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晓禾

引子

从我记事起的十七八年间，我妈妈王磊经常给我讲述她奶奶的故事。在我心目中，她奶奶就是一位“不一般”的农村老太太。我妈妈的奶奶，我叫她太姥姥，她叫张瑞，1922年生，现已过世。2018年农历四月十七日是太姥姥去世14周年祭日，我和妈妈娘家近20位亲人参加了在太姥姥故里河南省濮阳市开发区王助镇铁丘村举行的悼念活动。当天11时左右，亲人们前往茔地拜祭太姥姥。12时左右，亲人们返回太姥姥生前居住的大院，围在一张摆好酒菜的大圆桌坐下。大家一边吃喝，一边述说着太姥姥的往事。大家或说，或叹，或哭，或流泪，或抹涕，或转涕为笑，场面感人。这次活动，让我深切感受到太姥姥是一位“了不起”的农村老太太，心中就萌生了把她的故事写下来的念头。

立秋刚过，我就匆忙启程去探望太姥姥的大女儿王冬梅、儿子王富坤、小女儿王翠梅、长孙王普，也就是我的大姑姥姥、姥爷、小姑姥姥、大舅舅，请他们为我讲述太姥姥的往事。我把从他们那儿听到的事迹进行了认真梳理，用了近3天。眼看着暑假快要结束，我感到要写好太姥姥的故事，还得获取更全面、更真实的事迹。于是8月11日，我再次去了铁丘村，专门拜访了村里80岁老人富亮老太太、75岁老人王富增姥爷，了解到关于太姥姥的更为翔实的事迹。姥爷王富增是一位退休的小学校长，平日里就经常给小辈讲过去的故事，把我们唤作“小将”。他在提及太姥姥时动情地说：“您太姥姥一生很平凡，但一生留下的好家风润泽着整个王氏家族，感动着每一位乡邻。用‘伟大两个字去评价不为过！”

心若向阳，无畏悲伤

太姥姥的娘家在濮阳县王助乡裴王合村，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个村方圆几十里的村民生活条件都非常艰苦。她的母亲30多岁时就长年生病，40多岁时就半身不遂。父亲长年在本县黄河边的坝头乡张路口村一个大地主家做长工，农忙时给地主家耕地，农闲时给地主家赶马车。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太姥姥在家中是老大，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9岁时就开始代替母亲照顾弟弟妹妹的生活。

生活最难的就是吃的问题。那个时期，家里最常吃的是红薯面窝窝头。太姥姥把几袋红薯切成片，晒干后磨成粉，装在面袋里。吃的时候舀一碗，对水和好面做成小窝窝头，再上锅蒸好。这些小窝窝头现在吃还挺稀罕，但当时天天吃、顿顿吃，刚出锅时还好些，凉了又黑又硬，很难吃。即使这样，能吃饱也是全家人最大的奢望。

太姥姥的父亲每年能从地主家领回50斤小麦、100斤玉米、300斤红薯。这些口粮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9个月的生活，剩下的几个月只能靠挖些野菜、摘些野果充饥。不幸的事情发生了，这天，太姥姥背着年幼的妹妹，领着3个弟弟到黄河大堤采摘野果，吃下去后几个人都浑身难受，明显是中毒了。万幸，这时路过一个背着药囊的郎中发现了他们，才捡回一条命。有了这次意外，太姥姥再摘野果時，就自己先尝一个，没事了再让弟弟妹妹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地处中原地带的河南战争频发。在濮阳周边，先是军阀混战，紧接着又是日本侵华战争。为躲避灾难，这个时期农村女孩大都是由父母随便找个人家就嫁出去了。太姥姥在1937年她15岁那年，嫁给了本乡铁丘村比她小两岁的太姥爷王武柱。婆家条件稍好一些，家有5亩薄地，全家人可勉强吃饱饭。

太姥姥到婆家后依然不得闲，既要照顾长年卧床的婆家奶奶，又要关心年幼的妹妹。像挑粪、劈柴、磨面、担水、烧水、蒸窝窝这样的活，全都是她和婆婆在干。这其中最苦的要数磨面了。她和婆婆先把几小布袋红薯切成片，这一切就要一两个时辰，切好后再把它们晒干，然后用石磨磨面。她和婆婆一块推磨，刚开始还能推得动，慢慢地就推不动了，最后只能靠一步步挪……

1940年春末夏初，侵华日军把战火烧到了濮阳，铁丘村半个村庄被炸成废墟，快要成熟的小麦也因战火绝收。祸不单行，太姥姥的公公在濮阳县城里帮别人干活时，被日本鬼子飞机投下的炸弹炸死，血肉横飞。太姥姥的公公意外惨死，家人无钱安葬，只好卖了3亩薄地，买了一副棺材，匆匆安葬。她公公的离世，让本来拮据的日子过得更加艰难。她和婆婆只好没日没夜地帮别人织布，挣点工钱，买点粮食，苦苦支撑着这个家。

1941年，濮阳地区旱灾严重，夏秋两季庄稼几乎绝收。1942年，日军对华北解放区“扫荡”加剧，又赶上旱灾蝗灾，夏季庄稼绝收。太姥爷的家人留下太姥姥一个人看守家园，其余的都逃荒去了。家里没有一粒粮食，太姥姥只能靠挖野菜、啃树皮充饥。后来饿晕了，幸亏她的二弟弟从几十里外送来了一兜变馊的榆叶，救活了她。这就是我的姥爷王富坤常说的“一兜榆叶的故事”。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1942年秋收，濮阳这一带还算是个好收成。在外逃荒的人听说家乡有粮食了，都陆续返回了。我太姥爷王武柱在这年冬天一路要着饭赶回来了。回到家的他又黑又瘦，一身皮包骨头，还落下了胃病、心脏病的病根。经过太姥姥近半年的精心调养，总算有所好转。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的后期和反攻阶段的初期，濮阳地区风调雨顺，农民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也就是这个时期，太姥姥先后生了两个女儿，也就是我的大姑姥姥和二姑姥姥。

从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到1947年5月，因濮阳是解放区，又进行了土地改革，从1942年逃荒回来到1947年秋，太姥姥婆家的人口由以前的8人快速增加到13人。家庭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不分家是不行了。1947年秋收后，大家庭分开了，分成了三家：太姥爷的奶奶、母亲、小四一家；太姥爷的哥哥、嫂嫂及两个孩子一家；太姥爷、太姥姥及四个孩子一家。虽说是三家，实际上是两大家，太姥爷和他哥哥都要同时照顾他们的奶奶一家。家里的宅基地、房屋、粮食都分了，太姥爷家分得三分半宅基地、三斗玉米、两间简易小屋。

1947年冬，太姥爷外出帮别人干活，回到家时突然病倒，胃病、心脏病也复发了。经过半月调养仍不见好转，眼看着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在这种情况下，太姥爷突然精神失常。刚开始，太姥姥并不在意，想方设法帮他治病，胃病、心脏病是治好了，但精神病越来越严重。为了给太姥爷看病，太姥姥果断地把家里仅有的两斗玉米，拿出一斗换成了钱，请郎中给他抓了一大包药。药吃完了还不见好转，常常一个人在外到处游逛。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回家躺倒在床上，钻进被窝就睡，见东西就摔，日子实在是没法过了。

眼见太姥爷病情越来越重，26岁的太姥姥心急如焚，就跑到娘家请求3个兄弟借点钱，3个兄弟不仅不借钱，反而都劝她不要再守着那个破烂家了，带着孩子改嫁算了。她坚决不同意，哭着从娘家回来了。接着，她又到婆家请求帮助，婆家人不仅不帮她，反而断定她是守不住的。

1948年春，太姥姥在万般无奈下作出了惊人决定：卖掉三分半宅基地，给太姥爷治病。她向乡邻多家奔走，请求买下她家的宅基地。终于，感动了邻居王富群。他以每分宅基地四石五斗麦的价格，买下了太姥姥家的三分半宅基地。太姥姥一家仅留了两间简易小屋。太姥姥将卖宅基地的小麦留下了两斗作为口粮，剩下的全部卖掉。拿到钱后便给太姥爷看病，一个郎中不中，便再找一个。方圆100多里能看精神病的郎中，她都找遍了。双脚因走路太多磨出泡，旧泡刚好新泡又出，双脚磨出了厚厚的茧子。不知给太姥爷抓了多少服药，病情也不见一丁点儿好转。

这样的苦难日子，太姥姥坚持了两年，但太姥爷病情仍不见好转。钱花完了，土改时分的几亩薄地根本养不活一家6口人。这时的太姥姥因为怀孕时胎气有问题，一到天黑眼睛就看不见了，成了半个瞎子。在最困苦的时候，三姑姥姥王爱梅饿得只剩一小把骨头，当时的境况下就要饿死了。太姥姥只好含着泪，把三姑姥王爱梅送给了好心的庞家。三姑姥改名庞兰云，这也是后来三姑姥姥和她的亲姐姐哥哥不一个姓的原因。

苦难的日子就这样一直煎熬着，到1951年初夏，家里值钱的东西全都变卖了。仅剩的一袋高粱，卖了半袋给太姥爷换了10服药，剩下的半袋全都种在了地里。家里没了粮食，就不再生火做饭了，太姥姥就带着孩子在周边到处乞讨，回来时给太姥爷捎一口饭。10服药不到一个月就吃完了，家里无钱再为太姥爷买药，从此就停药了，任由他在外面游逛。

或许是苦难到头了，奇迹出现了。太姥爷的精神病开始有所好转，慢慢地也不再到处游逛了，不过还是神志不清。这一年眼看高粱就要收割，太姥爷又开始游逛了。当游逛到了自家的高粱地头时停住了，看到丰收的红高粱，突然大笑起来，快步返回家中，取出镰刀直奔高粱地，一个人一股劲把所有的高粱全收割了。回到家时神志完全清醒了，像个好人一样跟太姥姥还拉起了家常。那天夜里，太姥姥看着突然好转的太姥爷，放声大哭，太姥爷也哭了起来，两个人抱在一起哭到了半夜。从此以后，太姥爷靠着一双勤劳的双手和一双坚硬的肩膀撑起这个家，这个家越过越好了。在这以后的53年里，太姥爷用全心全意的爱回报着太姥姥。

亲仁善邻，以德行仁

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农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是在探索发展农业生产过程中走了弯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农业生产受到了重大损失，农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再加上遇到三年自然灾害，农民的日子过得很艰难。

1959年到1961年，太姥姥所在的铁丘村，那时候叫铁丘大队，全大队人在一起吃大锅饭。初期还能吃得饱，后来粮食越来越少，社员们根本吃不饱，都处于半饥饿状态。越是吃不饱，分配口粮越要公平公正，全大队人这时一致推选太姥姥当司务长。太姥姥分配口粮从不马虎，绝对公平公正，从不为自己家人多打一口饭。有一次，太姥姥的大女儿也就是我的大姑姥姥王冬梅，不忍心自己的弟弟妹妹们挨饿，想为他们多打一勺饭，眼巴巴地央求道：“娘，再给一勺吧！”太姥姥瞪了她一眼，大吼道：“快走开！别耽搁后面的乡亲们打饭！”大姑姥姥委屈地哭着跑开了。

三年自然灾害过后，社员们不再吃大锅饭了。从1962年年初到1981年年初，整整20年间，铁丘大队劳力们给生产队做工挣工分，凭工分分粮食。太姥爷、太姥姥家中只有他们两人挣工分，分得的粮食难以让一家人吃饱饭。1962年到1963年这两年，他们两人农忙时挣工分，农闲时把村边的乱石堆、瓦砾场、低洼处等闲置的地块开垦出来，种上了大豆、南瓜、冬瓜、红薯、白菜、萝卜，靠荒地上的收成弥补了粮食的不足。1964年秋，太姥爷把逃荒时学到的酿醋技术拿出来，开始一小缸一小缸地酿醋，又一小缸一小缸地卖醋。从此，家里开始有了余钱。

随着家庭条件稍有改善，太姥姥开始尽可能地帮助乡邻。谁家老人生病了没钱医治，谁家孩子上不起学，谁家断粮揭不开锅，谁家买不起猪崽，谁家修房盖屋缺钱缺物，她都会倾其所有给予帮助。借出去的钱和物，邻居有了就还，还不了就不要了。有时村里来了些落难的戏班子、马戏团，太姥姥都是为他们免费提供吃住，并带头为他们筹粮、筹钱、筹物。

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太姥姥一直照顾着村里的王迷路老人和疙瘩老太太两个五保户。帮助他们挑水、劈柴，平时送钱送物。尤其是对王迷路老人的照顾令人感动。王迷路脸上长了脓包，后来溃烂了，散发着恶臭，全村没人愿意接近他，是太姥姥为他清创面、敷药面，端茶送饭，照顾他的衣食起居，直到他去世，还为他送了终。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允许农民经商搞活经济。太姥姥和太姥爷商量开起了小磨香油作坊，招揽了邻居闲置的劳动力，为他们开工钱；还传授他们技术，鼓励他们另开油坊，走向致富之路。1983年濮阳建市，太姥姥就和太姥爷一起进城开起了废品收购站。在收废品的过程中，太姥姥开阔了眼界。她动员村中闲着没事的村民进城务工，鼓励头脑灵活的村民进城做生意，她还自掏腰包作为村民的启动资金，没路费的资助路费，没本钱的资助本钱。

太姥姥一生积德行善，是远近闻名的大善人，被村里人称为“活菩萨”。不知什么时候，太姥姥做起了村里的义务调解员，这一做就是几十年。村里婆媳不和、妯娌不和、兄弟不和、夫妻不和、儿孙不孝、邻里不和，都来找她。她都苦口婆心地劝解，不知跑了多少路，说了多少话，花费了多少精力。为了别人家的事操碎了心，她却乐此不疲。我的大姑姥姥王冬梅曾对我说过：“村民遇到矛盾纠纷，经你太姥姥一调解就化解了，她老人家一生不知挽救了多少即将破碎的家庭！”

太姥姥像一盏明灯，虽然无声，却在逆境中給家人以希望，在顺境中指引家人前行；像一座高山，蕴藏着万物，哺育子孙后代成长；像一棵大树，枝叶茂盛而常青，为左邻右舍遮蔽风雨、乘凉休憩；像一座丰碑，彰显着人性中最善良的光芒，在小事中体现了她的巍峨，在平凡中体现了她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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