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聊斋志异》作为中国古典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既是梦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又是研究清代审美意识的关键媒介。《梦狼》堪称依托幻梦影射时事的创作范式，其中最引人入胜的便是“以梦揭腐”与“以实验兆”的相符相生，以极具象征性的奇幻梦境呈现作者对人间价值体系的审视及对封建官僚制度的批判。《聊斋志异》所展现的隐喻思维使其无论在经典意象创造还是奇幻叙事运作上既有因袭传统的物化特征，又有兼备时代烙印的诗化倾向，赋予小说以前人未达且后人难以超越的美学向度、思维深度与生命厚度。

关键词：《聊斋志异》；梦；幻；隐喻

中图分类号：I207.4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3）08-0173-04

携入梦、观梦、解梦之旨，综观中国文学史可知，扎根于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沃土创作而成的《聊斋志异》（以下简称《聊斋》），是博采历代文言小说之精义与史传文学之菁华的旷世佳作。在其所收录四百九十多个故事里，有七十余篇皆与梦有关，其依托洋洋大观的奇梦幻境来寄托孤愤幽思的艺术特色，不仅成为《聊斋》在中国小说史上的独特标识，也助力其铸就古典文言小说的顶峰。

若论及《聊斋》对清代官场堕落腐败的揭露，则《梦狼》几乎必是榜上有名的篇章。但其通过对现实与梦境双重空间的接替转换书写，从而呈现寄警世箴言于幻梦隐喻的审美意蕴是在先前研究中鲜少有人提及并作深入阐释论述。这一点在梦文学方面的卓绝成就不容忽视，其所具备的丰富内涵与现实价值有待挖掘，因此值得以专文加以说明。

一、梦境叙事：文学与梦幻的异质同构

文学与梦幻皆被看作是由现实压抑的欲望凝结生成的一种替换性满足表达，二者的异质同构性正是梦文学薪火相传的基础。弗洛伊德将幻想的内在驱动力归结为校正未能满足的愿望，认为作家灵感不仅源于对现实生活的总结提炼，也是对幻想欲望的补偿与投射，整个创作过程则类似于做白日梦一般［1］。

与生理梦境不同，梦文学的幻梦奇境具备特定的时代隐喻与象征意义，为表达创作意旨及艺术气韵而生。《聊斋》在结合作者经历及吸纳历代经验的基础上，另辟蹊径地将仙妖鬼怪与凡人的爱恨纠葛以虚幻梦境呈现，是作者对残酷现实的抗争、对民生疾苦的同情以及对社会前途的思考。《梦狼》是预兆梦的代表名篇，白甲不听父诫弟谏，敛横财、虐百姓、贿上官可谓无恶不作，最终其落得遭寇杀害、众人唾弃的下场是罪有应得，后续现实中发生的悉符白翁所梦，可见蒲氏创此梦的思想内核是对正义力量的伸张以及对腐败吏制的批判。

梦之所以能在人类进化過程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既在于其使大脑处在休眠状态时仍保持一定活性，是机体自我调节保护的正常现象；人们也往往得益于幻梦的激励指引，从而更好地开展认识与改造世界的活动。梦，既是生命课题又是文学母题，令人类拥有超越平庸寻常的情感体验，掌握构建虚幻世界的精湛本领。

二、实幻书写：现实与梦行的警世箴言

《梦狼》是《聊斋》中借梦境影射现实的经典政治寓言。作者将锋芒直刺罪恶腐败的封建官僚体系，尤其抒发了对贪官污吏残暴虐民的深恶痛绝以及对被压迫者团结反抗黑暗统治的热情歌颂，是对孔子“苛政猛于虎也”思想的深入阐发与形象化表达。

（一）以梦揭腐

《梦狼》篇末尾作者有言：“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即官不为虎，而吏且将为狼，况有猛于虎者耶！”［2］1055可见蒲氏是在孔子揭示暴政“吃人”本质的经典论断上加以梦境创设，生动勾勒出官府横征暴敛、欺压百姓的丑恶嘴脸，并预示其终遭恶报的悲惨下场。

一方面，在梦境中对“官虎吏狼”进行刻画，是清代官场及社会现实状况的折射。梦中白翁由丁氏引护入白甲府后便见满堂上下坐卧者皆为狼，又视堂前白骨堆积如山，此等杀戮场景让人不寒而栗。当白翁得知其子吩咐侍者以死尸做餐食时，他急忙出言制止并欲离去却遭众狼围阻，之后目睹白甲化虎以抗金甲猛士，身陷虎狼之穴自是危机重重、步步凶险。而这正是统治阶级贪污成风、压迫百姓的缩影。清代国家委派幕职的荡然无存使幕僚改为私聘制［3］，被聘入幕者可不拘出身德行，只是替各自幕主处理事务的智囊和代办，其中不乏贪图富贵的奸佞之徒。再加上朝廷选拔采用八股取士，官员大多思想僵化不善于解决实际问题，他们依赖幕僚就不得不受其左右，吏代官出治在当时已成普遍现象。这致使结党营私乱象层出不穷，也是压榨百姓的祸根，因此《梦狼》中白翁不仅是许久未闻儿子音讯而前去探望的父亲，更是面对衙门虎狼之行而冤抑难申的百姓真实写照。本篇附录处便是李匡九和杨公两位清官被滑吏玩弄于股掌的案例，说明恶吏不仅对百姓心理了如指掌，而且熟知上官脾性及各项业务流程，“吃人”更是得心应手。所以清代官府糜烂不仅体现在官之骄奢侈靡，更突出展露于吏之奸诈刁滑，这是蒲氏对吏治腐败的精准剖析，也是《梦狼》的命名缘由。

另一方面，在梦境中对“官虎吏狼”进行惩治，预告贪官污吏必走向悲惨结局。蒲松龄在其父教导下自幼研习儒家经典，熟读诸子百家之书，又受佛教思想的熏陶［4］，他将天人感应、因果报应等观念融入创作，对坚守善念的人给予福报暗示，对戕害百姓的恶徒施以惩治刑罚。在《梦狼》中，白翁梦见两位金甲猛士将罪魁祸首白甲制服，其中一位欲砍其首却被另一位制止并言此为明年四月间事，现只敲掉官虎门齿以示警戒。此梦托于白翁既是提醒他趁早认清白甲贪赃枉法、为官不仁的恶行以划清界限，也是以明确的期限给予白甲悔恶从善的机会，但白甲无论面对幻梦示警还是父诫弟谏仍执迷不悟，最后落得遭寇残杀、众人唾弃的下场。此外，在猛士捉拿白甲期间诸狼四散足以证明：其一无论多么凶狠的人始终对神道天命有所畏惧，其二这种只顾保全自身而忘却他人安危的行为正是作者对现实官场的极致讽刺。

（二）以实验兆

梦境是现实的影射或预告，现实是梦境的再现与补充。蒲氏既以理性的逻辑思维将“苛政”执行者形象化为“官虎吏狼”，空前刺中统治黑暗的根源是官员任免权在上台；又以感性的情感认知将拯救的希望既通达于冥司梦罚的虚幻场景，又寄托在现实民间的团结互助，表达对饱受压迫剥削的贫苦百姓的真切同情。

一方面，在现实中“官虎吏狼”残害百姓的暴虐之行、贿赂上官的谄媚之举与梦中相符，可见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溃烂不堪，在层层压迫下的贫窭百姓更是苦不堪言。白翁回想梦中所见深觉后怕，于是速派小儿子前去拜访白甲，然而白甲先读其父告诫信函，后听其弟劝谏之言，虽有一瞬色变但又迅速以他们“不知仕途之关窍”［2］1053搪塞过去，他如此猖狂无道是因为其确信决定官员升迁或贬黜的权力在上官而不在百姓。联系白甲招待其父的餐饭尚且是民脂民膏，那么他行贿上官的赃物来源便不言而喻了，况且听命于白甲的还有众多恶吏，堂前累累白骨正是他们迫害百姓的铁证。“吏狼”孝敬“官虎”的仅是他们从百姓处强取豪夺来的一部分，而白甲上供的又是从多处搜刮积累的一部分，足可见现实官场腐败已成环环相扣之势，被欺压最狠的无疑是手无寸铁的穷苦百姓。

另一方面，在现实中“官虎吏狼”被诸寇替民杀害的悲惨结局如梦中所兆，彰显了百姓对奸恶官吏的深恶痛绝以及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梦狼》在思想上的又一重突破体现在其将匡扶正义的希冀不放置于贤明君主下旨明察，而是呈现于民怨沸腾、齐心反抗的现实人间，既是为当权当官者敲响勤政廉洁的警钟，也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强大群众力量展现。来年四月间，白甲在升官赴任途中遭诸寇劫杀正如梦中所兆，诸寇特意点明两点：其一，今日专程来此是为县里受苦受难的百姓报仇雪恨；其二，贪官污吏的依赖与配合是世间疾苦的祸根，所以皆要杀净。诸寇戮贼的义正辞严既道出百姓心中所愿，更与作者孤愤著书的深刻体验与真切情感贯通一致。此外，蒲氏以翁姊子补授御史的实幻对应达成首尾呼应来为正文作结也颇具深意，一则是通过翁姊子的清廉公允、前途似锦与白甲的贿上殃民、生不如死形成鲜明对比来展现是非善恶观；二则是借翁姊子的仕途通达来寄托政通人和的社会理想。以着墨不多但举足轻重的情节实现从个人到社会再到国家的联通，可见书中箴言意蕴深刻。

《梦狼》不愧为以梦幻与现实相符相生达“刺贪刺虐入木三分”的名篇佳作，集中展现一代文学大师蒲松龄洞悉世间百态人情冷暖、以笔为戎批判黑暗统治的良苦用心。《聊斋》在叙事艺术上彰显“以幻写真，以真映幻”的独特风范绝非猎奇炫异，当是作者为突破严苛文字狱的思想枷锁，通过创设极具象征性的奇幻梦境来呈现对人间价值体系的审视及对尖锐社会矛盾的揭露。

三、审美意识：生命与梦境的交融深悟

《聊斋》既是梦文学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研究清代审美意识的关键媒介。以《梦狼》为代表延伸至整部作品，分析小说以奇幻叙事形式将孤愤之“意”嵌入典型之“象”建构双重之“境”奠定的悲美基调以及以隐曲之意寄托幻梦之感与悲怆之情的隐喻思维，明晰其非凡的艺术魅力与不朽的现实价值。

（一）幻境叙事

“意”“象”“境”既是构建《聊斋》审美系统的基础要素，也是作家遴选奇幻叙事形式的根基成分。蒲氏意铸就创境造幻、取象达意的叙事范式以功标青史，其中主体传达之“意”旨在剖析世情、匡扶正道；客体呈现之“象”是兼具深刻内涵与生动姿态的物质载体，以寄托主体之“意”；主客交融之“境”囊括了时间、空间等客观条件与情感、理想等主观体悟，是彰显主体之“意”、呈现客体之“象”的场域。三者皆为达成小说至高审美范畴“幻”的关键意蕴，即理想之丰盈、生活之顺遂、社会之安泰在现实终归虚无，为作品奠定悲美基调。

首先，孤愤之“意”乃“幻”之本源。《聊斋》是作者饱尝屡次落第、生计窘迫的艰难困苦后在义愤忧郁的情绪状态下创作的，其依托奇梦幻境传达孤愤之“意”既有抚时感事的个体愤懑，又有疏通小说审美系统的核心关窍。蒲氏在《梦狼》中将“官虎吏狼”贿上欺下的史实以白翁入梦的“幻”的形式暴露出来，注重以史传完整性增强幻境叙事的独特神韵，然而皇权官威的树大根深与贪污腐败的肆意横行必然摧毁其秉持正道人心所构建的社会梦，此其幻一；官官相护的利益固化与科场誤人的黑暗残酷必然打破其期盼建功立业所追求的仕途梦，此其幻二；司法公信的千疮百孔与人人自危的主流时风必然击溃其遵循道德因果所深求的礼法梦，此其幻三，足可见孤愤之“意”皆指向最终的“幻”灭。因此孤愤之“意”乃“幻”之本源，造就小说的深沉美学品性与崇高悲美意味。

其次，典型之“象”乃“幻”之表征。“象”作为兼备深刻内涵与生动姿态的物质载体，既拥有取材于生活本真的真实性与直观性，又有得益于幻想梦境的抽象性与多义性［5］。“官虎吏狼”是蒲氏在《梦狼》中着重突出刻画的典型之“象”，以提炼贪官酷吏的丑恶之“象”实现对清朝吏治腐败蔓延渗透朝野上下的概括性表达。与此同时，蒲氏又创造性地塑造了翁姊子这一正直之“象”与白甲形成善恶对比，可谓匠心独运。因此典型之“象”乃“幻”之表征，代表小说的高超艺术造诣与悲痛审美体验。

最后，双重之“境”乃“幻”之通达。《聊斋》既继承“讲奇语怪”的叙事传统，又揭示特涉于清代的社会弊病，最引人入胜的便是以梦为媒实现幻域与凡世的自由切换。《梦狼》先是“以梦揭腐”，在梦中对“官虎吏狼”进行细致刻画，并预告贪官污吏必然走向悲惨结局；后又“以实验兆”，暴露封建吏制使人异化的本质，展现百姓对奸恶官吏的深恶痛绝及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双重指向、双向成就之“境”的营造，既是作者影射现实、映照世事的通道坦途，也是疏泄孤愤的曲意所在。因此，双重之“境”乃“幻”之通达，呈现小说的独特虚构创设与幽微悲美意蕴。

（二）隐喻思维

乔治·莱考夫和马克·约翰逊提出认知隐喻理论之所以具备划时代意义在于其使原本作为修辞格存在的隐喻扩展延伸至认知领域，使思维观念体系通过隐喻实现界定。天人感应的宇宙统一论是隐喻思维内置于文学创作的哲学基础与艺术理想［6］，《聊斋》承袭“文笔曲折而意含褒贬”的春秋笔法，是作者设幻寓真寄托幻梦之感与悲怆之情的绝佳选择。

一方面，以心悟道体察人生之“幻”。关于蒲松龄的生平著述，已有路大荒、张景樵等学者对此进行搜集整理并编订出版，所以不予赘述。概括蒲氏人生可谓“时运不济，命运多舛”，满腹才华却报国无门的他身处污浊横流的官场与世风日下的社会以心悟道实属不易：一是深陷举步维艰的生存困境使小说成为自述其苦的宣泄窗口；二是深觉屡次落第的科场误人使小说成为自抒其愤的幻梦虚境；三是深会世态炎凉的道德危机使小说成为自抉其心的世外净土。众多穷困潦倒、郁不得志的书生形象正袒露出作者自况自伤的绝望心迹，那些惩治贪官污吏、颂扬贤者清官的篇章又何尝不是蒲松龄终其一生却求而不得的政治理想。生命美学的幻梦之感与悲怆之情通过隐曲之意展露无疑，字里行间皆是作者以心悟道体察人生之“幻”的真实写照。

另一方面，以文求道痛觉义礼之“幻”。作者通过创设极具象征性的奇幻梦境来呈现对人间价值体系的深刻反思，同时揭示了特显于清代的尖锐社会矛盾与伦理道德危机，显然隐含着“求道”的传统哲学精神与“立言”的君子理想追求。蒲松龄《聊斋》远承屈原《离骚》、司马迁《史记》，近接瞿佑、李昌祺、邵景瞻的“剪灯三话”①，是对文人“发愤著书”传统的继承与彰显；而多现于每篇末尾的“异史氏曰”则是作者以自述评点力求唤醒世人营造风清气正、和谐稳定社会环境的道本仁心。作者通过实幻书写表达失意于仕途理想、不甘于人生现状的隐曲之意，既有抨击黑暗统治的愤懑不平又有抚慰众生的悲悯博爱，但义礼规范只得在幻境实现的情节设置，寄寓其以文求道痛觉义礼之“幻”的现实梦断空悲切之思。

“意”“象”“境”是构建《聊斋》独特审美系统与奇幻叙事形式的基础要素，将孤愤之“意”嵌入典型之“象”建构双重之“境”通达至虚无之“幻”正是蒲松龄转益多师、超越前代的自觉创作意识。与此同时，以“幻”为核心呈现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独特文本格局，是作者认识到理想与现实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进而将自己郁结于心却不能直抒胸臆的沉痛生命体验与深厚审美积淀紧密结合，使幻梦之感与悲怆之情通过隐曲之意展露无疑，这正是《聊斋》“谈虚无胜于言时事”［5］之处。

结语

《梦狼》作为依托幻梦影射时事的创作范式，集中展现了小说一以贯之的深刻思想内核与非凡审美意蕴。《聊斋》在中国古代文学审美观念发展史乃至中国审美文化史上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无论在经典意象创造还是奇幻叙事运作上其既有因袭传统的物化特征，又兼备时代烙印的诗化倾向，以鲜明的艺术形式再现了易引发时人共鸣且清初盛行的审美意识、哲理观念与理想人格。蒲松龄将孤愤之“意”嵌入典型之“象”建构双重之“境”通达悲美之“幻”是为实现梦想之愿与世情之态、人生之德与天地之道的完美契合，从而赋予作品以前人未达且后人难以超越的美学向度、思维深度与生命厚度。这正为吾辈助力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舞台提供指导，因此《聊斋》实乃中国梦文學不倦探索之路上的先锋模范。

注释：

①“剪灯三话”：《剪灯新话》《剪灯余话》《觅灯因话》三书合称“剪灯三话”，是明代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代表作，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传奇到清代《聊斋志异》间的一道奇异的风景线。“剪灯三话”都是有意追踵唐人传奇的作品，在题材、情节等诸多方面均有规抚唐人的痕迹；与此同时，“三话”又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宋元话本和宋元传奇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赵毅衡，傅其林，张怡.现代西方批评理论［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94-101.

［2］蒲松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M］.张友鹤，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杜贵晨.《梦狼》漫议［J］.蒲松龄研究，1995（Z1）.

［4］冀运鲁.论《聊斋志异》的因果观念二重性及其对叙事模式的影响［J］.齐鲁学刊，2012（3）.

［5］杨明刚.幻境意象·灵异叙事·隐喻思维——《聊斋志异》审美意识系统论析［J］.山东社会科学，2015（5）.

［6］毛凡宇.关于隐喻的哲学思考［J］.江西社会科学，2008（12）.

作者简介：罗天（2000—），女，汉族，北京人，单位为首都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

（责任编辑：杨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