苑泽明 芦欣媛 李萌 王桂平

【摘要】CEO作为企业经营决策的核心人员， 对企业变革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目前鲜有文献关注CEO权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本文基于2011 ～ 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 实证考察CEO权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 CEO权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且经多重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基于此， 进一步分析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及产品市场竞争的调节效应， 发现人力资本、 研发投入及产品市场竞争均正向调节CEO权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研究结果明晰了CEO权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赋能效应， 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赋予CEO自主裁量权提供了经验启示。

【关键词】CEO权力；数字化转型；人力资本；研发投入；产品市场竞争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23）12-0153-8

一、 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 区块链、 云计算、 大数据等技术的飞速发展， 数字化已成为推动宏观经济发展、 中观产业革新与微观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十四五”规划将“加快数字化发展、 建设数字中国”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一。区别于传统工业经济， 数字经济已成为全新经济形态， 逐步成为助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贡献主体。在微观企业层面， 数字经济给企业带来的是新生产要素的诞生， 继土地、 勞动力、 资本、 技术之后， 数据已成为第五大生产要素。为适应数字化发展， 激发数据要素潜能， 企业将数据揉进生产经营活动的各个环节， 实现数字化转型战略。如何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成为学术界重点关注的现实议题。埃森哲发布的《2021埃森哲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表明， 58%的被访领军企业表示其数字化转型是由管理层推动的， 那么作为管理层的核心一员， CEO会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何种影响呢？

目前已有学者从高管特征， 如高管学术经历（阳镇等，2022） 、 CEO复合职能背景（毛聚等，2022）角度研究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且张翠子等（2023）从CEO权力角度研究了其对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但尚未有文献基于全样本研究CEO权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一方面， 基于现代管家理论， CEO作为企业战略转型的核心力量， 赋予CEO权力可以使其拥有更大的自主裁量权（Park等，2018）， 从而提高决策效率， 并且可以促使CEO尽责担任管家角色。数字化转型作为一项战略转型行为， 对改善企业绩效（李琦等， 2021）、 资本市场表现（吴非等， 2021）有突出贡献， 作为企业管家， CEO会更愿意进行数字化转型， 实现企业质的提升。另一方面，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 伴随着CEO权力的增大， 股东和其他高管对CEO的监督约束减弱， CEO可能会借助自己的权力寻租， 为自身谋取更多的私人利益， 进而损害企业整体利益。数字化转型是一项高风险长周期的战略转型行为， CEO为获得稳定的高薪酬， 通常较为关注企业短期绩效， 而不愿意进行数字化转型。因此， CEO权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存在着现代管家理论与委托代理理论下的两种不同观点。

本文选取2011 ～ 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 以现代管家理论、 资源依赖理论与委托代理理论、 公平理论为切入点， 研究CEO权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本文尝试回答以下问题： ①CEO权力是基于现代管家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 还是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公平理论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②企业人力资本、 研发投入及产品市场竞争是如何调节两者之间关系的？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 在理论层面， 从CEO权力视角丰富了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研究， 拓展了现代管家理论及资源依赖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应用。第二， 在实践层面， 有助于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注重高管团队尤其是CEO的影响， 更加重视人力资本、 研发投入以及产品市场竞争的作用， 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现实层面的借鉴。

二、 文献综述

（一）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研究

从企业外部影响因素来看， 税收激励（成琼文和丁红乙，2022）以及政府出台的各类政策， 如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任晓怡等，2022）、 智慧城市试点（赖晓冰和岳书敬，2022）， 通过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和提高创新投入产出水平来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此外， 营商环境（龚新蜀和靳媚，2022）、 资本市场开放（代彬和翟誉皓，2022）等外部环境因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从企业内部影响因素来看， 现有研究主要从管理层视角展开。阳镇等（2022）指出， 高管学术经历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 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导向以及获取政府资源补贴三重机制来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毛聚等（2022）指出， CEO复合职能背景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有显著提升作用。张翠子等（2023）认为， 强权CEO通过缓解家族企业对技术创新的抵制来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

（二）CEO权力经济后果研究

CEO权力经济后果研究主要基于现代管家理论与委托代理理论展开。从现代管家理论出发， 强权 CEO更易扮演好管家角色， 更能有效配置企业资源， 进而促进技术资本积累（许秀梅和陈泽文，2022）、 企业绩效提高（Breit等，2019）、 绿色治理（Yi等，2022）。从委托代理理论出发， 出于自利动机， 强权CEO更倾向于实施机会主义行为， 进而企业盈余预测质量降低（陈国辉和伊闽南，2018）， 企业财务报告舞弊倾向（陈艳等，2017）和年报阅读困难度（Sun等，2022）提升， 在税务方面， 企业避税程度提高（谢盛纹和田莉，2014）， 且更具冒险倾向（李海霞，2017）。

（三）文献述评

上述文献为理解CEO权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两者之间的关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但是仍存在两点不足： 首先， CEO权力对企业的行为和决策会产生何种影响尚未形成一致结论， 主要存在现代管家理论与委托代理理论这两种分歧。其次， 仅有少数研究从高管， 尤其是CEO角度研究其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基于此， 本文以CEO权力为切入点， 探究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为企业顺利进行数字化转型、 实现质的飞跃提供参考。

三、 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Weber（1954）将权力定义为“个体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行为的可能性”。具体来说， CEO权力包含基于组织结构和科层权威而形成的结构性权力、 基于对企业拥有一定所有权及其与创始人的联系而产生的所有制权力、 基于本身在某些方面的专业技能和权威性而拥有的专家权力， 以及基于自身声誉和身份而形成的声望权力（Finkelstein， 1992）。从CEO权力定义来看， CEO权力集CEO多个特征为一体， 比单独研究CEO某一特征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更具综合性。因此， 本文基于现代管家理论、 资源依赖理论与委托代理理论、 公平理论提出如下竞争性假设来探究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 CEO权力可能会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首先， 根据现代管家理论， 高管不是机会主义者， 而是有自尊 、 有信仰、 追求地位的人 ， 其目标与股东目标趋同。数字化转型作为一项高风险长周期的战略转型行为， 对改善企业绩效（李琦等，2021；何琼和曲立，2022）、 资本市场表现（吴非等，2021）有突出贡献。因此， 赋予CEO一定的权力有利于CEO发挥个人才能和激发管家精神， 进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其次， 根据资源依赖理论， 组织之间相互联系， 组织为了生存必须从其他组织中获取所需的资源。CEO权力越大， 其拥有的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越丰富， 并且强权CEO在高管团队中较有话语权， 能够促使董事们提供他们所拥有的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 丰富的资源会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试错过程中的风险承担能力（牛璐等，2023）， 进而帮助企业完成数字化转型。因此， 本文提出H1a：

H1a： CEO权力会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

另一方面， CEO权力可能会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首先，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 CEO是内在机会主义的代理人， CEO可能会利用自身权力寻租， 牺牲股东利益使自身利益最大化。数字化转型前期不仅要突破传统经营模式的禁锢， 还要面对技术更新、 组织结构变革、 资源重组等多重挑战。因此， 数字化转型“阵痛期”可能会导致企业短期内业绩不佳（刘淑春等，2021）， CEO面临被解雇的风险， 因此为了规避失业风险， 强权CEO可能会利用其决策影响力暗中阻碍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其次， 根据公平理论， 每个人会将自己的付出与回报情况与其他人进行比较以判断报酬是否公平（Adams，1965）， 一旦代理人认为获得的报酬不公平， 其很可能会做出自利或短视行为。强权CEO可以借助自身权力改变内部治理体系， 使薪酬契约朝更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张洽，2020）， 这会使企业其他员工产生不公平感和内心不满， 工作积极性降低。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需要优质的人力资源和良好的创新氛围， 员工产生的不公平感和工作积极性的降低不利于创新氛围的形成， 进而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因此， 本文提出H1b：

H1b： CEO权力会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

四、 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1 ～ 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 并对样本进行如下筛选： ①剔除ST、 ?ST、 PT企业； ②剔除金融、 保险类企业； ③剔除关键数据缺失样本。最终得到16435个样本。企业数字化转型、 CEO权力和控制变量等数据均来自CSMAR和WIND数据库。为避免极端值影响， 所有连续变量均进行了上下1%的缩尾处理。

（二）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企业数字化转型（Digital）。企业为了寻求投资者关注， 倾向于在年报中披露有关数字化转型的信息， 因此可以对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告的数字化转型信息进行挖掘， 从而评估其数字化转型程度。借鉴吴非等（2021）的做法， 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 根据现有数字化转型文献以及国家相关政策文件构建数字化转型词典库； 第二步， 基于词典库的特征词， 对基于Python技术提取的上市公司年报文本进行搜索、 匹配和词频计数， 从底层技术运用（Ut）和技术实践应用（Pa）两个层面来度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本文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计量模型如下所示：

Digitali，t=ln（Uti，t+Pai，t+1）   （1）

其中， Digitali，t表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 Uti，t表示底层技术运用词频数， Pai，t表示技术实践应用词频数。

2. 解释变量： CEO权力（Power_pc）。CEO作为高管中的核心成员， 其权力可分为四个维度： 结构性权力、 所有制权力、 专家权力、 声望权力（Finkelstein，1992）。基于Finkelstein的权力模型， 借鉴权小锋和吴世农（2010）的做法， 分别从四个维度选取八个指标来构建CEO权力指标， 具体指标如表1所示。CEO权力指标构建采用两种方法： ①对八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 采用第一主成分作为CEO权力的综合指标； ②对八个指标加权求平均值。本文在主回归中采用综合指标（Power_pc）作为解释变量， 在稳健性检验中替换为加權平均指标（Power_ew）。

3. 控制变量。借鉴阳镇等（2022）的做法，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Controls）如下： 企业规模（Size）、 企业年龄（Listage）、 董事会规模（Board）、 产权性质（SOE）、 总资产收益率（ROA） 、 股权集中度（Top1）、 政府补助（Subsidy）、 流动比率（Lr）、 是否亏损（Loss）、 审计质量（Big4）、 企业价值（Tobinq）。同时， 控制了行业（Ind）和年度（Year）效应。主要变量的定义与说明见表2。

（三）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CEO权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本文构建了模型（2）：

其中， 解释变量为CEO权力（Power_pc）， 被解释变量为企业数字化转型（Digital）， Controls为模型中的控制变量， 还设置了行业（Ind）和年度（Year）哑变量。如果H1a成立， 则α1的系数应显著为正； 反之， 若α1的系數为负， 则H1b成立。此外， 为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 所有回归均进行了基于公司层面的聚类（Cluster）处理。

五、 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Digital的均值为1.279， 最小值为0， 最大值为4.787， 表明不同企业间数字化转型程度差距较大。Power_pc的均值为0.077， 最小值为-2.879， 最大值为1.782， 表明我国上市公司CEO权力普遍不大， 这可能是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较为集中导致的。控制变量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布比较合理， 与已有研究基本一致。

（二）主效应检验

表 4为CEO权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关系的回归结果。单独使用核心变量回归时， 第（1）列中CEO权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系数为0.147， 在1%的水平上显著。第（2）列在控制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后， CEO权力的系数仍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第（3）列在继续纳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后， CEO权力的系数为0.055， 同样在1%的水平上显著。综上， CEO权力可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 二者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H1a成立。

（三）内生性检验

1. 工具变量法。数字化转型程度高的企业可能会赋予CEO较大的权力来保证决策的高效性， 那么CEO权力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问题， 从而导致模型估计有偏。为解决这一问题， 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 借鉴胡明霞和干胜道（2018）、 Chen等（2022）的研究， 采用同一行业同一年份CEO权力均值（mean_Power_pc）作为工具变量以验证结论的无偏性， 回归结果见表5。表5列（1）显示： CEO权力均值与CEO权力的系数为0.964， 在1%的水平上显著， 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原则； CEO权力均值反映了同一行业同一年份CEO权力的整体情况， 与单个企业当年数字化转型程度没有直接关系， 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原则， 说明工具变量选取合理。表5列（2）是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弱工具变量检验的F值均大于10%的关键判别值， 并且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大于Stock-Yogo检验10%的临界值， 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Kleibergen-Paap rk LM statistic检验的P值均小于0.01， 说明在1%的水平上显著拒绝“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原假设。在解决反向因果问题后， CEO权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再次验证了H1a。

2. Heckman两步法。企业愿意赋予CEO更大权力的同时， CEO自身资源和能力也更强（牛璐等，2023）。那么是CEO权力还是CEO自身资源和能力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呢？下面采用Heckman两步法来解决样本自选择问题， 模型如下所示：

其中， 若企业CEO权力大于同一行业同一年份CEO权力均值， Power_pcdum取1， 反之取0， 匹配变量包括企业规模（Size）、 企业年龄（Listage）、 产权性质（SOE）、 管理层持股（Mshare）及企业所属省份（Province）， 其余设计与基准回归一致。通过估计模型（3）得到逆米尔斯比率IMR， 再将IMR代入模型（4）， 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表6列（2）表明在解决样本自选择问题后， CEO权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系数仍显著为正， 再次验证了H1a。

（四）稳健性检验

1. 变更企业数字化转型度量方式。本文将底层技术运用（Ut）和技术实践应用（Pa）两个分层面作为数字化转型的代理指标， 重新考察CEO权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表7列（1）和列（2）的结果表明， CEO权力的系数为0.053和0.032， 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此外， 本文借鉴袁淳等（2021）的做法， 将数字化相关词汇频数加总除以年报MD&A语段长度（Dig）来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表7列（3）的结果表明， CEO权力的系数为0.033， 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强权CEO可以助推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2. 变更CEO权力度量方式。本文在稳健性检验中将CEO综合指标替换为加权平均指标（Power_ew）， 回归结果如表8列（1）所示， 解释变量显著性保持一致， 表明本文研究结论稳健。

3. 延长观察窗口期。考虑到CEO权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助推作用可能存在滞后性， 本文将数字化转型变量取t+1期（F.Digital）进行稳健性检验， 回归结果如表8列（2）所示。CEO权力与t+1期数字化转型的系数为0.060， 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 本文结论依然稳健。

4. 限定行业。党的二十大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推动制造业高端化、 智能化、 绿色化发展。因此， 本文进一步限定样本企业所属行业为制造业， 实证检验在制造业中CEO权力是否会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 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经验证据。回归结果如表8列（3）所示， 可见CEO权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系数为0.049， 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 这表明本文研究结论在制造业中依然成立。

六、 进一步研究

上文实证结果表明， CEO权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可见， 强权CEO承担起管家角色， 利用自身资源优势， 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那么， 人力资本作为企业战略制定和实施的资源基础， 研发投入作为企业战略转型的重要支撑， 产品市场竞争作为一种有效的外部治理机制， 会增强CEO权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助推作用吗？

首先， 人力资本是一种高价值、 稀缺性资源， 难以被模仿或替代， 是企业战略革新的资源基础。 人力资本通过能力优势效应和绩效改善效应影响CEO权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一方面， 相比未接受过教育的员工， 接受过教育的员工在理解能力、 创造能力、 信息处理能力等方面更占优势（Nelson和Phelps，1966）。强权CEO制定可行的數字化转型战略， 交由员工来执行和落实， 受过高等教育的员工可凭借自身能力优势抓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所在， 有效降低数字化转型的风险， 从而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 借助丰富的人力资本， 强权CEO可以充分发挥个人才能和企业家精神， 将企业战略和方针政策实施落地， 这有助于改善企业整体经营绩效和盈利能力（胡德宝和尹曌天，2019）， 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创造良好的条件。此外， 拥有更多高学历员工的企业， 其创新氛围更好、创新能力更强（卿陶，2021）， 这也有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

其次， 研发是企业稳固发展的重要支撑， 有助于企业建立行业内的竞争优势， 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研发投入通过学习模仿效应和资金缓解效应影响CEO权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关系。一方面， 研发投入通过开发新产品、 采取新方法、 开拓新市场、 构建新组织模式等方式提升创新绩效（唐少清等，2021）， 而且研发投入可以增强企业对新知识的学习及模仿能力（Mukherji和Silberman，2013）， 因此， 研发投入较高时， 强权CEO可以更大限度地发挥个人才能和企业家精神， 学习和模仿数字化转型典范企业的成功经验， 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现实层面的指导。另一方面， 开展高效的研发活动有助于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 进而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和价值（梁小甜和文宗瑜，2022；王琳等，2020）， 企业未来发展前景会更好。此时， 为获取企业长远可观收益， 股东很可能会接受少分配股利政策， 甚至不分配股利政策， 使得企业可以将更多的资金用于生产经营建设当中， 从而缓解企业资金压力， 而数字化转型前期往往需要大量资金来支撑， 因此在企业资金压力得到缓解时， 强权CEO更愿意进行数字化转型， 迎接数字经济时代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最后， 作为一种有效的外部治理机制， 产品市场竞争是提高企业经营效率的有效途径。不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下， CEO权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提升作用可能呈现迥异效应， 本文中产品市场竞争通过压力助推效应和风险偏好效应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 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 企业被竞争者掠夺的可能性越大， 甚至会导致企业陷入破产清算的困境。基于现代管家理论， CEO出于对自身声誉和社会地位的考量， 会更加努力地工作， 寻求有利机遇。目前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改造提升传统动能、 培育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手段， 强权CEO会组织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 化被动防守为主动竞争。另一方面， 根据行为代理理论， 管理者对风险的偏好程度取决于管理层依据面临的特定情境对潜在收益和损失的衡量与判断。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态势下， 相比于权力小的CEO， 拥有更大权力的CEO可以借助丰富的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提升企业整体绩效， 为企业顺利进行数字化转型创造有利条件。因此CEO表现为风险偏好， 在竞争激烈时可能更倾向于实施数字化转型。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构建模型（5）来检验人力资本、 研发投入以及产品市场竞争对CEO权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其中： Moderator为调节变量， 包括人力资本、 研发投入和产品市场竞争三个方面。采用员工学历作为人力资本（HC）的代理指标， 利用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员工占比来刻画企业的人力资本； 研发投入（RD）用企业研发投入数额的自然对数衡量； 产品市场竞争用反映市场集中度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衡量， 计算公式为HHI=（Xi/X）2， Xi为特定行业内第i个企业的年营业收入， X为该行业所有企业年营业收入之和， 该值越小， 说明市场集中度越低， 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

表9是以人力资本、 研发投入及产品市场竞争为调节变量的检验结果。表9列（1）的结果显示， CEO权力与人力资本交互项（Power_pc×HC）的回归系数为0.001， 在10%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CEO权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相关关系随着企业人力资本的积累而显著增强。这意味着， 强权CEO可以借助员工卓越能力以及企业良好经营绩效， 充分发挥个人才能和企业家精神， 将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落地实施。表9列（2）的结果显示， CEO权力与研发投入交互项（Power_pc×RD）的回归系数为0.018， 在5%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CEO权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相关关系随着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而显著增强。这意味着， 随着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多， 企业学习模仿能力提高， 资金压力得到缓解， 促使强权CEO在数字经济引领下进行数字化转型。表9列（3）的结果显示， CEO权力与产品市场竞争交互项（Power_pc×HHI）的回归系数为-0.359， 在5%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 强权CEO越会助推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 这意味着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越高， CEO面临破产清算的压力越大， 且CEO借助自身丰富的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表现为风险偏好， 更倾向于实施数字化转型。

七、 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选取2011 ～ 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考察了CEO权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CEO权力会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 支持现代管家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 研究结论在考虑内生性和稳健性问题后依然成立。基于此， 本文进一步分析了人力资本、 研发投入以及产品市场竞争对CEO权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关系的调节效应， 发现人力资本通过能力优势效应和绩效改善效应、 研发投入通过学习模仿效应和资金缓解效应、 产品市场竞争通过压力助推效应和风险偏好效应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二）管理启示与政策建议

基于CEO权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的研究结论， 可以得到如下管理启示： ①企业要理性看待CEO权力， 赋予CEO权力可以激发CEO的管家精神， 使CEO拥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以及更具有冒险意识， 并且强权CEO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 为我国数字经济腾飞提供微观企业层面的有力支撑。②企业要具有长远眼光， 借助人才引进以及股权再融资等手段， 加大人力资本和研发资金的投入力度， 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人力和资金方面的支持， 通过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进而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深厚土壤。③企业要正视产品市场竞争这一外部治理机制， 在竞争愈加激烈的市场环境中， 借助自身有限资源， 抓住机遇， 顺应时代发展趋势， 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 化逆境为顺境。

相应地，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①政府应倡导企业赋予CEO充分的权力， 重视CEO在生产经营决策过程中的引领作用， 同时建立对CEO的监督机制和制度规范， 促使CEO更好地扮演好企业管家这个角色， 提升公司治理水平。②政府应加大人才机制体制改革力度， 提高对国家教育项目的财政补贴， 重视人才培养和大力构建全民创新氛围， 为传统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过渡提供人才方面的支持。此外， 政府应倡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并给予高研发投入企业一定的财政补贴， 同时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来倡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助力其实现高质量发展。③政府应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市场化进程， 加强资源配置与提高信息透明度， 借助市场这一无形之手和激烈的市场竞争约束与激励CEO行为， 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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