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仁珪

启功先生从青少年时起就与书画鉴定结下不解之缘。他特别喜爱这项工作，并把它当作终生事业，用功甚勤。抗战胜利后，北京故宫博物院成立文献馆和古物馆，启先生被聘为专门委员，参与古物馆书画鉴定的工作。1946年，启先生又参与故宫博物院对流散于东北的古代书画回收的鉴定。当时，鉴定由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邀请了包括启功在内的许多顶级专家。在工作中，启先生不但大饱眼福，而且听到前辈专家学者的教诲，大大增进了见识。

新中国成立后，启先生又参与了国家文物局的鉴定工作。1983年，国家成立全国书画巡回鉴定组，除启先生外还有谢稚柳、徐邦达、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谢辰生等当时国内顶尖专家，谢稚柳与启先生为并列组长。书画鉴定工作首先从北京开始，先后对故宫博物院、北京地区的各大博物馆、美术院校共12家单位及私人藏品进行了鉴定，共过目13000余件，其中11000余件选入《中国古代书画目录》、3400件选入《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后又对全国25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书画进行鉴定，过目作品达61596件，制作编目卡片34718张，并在此基础上编成大量的书画目录、绘画全集、书法全集，对研究中国美术史、书法史产生了深远影响。1986年，启先生被任命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鉴定的范围由书画扩大到出土文物及古籍。

启先生之所以能在文物鉴定方面做出如此贡献，自有其深厚渊源。他自幼学习书画和古文，为书画鉴定打下了坚实基础。首先，这与启先生学习书画的主要途径有关。不管是研习书法还是绘画，他都以大量临摹为主要途径，并格外注意古代优秀书画作品。其次，与启先生的师承有关。贾羲民先生是当时所谓“外行画”的代表，即不太注重画理、形似等纯笔墨的技巧，而更注重文人所强调的意境、气质等内在因素。他知识广博，学艺兼擅，书画史和书画鉴定是他的强项。他常带启先生到故宫看书画藏品，边看边讲，如“北派”山水和“南派”山水有什么区别，宋人山水和元人山水怎么不同，等等。这些知识和眼力是非常抽象的，只靠看书难以学会，必须多经眼且有行家指点才行。而经眼多和熟悉不同风格是书画鉴定的必备条件，在贾先生的指导下，启先生在这些方面得到了很好的训练。有一回，启先生看到一幅米芾的《捕蝗帖》，非常欣赏，可贾先生告诉他此帖是赝品，当时启先生还不理解。后来经眼多了，特别是见过大量米芾的真迹影印本后，再回过头来看《捕蝗帖》，才顿时觉得它真的不行。

吴镜汀先生是所谓“内行画”的代表。他不但自己有深厚的笔墨功力，而且对古代诸多著名画家的笔墨手法、独特风格有精深的研究，是一个解剖“风格”和解密“习惯”的高手，他能逼真地、惟妙惟肖地分析和模仿很多“大家”和“名家”的手法。他们用笔的枯润、浓淡、深浅、轻重、皴染，以及线条的刚柔、构图的习惯，他都能推断出来。在他的笔下，古代许多画家的风格再也不是只能意会却难以言传的抽象概念，而是可以具体鉴别的图像。按照他的指导，启先生临过大量古画，对作者的风格习惯有了深入了解和掌握。这不仅提高了他的绘画技法，也对日后的鉴定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启先生的师法还有更广泛的来源，那便是民间高手和专家，比如琉璃厂一些人品、业务俱佳的掌柜和师傅。启先生从小就到琉璃厂逛古董铺，那些老板和师傅虽然称不上学者，但也不乏实践经验丰富的高手。

多多经眼、辨析笔墨、熟悉风格是书画鉴定的必要修养，但距鉴定家还有距离，因为这些只偏重于经验与技艺层面。傅熹年先生论道，一般业者只要勤看勤记，多读历代著录、积累鉴定经验、熟悉各家笔墨特点和习惯手法等，都能获得相当成绩。而要想成为鉴定界的通才慧眼，在纷繁的书法史、绘画史素材中去伪存真、解疑辨惑、正本清源，并形成正确的艺术史观，指出这些书画作品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则须有更广博、更高深的功力，那是对传统文化的综合修养，包括文学、文献学、艺术、历史、语言、文字、考古、民俗、宗教等，越广越好，越杂越好。而启先生的博学恰恰为此打下了坚实基础，因此他于书画鉴定的成就也就让一般鉴定家望其项背了。

《卢纶〈和张仆射塞下曲六首之一二〉》启功 112cm×33.5cm 水墨纸本 立轴 1977年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