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青翰

一、“任人唯贤”的源流与精义

“任人唯贤”典出于《尚书·咸有一德》，其原文为“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终始惟一，时乃日新。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咸有一德》记录了伊尹对太甲所做劝诫。伊尹的大意为：天命无常，唯有修德、用贤，才能长保君位。选贤、用贤，是中国古代政治所推崇的一个基本原则。所谓“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可以理解为，任用官吏当选贤才，任用左右大臣当选忠良。“任人唯贤”的观念在中国由来已久。

《禮记·礼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而选也。”早在上古三代，中国人即相信，尧、舜、禹、伊尹等等圣君贤臣皆以德行光明、才能优越而得到推选、举荐而成为政治领袖。关于尧舜禅让，《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那么尧何以认为舜有资格继承天下的权柄而造福于天下呢？根据司马迁的记载，舜有孝德，又为众人推荐；尧为了更为深入对舜进行考察，以二女嫁之，以九子与之共处。凡此种种，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舜是一个德行显著而足以领导天下的圣贤之才。此后，舜亦不传于子而禅位于禹。而禹之所以为舜选定为继承人，便在于禹治水有功，其德可称，《史记·夏本纪》记载：“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亹亹穆穆，为纲为纪。”由此可见，在天下为公的理想时代，尧传于舜，舜传于禹，皆传贤而不传子，成为中国古代“任人唯贤”的最初典范。

到了周代，周礼以“亲亲”“尊尊”为本，在宗法制的基础上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继而以“封建子弟”的形式将大宗、小宗、宗子、别子等血缘关系完整植入其自上而下的权力架构，可谓“以家立国”。西周以后，随着周天子权威的衰落，礼崩乐坏，诸侯并起，在富国强兵的争霸主题下，破除旧制、任用贤能便成为了自然而然的时代趋向。如桓公问管仲治国之策时，管仲所答五策便涉及“选贤”：“于子之乡，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贤。”以春秋五霸为代表，以“亲亲”原则为核心的世卿世禄制遭到了严重的冲击。到了战国时期，这一趋势愈发明显，公室衰败无余，国君对贤能许以重金高爵，士人挟智怀策而奔走于列国，如赵翼所说：“游说则范雎、蔡泽、苏秦、张仪等，徒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白身而为将。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

与此同时，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对于“尚贤”“举贤”也有各自的理解和阐释。墨子提出“尚贤”，老子提出“不尚贤使民不争”，孔子对于“任人唯贤”思想有系统性论述。孔子讲求有教无类，重视培养学生的从政才能。孔子明确地将“举贤才”列为儒家的为政要求之一，“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举善而教不能，则劝”。经由孔子的阐发，“贤”的具体意义得到了仁、义、礼、智、忠、孝等德性概念的充实，“任人唯贤”的观念也与孔子“为政以德”“修己安人”的终极关怀形成了结构上的对应，成为了实现儒家政治理想的一个必要环节。孔子以后，孟子与荀子在什么是“贤”以及如何“选贤”这两个关键命题上作出了更为深入的阐发。孟子明确提出以尊贤来突破贵贱两分：“贵贵尊贤，其义一也”，并推崇“尊贤育才，以彰有德”的意义。荀子在举贤方面亦以“德”为“贤”的本质，提出“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倡导“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在这一区分中，“贤”主要指向内在的道德品格，“能”则指外在的治理才能。治国平天下的要义，即在于“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由此可见，“贤”“能”各有侧重，但其根本则在于“有德”，故而又可以说“贤”是“能”的根本属性，“能”是“贤”的应有之义。另外，孟子还指出：“国君任贤，如不得人，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选贤”事关重大，故而必须对其进行考察，确认其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才能视之为“贤”而用之。另外，与先秦儒家同时展开活动的墨家、法家，也纷纷提出了不同的“任人唯贤”的思路，如墨子所谓“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如韩非所谓“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简要总结“任人唯贤”观念的两个基本要义：第一，“贤”不离“能”，德才兼备是“贤”的完整定义。第二，“选贤”“任贤”，既要从上而下地予以考察，严格把握标准，也需要自下而上地予以举荐，尊重公众意见。

二、“任人唯贤”与中华文明的特质

总体来看，在三代典范之后，先秦儒家对“任人唯贤”的思想观念在哲学层面进行了更为彻底的说明以及相应的政治设计，从而为此后大一统王朝的“贤能”政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秦并六国，改封建为郡县，以官吏治天下，纳九州于一法，对中国的政治传统造成了深远影响。正如王夫之所说：“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尽管秦历二世而亡，但郡县制与选官制却顺应了自三代以来中国人追求公义、公利的历史精神；故而秦朝的败亡，并不在于封建世袭贵族的复辟，而在于秦法过于暴虐，破坏了“贤能”政治中所包含的“仁政”需求。汉承秦制，逐步消化了大一统的制度遗产，并以“察举制”的形式自上而下地选拔儒生、委任官职。在汉代的察举常科中，举荐是基本的路径，而“孝廉”则是最重要的考察科目。孝、廉即指“孝子廉吏”，“孝”是指孝敬父母；“廉”是指廉洁奉公。因此，“举孝廉”的指导思想正是“选贤与能”。“孝”的凸显，体现了大一统王朝中“家国一体”的权力架构及其政治生活的伦理属性。魏晋而至于唐宋，中国历经多次大规模混乱而最终得以安定。在此期间，秦汉以来的职官制度、封爵制度、选官制度等构成行政系统的诸多具体安排，亦经历了多次调整与重塑。唐宋之际，中国历史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均呈现出一道清晰的分水岭。创始于隋朝的科举制，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以考试的形式公开选拔国家官员，拓展了平民阶层的上升途径。至于宋代，在“修文偃武”的国策之下，通过科举而得以入仕的寒门子弟迅速增多，读书人的地位得以极大彰显，民间流传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谚语。科举制的确立与扩张有效巩固了其政权合法性，并且更为深刻地推进了中国古代政治的平民化。此后元、明、清三朝，均实行了科举制，选用了大量德行卓著的人才，为治国安邦作出了贡献。

通过对近五千年的文明史以及近两千年的大一统王朝历史进行梳理总结，大概可以从“皆务于治”“修身为本”“以天下为己任”这三个方面理解“任人唯贤”与中华文明基本特质之间的深刻关联。

首先，如《淮南子》所说：“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任人唯贤”的观念直接对应于中华文明所内蕴的重视现世的精神与治理需求。中国人前赴后继地追求“大同”，追求“三代之治”，从大禹治水，到汤武革命，从周公制礼作乐，到商鞅变法，中国的先贤矢志不渝地坚持着对于现实世界的治理，力求塑造一个“亲贤乐利，各得其所”的美好人间。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天地有道，值得每一个人奋斗于其中；而欲求天下有治无乱，人人皆有所得，关键就在于培养君子、选贤与能，使之领导人民行其正道。

其次，如《大学》所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是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中的核心命题。修身的观念先秦文献中已经广泛出现，周人将“天命”与“德”相配，天、神转而成为超越世俗利益的“惟德是辅”的道德根据，这就意味着政权合法性、正当性在根本上来源于统治者内在的道德品质。又如《论语》中孔子所说的“修己以敬”以及曾子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均以“修身”作为君子成德的必要环节。培养仁义礼智等美德，是天下之人的共同要求，无分阶层、无分地位。如前所述，“贤”代表着个人的道德修养，“能”代表着个人的处事能力，而“贤”是“能”的根本与统领，“能”是“贤”的扩延与显现。因此，如《大学》所强调的“修齐治平”，“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第一步，只有树立个人的道德，才能以身作则、推己及人。因此，“任人唯贤”的这个“贤”字，就意味着在中华文明的价值认同系统中，个人的道德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公心，要高于一切的权谋、智慧，在“贤”统帅下的“能”，才是保证家国天下得以长治久安的关键因素。无能必不可称为“贤”，但徒有其“能”，亦无非专谋私利，满足私欲，这与中华文明所讲求的大道、大义，无疑是背道而驰的。

最后，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权力乃天下人之公器。中国人历来有着家国天下的担当精神。如孟子所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在中国古代的圣贤看来，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学习、修身而成为君子，任何人都有资格通过成为君子参与家国天下的公共事业。如果在位者不贤、无能，或者阻碍了贤能选拔，则失去统治资格。法家对此也予以承认，如韩非所说：“明主者，推功而爵禄，称能而官事，所举者必有贤，所用者必有能，贤能之士进，则私门之请止矣。”由此可见，与“任人唯贤”相贯通的是中国人追求公平正义的决心。

当然，我们一方面需要认识、理解秦汉以来中国本有的“贤能”政治及其文明意涵，另一方面也要承认造成君权独大的专制主义因素始终笼罩着中国古代政治。这种与中华文明本源中所蕴含的“公天下”愿景所悖逆的“私天下”事实，从根本上伤害、削弱乃至扭曲了“贤能”政治的本来面目。只有中國近现代革命的兴起以及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才能从根本上克服这一弊端。中国文明是富有活力、生机勃勃的文明，历史上造成发展阻碍乃至禁锢的因素，一定要予以破除。

三、“任人唯贤”与中国共产党的立党、执政

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华民族陷入生死存亡考验的紧要关头登上历史舞台的。共产党一方面根植于劳动人民并以大众福祉为奋斗目标，另一方面又有其自身的先进性。基于这一基本特征，马克思所设想、列宁所实践的共产党的政党逻辑，与中华文明历来所信奉的“贤能”政治有其遥远的共振、呼应。

从根本上看，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列主义建党学说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客观实际、与文明传统相结合的产物。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政治依赖士大夫群体为其统治的核心力量，到了近代，这种士大夫政治呈现出诸多弊端，如力量涣散、脱离民众、知识僵化等等，加之以君主专制所造成的畸形的权力结构严重压抑了民心士气，传统的士大夫阶层显然已经难以承担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发展，正是因为满足了中国古代政治转向现代政治的这一内在历史需求，即以崭新的、现代的政治组织形式完成现代政治革命，领导中国人民走出困境，实现民族复兴。

中国共产党通过艰苦卓绝的百年奋斗，不仅赢得了革命斗争的彻底胜利，重塑了国家主权，而且实现了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建党原则，这一原则以无产阶级政党的先锋队性质为其基础，包含着广泛、公开、公平地选拔人才以构成政党骨干的实际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起草的《共产主义同盟章程》《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等章程和组织条例中，明确规定了一些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原则。比如，规定“同盟中每年选举工作人员，不称职的可以随时撤换”。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党的干部选拔标准，晚年恩格斯指出，“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仅仅有写作才能和理论知识，即使二者确实具备，都是不够的，要担任负责的职务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习惯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这就已经把道德信仰和工作能力作为两条必要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干部标准刻画了出来。列宁也强调：“要研究人，要发现有才干的工作人员。现在关键就在这里。不然的话，一切命令和决议只不过是些肮脏的废纸而已。”

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人才培养以及人才选拔。他认为，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根本保证，就在于拥有一批优秀的党的干部以及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各类人才。1937年5月，毛泽东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要作为一种任务，在全党和全国发现许多新的干部和领袖。我们的革命依靠干部。”此后他又反复强调“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只有依靠成千成万的好干部，革命的方针与办法才能执行。”毛泽东高瞻远瞩地看到了选人用人与事业发展的深刻关联，把用人问题作为领导的基本职能鲜明地提了出来。邓小平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在实践中培养人才的观点，作出了实践出人才的重要指示。1977年5月，在与中央同志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提出这一观点。针对“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泛滥时期流行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等错误言论，邓小平强调“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这一讲话极大促进了当时教育、科技战线的拨乱反正，同时对释放人才的积极性，发挥人才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作用，提高干部素质，起到了积极作用。江泽民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既为人才培养提供了战略平台，也为人才的培养适应于新的市场环境创造了基本条件。胡锦涛根据新世纪、新阶段国家发展的新要求，提出并系统阐述了面向21世纪“以人为本”的人才强国战略思想。

这些人才观念和思想，既有着无产阶级政党的核心精神，又汲取了中国古代“任人唯贤”思想的精华。归结起来，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任人唯贤”的传统观念作出了三点重要继承。第一，五湖四海，广揽人才。中国古代推崇三代之治的公心，不以血统、门第为选才用人的限制；而中国共产党则更为彻底打破封建因素的限制，对于一切拥护共产主义、热爱中华民族、服务人民群众的先进分子都予以吸纳，促使人才源源不断地生长起来。第二，贤能并举，德才兼重。中国古代政治尤其讲求“修身”，将个人道德修养视为政治生活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历来要求选人、用人必须做到以德为先，重视考察个人的政治信仰与道德品质，不断增强人才队伍的专业技能和干事能力。 第三，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中国古代政治强调民本意识，要求重视民意。中国共产党对于“贤能”的选拔判定，也把考量人民群众的意见作为重要环节，一切工作要以老百姓的切身感受为基础，做到为民选才。2018年11月26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用人以公，方得贤才。历史上那些盛世治世，都同注重立公道、举贤良相关。公正用人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组织路线上的体现，应该成为我们选人用人的根本要求。”

四、“任人唯贤”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取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宣告中国共产党即将踏上“新的赶考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新的历史方位和时代条件。为了有效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福祉，中国共产党立足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思考新的重大时代课题，尤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完成后，我国发展面临诸多新形势、新任务、新条件、新环境等，都必须予以重新考量。以全面建設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为新的战略任务，如何任用干部、选拔干部，建立一支符合人民期待的干部队伍，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践行历史使命过程中必须做好的一项关键任务。

党的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壮士断腕的勇气，直面问题、处理问题。十多年来，党中央以坚强的政治定力将从严治吏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点内容，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选用干部的理论体系。以下从用人原则、用人标准、用人方法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选用人才的原则，凸显了党性修养在人才考察中的首要位置。2012年，在十八届一中全会闭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着力强调了党性修养对于党员、党组织的重要性。他特别指出，党员领导干部要争做学习党章、遵守党章的模范。习近平指出：“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必须在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中不断增强。”党性修养是党的本质属性的个人内化，是党员自觉运用党性原则以及共产主义理想指导、约束自己行为的具体表现。作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目标的领导者与实践者，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必须坚定理想信念，服从党的领导，永远站在人民群众一边。

其次，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选用人才的标准，重心落在德才兼备上。在浙江省委书记任上，习近平就曾撰文《用权讲官德，交往有原则》。2018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严把德才标准。德才兼备，方堪重任。我们党历来强调德才兼备，并强调以德为先。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重视“修身”，时刻要求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如前所述，德的要求中还包含了对干部个人的私德，一个人只有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其才方能用得其所。干部对自身应有严格的要求，对党和国家有“大德”，对社会有“公德”，对个人有“私德”，干部在平常生活中还应该“重品行、正操守、养心性”。当然，强调把德放在首位，并不是降低对于才的要求，只是强调以德为首、德才兼备。一个干部有德无才，难以担当重任；有才无德，最终也会严重危害党和人民的事业。只有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干部，才能做到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而又不出事，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新时代的好干部标准也具有多重含义，多种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用“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这20个字总结了新时代好干部的完整内涵。另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严三实”要求和“忠诚、干净、担当”要求，从各个方面的标准强调了理想信念对于好干部的重要性，明确好干部应担当作为。

最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选用人才的方法，在于重视导向、重视实效。为了避免选拔干部过程中的不健康趋势，必须形成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顺畅的能上能下机制，确保党可以选出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塑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要求全党同志争做“心中有党、有民、有责、有戒”的焦裕禄式的好干部。以焦裕禄同志为典范，我们必须坚持干部选任事业至上的导向，就是在确定了好干部标准后，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坚持以业绩为核心考察标准，充分激发干部开拓进取的精神，让干部敢做事、能做事。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指出，“选什么人就是风向标，就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乃至就有什么样的党风。”具体而言，坚持“任人唯贤”，也就是坚持事业至上的导向，就是坚持以党和人民的实际需求来选拔人才，以党和人民的事业建设成效来评判干部的绩效。工作、绩效考察，必须落在实处。2014年，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寻觅人才求贤若渴，发现人才如获至宝，举荐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尽其能。“不拘一格降人才”问题被特别提出，也可以被视为新时代“任人唯贤”的一个鲜明注脚。

2016年，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人才评价机制不唯学历，不唯论文，不唯资历，必须突破资历学历的局限，不按个人好恶、亲疏远近，打破宗派、山头，广揽天下人才。在此理念的支持下，一大批青年干部和党外干部得到了任用，形成了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人尽其才的良好局面。

为政之要，唯在得人。人才兴则国兴，这是一个久经考验而屹立不摇的真理。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准确把握“任人唯贤”思想在新时代的鲜明特征，对于进一步加强新时代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 黄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