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蕾 赵益民

摘要 “双碳”目标导向下，政策工具对于强化公民践行绿色低碳行为、塑造环境公民身份至关重要。该研究旨在运用政策文献量化方法，从政策文献计量和政策内容量化两种研究路径出发，对2003—2021年中国消费减排政策的演进历程进行回溯。在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绘制政策热点网络图来展示国家层面消费减排政策体系全貌后，该研究基于政策文本内容，提炼出消费减排政策的引导型、激励型和约束型三种政策工具及对应的11项减排抓手，并据此构建适用领域-工具类型的二维分析框架探究不同时期消费减排政策演变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脉络。研究发现：① 2003—2021年国家层面政策的出台数量和高效力政策呈同向变化且数量变化波动较大，居民消费减排的战略地位有待进一步提高。②“ 节约资源”位于政策网络的中心，是当前整个消费减排政策体系的重要抓手。另外，借助模块化聚类发现当前政策目标分为“能源节约践行”“绿色消费培育”“生活方式转变”“思想意识引导”4类及围绕目标展开的具体政策工具网络群，但政策网络规模存在明显差异，围绕“绿色消费培育”目标的政策体系仍在建设中。③借助二维分析框架，对起步期、发展期、夯实期、深化期4个阶段进行分析，发现不同阶段政策焦点的转变契合时代发展、科技进步的现实需要。但政策工具使用比例失衡、宣传型工具比重大、政策减排目标过于集中的事实表明，今后，政府在巩固深化期成果，完善现有政策体系的同时，应进一步强化制度供给，提升消费减排战略地位，不断保优补劣，将减排抓手由靶向聚焦向均衡化转变，调整政策工具比重，平衡政策体系结构。

关键词 消费减排政策；政策文本；内容量化；政策计量

中图分类号 X-01；F72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23）01-0186-11 DOI：10. 12062/cpre. 20221006

在需求牵引供给的国内大循环背景下，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以下简称“双碳”）目标，国家已将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列入“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2021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进一步指出“在消费领域，增强全民节约意识，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政策重心转变的过程体现了从消费端减排的必要性，中国政府正逐步将减排工作聚焦到居民消费上来。而当前学界围绕消费减排政策研究甚少，相关研究多基于质性方法对促进绿色低碳消费政策进行解读，鲜有研究系统分析中国政府出台消费减排政策聚焦点、相关政策工具特性、不同阶段上政策主题变迁过程。但这些问题的解答对未来完善消费减排政策，总结与归纳中国式消费减排体系的发展轨迹至关重要。因此，该研究尝试从政策文献计量和政策内容量化两种研究路径出发，对国家层面消费减排政策进行量化研究，以在传统政策“ 解读”基础上，为消费减排政策研究进行补充扩展。

1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随着低碳经济迅速发展，“绿色消费”“低碳消费”“可持续消费”等新型消费理念出现并吸引大量学者关注。目前，学界对相关概念的界定尚未形成一致意见，庄贵阳［1］认为上述概念的差别主要是着眼点及政策语境的差异，而在实际中均是从居民消费端着手，以解决能源、环境和生态问题。因此，该研究从政策工具角度出发，将针对上述不同类型消费的政策统称为消费减排政策，并挖掘其当前研究进展。

针对消费减排政策的讨论，围绕不同研究對象可将现有研究分为三类：①围绕治理主体，探究政策工具对消费行为的作用机制及干预效果。其中，张远［2］探究了价格机制对绿色消费的影响，申嫦娥等［3］利用问卷调查结合ABC 理论探究财税政策对低碳消费行为影响，宋妍等［4］比较了补贴和税收两种单一工具对个体绿色消费行为的影响。在单一政策讨论的基础上，王建明等［5］探讨了控制、绿色产品认证、购置补贴、信息提示4种政策工具组合对消费者绿色消费偏好的影响；在工具影响机制上，张新宁等［6］构建工具-态度-绿色消费行为的传导机制进行探究，朱迪［7］拓展了政策对可持续消费的促进机制，Yu?an等［8］利用不同中介因素探究政策对绿色消费行为的影响机制，陈凯［9］通过梳理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三者的关系，探究信息干预影响企业决策进而影响消费者绿色行为的传导机制。②围绕消费者群体，探究绿色低碳消费行为受何种因素影响以完善现有政策。透过低碳消费对实现“双碳”目标作用机制的研究［10］及绿色消费对技术进步倒逼机制［11］的研究，发现绿色低碳行为对于减排目标实现至关重要。在研究方法上，通过扎根理论、问卷调查、深入访谈等研究个体心理意识［12］、社会参照规范［13］、行为实施成本［14］、低碳消费意愿［15-16］、环境价值观［17］等个体因素对低碳消费行为的影响，从而从理论角度出发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干预路径提供建议，并助推消费模式向绿色低碳升级。③围绕国外减排政策，结合中国实际以完善政策体系。借鉴国际经验能有效避免陷入经济发展的高污染陷阱，促进GDP增长和环境污染脱钩，如借鉴英国经验推广有引导作用的碳标签［18］、德国经验进一步细化产品认证标准［19］、国际组织提倡建立可持续消费的评价［20］等。

在此过程中，政策内容本身的研究正引起学界重视，有学者结合质性研究，以“解读”方式对消费减排政策进行探究［21-24］。同时，随着大数据技术推广及跨学科交叉研究兴起，政策文献内容的量化研究成为可能。黄萃等［25］认为政策量化研究是公共政策研究的新方向，且不同于传统政策“解读”，更具理性、标准化、可重复的特点［26］。李江等［27］论述了文献计量方法在政策研究领域中的联系与区别。目前，政策量化分析法已经在医疗［28］、教育［29］、财政［30］等领域广泛运用，以分析府际关系［31］、政策变迁过程［32］等相关问题。

当前，政策量化方法在消费减排政策领域应用较少，按研究方法将其分为两类：①政策内容量化上，芈凌云等［33］通过量化节能政策指标对政策的效果进行评估；陈凯等［34］基于政府消费-企业生产-消费者消费的产品全生命周期理论，用内容量化法编码分析全国各省市在“十三五”期间绿色消费政策文本，认为地方政府尚未构建多元政策体系；崔晓冬等［35］通过对国家出台的绿色消费政策进行层次梳理，统计不同领域的政策工具数，来洞察绿色消费政策分布情况。②政策计量研究上，共词分析、聚类分析、社会网络分析法等工具被引入使用。廖中举等［36］将选取的关键词构建成共词矩阵，结合聚类分析法对关键词进行分阶段研究，确定政策变迁过程；Yang等［37］同样使用聚类分析法，在三阶段中各选10个高频词以梳理政策焦点变迁过程，并引入社会网络法分析政策执行部门间的相互关系。纵观政策量化方法在消费减排政策的应用，发现量化研究多侧重于绿色消费政策，研究政策变迁历程的方法多是基于聚类分析法对筛选后的少量关键词进行聚类或者基于词频法进行初步研判。

综上，基于文献梳理发现当前学界围绕政策干预及其效果、消费者绿色消费行为、政策完善的研究已较为丰富，而针对消费减排政策的政策内容研究相对较少，除政策“解读”方式外的量化研究更是少之又少。随着政策文献量化方法在公共管理领域的运用，需要利用这一工具对现有政策进行科学梳理以进一步完善消费减排政策体系。当前文本量化在消费减排政策的研究存在研究方法单一、研究对象不聚焦、关键词选择较少等不足，难以真正挖掘政策量化的内部变迁过程，同时，鲜有研究全方位展现当下政策演进的内部关系。因此，该研究尝试从政策文献计量和政策内容量化两种研究路径出发，在整体政策聚焦点研究中，不再使用词频统计法对全貌进行描述，而是基于共词矩阵引入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政策热点网络，以突破聚类分析法对选词数的限制，并进行可视化展现。在政策变迁的研究上，为更好展示政策全貌，充分结合质性和量化方法，在对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和全面梳理的过程中，总结提炼消费减排政策的三类政策工具，搭建起用于内容量化分析的二维分析框架，以细致挖掘政策内部的变迁过程。

2 研究方法与样本选取

2. 1 研究方法

2. 1. 1 政策文献计量

政策文献计量是将文献计量中词频分析、共词分析、网络分析等方法迁移至政策研究领域。其中，共词指两个相同关键词在同一篇文本同时出现的次数［38］，将关键词组成矩阵的共词矩阵可绘制社会网络图，用以可视化展示词的“亲疏关系”。

2. 1. 2 政策内容量化

政策内容量化是计算机辅助内容量化分析的产物［39］，基于研究问题设定分析维度及各分析单元，并以此为标杆测量政策文献中的特征变量，以发现文字背后所隐含的政策导向。

2. 2 样本选取与预处理

按照“提炼研究相关特征，量化分析相关指标”的文本收集流程［40］着手数据处理工作。由于2003年是“低碳经济”概念提出元年，此后引发了各界对绿色消费、低碳消费的关注［1］。该研究选取2003—2021年为研究期，以__全国人大、国务院办公厅、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原环境保护部）等为政策制定主体，收集国家层面消费减排相关的红头文件及法律法规。文本检索来源包括：①国家政府网站、相关部门官网；②北大法宝数据库；③《中国环境年鉴（2003—2020）》中《重要法律、法规、文件》项和《历年环境保护大事件》项；④《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2008—2021）》等。通过逐篇通读文本内容方式，保留2003 到2021年绿色消费、低碳消费、居民生活消费等相关政策共计207份，构建政策语料库雏形。

内容量化研究需进一步对文本内容编码形成文本单元（表1）。因政策并非通篇围绕消费减排政策展开，为保证政策内容契合研究主题，确立相关性遴选原则，将内容重复、相关程度低的部分进行剔除［41］，仅保留与绿色消费、低碳消费相关的内容和措施。如《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中，居民绿色低碳行动是碳达峰十大行动之一，仅保留本条对应文本。

政策计量研究需将文本变为结构化向量，首先使用Python语言编写程序，用jieba库进行中文分词并剔除停用词，为避免专有名词无法被有效划分，自建包含“绿色消费、低碳产品认证、阶梯电价”等62个词的词典，并将“节能”全部换为“节约能源”实现词的合并，完成文本预处理工作。

3 中国消费减排政策体系的议题分布

基于文献计量法，该研究使用政策关键词作为社会网络节点，根据共词矩阵确定节点间的关系，以加权中心度为节点测度标准，绘制无向的政策热点网络图，以对政策体系整体布局进行宏观把握。

3. 1 基于发文部门划分的政策数量演变

将国家层面颁布政策划分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布的法律、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和各部门发布的规章制度两部分，对政策时间变化趋势初步了解。据图1，从总体变化趋势看，政策总量变化趋势和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变化趋势一致，且呈现一定的周期性波动趋势，体现政策的出台是根据现实需要的调整过程。具体来看，政策出台数分别于2013和2016年达到高峰，且对应年份各部门出台部门规章数远超过国务院发布的行政法规和相关法律的数量，总体发文趋势同政策力度高的部门保持一致性，体现出明显的方针政策的导向作用，这是受政策力度同政策发布部门紧密相关的影响［33］。

3. 2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政策热点

筛选出已清洗文本关键词后，利用Gooseeker 构建165×165的共词矩阵，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法，使用Gephi绘制政策热点网络（图2）。绘制过程中，由节点度数大小决定其位置（越接近网络中心，節点度值高、越重要），由共词强度决定节点间的连线的粗细（线越粗表示这组关键词相关度越高）。

从节点出发，“节约能源”“公众”“宣传教育”“绿色消费”“生活方式”等节点较大且位于网络中心，成为网络的“一级中心词”。各节点度值较为接近（节点所连接边的数量）依次为160、153、152、150及145，节点连接边数差别小；而从加权度（所有边的权重求和）看依次为3 800、3 340、2 702、2 144及2 444。因此，用参照加权度设置节点大小。

就政策聚焦点而言，“节约能源”在观测期内始终是政策的核心导向（度值高、加权度值高），从该节点出发连接其余各节点的边更粗，代表该词同其余词的共词强度高。在模块化分类上，基于Gephi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将政策热点划分为能源节约践行（红色）、绿色消费培育（蓝色）、生活方式转变（绿色）、思想意识引导（黄色），见图2。

（1）围绕“能源节约践行”政策目标，通过锁定消费者群体这一政策对象，使用丰富的政策工具引导消费行为。涉及民众节约能源的政策靶向有“消费者”“汽车”“公共交通”“电、柴油、成品油、天然气”等，围绕这些靶向目标的具体政策工具选择包括：①引导型工具的“能源标识、低碳产品认证、环境标志”等；②约束型工具有“燃油税、惩罚性电价、阶梯电价、所得税”等；③激励型工具中“财政补贴、消费信贷、以旧换新”等。可看到，红色节点数量最多且词间的共现频次及网络密度高，即围绕节能减排目标产生了较强的政策联动，表明国家针对消费端为实现减排目标，围绕“能源节约”这一基本点进行了丰富的政策供给。

（2）围绕“绿色消费培育”政策目标，现有政策围绕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出发进行设计，分类后围绕本目标的节点少于其他节点，政策体系围绕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过程，注重产品回收利用、倡导垃圾分类等操作性要求，贴合当下垃圾分类、低碳可循环的理念，未来需丰富政策工具以进一步实现这一政策目标。

（3）围绕“思想意识引导”目标，主要借助新闻媒体渠道实现对广大公众的引导，通过“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两型社会建设”的理念，以实现居民端消费结构的调整，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4）围绕“生活方式转变”目标，基于共享经济发展，相关政策工具围绕着生活方式转变，全国节约能源宣传周等活动弘扬新思想，共建美丽中国。本模块，节点数量多，但节点较小，说明节点的聚类中心度相对较低，这与相关关键词在政策中出现频次低紧密相关，考虑到相关术语产生时间较晚，在整体政策中比重相对较低，这一现象也能得以说明，未来政策资源需进一步倾斜。

4 中国消费减排政策体系的发展轨迹

基于内容量化法，该研究首先确定工具类型-适用领域的二维分析框架，随后结合不同阶段划分对政策演变过程进行研究，探究政策变迁过程中的细微变化。

4. 1 消费减排政策二维分析框架

4. 1. 1 X维度：政策工具类型

起初对环境政策工具的分类是“命令-控制”型和“市场主导”型环境规制工具的“二分法”［ 42］。之后，将自愿型环境规制从市场型规制中抽离出来，形成“ 三分法”。目前，“二分法”和“三分法”是学界对环境政策工具所普遍接受的分类［43-44］。郭朝先［45］也将其生动地表述为“萝卜”“大棒”和“说教”。消费减排政策从属于环境政策，其划分亦受三分法影响。曾凡银［46］在节能减排政策划分为包括财税政策、价格政策等一般政策，特殊性政策及间接引导政策。崔晓冬等［35］将中国绿色消费政策划分为经济类和信息化类工具两种，该研究通过提炼政策工具分类及其特征，将消费减排政策划分为三类，见表2。

4. 1. 2 Y维度：居民消费领域划分

《中国统计年鉴》中将居民消费支出项目分为8类，这8类消费已囊括中国居民消费支出，且8类消费对应产业的归类研究已较为成熟，有助于为文本单元归类提供参照。由此，选取8类消费支出为Y维度分析标准。同时，考虑到8类消费可同恩格斯对消费资料的三层次划分相结合［47］，将衣食住纳入生存型消费，教育文娱、交通通信、医疗支出纳入发展型消费，生活用品支出和其他支出纳入享受型消费一列［48］。需说明的是，该研究出于普遍性考虑，分类时未考虑高级食物、高级衣物等消费需求升级的演进过程，仅将衣食住归入人生存所必需的消费进行考量。综上，结合X维度及Y维度最终形成二维分析框架，详见图3。

4. 2 消费减排政策变迁趋势及特征

2003年恰逢全面贯彻落实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精神的开局之年，该研究以全面落实党代会精神年份为时间节点，将研究周期划分为4个阶段：起步期（2003—2007年）、发展期（2008—2012年）、夯实期（2013—2017年）和深化期（2018—2021年）。

4. 2. 1 起步期（2003—2007年）

20世纪之初，中国人口总量不断增加，能源需求量扩大，而受限资源数量有限、能源利用率低等状况，产生了能源供需矛盾的问题。为解决这一矛盾，围绕着以人为本，提出科学发展观，倡导优生优育、节约资源，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由表3可以看出：①引导型工具集中在能源领域，主要倡导太阳能、沼气等新能源使用，大力发展低能耗的服务业，并推动构建环境认证管理体系。②约束型工具有曝光负面行为、出台燃油税等，国务院办公厅于2007年出台“限塑令”，限制居民塑料购物袋使用。③在激勵型政策上，《节约能源法》强调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在实质性利益补贴方面，举措多围绕“节能照明设备”推广展开，并开启表彰活动。

总之，第一阶段作为起步阶段，政策出台初衷是围绕着能源供需矛盾解决展开，尚未出现减少污染物排放、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目标，多围绕汽油和电等民用能源，并以宣传类工具为主导。

4. 2. 2 发展期（2008—2012年）

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2008年国家环保总局升格为环境保护部，并成为国务院组成部门。同年，发改委成立应对气候变化司。从会议精神到部门改革，党和政府对环境问题愈发重视，这一阶段相关政策数量直线上升。

从表4看出：①为引导循环经济，利用引导型工具健全回收相关行业准则、完善废弃物回收渠道，通过激励型工具鼓励以旧换新、收旧售新等。2008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倡导逐步使用价格政策，来引导公众对能源的使用。②在汽车使用上，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数据，自2009至2011年，中国民用汽车拥有量年增速超过20%，2012年存量已超过1亿辆。本阶段逐步增加约束型工具使用，以引导公众对汽车的使用，如“加征车辆购置税、加速老旧汽车报废、提高大排量汽车税率、加速黄标车淘汰进程、实行机动车环保标志管理”等，并配合节能汽车购买定额补助的激励型工具。③在能源使用上，引导型工具侧重在原有能效标识的基础上，组织建立低碳产品标准、标识、认证制度及管理办法来引导绿色消费，并于2012年由17部门联合印发《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实施方案》；在约束型工具上，通过“白炽灯淘汰五阶段、惩罚性电价、阶梯电价”等对居民用电逐步进行引导。

第二阶段政策数量直线上升，政策覆盖领域逐步扩大，围绕着民用汽车存量扩大的现状，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对汽车耗能进行管控。同时围绕循环经济发展，积极完善相关行业准则及回收渠道。

4. 2. 3 夯实期（2013—2017年）

生态文明建设在十八大中列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同时，随着扩大需求政策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上日程，通过生活需要带动生产活动调整。

由表5可以看出：①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推广绿色消费和低碳消费以倒逼绿色生产。在引导型工具上，自2013年起的“全国低碳日”，将节能减排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基础教育、文化教育、职业教育体系之中，并开展丰富多彩的绿色宣传教育主题活动，促进公众知行合一。另外，商务部在2016年牵头联合出台《关于促进绿色消费的指导意见》，首次从政策层面明确界定关于绿色消费的具体概念和行为准则，并完善了衣着领域的消费减排政策。②隨“互联网+”推进，政策一方面依托电商平台信息集合优势，有效利用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加速“二手车”等二手产品流通。同时，围绕共享经济，扶持共享单车等绿色出行产业发展，有效解决通勤“最后一公里”难题。③在政策适用领域上，居住、交通和生活领域延续上一阶段的政策热度，为满足公众的居住需求，结合北方居民冬季取暖，老旧小区、棚户区改造的现实问题，不断改善居住条件以解决相关的能源使用难题，并将焦点逐步转向餐饮、旅游等服务行业，如减少一次性用品供给，推进绿色旅游产业发展。

这一阶段，在智能设备普及、互联网连通万物背景下，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抓手，注重生产和生活的协同作用，大力发展绿色消费、低碳消费。此阶段约束型和激励型工具逐步形成体系，适用领域由交通为主导转移到居民居住和日常生活支出领域。

4. 2. 4 深化期（2018—2021年）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将绿色发展作为新发展理念构成要素，把美丽中国列入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使污染防治成为三大攻坚战的攻克关卡。同时，在全面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组建形成生态环境部。进入深化期，政策不断深化前三阶段积累政策成果并围绕新主题完善政策体系。由表6可以看出：减排靶点为污染控制与温室气体减排协同控制，国务院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详细介绍了“碳达峰”的十大行动，其中绿色低碳全民行动赫然在列，蓝天保卫战作为污染防治的攻克重点亦是亟须解决的难题。在引导型政策上，不断弘扬生态文明观，发挥生态文化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精神支柱作用。此外，出台《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加强生态文化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加强对公众有关全球变暖的宣传，满足公众对生态文化产品的需要，提升公众全球气候变化意识。

另一方面是围绕前三阶段的主题进行深化：①节约能源前期政策相较完善，居住方面能源相关的新出台的约束型及激励型政策不断减少。②在推进循环经济上，善相关行业准则及回收渠道。

4. 2. 3 夯实期（2013—2017年）

生态文明建设在十八大中列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同时，随着扩大需求政策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上日程，通过生活需要带动生产活动调整。

由表5可以看出：①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推广绿色消费和低碳消费以倒逼绿色生产。在引导型工具上，自2013年起的“全国低碳日”，将节能减排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基础教育、文化教育、职业教育体系之中，并开展丰富多彩的绿色宣传教育主题活动，促进公众知行合一。另外，商务部在2016年牵头联合出台《关于促进绿色消费的指导意见》，首次从政策层面明确界定关于绿色消费的具体概念和行为准则，并完善了衣着领域的消费减排政策。②随“互联网+”推进，政策一方面依托电商平台信息集合优势，有效利用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加速“二手车”等二手产品流通。同时，围绕共享经济，扶持共享单车等绿色出行产业发展，有效解决通勤“最后一公里”难题。③在政策适用领域上，居住、交通和生活领域延续上一阶段的政策热度，为满足公众的居住需求，结合北方居民冬季取暖，老旧小区、棚户区改造的现实问题，不断改善居住条件以解决相关的能源使用难题，并将焦点逐步转向餐饮、旅游等服务行业，如减少一次性用品供给，推进绿色旅游产业发展。这一阶段，在智能设备普及、互联网连通万物背景下，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抓手，注重生产和生活的协同作用，大力发展绿色消费、低碳消费。此阶段约束型和激励型工具逐步形成体系，适用领域由交通为主导转移到居民居住和日常生活支出领域。

4. 2. 4 深化期（2018—2021年）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将绿色发展作为新发展理念构成要素，把美丽中国列入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使污染防治成为三大攻坚战的攻克关卡。同时，在全面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组建形成生态环境部。进入深化期，政策不断深化前三阶段积累政策成果并围绕新主题完善政策体系。

由表6可以看出：减排靶点为污染控制与温室气体减排协同控制，国务院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详细介绍了“碳达峰”的十大行动，其中绿色低碳全民行动赫然在列，蓝天保卫战作为污染防治的攻克重点亦是亟须解决的难题。在引导型政策上，不断弘扬生态文明观，发挥生态文化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精神支柱作用。此外，出台《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加强生态文化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加强对公众有关全球变暖的宣传，满足公众对生态文化产品的需要，提升公众全球气候变化意识。

另一方面是围绕前三阶段的主题进行深化：①节约能源前期政策相较完善，居住方面能源相关的新出台的约束型及激励型政策不断减少。②在推进循环经济上，__主要靠对居民的宣传性引导，而强制性的行政干预和介入较少。从消费减排政策的领域纬度看，政策目标有明显的阶段性演变，政策适用领域从生存型消费逐步转到享受型消费政策，在第一阶段上主要集中在生存型消费，该类政策适用的占比接近一半（47%）；第二阶段逐步发生适用领域转移，在发展型消费占比为41%；第三阶段过渡到发展、享受型消费领域的工具数比例并重，分别为34%和35%；第四阶段主要集中在享受型消费42%。从二维框架整体看，针对整体适用领域，政策工具选用整体较为平衡，围绕发展型消费为主的工具略高，分别为生存型（125%）、发展型（145%）、享受型（130%）；针对各适用领域，发现工具已涵盖各适用领域，但工具运用比例失衡，依次为：引导型工具（181%）、激励型工具（123%）、约束型工具（96%）。约束型工具占比较低，表现出引导为主、惩罚约束为辅的政策制定偏好，体现出背后政府介入程度的差异。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依托2003—2021年国家部门联合出台的207份消费减排政策，综合质性和量化的研究优势，从政策计量分析和政策内容量化两种研究路径出发，借助共词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内容分析法，对当前政策出台的整体架构和政策演变过程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1）2003—2021年政策出台的数量和高效力政策呈同向变化且数量变化波动较大，波动峰值多出现在党的重要会议节点或五年计划开端，体现较强的政策导向性和战略布局。

（2）政策文献计量研究中，借助政策热点网络洞悉整个政策架构，发现“节约资源”位于政策网络中心是整个消费减排政策体系的重要抓手。同时，借助模块化聚类，将现有政策划分为“能源节约践行”“绿色消费培育”“生活方式转变”“思想意识引导”4个政策目标，及围绕目标展开的具体政策工具网络群。

（3）政策内容量化研究中，消费减排政策经过近20年的修改和完善，已构建了涵盖多个领域的均衡完备的指导性政策体系，经历了起步期、发展期、夯实期、深化期4个阶段，各阶段的治理主题具备一定的延续性及延续创新。通过梳理消费减排政策总结出引导型、激励型和约束型三类政策工具，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工具类型-适用领域的二维分析框架，对不同阶段的编码数据进行划拨，发现政策聚焦点从“以人为本，科学可持续发展”到“聚焦能源，助力循环经济发展”再到“数字共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后是“双碳引领，减污降碳协同推进”，政策主题的转变同现实生活中消费结构升级及技术革新推动人们生活方式调整的现实情况相契合。

基于上述结论，未来政府在消费减排政策方面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强化制度供给，提升消费减排战略地位。当前，消费端节能减排已被纳入国家环境治理体系之中，但是当前政策体系的减排成效有限，居民消费碳排放仍呈上升趋势，压实消费者减排责任刻不容缓［49］。因此，要提升消费减排战略地位，发挥国家整体规划的导向作用，紧紧围绕消费端，设置方向明确、权责清晰的减排目标，为各职能部门政策出台指明方向。

（2）保优补劣，将减排抓手由靶向聚焦向均衡化转变。该研究通过对政策热点网络进行模块化划分发现，围绕“能源节约践行”目标的政策网络规模大，政策工具群已渐趋完善，而围绕“绿色消费培育”目标的政策网络规模小。从消费端出发，实现节能减排需要从4个政策子目标出发协同发力，以保证消费减排目标的顺利达成。因此，需平衡政策注意力，合理划分不同政策目标下，执行层面政策工具的种类和数量。注重高效政策工具在不同领域间的迁移，在确保政策内部连贯性的基础上，提升政策的可操作性。如归纳总结达成“能源节约践行”目标的各种政策工具，将其迁移推广到余下领域，以打好政策“组合拳”。

（3）调整政策工具比重，平衡政策体系结构。当前引导、激励、约束型工具使用比例分别为45. 25：30. 75：24，明显看出各政策工具的使用比例存在明显差异。虽然社会可参照规范对于规范消费者个体行为的重要作用［14］，引导型的工具的使用必不可少。但是政策目标主体的消费者在践行低碳行为时的复杂性，使用包含补贴、减税等市场化色彩的成分的激励型工具，有利于消费者群体提升践行绿色低碳行为的積极性。同时，约束型工具虽具备运动式治理模式的不可持续性特点，但是相对公正严谨，适当使用有利于政策目标的如期达成。综上，建议在使用引导型工具的基础上，增加激励型工具的使用，根据目标规划路线图的实际需要适当使用约束型政策工具。

（4）落实深化期成果，完善现有政策体系。消费减排政策经过4个阶段的探索，已形成覆盖各消费领域的政策体系。由于消费减排政策不单是减污降碳，还应遵循消费模式的转变，政策工具应当反映时代变迁特点。当前，进入深化期，政策制定主体围绕循环经济、共享经济、互联网经济等经济新形态，结合大数据、云技术等新手段，出台一系列行之有效政策，反映出明显的时代特征。而在对政策编码过程中发现，现有政策工具仍有进一步完善空间。比如“碳普惠”是作为消费减排行之有效的制__度，应尽快落实绿色消费积分制、低碳生活计算器等减排机制实施细节，健全其配套措施，打造全国碳普惠数字平台；宣教工作应更注重实际，增加宣传效果的考核评估，并围绕“双碳”目标实现，突出提升全民应对气候变化意识的相关教育；尽快统一各环境标识、低碳标识，为公众在选择低碳消费时提高有效的窗口指导；出台各行业回收利用标准，形成涵盖生产者、使用者和消费者等多方协同的回收利用体系。

参考文献

［1］ 庄贵阳. 低碳消费的概念辨识及政策框架［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2）：47-53.

［2］ 张远. 运用价格机制促进绿色消费的政策研究：基于对北京市实践的思考［J］. 价格理论与实践，2010（6）：14-15，40.

［3］ 申嫦娥，田悦，魏荣桓，等. 财税政策对居民低碳消费行为的影响：基于北京市居民抽样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J］. 税务研究，2016（2）：98-104.

［4］ 宋妍，李振冉，张明. 异质性视角下促进绿色产品消费的补贴与征税政策比较［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29（8）：59-65.

［5］ 王建明，赵婧. 消费者对绿色消费监管政策的选择偏好和政策组合效果模拟［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1，31（12）：104-115.

［6］ 张新宁，王敏达，包景岭. 政策工具视角下的公众绿色消费行为影响机制研究［J］. 河北工业大学学报，2012，41（6）：111-117.

［7］ 朱迪. 我国可持续消费的政策机制：历史和社会学的分析维度［J］. 广东社会科学，2016（3）：213-222.

［8］ YUAN T T，GUAN Q T，BO X.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govern?ment pro?environment policy leading effects on multi?level factorsthat influences on People s green consumption behaviour［J］. IOPconference series：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2020，576：012016.

［9］ 陈凯. 信息干预对绿色消费行为的影响分析［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0，11（S1）：126-131，161.

［10］ 薄凡，庄贵阳.“双碳”目标下低碳消费的作用机制和推进政策［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2（1）：70-82.

［11］ 国合会“绿色转型与可持续社会治理专题政策研究”课题组，任勇.“十四五”推动绿色消费和生活方式的政策研究［J］. 中国环境管理，2020，12（5）：5-10.

［12］ AWUNI J A，DU J G.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in Chinese cities：green purchasing intentions of young adults based on the theory ofconsumption values［J］. Sustainable development，2016，24（2）：124-135.

［13］ 王建明，贺爱忠. 消费者低碳消费行为的心理归因和政策干预路径：一个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2011，14（4）：80-89，99.

［14］ 王建明，王俊豪. 公众低碳消费模式的影响因素模型与政府管制政策：基于扎根理论的一个探索性研究［J］. 管理世界，2011（4）：58-68.

［15］ 石洪景. 基于Logistic模型的城市居民低碳消费意愿研究［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7（5）：25-35.

［16］ 李创，邵莹. 绿色消费情境下如何提高意向与行为的一致性：基于调节效应的实证检验［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0，34（8）：19-26.

［17］ 王世进，周慧颖. 环境价值观影响生态消费行为：基于中介变量的实证检验［J］. 软科学，2019，33（10）：50-57.

［18］ 俞海山. 论低碳消费促进手段的“钻石模型”：基于功效和机理的分析［J］. 浙江学刊，2015（5）：166-171.

［19］ 杨晓燕，贺姣佼. 德国的可持续消费政策及其调整［J］. 消费经济，2015，31（1）：41-45.

［20］ 李霞，彭宁，周晔. 国际可持续消费实践与政策启示［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24（5）：46-50.

［21］ 马维晨，邓徐. 我国绿色消费的政策措施研究［J］. 环境保护，2017，45（6）：56-59.

［22］ 彭妍妍，蔺昊欣. 我国绿色消费政策概况［J］. 标准科学，2016（S1）：111-116.

［23］ 赵雯砚，杨建新. 基于产品全生命周期视角的中国绿色消费政策体系初探［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26（S2）：95-98.

［24］ 李思楠，盛韵颖，陈凯. 中国绿色消费政策变迁历程和演进逻辑：基于多个政策文本的扎根理论研究［J］. 资源开发与市场，2022，38（4）：413-419.

［25］ 黄萃，任弢，张剑. 政策文献量化研究：公共政策研究的新方向［J］. 公共管理学报，2015，12（2）：129-137，158.

［26］ 黄萃. 政策文献量化研究［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3-6.

［27］ 李江，刘源浩，黄萃，等. 用文献计量研究重塑政策文本数据分析：政策文献计量的起源、迁移与方法创新［J］. 公共管理学报，2015，12（2）：138-144，159.

［28］ 何振宇，白枚，朱庆华. 2013—2017年我国养老政策量化研究［J］.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19，9（1）：21-29.

［29］ 李春林，邓寒怡. 中+H，国省域“双一流”政策文本量化分析［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9（4）：145-151.

［30］ 李响，殷林森. 财税金融政策如何驱动科技创新发展：基于上海1979—2020 年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J］. 中国科技论坛，2022（2）：32-40.

［31］ 黄萃，任弢，李江，等. 责任与利益：基于政策文献量化分析的中国科技创新政策府际合作关系演进研究［J］. 管理世界，2015（12）：68-81.

［32］ 王长松，何雨，杨矞. 中国文化产业政策演进研究（2002—2016）［J］. 南京社会科学，2018（7）：133-142.

［33］ 羋凌云，杨洁. 中国居民生活节能引导政策的效力与效果评估：基于中国1996—2015年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J］. 资源科学，2017，39（4）：651-663.

［34］ 陈凯，李思楠. 基于政策工具和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绿色消费政策文本分析［J］.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1（1）：96-110，112.

［35］ 崔晓冬，刘清芝，周才华，等. 中国绿色消费的政策和实践研究［J］. 中国环境管理，2020，12（1）：58-65.

［36］ 廖中举，项禹榕. 中国绿色消费政策变迁及演进趋势：基于1994—2018年政策文本的分析［J］. 商业经济研究，2020（14）：58-61.

［37］ YANG M H，CHEN H，LONG R Y，et al. Overview，evolution and thematic analysis of China s green consumption policies：a quanti?tative analysis based on policy texts［J］. Sustainability，2020，12（20）：8411.

［38］ CALLON M， COURTIAL J P， TURNER W A， et al. From trans?lations to problematic networks： an introduction to co?word analy?sis［J］.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983， 22（2）： 191-235.

［39］ 邱均平，邹菲. 国外内容分析法的研究概况及进展［J］. 图书情报知识，2003（6）：6-8.

［40］ 朱雪忠，胡锴. 中国技术市场的政策过程、政策工具与设计理念［J］. 中国软科学，2020（4）：1-16.

［41］ 姜雅婷，柴国荣. 安全生产问责制度的发展脉络与演进逻辑：基于169份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2001—2015）［J］. 中国行政管理，2017（5）：126-133.

［42］ ATKINSON S E，LEWIS D H. A 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of al?ternative air quality control strategie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economics and management，1974，1（3）：237-250.

［43］ 王红梅，王振杰. 环境治理政策工具比较和选择：以北京PM2. 5治理为例［J］. 中国行政管理，2016（8）：126-131.

［44］ 安岩，顾佰和，王毅，等.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中国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政策进展、问题与对策［J］.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21，17（2）：184-194.

［45］ 郭朝先. 我国环境管制发展的新趋势［J］. 经济研究参考，2007（27）：30-35.

［46］ 曾凡银. 中国节能减排政策：理论框架与实践分析［J］. 财贸经济，2010（7）：110-115.

［47］ 李治国. 试论消费资料的三大类的划分标准［J］. 江汉论坛，1987（10）：46-48，45.

［48］ 崔盼盼，赵媛，张丽君，等. 基于不同需求层次的中国城镇居民消费隐含碳排放时空演变机制［J］. 生态学报，2020，40（4）：1424-1435.

［49］ 庄贵阳. 碳中和目标引领下的消费责任与政策建议［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14）：6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