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卫东 马沁雪

2021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政策）明确提出，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减轻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有效缓解家长焦虑情绪，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当前，“双减”政策实施一周年以来，学生的课业负担已明显减轻，学生普遍表示“作业量减轻”“课外培训减少”。与此同时，校外培训乱象也得到有效整治，家庭教育经济负担得到有效缓解。然而，家长对子女的教育焦虑仍然存在，甚至有部分蔓延和加重的趋势。家长们担忧孩子作业量减少，不“刷题”学习成绩如何提高？孩子不补课，仅依赖学校教育，竞争力优势如何体现？因此，“双减”政策在缓解家长旧有焦虑的同时，也引发了新的教育焦虑。家长教育焦虑作为当前社会中日益严峻的群体性心态问题，若不能得到根本处理，必然会影响“双减”政策的实施以及教育目标的实现。

为实现家长教育焦虑真正纾解，推动“双减”政策落地落实，本文基于大规模实证调查研究进行分析，选取我国东部广东省和浙江省，中部湖北省和湖南省，以及西部四川省和贵州省六省进行问卷调查，共回收家长有效问卷8444份，以反映“双减”背景下家长教育焦虑的真实现状、存在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家长教育焦虑形成原因、提出建议。

一、“双减”政策背景下家长教育焦虑现状

长期以来，我国家长教育焦虑主要表现为入学焦虑、择校焦虑、升学焦虑、师资焦虑、教育资源焦虑、学业成就焦虑等。“双减”政策实施后，家长的择校焦虑、师资焦虑等得到有效缓解，然而家长的升学焦虑、学业成就焦虑、教育资源焦虑等仍处于较高水平。调查数据显示，“双减”政策实施后，家长认为教育焦虑“不仅没减轻，反而加重”的人数占比11.4%，“完全没减轻”的人数占比17.7%，“部分减轻”的人数占比63.3%，“完全减轻”的人数占比7.6%。可以看出，“双减”政策的实施的确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家长的教育焦虑，但仍有近三成的家长存在教育焦虑。

1.家长的升学焦虑再被放大

“升学焦虑”犹如一个巨大的漩涡挟裹着学生家长，中考、高考作为两次人生大考，其选拔性考试的特征注定了有竞争与淘汰出现。因此，激烈的考试竞争引发了家长对子女学习成绩、毕业去向等的焦虑。“双减”政策的实施虽然减轻了学生的课业负担与校外培训负担，缓解了家长在课外补习方面的经济负担，但升学竞争依然存在。早在2002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就提出“保持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的比例大体相当”，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再次强调：要“保持高中阶段教育职普比大体相当，使绝大多数城乡新增劳动力接受高中阶段教育”。“双减”政策与“普职分流”政策同时实施，许多家长担忧减负后的教育能否满足升学需要，担心“双减”后学生成绩下降，被“分流”到职业高中。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关于“焦虑孩子考不上一流的或985/211大学的程度”这一问题上，31%的家长选择了“完全不担忧”，36.7%的家长认为“偶尔担忧”，21.0%的家长认为“经常担忧”，11.2%的家长认为“总是担忧”，对孩子升学问题表示担忧的家长总体占比69%，占比将近七成。此外有35.3%的家长表示焦虑还来源于普通高中和职业中专的比例，担心孩子早早就被“职业”定位了。总体而言，家长的升学焦虑在升学竞争压力居高不下的今天仍处高位。

2.家长的优质教育资源焦虑有所蔓延

“双减”政策实施背景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得到了有效治理，营造了良好的教育生态，也有利于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的发挥。然而，家长的焦虑并未因此缓解。尽管全国各地在促进教育公平、教育资源供给方面做了诸多努力，但是教育资源不均衡问题仍然存在。例如，调研数据显示，目前仍有30.4%的中小学尚未开展课后服务，73.8%的学校没有开设暑期托管。地区、城乡、校际之间教育资源分配差异导致学生的学习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因此家长只能尋求“校外帮助”，通过报名校外培训辅导班为学生“加餐”。在校外培训班被禁之后，家长对于单一学校教育效果仍存疑，不少家长开始寻求“一对一辅导”、家教等其他的途径来对子女进行额外辅导。我们基于6省30余县（市、区）的调查数据显示，2.7%的家长选择了一对一线下培训家教，1.6%的家长选择了一对一线上辅导，4.5%的家长选择为学生购买视频课程。然而，在培训市场迅速萎缩、培训需求持续旺盛的情况下，培训费用急剧上升，导致有条件的优势家庭能够选择教育资源，而弱势家庭则面临“不找家教，担心孩子被别人超越”与“补习费用高昂”的矛盾。在这种氛围下，家长的焦虑不减反增。

3.家长的教养焦虑明显增加

长期以来，家长在家庭教育中存在着“教养分离”问题，许多家长选择把教育责任推脱给教师和校外培训机构。在消费主义社会环境以及周边群体的影响下，家长对培训机构的热衷程度显得更加突出。然而，随着“双减”政策的实施和对校外培训机构的大力整治，将教育责任托付于培训机构的家长遭遇了重大困境，他们对子女的“外包式”教育不得不转变为“内生式”教育，这使得家长们将承担起新的任务、面临新的挑战。然而，家长的教育能力和水平能否有效支撑对子女的教养成为家庭教育中最突出的问题。此外，时间不足、精力不够也进一步加重了家长对子女的教育负担。调查数据表明，59.2%的受访家长认为自身能力有限，取消学科类培训后自身无法辅导孩子学习；37.6%的受访家长认为孩子在家时间增多无力看管。因此，“双减”政策的出台，虽然减轻了家长在子女教育中的经济负担，但对家长家庭教育能力和精力投入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教无能”和“教无力”问题成为“双减”背景下当前多数家长面临的困境，家长的教养焦虑在短时间内明显增加。

二、家长教育焦虑成因探析

1.过高教育期望与教育预估结果的差距引发家长教育焦虑

中国的家长普遍对子女的教育极为重视，坚信读书是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是实现阶层跨越的重要途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迫切心愿导致家长对子女抱有过高的教育期望。调查数据显示，家长期望孩子达到的最高学历层次为研究生学历的为52.3%，期望达到本科学历的为40.4%，期望达到高职高专及以下的占比仅为7.3%。这表明家长普遍希望子女能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获得阶层跃迁的机会，进而提高生活质量。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获得成功，因此，过高的教育期望与教育可能结果之间的差距逐步转化为了家长的教育焦虑。与此同时，父母的教育期望对子女学业发展影响重大，过高的教育期望极大可能不利于子女的学业发展与心理健康，甚至会对学业发展和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不合理的教育期望在为子女带来过大压力和消极体验的同时，也难以实现理想的学业产出。这种不理想的教育结果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家长的教育焦虑。

2.全面发展要求与评价标准单一的矛盾致使家长教育焦虑

党和国家把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我国人才培养的价值追求。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指出，坚决改变用分数给学生贴标签的做法，创新德智体美劳过程性评价办法，突出实施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然而，从当前实际情况来看，考试成绩仍然是评价学生的主要指标。在“分数至上”的评价标准下，家长即使能够意识到仅关注学习成绩而忽视子女其他方面的发展不利于子女健康成长，但是也会选择向现实妥协。因为这种单一的评价观，家长认为尽力提高子女学习成绩是唯一可以确定的方向，因此，孩子全面发展的目标只能被暂时搁置。面对这种学业成绩的近期目标与子女全面发展的长远目标无法兼顾的现状，既希望孩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又害怕孩子在应试教育道路上被他人超越和淘汰的矛盾心理，激发了家长的教育焦虑。

3.家庭教育资本匮乏与教育资本差异导致家长教育焦虑

家庭教育资本是家庭文化资本在子女教育方面的主要体现，包括了家长的教育能力、家长期待、对教育重视度等方面。一方面，我国目前大部分家长并未接受过高水平教育，家长的自身知识水平有限，家庭教育能力相对不足。调查数据显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家长占比为35.2%，占比相对较少，学历为高中及以下的家长占比高达58.5%。可见，现阶段家长的整体学历水平相对较低，并不具备专业的家庭教育知识，缺乏家庭教育能力。另外，受访者中有58.5%的家长表示对子女的教育问题感到困扰和焦虑。可以看出，家庭教育资本的匮乏会使家长产生无所适从的感受，教育焦虑随之而来。另一方面，有研究表明，拥有更高家庭教育资本的学生其学业发展水平更高。因此，家庭教育资本的差異性导致处于弱势地位的家庭其子女在教育中更可能处于劣势。面对这种教育资本阶层差异，家长感到不公的同时又十分无奈，被迫被教育焦虑所裹挟。

三、“双减”政策背景下家长教育焦虑纾解策略

1.深化评价机制改革，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其一，反思与改进以结果为导向的评价机制。基于结果的评价是必要的，但过于强调结果则会产生负面影响。目前引发家长教育焦虑的中高考升学评价机制是典型的结果性评价，这种片面的评价视角是造成“唯分数论”和“分数至上”的重要原因。因此，为了纾解家长对教育结果的焦虑，首先要革新各类考试制度。一方面，增强考试内容的基础性和综合性，严禁超标超纲、偏题怪题，避免“简单记忆”“题海战术”性质的题目，缓解家长拼学习时间和做题数量的焦虑。另一方面，要改变原有固化的应试教育题型，强调试题的开放性，更加注重对学生独立思考、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能力方面的考查。

其二，重视和强化基于学生发展全过程的过程性评价。过程性评价是对结果性评价的一种补充和纠正，相较于更注重选拔和甄别的结果性评价，过程性评价更强调学生的发展全过程，更符合当前《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指导思想。一方面，完善学生成长记录档案建设，强调材料收集的全面性和多样性，反映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同时，在实施档案袋评价时，要注重教师评价、自我评价、小组评价和家长评价四者的有效结合。另一方面，创新德、智、体、美、劳过程性评价办法，改进体育、美育、劳动教育评价等，摒弃仅关注学生考试成绩的传统做法，强调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重要性。

2.创新课后服务方式，提高课后服务质量

“双减”政策在“减负”的基础上还强调“提质”。提高学校教学质量，提升课后服务水平，确保学生在校内就能“吃得饱”“吃得好”，家长自然不会再寻找校外培训。当“减负”和“提质”进入良性循环时，家长的教育焦虑就能从根本上减轻。

其一，丰富课后服务形式与内容，做到因校制宜、因材施教。一方面，学校应实施“基础服务”与“特色服务”相结合的课后服务形式。当前实施的课后服务存在讲新课问题，同时课后服务多以自习、预习等形式开展，服务形式较为单一。因此，实施以自习为主的基础服务，能够对学生学科问题进行辅导，让学生在校内就能完成大部分作业，同时开展以社团活动为主的特色服务，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和特长；另一方面，学校应结合自身办学特色，发挥自身教学优势，精心筹划具有鲜明特色的课后服务内容，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逐步开发涵盖体育训练、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传统工艺等方面的优质课后服务，以满足学生个性化、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其二，整合校内外优质教育资源，充分发挥校内外资源优势。学校应积极开展与青少年宫、博物馆、科技馆等校外活动场所的合作，以期通过“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方式，整合校内外优质资源，形成学校和社会育人合力；大力引入校外师资力量，如聘请优秀退休教师、具备资质的社会专业人员或志愿者等参与课后服务，这样既能减轻校内教师教学负担，也能满足课后服务用人需求；学校可以根据需要与有资质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合作，开展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特色课程，使课程更专业、更有趣，让家长更满意。

其三，建立课后服务监管制度，切实提升课后服务质量。当前关于课后服务质量的评价标准和监管制度尚未形成，校外资源的准入条件和监测机制也普遍缺失，很难对课后服务质量形成有效监管。因此，教育部门一方面要完善监管指导机制，建立校外资源的准入机制和动态监测体系，对校外资源资质、评估和监管等方面作出明确要求；另一方面要建立课后服务质量的评价体系和监管制度，将学生、家长与社会的评价纳入评价体系，形成学生、家长、学校、教育主管部门多元评价主体，对课后服务的过程和结果进行质量评估与监管。

3.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实现家校协同合作

当前绝大多数家长并不具备科学的家庭教育知识和家庭教育方法，家庭教育能力不足成为家长教育焦虑产生的重要根源。2021年10月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规定，国家和社会要为家庭教育提供指导、支持和服务，畅通学校家庭沟通渠道，推进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相互配合。因此，促进家校沟通合作，为家长传授相关教育知识，提供有针对性的家庭教育指导，成为纾解家长教育焦虑的新的视角。

其一，面向家长开展家庭教育指导课程，提升家长家庭教育能力。学校应积极举办家庭教育指导活动，在线上以及线下开展家庭教育系列讲座、经验交流活动、亲子交流活动等，为家长传授家庭教育经验和教育方法。一方面，从理论视角向家长传授教育学、心理学等相关知识，帮助家长了解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和成长过程需要，以弥补家长在教育观念上的不足。另一方面，从实践视角加强亲子之间的交流以及教育实践经验的交流，帮助家长在面对实际教育问题时能选择合适的教育方法，切实提升家长家庭教育能力，缓解家长教育焦虑。

其二，加强家校双方有效沟通，提升家长教育认同感。首先，家校双方应明晰各自相应职责。家长不能对孩子的教育置之不理，将教育任务完全推给学校，要积极配合、主动参与学校教育活动；学校也要严格落实“双减”政策要求，不能把过多的学习辅导、监督等任务交于家长，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同时不断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家长对学校教育的满意度，让家长放心安心。其次，家校双方要就“减负”达成共识。学校应向家长详细解读“双减”政策，明确“减负”不是“减学”，“双减”政策的核心是减负提质以及减负增效，引导家长正确认识“双减”政策，缓解家长的焦虑情绪。最后，家校双方应充分交流沟通。学校应定期及时地向家长反馈孩子在校情况，让家长充分了解孩子的在校表现，不能仅反馈“分数”“排名”等结果性评价信息，而要做到及时、充分且全面地反馈，这样才能减少家长的教育焦虑。

［付卫东，华中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马沁雪，华中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学部硕士生。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村学校劳动教育与农耕文化传承的耦合机理及路径研究（20XSH06）”的阶段性成果/责编 张 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