歌祝寿。祝寿宴上，悲愤的坎列用歌声怒斥土司为非作歹，强取豪夺，压榨百姓。土司把坎列投入自家的牢狱，折磨了整整五年。一直到1954年解放军进驻小凉山，坎列才重见光明。解放后，普米族人民翻身做了主人，生活充满了欢歌笑语。可是十年浩劫又带来了新的灾难，坎列因为喜欢唱歌被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生活惨不忍睹，象征自由的笛子和葫芦笙也被强迫扔进了火堆里；崇尚“生活里没有歌声不好过”的普米人，被禁止了唱歌的权利，人们只能在憋屈和压抑中生活，村寨里死气沉沉，一片荒芜。一直到1979年春天，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普米山寨，普米山乡才重新焕发生机，歌声飘荡，走上通往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

小说中，坎列的生命历程就是普米族社会历史发展变迁的缩影。小说追述苦难的过去，是为了让人更加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新生活、新变化，珍惜党的恩情。正如坎列所说的那样：“幸福呀！当我想起一桩桩噩梦般的往事，我更感到百倍的幸福。”故事结尾处，坎列代表所有的普米人去北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临别时，“我”手捧苏里玛酒向他嘱咐道：“希望你把普米人民饱含幸福和欢乐的歌声带到首都舞台，告诉千千万万观众，生活在祖国大家庭的普米兄弟是这样豪情满怀，他们将用智慧的头脑，勤劳的双手为自己造就幸福的乐园。”这些话虽然有些许的说教色彩，却很好地传递了普米人民的时代心声。这心声里不仅有“春天又回来了”的喜悦，更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扎根大地的不屈不挠勇于追求的民族精神。

散文《牦牛山的春天》呼应《歌手坎列》，依然通过对家乡前后巨变的对比描写，诠释改革开放给普米山寨带来的巨大变化。旧社会，母亲带着“我”给土司家做长工，差点就失去了性命。十年浩劫期间，故乡的一切被卷进狂热的漩涡，几乎被恶浪吞没。如今，“党的农村新政策正温暖着普米人的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普米山寨正在发生着凤凰涅槃般的变化：

夜色展开轻柔的翅膀，缓缓地扑下来，远处的山影显得模糊了，我还想着点明子，豁然一下，电灯亮了，离开家乡十年，家乡真的变了！……啊，真美！牦牛山像一位刚要出嫁的姑娘，满身珍珠玉环，犹如仙女下凡，星星眨着眼睛，布满天空，一弯新月像节日敬酒时的“牛角杯”，故乡的夜真美啊！

月亮升高了，村外场坝上燃起一堆篝火，像一朵怒放的山茶。随着“加措应”（普米话“来跳舞”——引者）的号召声，唤来了一伙伙金鹿，一群群孔雀。竹笛的伴奏，若若的助威，唰唰的舞步，冲破了这月夜的静谧，给牦牛山增添了浓烈的春意。昔日吊打婢子、娃子的场坝，今夜成了人民欢聚的舞台；昔日批斗“走资派”的会场，今夜成了人民歌舞的海洋。触景生情，我快步上前，插进这欢乐的行列，和人们手拉手跳起了“锅庄舞”；尽管久别故乡的双脚已陌生，笨拙，可我还是跳得非常欢快。我为普米的今夜欢跳，更为普米的明天而自豪……

啊！党是高升晴空的丽日，牦牛山沐浴在春光里，我愿变作百灵鸟，把牦牛山的春天日夜歌唱。

——《牦牛山的春天》

何顺明就是这样一只普米族作家文学的报春鸟。他所歌唱的生活和理想，正是改革开放初期普米族山乡共同的生活现实和精神写照。

尹善龙：怒江峡谷中边疆建设的歌唱者

出生在怒江边巍峨的雪邦山下的尹善龙（1949—2016），是普米族作家文学发展道路上的重要作家。他在雪邦山下度过了吃不饱肚子穿不上衣裳的童年。童年的困苦与艰难，磨炼和养育了他坚强的意志和有些倔强的理想。在砍柴放羊的童年生活中，他小小的心灵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梦想：要通过读书，改变普米人祖祖辈辈刻木记事的苦难命运。初中毕业，尹善龙成了雪邦山下第一个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人，考取了玉龙雪山下的丽江中等师范学校。在传播现代新文化的学校里，尹善龙珍惜机会，刻苦学习。1968年毕业时，他响应党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毅然返回怒江，在高黎贡山下把青春和激情贡献给祖国边疆的建设事业。

1992年9月，尹善龙出版了散文集《高黎贡山的脚印》，这是普米族文学历史上的第一部作家文学作品集。他與胞弟尹秀龙合著的短篇小说《多情的独龙河》荣获了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1993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这则消息时说：“总人口仅2.9万余，祖祖辈辈居住在滇西北高原深山密林的普米族同胞兄弟尹善龙、尹秀龙的获奖作品是发表在《边疆文学》上的短篇小说《多情的独龙河》。据悉，在国内文坛上，同胞兄弟获同一殊荣的还屈指可数。”2001年9月，他的散文集《滇西有座雪邦山》作为“20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丛书之一，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尹善龙是普米族第一个从事党的主流媒体的新闻工作者。2002年，他精选自己在各级党报党刊上发表的部分报告文学作品，结集成报告文学集《风流高黎情》出版，拓展了普米族作家文学的文体领域。

尹善龙是文学创作的多面手。但是，他所有的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歌颂党和国家，歌颂边疆建设者，歌颂边疆人民为建设家园付出的所有努力。在他的笔下，祖国边疆蕴含着无限的发展潜力。

尹善龙手中的文学彩笔，始终聚焦于他生活其中的怒江峡谷和高黎贡山西侧的独龙江峡谷。他擅长用朴实的文字绘制和呈现边地风景和人情，给读者身临其境的阅读体验。比如他这样描绘怒江大峡谷千万种风景中的一种，既是景的游历，又是情的体验：

当我们离开素称怒族腹地的尼旦当寨子后，能与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媲美的那恰罗峡谷将我们拥入它坚实的怀中。一年四季银装素裹的高黎贡山和耸拉勒卡雪山间的怒江上游，犹如一条长长的画廊在缓缓伸展。峡谷两岸的峭壁上缠绕着缕缕云丝，像沸腾了几个昼夜之后刚刚沉静下来的战地烟火。从石缝中钻出的条条藤蔓，九曲十八弯而且千姿百态，恰似刚刚歇下歌声和舞步的妙龄少女。望着雪山顶上洁白耀眼的积雪，我的耳际又飘响了那支“雪山有了金太阳，才能闪闪放银光”的怒族民歌；而雪山半腰遐迩中外的白杜鹃和红山茶，从老远的地方跳入你的眼帘，真让你目不应暇又心旷神怡！

——《神秘的那恰罗》

他深知，怒江峡谷是中华民族百花园中最灿烂的地方之一，那里的怒族、傈僳族、普米族、独龙族等少数民族风情文化，对外面的世界有着深深的吸引力，对传承中华民族多元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因此，他常以文化记录者的身份，将少数民族的风俗文化织进自己的文学世界，把风情之美跟文学之美有机结合在一起，让读者在领略文学之美的同时，也时常体会到边地民族的文化之美。比如，他在作品中声情并茂地记录了独龙江畔独龙族人民的“阿宗瓦”仪式，让读者在文学世界中，亲历了独龙族热闹非凡、充满民族特色的婚礼仪式：

我和所有的来客渴望已久的“阿宗瓦”仪式终于开始了。当证婚的阿奔大叔宣读了政府发的结婚证书后，新郎新娘的双方父母便自告奋勇地介绍起自己儿女的情况，这当然是阿宗瓦仪式必不可少的独龙人传统习俗。

“我的儿子，为人正直、作风正派、勤劳勇敢。”新郎的阿爸话音未停，一竹筒米酒就捧到了他的面前。

“愿你们像源远流长的怒江水，和睦相处到白发偕老。”老阿爸边说边一饮而尽。

“我的女儿端庄朴实，待人诚恳、手脚利索。”新娘的阿妈还在说，又一竹筒酒递到了她的手中。

“愿你们像巍峨屹立的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团结相爱、永不分离。”老阿妈边说边把一竹筒米酒倒入了肚里。

刹那，一竹筒米酒捧到了新郎新娘面前。新郎和新娘，一齐接过米酒，举在头顶，异口同声地说：“勤俭持家、和睦相处是独龙人的传统，互相尊重、互相支持是独龙人的美德。永不分离、白发到老是父老兄妹的期望。我们要学比翼齐飞的百灵鸟，像早出晚归的马鹿雌雄。”讲到这里，新郎和新娘肩紧靠、腮相贴，将这竹筒米酒放在双嘴边，只见他（她）俩抬头挺胸，一饮而尽。这就是象征着夫妻终生同甘共苦、忠于爱情的独龙人的“同心酒”。

给独龙人的“阿宗瓦”增添欢乐和热闹的还有那一阵阵欢歌漫舞。按照独龙人的传统习俗，“阿宗瓦”仪式后，前来祝贺的男女老少得放开嗓门纵情地唱、甩开舞步欢快地跳。人们手捧浓烈的米酒狂欢。在红光满面、抖擞精神之后，趁着酒兴，唱开了，跳开了：

“最长的要数天上的银河哟，

最亮的要算雪山的火把哟，

最英明的是党的三中全会制定的政策哟！

雪山的七彩长虹，雨后最好看哟，

独龙山寨的布谷鸟，初春唱的最好听，

愿你们像蜜蜂和鲜花，像奶汁和酥油，

像盐巴和浓茶，相亲相爱、永不分离！”

——《独龙族的“阿宗瓦”》

事实上，尹善龙不仅善于记录民族风情，还特别善于在自己的文学文本中嵌入至今依然存活在怒江峡谷里的诸多民间文学文本，让民间文学文本中含情脉脉的山川草地，彼此相恋的雪山湖泊，人神共处的天界人界，成为自己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他的文学世界里，经常出现高黎贡山和耸拉勒卡雪山，于是他便嵌入相关民间文学，让两座大山充满人世的情与趣，在将客观事物拟人化的文学世界里，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情感。比如，他在《神秘的那恰罗》中就嵌入了这样一则民间传说：

相传，很久以前，高黎贡山和耸拉勒卡雪山是一对端庄秀丽的同胞姐妹，姐姐被藏族小伙子娶到西藏的察瓦龙，妹妹则沿江嫁到了云南的怒家山寨。绵亘逶迤的千年雪山阻隔了这对姐妹的往来。从唐古拉山麓的茫茫云雾中来又奔腾向重重高山之外，被称为“黑水”的怒江，不忍心这对姐妹分离。它撑开双臂，挥动长刀，猛一使劲，便把高黎贡山和耸拉勒卡雪山劈开了。随着奔腾不羁的怒江水从两座雪山间流淌，离散了多少年的姐妹终于沟通了往来，得到了团聚……

这虽然只是文本中嵌入的一则民间传说，却很好地表达了作者对生活在滇藏边境的怒族、藏族、普米族、独龙族、傈僳族、汉族等兄弟民族，世代友好往来，互助合作，团结一心，同舟共济的民族团结精神的礼赞。正是这些繁衍生息在滇藏边境的民族同胞，在高山流水中开垦着家园，开拓和创造着新生活，谱写着民族团结、友爱互助的可歌可泣的中华诗章。

尹善龙尤其善于刻画和歌颂边疆建设群体中的少数民族女性。他的小說《骚动的独龙河》和《多情的独龙河》就是他唱给独龙族女性的赞歌。他的文学世界里的女性不仅外貌美，而且都具有坚不可摧的生存能力和生存意志。因此，虽然生活很艰难，但她们都是艰难生活的战胜者，都是她们所属家庭或部族中最坚固最温暖的那颗磐石。她们是勇敢、不屈、茁壮的边地精神的象征。

《骚动的独龙河》中的女主人公娜凤，生长在“从茫茫云雾中来又奔向重重高山之外的独龙河边”一个名叫桃花寨的村子里。她高中毕业，属于村里的高级知识分子。她长得修长美丽，“一双好看的杏子眼里游动着两点火星，独龙河谷的伙子们常为她心颤魂飞”。然而，比外貌更美的，是她的心灵。改革开放之初，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迎接外面世界之新事物的独龙江畔，在对金钱的追逐中，许多人都迷失了自己的人性。这其中就包括娜凤的丈夫都龙和儿子迪里。娜凤虽然也曾大胆追求过属于自己的幸福，但是有知识的她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小家、自己的民族在金钱的风雨中急速坠下，于是又回到了桃花寨，用女性的智慧和勤劳撑起生活的天空，并带领村民走上健康的致富道路。小说里有一段描写桃花美的文字，说桃花开放的季节，“桃花寨那数不清的桃花林木，扑出来一团团沉重的闷香。淡红的，粉红的，一束束、一簇簇的桃花缀满了桃花寨”，一切都美丽极了。其实，娜凤才是独龙江畔最美的花朵。

尹善龙与胞弟尹秀龙合作的小说《多情的独龙河》获得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小说中的主人公都娜同样是一位玉洁松贞的女性。为了让村里的发小吾利安心从军报效祖国，她放弃了自己的最爱成为吾利的妻子，心甘情愿地细心照料失明的婆婆。苦等三年，丈夫终于退伍归来，可是都娜并没有过上日思夜想的幸福生活。因为在战场上受伤，吾利失去了性功能。更悲惨的是，吾利上山砍柴，不慎摔断了腰，成为无法自理的残废人。但是，都娜不离不弃，以二十五岁的最美生命，默默守着结婚时的诺言，照顾吾利及老母亲。她用自己近乎女神般的品质，以一己之力化解了生活的不幸和生命的疼痛，谱写了一曲人间最美的爱的乐章。

尹善龙是最早集中书写我国人口较少民族独龙族的作家。他所写的这个民族虽小，但他在这个人口较少民族的身上，写出了一种属于中华民族的大精神。他所写的这个民族虽然远居祖国边疆，但是这个民族在边疆生活中蕴藉的民族精神，同样具有照亮现代生活的美好品质。在他的小说中，独龙族这种熠熠生辉的民族精神，就像流淌在祖国西部边境永不停息的独龙江水一样，不张扬，不喧哗，永远有一股向前流淌的力量：

独龙河仍在奔流欢腾。它蜿蜒地穿过险峰峻岭，给千转百弯的神秘河谷绕上了一条清亮的白光，不时发出“哗啦啦！哗啦啦！”的响声，给青兰丹奏出了永不停顿的美妙的旋律。

——《多情的独龙河》

尹善龙的同胞弟弟尹秀龙（1952— ）也是祖国边疆建设事业的歌唱者。除了上文分析的与哥哥合写并共同获得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的短篇小说《多情的独龙河》外，尹秀龙还有《黎镇街头》《卓玛的心愿》两个短篇发表。《黎镇街头》选取生活的一个切面，以作家“我”从省城昆明到边疆下乡采风，在黎镇街头看见的几个场景为写作点，书写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取得的巨大变化。几年前，黎镇不过是几间错落交叉的茅草房和油毛毡房，不到两百公尺长的坑坑洼洼的街道上，马屎伴着泥土。如今，迎接我们的却是一条平坦得像一张大理石桌面似的水泥大街，鳞次栉比的钢筋混凝平顶大楼拔地而起，俨然像一排排挺拔的哨兵屹立在街道两旁，最矮的也有四层五层。小镇不仅物质生活发生了改变，小镇人的精神生活也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追求金钱和利益，但也因此出现了新的问题。比如，过分追求金钱导致了少数人人性的匮乏与苍白。作者以卖肉姑娘和莫副局长为典型，写出了自己的担心和警醒。的确，物质世界的发展和心灵世界的健康如何齐头并进，始终是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

《卓玛的心愿》写的是20世纪七十年代初边疆建设的故事，歌颂了以卓玛、金星为代表的年轻人在边疆建设中的献身精神。美丽的普米族姑娘卓玛，是一名高中毕业生。因为有文化，卓玛成为了村里各项事业的能手和先进代表。但是，为了改变“怒江峡谷没有一条公路”的落后现实，她想尽办法，加入村里的筑路队伍，和金星等村里的男女青年，“在‘大篷车里颠了五天，又行李工具扛在肩上，跌跌闪闪地赶了三天山路”，来到怒江峡谷修公路。他们承担的是攻克怒江公路的咽喉段，五公里长的“虎鼻岩”。为尽快把公路修通，她带领的“红色娘子班”与金星带领的“男子突击班”互相帮助，彼此竞争，凿石开山，勇往直前。遗憾的是，在攻克最难的山崖时，因绳索断裂，金星坠江而亡，卓玛也被炸药炸瞎了双眼。虽然青春逝去，身体也永远受到了伤害，但是事业长存，精神永驻。卓玛和金星为边疆建设献出的宝贵一切，就像奔流不息的怒江水一样，永远鸣响在人们的心中。

汤格·萨甲博：在文学世界里把赞歌献给美丽的新女性

汤格·萨甲博（1957—2015）出生在泸沽湖边的普米族家庭。泸沽湖的山山水水养育了他的文学才情。他文学世界里的爱憎情仇也如泸沽湖水一样干净、深广。像大多数普米族作家一样，汤格·萨甲博也是文学的多面手，小说、散文、诗歌都写。最能代表他文学水平的是他的小说创作。他的小说作品主要有中篇小说《野人泪》《远方，有棵相思树》《黑熊洞奇案》，短篇小说《江边小酒店》《情葬》《深山奇案》《山女》《狗缘》《央都老汉》等。1993年3月，他把《远方，有棵相思树》《黑熊洞奇案》《野人泪》三个中篇结集为小说集《野人泪》出版，这是普米族作家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他的小说，语言简练、通俗，情节曲折，故事生动，可读性强。

《黑熊洞奇案》是一篇悬疑小说，属公安侦破题材，在普米族作家文学中独树一帜。悬疑小说中国古代就有，后来翻译进来的英国作家阿琴·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系列小说，更是引起了中国读者广泛的兴趣。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坛涌现出大量侦探小说。汤格·萨甲博在这一领域的大胆尝试，说明普米族作家有着开放的文学观和文学追求。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月亮山下的普米小镇。月亮山的“猎神”曹品初在雷电交加、暴雨磅礴时猎倒了一头黑熊。黑熊惨叫着滚进半山腰一个深洞里。曹品初和前來帮忙的人下到洞里找熊，却发现了一具裸体女尸。他们赶紧向公安局报案。奇怪的是，当公安人员赶到时，女尸不翼而飞。随着案件侦破一点点取得突破，女尸牵出了一系列的案件。原来，之前供销社两万元钱的被盗案，是供销社领导刘寒监守自盗。不翼而飞的女尸不是别人，正是刘寒的妻子杨慧。因为杨慧无意间发现了刘寒偷盗回来的钱，再加上刘寒已经跟情人陈雪风流往来，刘寒就设计让人杀害了妻子杨慧，抛尸洞中。凶手没有想到的是，杨慧还有一丝弱气，被山中老人救走，得以活下来。

从杨慧的陈述中，公安人员推翻了十年前一个已经“侦破”了的案件。那时，刘寒还没有隐姓改名，还叫刘文忠，是村里的队长，十足的大恶人。他看见村里会计李月华的妻子——就是杨慧——长得漂亮性感，就设计把李月华杀死，并嫁罪于人，将杨慧占为己有。刘寒原以为一切都天衣无缝，可以瞒天过海了，最后却没有逃过办案人员的法眼。小说结尾处，陈雪死在情人刘寒的枪下，刘寒被公安人员现场击毙。

小说情节紧凑，环环相扣，跌宕起伏，给人紧张和想要探求结果的审美欲望，深得侦探小说的精髓。小说对丹珠、陆萍、肖剑等公安人员的塑造也很成功，既写出了他们理性、审慎、智慧、果敢的一面，也写出了他们爱美、富有人情的一面。小说借一系列案件的发生与侦破，写出了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的不良社会现实和法治进程，给人邪不压正、积极向上的力量感。

汤格·萨甲博的小说，善于围绕女性来组织故事，通过女性坚强不屈的命运，来反应改革开放初期普米农村的社会现实与艰难的变革。他的小说中，女性总处于社会文化的弱势一端，总是被伤害，被欺凌。但是，这些不屈的女性，总能在命运的最低处，闪烁出生命耀眼的火花，给人绚烂多彩的美。

中篇小说《野人泪》叙说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仍然处于封闭状态的普米山乡女性的悲惨命运。虽然历史已经进入了1950年代，但是普米族地区依然顽固地流行着姑舅婚。在那里，表兄妹之间是天然的婚姻搭配对象，而且绝对不允许异族通婚。悲剧就因为传统而产生。嘎龙山下嘎龙寨天仙一样美丽善良的普米族姑娘碧玛，不爱自己的表哥格桑，而是和山外来的读过书、懂医术的汉族小伙子李华相恋相好，并且生下了一个小男孩。当时，这样的爱情，触犯了普米族的传统规矩，是普米山寨不能容忍的天大丑事。按照族规，两人将被处死，或者被赶上神塔山当“活鬼”。为了这门异族婚，李华的父亲和妹妹惨死在文化的隔阂与暴力之下，家里的房子也全部被烧光；碧玛的母亲也因悲痛欲绝而精神崩溃，疯癫过去。最终，碧玛和李华被赶上神塔山，成了“野人”。他们一家三口与同样被赶上神塔山的“野女”央宗和央宗在山上生下的“小野女”曹娜，组成一个被欺凌与被抛弃的野人世界，过着凄风苦雨的非人生活。在这些命运曲折、想做人而不得的女性身上，饱含着汤格·萨甲博深深的同情与关切，倾注着他悲切的叹息和激昂的控诉。他借小说中人物的口含泪感叹道：“想不到，解放都十年了，这山沟里还有这么多女人痛苦地藏在山里。女人啊，女人，你们怎么这样命苦呢”，“不，这不是命，这是没有文化的树结成的苦呢！”透过碧玛的爱情悲剧可以看到，普米族摆脱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程是多么艰难。

在汤格·萨甲博的小说中，女性们的命运总是与爱情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是合二为一。这些女性敢于同封建陋习抗争，敢于大胆追求自己的爱情与幸福。她们的个性，她们的欲望，她们的激情，她们的爱恋，都在与封建陋习和男性偏见的抗争中得到突显和升华。

在短篇小说《江边小酒店》中，善良能干的普米族姑娘独玛，早早就被父亲定了亲，收了人家的彩礼。可是，独玛不喜欢这门亲事，她真正爱的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次理。虽然被订了婚，但是独玛依然大胆地表达和追求着自己的爱情。三年前，当次理离开家乡，去省城地质学校读书时，站在送别的山坡上，面对茫茫大山和走进山路的次里，独玛大声地喊道：“我等你！”这一声爱的表达，虽然有些凄苦，但仿佛是划破夜空的闪电，照亮了整个的普米山寨，照亮了所有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恋的普米族女性的内心。

为了心中的爱，独玛迈开了勇敢追求自我的脚步，来到矿厂所在的玉河边，开了一家小酒店。她要努力挣钱，还清别人家的彩礼，退了那门不情愿的亲事。可是，追求爱情和自我的道路是如此的艰难。在小酒店里，独玛受到了一个名叫品楚的男人以爱的名誉实施的近乎流氓的无端纠缠。于是，谣言四起，独玛的创业也被当成是女子不该做的事情。独玛既得不到父亲的理解，也得不到自己心爱的男人次理的理解和支持。在现实面前，独玛寸步难行，被迫停业回家结婚。然而，就像海明威说的那样，“人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人尽可被毁灭，但不可被打败”，小说的结尾处，夜色中，独玛来到次理的住处，向心爱的次理讲清自己的现实困境，并勇敢地站到次理的面前，用身躯帮次理抵挡品楚手中乌黑的枪口，再次大声喊出自己对次理的爱。这时，这个弱小女子的形象无限地高大起来，并定格在了中国农村妇女追求爱情，追求自主婚姻，追求真正自我的思想解放道路上。

短篇小说《情葬》中的苏娜也是一位独玛式的女性，为了心中的爱情，她甘愿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正是独玛、苏娜她们为痛苦而做出的反抗，以及她们心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才换来了普米族女性社会地位的改善和提高。她们是反抗和追求的一个群体。

今天，普米族作家文学已经成为一条风景无限的河流，人们常在两岸驻足、欣赏。我也是岸边驻足的读者之一。我在风景中怀念三位先行者，听到了昨天他们前行的足音……

责任编辑：李惠文  和丽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