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驼与轮子》

[美]理查德·W.布利特 著

于子轩 戴汭 等译 罗斯 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9/66.00元

[美]理查德·W.布利特

哈佛大学历史学与中东研究博士，哥伦比亚大学中东史教授，专长为中东史、伊斯兰社会制度史、技术史等。著有《尼沙普尔贵族：中古伊斯兰社会史研究》《骆驼与轮子》《伊斯兰：从边缘的视角来看》《大地与人：一部全球史》等，并出版过多本小说。

于子轩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在读，发表过《柔然文小考》等多篇论文，研究方向为北方民族史和内亚史。

传统观念一般把轮子看作推动社会进步的一大发明，而骆驼则是笨拙落后的运输形式。本书通过回顾骆驼从古至今的驯化和使用历史，层层深入、有理有据地挑战了这一出自西方人的刻板印象。作者借鉴考古学、艺术学、人类学、语言学，以及与骆驼饲养业相关的知识，运用大量图像证据，探讨了骆驼的使用对人类历史，尤其是中东和北非的历史产生的深刻影响，揭示了骆驼运输的社会、军事、经济、技术意义。

驮畜骆驼的时代已近剧终，畜力再也无法参与世界运输经济的竞争了，这实际意味着轮式车辆最终赢得了与驮畜间漫长的竞赛，尽管它们必定会带来烟雾、高速公路、堵塞、交通事故死亡等弊端。不过，不要认为现代的轮式运输就一定与机械动力密不可分，20世纪之前，轮式交通最主要的进步都基于畜力提供的动力。因此，我们可以看看驮畜骆驼为机动车所取代的这个事实的深层道理。思考一下，如果不是因为内燃机等机械发明的出现，骆驼与轮子的竞赛会走向何方？换言之，如果不是靠机动车，欧洲的畜力二轮车和四轮车能替代驮畜骆驼吗？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一定是一个带着限定词的“是”。回答“是”是因为轮子是欧洲帝国主义文化输出必不可少的一环，带着限定词是因为有些沙漠道路永远不会被开发，哪怕只是为了走骆驼车。而且，轮子快速的、不可阻挡的、大获全胜的回归不见得就一定会发生。突厥人（土耳其人）在中亚老家时本就熟悉包括骆驼车在内的高效轮式运输，可是，当他们在11世纪以降作为政治主导者进入中东并扎下根来以后，他们并未引发中东运输经济的革命。由于突厥人（土耳其人）的政治统治或文化影响，城市里的确出现了这样那样的车辆，但乡村仍然是驮畜的天下。突厥人（土耳其人）对中东文化的影响在这一点上显得特别微弱，安纳托利亚农民的原始实心轮牛车没有发生任何技术进步，尽管中亚突厥式araba车的效率高得多。

而军事科技是突厥人对轮式运输持开放态度的最佳证据。奥斯曼军队对二轮车和四轮大车的使用也许还说明不了什么，因为奥斯曼军队通常都在轮式运输占主导地位的欧洲作战，但萨法维王朝（一个在16—17世纪统治伊朗的突厥人王朝）的轮式火炮实验证明了突厥人为军事目的使用畜力大车的兴趣。萨法维王朝从奥斯曼帝国学习到一种技术，这种技术在15世纪中欧的胡斯战争中显示了效能：将数门小型火炮安装在一辆畜力四轮大车上，然后将车辆连接起来，形成用于防御的环阵或抵御骑兵冲锋的laager（源自德语“营”）。据说1528年，萨法维王朝的军队使用了700辆araba车，每车装备有4门?arbzan（波斯语“火炮”），在伊朗东部与乌兹别克人作战，把一场看起来即将失败的战斗扭转为辉煌胜利。

即便将这些基本上没有成果的军事实验计算在内，也不能说在交通运输领域存在很多突厥影响。欧洲帝国主义到来之前，轮子并未真正开启在中东与北非的回归。突厥人大体上已同化于中东原有的文化模式，而欧洲人则最大限度地以欧洲文化模式来同化中东与北非人。西方文化对世界其他社会的冲击最终是胜利还是失败，目前还远远谈不上有什么定论，但在西方输出性最强的文化特质中，高效的交通运输是制造与市场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无法想象任何一个接受了西方这些文化观念的社会能够长期不用轮子。于是，轮子的回归可视为不可避免的。

尽管如此，如果畜力车辆成为西方观念中陆上交通的终极形式，而不是出现了后来的机动车，轮子回归中东的影响可能会大大不同。也许骆驼会用来牵引重型四轮大车，就像在澳大利亚发生的那样，而这将使某些饲养骆驼的社会可以完整保护其传统经济基础。这样的话，帝国主义的影响纵然不可避免，但轮子的回归也不至于激烈地改变中东与北非的骆驼牧养。是内燃机把轮子的回归推向一场革命，导致了骆驼游牧的淘汰。

多少个世纪以来，骆驼牧养是利用边缘土地的一种合理方式，不需要消耗农业资源，却可以适当满足运输经济的需要，要做的不过是投入所需的人力资源，使骆驼繁育维持在一个产出水平上。自然，这不是牧养骆驼唯一或初始的理由，即便在今天主要的骆驼文化区索马里，牧养骆驼也不是为了供给运输业。不过，生产劳动骆驼在许多阿拉伯部落和撒哈拉部落的畜牧经济中十分重要，骆驼的淘汰使得这些部落生存堪忧。即使找不到直接的因果联系，毋庸置疑的是，骆驼游牧部落在20世纪转为定居者，与其对驮畜骆驼的需求下降密切相关。

骆驼数量的下降到1920年代已相当明显。全世界骆驼数量的原始数据可能会有误导性，因为许多主要骆駝养殖国提供的数据准确性多年来发生了急剧变化，不过，在曾经将骆驼当作主要劳动力的三个国家，其数据还是有参考价值的。从1947年到1952年，土耳其的骆驼减少了7.6万峰，下降了71%；伊朗减少了27.5万峰，下降了61%；叙利亚减少了6.8万峰，下降了90%。然而据报告，同一时期世界各地骆驼的总数从1027.3万峰上升到了1459.5万峰，似乎足以与考维特1925年估计的600万峰以及1876年另有人估计的150万峰的数字相媲美。上述数字可以明显地反映出，时间越早，统计数据就越不精确。

尽管数据反映出来的情况与实际相反，我们仍有理由相信骆驼已走上衰落之路，与之相随的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骆驼牧养也逐渐衰落。骆驼的终极末日已经在望，恰如在澳大利亚所发生的，从被驯化的动物反转为野生动物，避免这一黯淡前景的唯一出路也许是将骆驼作为潜在的肉食来源。人们对骆驼的这一潜在使用价值看法不一，且不说味道及质地，骆驼的饮食与条件以及消费者的偏见都是决定因素。争论的要点在于，骆驼能使沙漠变成丰产之地的价值是否足以抵消食用骆驼肉的某些缺陷。

正如本章开始所说，驮畜骆驼的时代已近剧终，那个时代可真是令人兴奋、富有成效啊。许许多多历史大事件都和骆驼有关，骆驼从阿拉伯南部海岸的乳品提供者，崛起为能够在世界交通经济中将轮子逐出大片区域的主宰者。本书浅尝辄止、未多着墨的长距离驼队贸易也在世界经济史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世界许多地区的文化整体上受到驮畜骆驼使用的显著影响。不过，这个时代的终结并不意味着骆驼对人再无用处，就算肉品生产不能如当年穿越撒哈拉的驼队那样激发起人们心头的浪漫之火，也一定符合人与动物世界整体关系的基本框架。骆驼可以继续为人服务，它脸上那轻蔑的神情会提醒人们记起逝去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骆驼优越于人类引以为傲的发明—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