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老卞给我发微信：“穆总终于有老伴儿了，祝福他吧。”后面跟了一长溜的玫瑰和烟花表情。我正开着车，半信半疑，没有当即询问，随后就把这个事儿给忘了。

按说这么重要个事儿，我不该忘了，但就是忘了。也不是全忘，偶尔会想起来，却仍旧没有询问的动力，几个字都懒得打，就像生怕牵扯出什么麻烦似的。当然，不会有什么麻烦，就是逃避，恹恹地没有情绪。

过了几天，老卞给我发来一段他写的小说。我看了两眼，像他一贯的风格，油腔滑调。不想就小说多说几个字，突然想起前几日他说的关于老穆的事儿，便问道：“穆总老伴儿芳龄几何？”

打完这几个字，我感觉“老伴儿”这个称谓怪怪的。

他回复：“72年生人。”

我有了一点兴致：“其他你知道的情况，也详细说说。”

“两人很投缘，女方好像在政府上班，把穆总照顾得不错，完成了由公仆到私仆的转型。”

这就是老卞说话的方式，他的小说也这么写，总是在寻找诙谐或俏皮的表达方式，初看新鲜，看得多了，就能感觉到某种一成不变令人生厌的油滑。

即使私下里聊天，老卞也总是一丝不苟地对别人用尊称。他称老穆为穆总，称老简为简教授，老龚为龚老板。对我，他称邵博士。当初认识我时，我还年轻，只是一个讲师，如果称我为“邵讲师”，一是谈不上尊敬，有点怪怪的；二是称谓必不长久，因为我肯定还要升任。事实上，几年后，我就成了副教授。

我不，当面，我会尊称他们，但私下里，我就叫他们老穆、老卞、老简、老龚。也许恰恰是因为我年轻，这么称呼他们，好像能满足我内心里与他们平起平坐的需求似的。

他们都大我十几二十岁，是我年轻时认识的朋友。忘年交。

老卞又说：“人端庄贤淑，说话不多。”

我问了一个关键问题：“俩人领证了？”

“领了，但不准备办婚礼。”

我表示怀疑：“真领证了？你问过？”

他回复：“问过。”

我没再说话，他也没再说话。

我算了算，老穆今年周岁65，如果老卞所言非虚，老穆的新媳妇儿周岁51，小老穆14岁。

51岁这个年纪，如果保养、打扮得体的话，还算不错。打一开始，我就希望老穆找个年轻媳妇儿，而不是像老卞说的那样，“老伴儿”。

过了两天，是个周五，老穆突然打来电话。他先问过好，然后直截了当和我说他找了个“小”媳妇儿，语气里洋溢的自得，像他当年夸赞自己的炒股水平一般。

他问我周末有时间不，想一起吃个饭。不巧，这个周末，我要去外地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来回两天。他说那就下周。

到了下周五，老穆又打来电话，问我周六有时间没，又不巧，我得出席本地一个作者的作品研讨会。这样，就推了一天，定到了周日中午。

我没问他邀请的还有谁，但从他的口气，知道这个饭局以我为主，没我不成。算算，我们已经五年没见面且没通过电话了。微信里，也是一两年才问候一声。

我问他怎么认识小媳妇儿的，他嘟哝说别人介绍的。还说，小媳妇儿对她挺好，平素很照顾他。说到这里，他自我解嘲地笑了一下，说：“没想临到老了，到底還是找了个媳妇儿。”

我说：“很好很好。”

他叮嘱我：“后天饭局带上夫人。”

我说：“好”。

2

先说说我们的关系渊源。

我和老简是我们当地一所大学的同事，我刚参加工作，他就是我们系的主任。后来，中文系改成文学院，他成了首任院长直至退休。老卞、老穆、老龚，我都是跟着老简认识的。

老卞和老简住一个小区，是围棋棋友。起初他俩不认识，一次老简在小区转悠，迎面过来一个中年男子和他打招呼：“你是小简？”老简大为诧异，他桃李遍布，是我们当地的文坛领袖。社会上老一茬的人，叫他简主任；新一茬的人，叫他简院长；学生们，叫他简教授，或者简老师。比他年龄稍大或者年龄相仿且关系熟悉的，至不济也叫他声老简。叫他小简，印象中是多少年来头一次。

原来，老卞认识老简的哥哥，老简的哥哥也是社会上另一领域的名人，但自幼就被人称为小简。有时称谓就是这样，有的人从小被冠以“老”，有的人从小被冠以“小”，和高低胖瘦穷富智愚毫无关系，且一辈子约定俗成，难以改变，简直无道理可言。老卞不谙世事，想你哥都是小简，我不叫小简叫啥。

但此后俩人就认识了。老卞主动和老简搭讪，是因为老简下围棋的名声，而不是他的职位和文学成就。老卞酷爱围棋，一辈子痴心不改，但水平始终没有稍稍长进。后来，老简写过一篇关于老卞的文章，里面这么形容老卞：“他是我市围棋界著名的臭手”，老卞不屈不挠，非让老简在“臭手”后面加上“之一”。老卞半辈子在围棋方面的成就，是成为了我市围棋界的“门槛”，也就是说，只要某人能下过老卞，那么就算是我市围棋界中人。如果还不如老卞，那就暂且作罢，去一边磨炼自己的技艺。

老卞围棋不行，却是少见的聪明人，干啥都是一学就会。认识老简之后，在围棋之外又迷上了文学，写的散文、小说多有发表，于是也偶尔参加有老简在的文学活动。这样，就认识了我。认识我时，我还不满三十岁，刚刚博士毕业到大学当老师。

关于老卞的“一学就会”，还有一则轶事。老卞还是学生时，爱慕他们学校一个女同学，可人家女同学正和一个男同学处着对象。老卞追求不成，便问女同学：“你喜欢他啥？”女同学没好气，说：“他会拉手风琴。”老卞说：“这有何难？”果然，一周之后，老卞就在操场面对女同学拉起了手风琴。女同学到底没追着，却开启了老卞的音乐之路。后来，他学会了各种乐器，还学会了作曲。他人生的高光时刻，是代表全省出席了全国的音乐青创会。

老卞本是另一个市的人，在一所中学当音乐老师，因为他的音乐成就，我们当地一家国企成立文工团时，专门把老卞挖了过来。附带的优惠条件是，给他本来没工作的老婆安排了一份正式工作。

老穆和老简相识，是因为俩人都是我们当地的高考状元。老穆是1978年的理科状元，读了复旦。老简是1979年的文科状元，读了北大。因为彼此知道对方的名声，惺惺相惜，自年轻时偶然机会认识后，关系一直持续至今。

这期间，老穆读硕、读博，后来又出了国。我们这里成立经济技术开发区时，实施了一个人才计划，把海外一批高层次人才引进回来，政府给了他们所有能给的优惠政策，鼓励他们在当地创业。老穆作为生物化学专家应召而回，办了一个药业公司。但实际上，公司最终发展成了一个空壳，生产出的药品，根本销不出去。之中的缘由，老穆给我讲过，我也听不大懂。后来，这个公司继续存在的必要，就是供上级领导参观。厂房里机器设备倒是琳琅满目端庄大气，药物的包装也整饬精致清新脱俗，上面还印着老穆的头像。每到这种时刻，老穆就会作为引进人才兼公司代表走在参观队伍的前面，脸上挂着他标签式的神秘而淡淡的微笑，向各式人等颔首致意。然后，政府每年会补贴他们一二百万，让他们把摊子支撑下去。

但老穆在社会上的名声，并不因为他是博士，是专家，是海归，是企业家，而是他炒股。他不仅自己炒，还给别人炒，是我们当地著名的操盘手。挣钱后，和别人分成。没准政府补贴他的那些资金，他都没投进药厂，而是用来炒股了。

再说老龚，老龚和老简是高中同学，但老龚只读了个中专。中专未必出路不好，老龚毕业后，去了省里当年炙手可热的物资部门。在物资部门待久了，老龚看出了其中商机，成了第一批停薪留职下海的人。但真正投身生意场后，才发现钱并没像别人说的也没像自己想的那么好挣，但总体好过上班拿死工资。后来，老龚通过老简认识了老穆，老穆天生一个书生，药厂自己根本打理不了，而老龚做了半辈子不死不活的生意，貌似有一些管理经验，老穆便聘了老龚管理企业。老穆董事长，老龚总经理。

老卞说过一句话，除了他的同事，在这个城市，别的所有他认识的人，都是通过老简认识的。他所言非虚，后来我发现，我所认识的重要的人，也都是通过老简认识的。我是本地人都这样，更别说老卞这个外地人了。我和老卞的相识，同时也验证了老卞这句话。

老卞很是讨人喜欢。他幽默、聪明、慷慨、热情、浑无机心。和他交往，一点也不费力气。

但我和老卞只是散淡地交往着，见面的机会只是偶尔的饭局和文学活动。我和他真正走近并亲密起来，并在之后和老简、老穆以及老龚扭成一个相对固定的圈子，始于老卞介绍我认识老穆并请托老穆为我老婆程漫办一桩事情。

3

我老婆程漫在城区某单位是一个中层领导，忽一日，他们单位空缺了一个副局长，她动了心。她资格够，工作、口碑都不错，但这并不能保证那个空缺的位子是她的。除了资格是硬杠杠，工作、口碑这玩意儿，无法准确衡量。就是那句话，领导说你行，不行也行。领导说你不行，行也不行。你的命运，掌握在你也许并不认识的某领导手里，这个领导，可能是区委组织部长，也可能是区委书记或别的官员，最不济，也得是他们局长。局长虽然没有决定权，但他极力推荐的人，也有几分胜算把握。

这就需要运作关系，去找一个合适的人，这个人或者有权力，或者有影响力，能帮你向掌握你升迁命运的人打招呼，这样事情才可能办成。

一天我和老卞闲坐，说起这个事情。老卞一听很热心，說他最近跟老简认识了一个叫老穆的人。这个老穆可是了不得，他是市里从国外引进回来的人才，没准市委书记、市长都认识。让市委书记、市长和区委书记、区长打个招呼，你老婆的事儿不是分分钟就能办成？我一听也很兴奋，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老卞说，他和老穆还没那么熟，这样，咱们约上老简，一块和老穆说这个事儿。于是，那天晚上，我们四个人一起吃了个饭。这样，我第一次见到老穆。

老穆话极少，表情淡漠而神秘，看上去很像一个大人物的模样。

本来以为老穆真能和市委书记、市长这个级别的官员说上话，但聊这个事儿的时候，老穆并不往这个方向走。他问：“组织部长行吗？”我说：“当然行。”他说他正好认识城区组织部长的姐姐。

晚上回家，和程漫通报了这个事儿，程漫也很兴奋。当然也有惋惜，像我在饭局上想的那样，老穆为何不找一个更大的关系来打招呼？办这种事儿，官员似乎比亲戚更靠谱。

老穆倒是重诺，隔了两天，他就带我和程漫去拜访组织部长的姐姐。不巧，她家人说，她不在家。细问，也不说。老穆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以及和组织部长姐姐的关系，家人才告知她身上发现肿瘤，去北京做手术了。

老穆问程漫，等她手术回来误事不？程漫自然心情急迫，怕等待的日子里位子就被别人抢了。便说：“正巧人家病了，咱们去医院探望一下，不更显咱的诚意？”老穆脸上露出一丝为难之色，但还是答应了。

去北京之前，我到老卞办公室说了一下行动计划。老卞当即从办公室抽屉里拿出一沓捆绑整齐的百元大钞塞给我让我先用。看钱的厚度，应该是一万。我说我有钱。他说不是给你，是借你，你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他说这是他给别人编曲刚收到的劳务费，自己暂且用不着。老卞此举感动到我，但我确实不需要这个钱，便继续推让。他说：“你赶紧装身上，别突然闯进来一个同事，看咱俩推来让去，还以为你给我行贿呢。”我被他逗乐了，便不再推脱，先装到了衣兜里，想北京回来就还他。

回到家，我和程漫说了这一万块钱的来路。程漫说：“你的朋友们都真好。”她由衷的赞誉，让我很是自得。

说走就走，第二天，老穆便随我们踏上了北上的列车。去之前，程漫用一个信封包了一个两万块钱的红包，其中包括老卞那一万。我们都认为，用这个友谊加持的钱，没准会让事情更加顺利。

到了北京，路过一家同仁堂药店，程漫又进去买了一盒冬虫夏草，价值四千多元。老穆给组织部长的姐姐打了电话，问清了医院和病房，这样就见了面。

病房里还有别的人，不大是求人办事的环境，但也别无他法。程漫故意用我们当地方言和姐姐说了请托的事，老穆在旁边帮腔，说他和我们关系如何之近，情势又是如何之急，要不也不会在她患病期间这么急切地打扰她。

姐姐沉吟一会儿，我和程漫的心在她的静默中悬得老高。她终于勉为其难答应和弟弟说一下，但事先和我们说好，不知自己的话是否管用。老穆赶紧恭维说肯定行的，我们也忙不迭附和。

程漫留下自己一张简历，把包装精美的冬虫夏草放她床头。她推脱不要，我们道了别就要走。临走时，按照我和程漫事先约定，我从衣兜里掏出那个红包迅即塞到她枕头底下。我看她在病床上惊诧一下，想说什么，但碍于病房有人没说出来，我们已经疾步闪出病房了。

塞红包的动作，被老穆看见了，这是他事先没预料到的。本来这是程漫的意思，我只是操作者，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老穆多次把这个事情作为我的一项丰功伟绩予以褒扬。他说，没想到我一介书生，能撇去文人的清高办出如此接地气的事情，且一点也不拖泥带水，简直难能可贵。

我想，这有啥啊？后来和老穆慢慢熟悉了，才知道他是完完全全的生活低能儿、办事低能儿。他既没有攀附权贵的心思，也没有攀附权贵的能力，认识组织部长的姐姐也只是凑巧而已。

再后来我才知道，他本来确实可以有一批达官权贵的朋友，但都失去了联系。他复旦的同学，有官至正部级的。

北京行让程漫意识到老穆、老卞是少见的好人，她鼓励我要多与他们往来，想方设法维系这种友谊。我知道她的意思，他们不像我们一样，还正处于人生的打拼时段，他们已到了收获季节，没准以后还能帮得到我们。我没有程漫这般功利，我乐得和他们交往，是因为他们丰富的阅历，以及并不因我年轻而轻慢我的那种情谊。

就像启动了一个开关，我们的聚会密集起来，基本每周一次。而且，并非全是我的意思，一到周末，老穆会主动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有时间小坐小酌，然后由我通知其他几位并组织饭局。起初是我们四个人，后来因为老穆和老龚的特殊关系，老龚也加入了这个饭局里。再后来，饭局继续扩大，扩大的形式有两种，一是除独身的老穆外，我们各自带自己的家人；二是各人带自己亲密的朋友。饭局不怕人多，要的就是热闹。因为饭局，我又认识了几个他们的朋友。

后来发现，还是我们四个人最有意思，顶多加个老龚。只有我们几个人在一起，聊天才能形而上或者形而下，即使枯燥的話题也能聊出点意思来。人一多，乱糟糟的，完全成了和别的乌七八糟饭局没区别的聚会。

起初我和老卞、老简也买过几次单，后来买单就多为老龚老穆了。归根结底，老龚的钱就是老穆的钱，老龚靠老穆活着。但老龚不这么认为，他私底下说过，没有他老龚，说不定老穆早饿死了。

老龚本来住省城，因为自己生意没起色，夫妻感情又不好，所以来到地方上帮老穆打理公司，他本来是抱着大干一番事业的决心和斗志的，慢慢地，发现理想与现实相距甚远，就逐渐泄了气。毕竟不需要起早贪黑求爷爷告奶奶，钱就主动送上门来，比他自己当年打拼挣钱来得轻巧多了。另则，凭老穆疏懒的性格，他离开药厂，那些政府主动送上门来的钱不知又好过了谁，还不如先在这里支棱着慢慢再寻找机会。在老龚心目中，他此生一定会大展宏图。他一向自视甚高，依他的口气，老穆的药厂如果不是靠着他的管理，政府早让那个摊子闭门歇业了，所以他才会说“要不是他老穆早饿死了”那种话。而老穆也傲着呢，他打心底就觉得老龚是在他名下讨饭吃。时间久了，我们也能看出，他俩是相互鄙视又相互倚靠，就这么捆绑在一起不死不活地讨生活。两人之间，始终弥漫着一种没当面说出来的瞧不起和不服气。

4

北京之行并没有奏效，不久，程漫单位就补齐了副局长的空缺，是从别的单位过来的。因为抱的期望很大，程漫心情很是灰暗了一阵子。很久之后听别人说，组织部长的姐姐最终因为癌症医治无效去世了。我们始终不清楚她到底和她弟弟打招呼没有，只是可惜了那两万块钱。

又过了大概一年多时间。老穆的药厂终于支撑不下去了，因为政府停止了对它的资金扶持，它也没有支撑的必要了。老穆并不感到损失，反正股市一派欣欣向荣。原先，他像孤魂野鬼一般住在硕大厂房的一间硕大办公室里，这回，他干脆搬进了豪华酒店去住，成了酒店长包房客户。我们问他何不租一所房子，甚至买一所房子，他说酒店对他来说更为合适，因为酒店有餐厅，一个电话，饭菜就能送进房间。即使按他说的酒店给长包房客户打四折优惠，一年房费也得十多万。我惋惜他这么糟蹋钱，他说也就是股票涨几个点的事儿。

老龚却失去了营生，暂时回了省城，他那边还有一点生意。

程漫的事情没有办成，我们的友谊却在一次又一次的小聚中稳固发展。老穆说，他正在考察几个项目，只要吃准吃稳，没准能发大财，到时还请老龚过来打理。看来，他心中还挂念着老龚。

酒足饭饱之后，老穆总喜欢展望未来。他说，等他发了大财，会到乡村找一块地方，修一栋大的连排别墅，座中人人手一套。像老简那么理性的人，对老穆这个说法，估计也就是耳朵听听，嘴角咧咧，不会太当成回事。但说得多了，我和老卞信了，感觉那是一个可期望的未来，所以很是憧憬并欢欣鼓舞。我信，是因为我看到了老穆性格中的义气，而且，他孤身一人，没准我们这帮朋友是他未来的依靠，为他自己着想，也不失为一桩好事。老卞信，是因为老卞生性天真，只要对方没有明显的恶意，他总是相信任何人说的一切。何况，有没有恶意他通常也分辨不清。

不久，一桩生意找到老穆头上。他证券市场的一个朋友，打包买下了某银行在全省范围内的不良贷款。如果能把这些不良贷款的极小部分追回来，其中也有巨大利润。追还不良贷款，最需要的就是人脉资源。那个朋友，也许就是像大多数人一样轻信老穆的人脉资源才找上门来的。

老穆问我们仨有没有兴趣。我是有兴趣没能力，老简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老卞却动了心。清单上显示，他老家那个市，正好有几笔贷款，数额还不小。而他交情深厚的两个朋友，一个做土地局局长，一个做公安局副局长，两个单位都是权力部门，没准在这个事上能帮到他。

正巧，老卞天津的一个朋友遇到一桩麻烦事。这个朋友叫彭图，在天津闹市区开一家大型超市，因为土地和房产纠纷和隔壁公司犯了官司。彭图本来认为自己能赢官司，却因为对方势力大，一审判决输了。他突然想起老卞和他炫耀过一个叫老穆的朋友，“关系通天”，就问老卞能不能邀请老穆北上一趟，托老穆让“上面的人”给他的官司打个招呼。彭图不差钱，他这么兴师动众，是想争口气。

看来，老卞真是以认识老穆为傲，就像当初对我那样，不失时机抬出老穆。

两桩事合在一起，就促成了我们的一次远行，先去天津，再回老卞老家，一路上把该办的事都办了——他俩办事，我凑热闹。老简照例没有兴趣。

老卞和彭图的友谊，有一点传奇色彩。老卞年轻时，去考天津音乐学院。他家里穷，去的时候连换洗衣裳都没有，就里外各一身。

第二天面试。面试得争取评委的好印象，老卞就想着无论如何得把那身已经穿脏的外衣给洗了。他带的钱，每天除了凑合着吃点饭，根本住不起旅店，所以洗衣服也是件麻烦事儿。好在将近夏天，他就脱下上衣裤子，光穿背心裤衩在海河边用河水把外衣给洗了，然后挂在树枝上让日头晾干。

大半个中午，衣服总算晾干了。他穿好衣服准备走。谁想这时，耳边突然响起喊“救命”的声音，原来一个小孩儿顽皮，失足落水了！

人命关天，老卞嗵地就跳到河里去救人。那时社会风气好，到处是活雷锋，一会儿工夫，扑通扑通跳进河里去救人的有好几个。大伙儿一起用力，小孩得救了。老卞刚刚干透的衣服可惜又湿了，他只好再次脱下在岸边洗。

人世奇妙。从他第一次洗衣服，再到第二次洗衣服，全被一个人看到了眼里。这个人就是彭图，当年也就十来岁，天津本地人。他好奇，便过去和老卞说话，了解了老卞的情况，彭图干脆把老卞领回自己家里吃住，两人就是那时结下的交情。

大概是老卞说过老穆的人脉主要在北京吧，彭图约定大伙儿在北京会面。我们坐动车去的北京，下车后，已经下午两三点了，大家还没吃午饭，彭图自己驾车在车站外等着我们。我们都饿了，本来彭图安排就近找个饭店吃饭，但老穆那天摆谱的劲儿上来了，他非要吃北京炸酱面。其实也不是摆谱，但因为他那么一说，彭图又有求于他，就积极安排，而他也不像我和老卞期待的那样将就一下先填饱肚子再说，就任由彭图开着车在北京城里转悠找炸酱面馆。结果转了一个多小时才总算找到。

老穆偶尔会摆个谱，似乎唯有这样才对得住他的身份，比如，他喝酒只喝茅台，抽烟只抽中华。事實上，后来他落魄的时候，我看他诸如这类曾经摆过的谱也就放在了一边，什么都能将就了。当然，这是后话。

我们住在一个高尔夫会馆里，彭图是那里的会员。据彭图说，他们这些会员，每年要缴纳十多万的会费，宾馆可以随时住，免费住，所以不住白不住。我们哪懂这些，只有目瞪口呆的份。

当晚，彭图安排了一个高档晚宴，海参鲍鱼一应俱全。但因为肚子里炸酱面还没怎么消化，所以我们只是惊叹彭图的慷慨，也没吃出个好来。酒，自然是茅台——老卞说，“穆总只喝茅台”——这句话放在这里说特别合时宜。

回到会馆，又在房间里喝啤酒。房间里有厨房，还有冰箱，冰箱里还有冰激凌。我拿了一个冰激凌吃。彭图说，这种冰激凌叫哈根达斯，一支二十多块钱。那是我第一次见有厨房有冰箱的酒店房间，也是第一次吃这么昂贵的冰激凌。

那两天，我们上午睡觉醒酒，起床后就去高档饭店吃饭。下午在房间抽烟聊天，晚饭后去后海的酒吧喝酒、听歌，很是潇洒快活。

我们四个人抽烟都很凶，房间里烟雾弥漫，消防感应系统都报了警。彭图抽烟很是奇葩，贵巴巴的中华，他每支只抽五六口就掐灭扔掉。据他说，这样摄入的尼古丁最少。我不知老穆和老卞的感觉，反正心疼得我不行。

在后海听歌时，邻桌坐着一桌女孩。有个女孩突然递纸条给我们，问能不能一起。自然能。那天，老穆少有的兴奋，他特别喜欢里面一个长相像影星赵薇的女孩，频频和人家碰杯。后半夜散场时，还问人家明天来不来。路上彭图说，这些女孩是附近一些大学的学生，她们就是靠这种伎俩来蹭酒喝的。

反正一切都让我大开眼界。

因为喝酒都上了头，彭图就问了老穆一个我和老卞不敢问的问题：“穆哥，我很好奇，你有没有情人？”老穆回答：“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彭图又问：“那有没有性伴侣？”老穆又回答：“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嗨，等于没说。

但我认为老穆大概没有，因为在我和他的交往中，察觉不到一点蛛丝马迹。

不知怎的，最终老穆也没有引荐彭图去见他那莫须有的高官朋友。也不知是彭图自己打了退堂鼓，还是老穆没联系到要找的人。

我知道事情没办，是因为临别时有一个小插曲。老卞悄悄找到我说，彭图塞给他一个信封，信封里装了一万块钱，他怀疑以彭图的性格，也许也给老穆塞钱了，而他认为，老穆既然没办事，就不该收这个钱。他找我，是想商量一下，他能不能直接问老穆收钱没有。我说你不能问彭图吗？他说彭图不一定说实话。

老卞最终还是直接问老穆了。老穆听后十分生气，当即就变了脸，因为彭图并没有像老卞认为的那样给他钱。那是我唯一一次见老穆生气变脸，他通常是沉得住气的，总是一副波澜不惊的模样。事情搞得很不愉快，老卞道歉也无济于事。好在，过了半天，大家就忘了这事了，或者装着忘了这事了。

彭图把我们送上了往老卞老家走的列车，而他也和老穆无比亲密了。我记得分别时，老穆拍着彭图肩膀说：“没事，真有用得着我的地方，你就打电话，我不遗余力。”

5

老卞公安局的朋友姓上官，土地局的朋友姓周。三个是发小，光屁股一起长大。

路上，老卞给我们讲了上官和老周的一桩往事。很早之前，都还年轻的时候，一次，老周约上官打麻将，打了个通宵。那晚上官出门时，已经申告老婆自己和老周打麻将。第二天下午，上官老婆在街上遇见了老周，就随便问了一句：“昨晚上官和你打麻将了吧？”老周见上官老婆这么问，恶作剧心理腾地冒了出来，瞪大眼睛说：“没有啊，我昨晚一直在家。”上官老婆心里起了疑，恨恨地等上官晚上下班回家，一进门就吼道：“昨晚你不是和老周打麻将了吗，老周怎么说没有？！”上官是聪明人，他不动声色，说：“哦，本来说好的打麻将，一出门，单位来了电话，突审了一晚上犯人。本来想告诉你，又想算了吧。”上官当时是刑警队长，这种夜半审人的事常有，不稀奇。

过了几天，老周又约上官打麻将。趁老周上卫生间，上官把一张早已写好的纸条，偷偷塞进了老周搭在椅背上的夹克内衣兜里。他们彼此太熟悉了，既熟悉对方，也熟悉对方的家庭。上官知道老周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衣服肯定是老周老婆洗的。而老周老婆洗衣服时，自然要把衣兜里的东西掏一遍的。老周懒，自己不愿意干这种事。即便自己掏，有时也掏不干净，老婆还得再检查一遍。曾经很多次，她让老周掏过了，扔进洗衣机里，最后，衣兜里没掏出来的被搅碎的卫生纸粘得衣服满满都是。

这次，老周老婆掏出了那个纸条，一看，浑身血液腾地涌上头部：

“周哥，咱们俩好就好了，你还非要给我五百元钱。知道也是你一片心意，这次我就收下了。以后再别这样了。”

没有署名。这还需要署名吗？老周老婆本来就一直怀疑老周不老实，但没想到这种事情会以这么直接这么不堪这么明目张胆的方式呈现在她眼前。关键，不光是男女之事，还侵犯了不大宽裕的家庭经济——一次五百，你够大方的啊！——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这桩事情，可不像上次老周祸害上官那样能够不疼不痒收场了。后来，不管上官如何解释，老周老婆就是个不信。她理所当然地认为，上官是出于朋友情谊给老周打圆场的。

上官搞侦察出身，写这个纸条时，用的是左手。可左手两次写字，笔迹完全不同，无从比对验证上官所说真伪。事情继续发酵，老周两口子几乎闹到了离婚的地步。最后，还是上官仔细回忆，终于翻出了当时写那个纸条时下面垫的稿纸，因为左手写字用力不均，稿纸上留下了几个字的印迹，这事才算最终平息。

这都是十多年前的事了，闹归闹，并没有因此翻脸，友谊始终保存到现在。

如法炮制，老卞也用左手写过一封信。按照他的说法，这封信对他的二次婚姻起到一定作用。

前面说了，老卞酷爱下围棋，但半辈子是个臭棋篓子，他的业余时间，全部用来下棋。后来有了互联网，连棋伴都不用找了，就在网上下，连上班都能下。多少次我去他办公室，一推门，办公室烟雾腾腾，他叼着香烟在那里昏天黑地下棋，话都顾不得和你说。

他输得多，赢得少，越输越想下，越下越输得多，终于形成恶性循环。而他原来的老婆，特别反感他下棋，和他吵，和他闹，摔他棋盘，给他臭脸。为了下棋不被老婆发现，他曾经花钱雇一个小孩给他放风，真算走火入魔了。终于，他老婆无法忍受他的不务正业，两个人离了婚。

他的第二任妻子，也就是我们都认识的小廖。小廖很漂亮，用老简的话说，是“如花似玉”。小廖小老卞十九岁，原先是老卞他们文工团的歌唱演员，他相中了她，开始展开追求。当时，老卞三十八岁，小廖刚满十九。

一次，小廖的弟弟来看望小廖，老卞作为小廖的朋友，对弟弟很是热情。弟弟在这边玩了几天回去了。过了几天，小廖收到弟弟的一封信，大致内容是：姐姐，我不知你感情状况如何，如果你要选择男朋友的话，我觉得那个老卞很是不错，然后如何如何夸赞了老卞一番。后来小廖才知道，这封信是老卞自己用左手写的。凭老卞的聪明，这样的套路层出不穷，最后终于赢得了小廖的芳心。结婚后，为避免和老卞在一个单位尴尬，也为躲避老卞前妻，小廖离开了文工团。反正她是临时工，也不在乎这份工作的。

晚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到。老卞联系了上官和老周，中午，他们设宴招待。微醺之后，老卞吞吞吐吐说出了此行意图。上官和老周大为诧异，他们没想到老卞会专门跑这么远来说“这种”事情，当着老穆和我的面，很是揶揄了老卞一番，因为他的不靠谱是他俩熟知的。老卞讪讪地说，我不是想挣点钱么。

但不管老卞怎么央求，他们根本不为所动。他们才是真正的官员做派，只是笑着看老卞说，根本不接话，接话也是笑话老卞。老卞知道，这趟路白跑了，且搞得自己很没面子。

老卞在上官和老周面前丢掉的面子，在他的学生们面前捡了回来。当天下午，老卞联系了自己当年的一个学生，学生晚上设宴招待。到了饭店，没想到这位同学叫来了满满一大桌子老卞当年的学生。而且，大家对老卞十分尊敬，甚至可以说是崇拜，二十年前结下的师生情谊在短短几个小时内，让我和老穆这两个外人一览无余。他们挨个向我们敬酒，我美美享受了一番做师叔的感觉。

回宾馆的时候，一位同学开车送我们。老卞是爱车之人，就像平常我们见惯的那样，一上车，就对车子问这问那的。没想到话音刚落，那位同学说：“卞老师，你要喜欢就开走。”让我们目瞪口呆。

很长一段时间，老穆总把这个事情挂在嘴上，以此来夸耀老卞，就像夸耀我送出的那两万块钱一样。

本来还想去看看老卞家的老宅，据说是民国时修的。关于他家这所老房子，因为他的一个形象的比喻，也一直被我们津津乐道：“住也不能住，塌还塌不了，修也修不起，卖还卖不掉，和当年民国政府一个鬼样。”后来老卞一再说实在没啥看头才作罢。

6

关于老卞如何爱车，还真有话说。

老卞说，有些人说自己喜欢开车，他喜欢的是车——奔驰啊，宝马啊什么的；他喜欢开车——喜欢的是开，而不在乎是什么车！就像他喜欢围棋，是喜欢下，而不是喜欢赢。

老卞绝非有丝毫故意违反交通规则的本意，然而却屡屡违章。那种交通管理部门署名具姓寄给他的罚款通知单，如果摞在一起，应该有厚厚一沓。但这只是想象，因为这样的罚单他根本就不可能收到。他是离过婚的人，身份证地址，也就是车辆的登记地址仍是他与前妻的住址，所以那些罚单乖乖地被绿衣使者送到了前妻那里。不可想象老卞前妻收到那一张张罚单时的心理和表情，但可以证明的是，没有一张哪怕是辗转回到老卞手里。所以，在车辆审验之前处理那些违章成了老卞既棘手又无奈的头等大事。

他从年轻时萌生开车的愿望，大半生矢志不渝，直到五十岁时，才考取了驾驶证，但还没有自己的车开。有一次，我开了一辆当时最便宜的破奥拓车，他百般企求要替我开一截子路，我终于心软，想他也考取了驾驶证，就把车交给了他。一路上，他神情亢奋，不住地按着车喇叭，就那样一脚刹车一脚油门忽忽悠悠闪腰岔气地把车开进了我们这个城市最繁华的街道之中，害得我一阵一阵地冒汗。停住车，在面部兴奋还没完全褪去的时候，他突然遗憾地说：“唉，我等公共汽车或骑摩托车的时候，总有一帮一帮的熟人打我身旁經过。今天开车走了这么长一截路，居然没遇到一个熟人！”

那年冬天，老卞认识了一个出租车司机。这个出租车司机和老卞如出一辙，一个不好好开车整天想着搞音乐，一个不好好搞音乐整天想着开车。他俩臭味相投，一拍即合，决定每人每周抽出半天时间，你给我指导音乐，我给你指导开车。但这个司机惹得老卞很不开心，因为老卞开车的时候，司机一会儿批评他这不对，一会儿指责他那不对，最后终于把老卞说得勃然大怒：“你以为你会开个车有什么了不起的，就你那破音乐水平，你见我说过你什么吗？！”

老卞是我们当地音乐界的翘楚，如果他想有钱，完全可以变得有钱。比如可以教学生收代课费，可以写歌挣辛苦费。但他既不收学生，又不辛苦写歌。偶尔应承别人写了歌，还不好意思要钱，害得朋友们帮他讨债。他只是昏天黑地地下围棋，或满门心思想着开车。他聪明绝顶，但似乎始终不务正业。也许，正应了《红楼梦》中贾雨村对冷子兴说的第三种人，聪俊灵秀在万万人之上，乖僻邪谬又在万万人之下，代表了尘世中的某一类痴迷。

一个偶然机会，老卞遇到一辆要卖的二手桑塔纳轿车。车主开价三万，老卞未经朋友参考就应允了这个价格。事后懂车的人说，他起码亏了一半。但老卞不这么认为，他完全沉浸在终于开上了自己的车的兴奋中，只对大家真诚的惋惜报以敷衍的应和。

付过车钱的当日，他凭借平日修炼的开车技术，把车从另一个小区开进了自己的小区。唯独忐忑的是，因为未经老婆首肯就自作主张买了这辆车子，不知回去该如何交代！这样踌躇着到了楼门前，他需要把车开到路沿石上面停车。一加油，猛了，又没来得及踩刹车，车倒是上了路沿石，连带撞了已经停放在上面的另一辆车子。

他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只好一个人在驾驶室里恍惚了半天，终于瘫软着身子从车里出来。老卞说：“当时，我看四下无人，不是没闪过卑劣的念头，想就那样逃之夭夭。但转念一想，这是我第一次开自己的车，决不能在自己的开车史上留下这样的污点。”于是，他就站在那里苦苦等待那个车主到来。

谁想车主一来立即吵闹不休，让他无法招架，他只得带车主回家找老婆处理。这样，摆在小廖面前的问题已不是老卞为何擅自买了这辆破车，而是如何处理这辆破车的交通事故。

小廖不愧是小廖，她伶牙俐齿，斩钉截铁，只赔三百，否则交给交警处理！那车主不依不饶，非讹要五百。最后老卞拿着老婆给的三百元钱，自己偷偷从抽屉里取了二百到楼下，给了那人五百，而且请求那人：“如果我老婆问你，你就说得了三百！”

老卞如愿以偿地开上了自己的车。他刚开上车的那段日子，正好也是我们几个人友谊的蜜月期。他物尽其用，载着我们奔这跑那，不嫌麻烦，其乐融融。然而我们都替他捏了一把汗，因为他近视眼却把车开得老快，技术差还老爱走神，且不听劝阻，我行我素。终于，发生了一次真正的交通事故。

那天晚上，我们计划到一个饭店喝点小酒，便给他打了电话，他说他还在单位，让我们先开始，他随后即到。然而，他迟迟未来。我们又不敢给他打手机，怕他接听分神。正在抱怨时，他主动打来一个电话，说让我们不要等他，他在返城的路上出了点小事故，车轱辘掉下来了。这还了得！我们赶紧离开茶楼，由我驾车到达他出事的地点。

那简直可称为一起大事故！原来，当天下午，老卞开他们领导的奥迪车跑了趟长途，回来后稍事歇息，就接住我们的电话，赶紧换上自己的车子往城里走，顺便还拉了单位四个赶场的演员。他还沉浸在下午在高速路上驱车飞奔的感觉里，错把自己的破车当成一辆好车，速度自然就快了些。行至中途，宽阔的道路中央有个水泥隔离墩，视力不好再加上隔离墩的反光标志不明显，车左前轮便擦到了隔离墩上，速度快力量就大，车横轴居然断为两截，一只轱辘便滚了出去，直至滚出百余米方才停下。车在右偏的同时左后轮又撞到了水泥墩上，轮胎被撕裂成一条大口子。所幸车在滑出十余米后勉强停住，没有翻车，保住了满满一车人的性命，甚至连一个受伤的人都没有。

车停住许久，满车人仍吓得无人作声，还是老卞在惊魂初定之后先说了一句话，大伙儿才逐渐缓过劲儿，纷纷庆幸自己福大命大。那几个演员怕耽误演出，赶紧打上一个过路的出租车走了。害得老卞眼睁睁地瞧着宽阔马路上疾来疾往的车，孤零零地四顾茫然不知所措，直到想起我们还在等他吃饭才给我们打了电话。

上官局长后来来过我们这里一次，老卞就载着小廖开着这辆破桑塔纳到车站接他。上官说：“你这车也太破了吧？”老卞说：“破是破了点，但机器好。”

吃过饭，上官想去老卞家看看，老卞和小廖赶紧推脱。老卞最怕有人去他家，因为他家乱到让人无法下脚。小廖长得光鲜亮丽，却偏偏不会收拾家。我去过他们家一次，乱自不用说，阳台及附近，还到处是烟熏火燎的痕迹，好像失过火一般。我问怎么回事，老卞说，有一年春节放鞭炮，他懒得下楼，就计划在阳台上放。他把一盘五千响的鞭炮抖开一截儿，垂在阳台窗户外边，计划点燃后，这边转着抖着，那边放着，这头抖完了，那头也基本放完了。孰料鞭炮太干燥了，那头点着捻子后，他来不及往下抖，一下子蹿烧到他手这里，他吓坏了，一大盘鞭炮当即脱手，在阳台地面上噼里啪啦炸响。他倒还好，吓得他家的猫在整个屋子里上蹿下跳，呼号奔命。

上官坚决要去，老卞夫妇只好硬着头皮把上官领到自己家。

进了家门，老卞讪讪地说：“不好意思，家里太乱了。”上官说：“乱是乱了点，但机器好。”

7

这次北京之行之后，我突然不安分起来。原本，我觉得做个穷书生就挺好挺安逸，任世事芜杂，我一门心事搞自己的学问。不出意外，自己未来的模样，就是老简此刻的模样，没什么不好。

但几天的花天酒地，让我觉得，有钱也不失为一桩好事。我就想，学问归学问，搞学问的就不能有钱吗？何况，并不是没有挣钱途径，我身边明明有老穆这么一个人，我为何不让他帮我炒点股挣点钱？

当时正是一个全民炒股的时代，据说，周围很多人靠自己炒股就挣了錢，我就想，有老穆这个专家操盘，我还能赔了不成？

我和程漫说了我的想法，她有点忧虑，怕我们结婚来好不容易存的这点钱有去无回，但她也经不住发财的诱惑，同意了。

于是，我专门去找老穆，恳请他帮我炒股。我原本还担心他嫌我钱少而拒绝，没想到他爽快地答应了。他问我有多少钱，我说有十万。他说太少了，挣不了钱的。我说要不二十万，我可以再借点。他同意了。于是，我和程漫找亲戚朋友又借了十万，去证券公司开了个账户，把二十万元打进账户里，告诉了老穆用户名和密码，由他给我操盘，利润五五分成。

关于利润分成，我专门问过他。他说一种是保本的，二八分成，我二他八；一种是不保本的，利润对分。我觉得二八分成，肯定到手的利润极少，凭着我们现在的友谊，不管保不保本，他总不成把钱给我炒没了。

这种合作的好处是，对方只能操控你账户的资金，却无法提现，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资金的安全。当然，憑我对老穆有限的了解，即使把钱交给他去炒，我也不大担心他会骗我。另一个好处是，我在这头，可以看到他在那头的买进和卖出，赚了赔了，一目了然。

我甚至想过再开一个账户，跟着老穆买进卖出，那样的话，利润就是我一个人的。但只是想了想，因为，我认为如果我这么做，是对我们友谊的亵渎。

最初几天，老穆给我买进的股票每天下跌，看得我心惊胆战。他也不卖出，就任股票那么跌着。我心痒难忍，几次想打电话提醒他及时止损，但还是忍着，想老穆说不定就是认准了这支股票，在耐心地等待它触底反弹。后来，我看着老穆没有继续等待，而是把这支股票卖了，买进一支新的股票。而我账面的资金，却少了很多。我突然怀疑，我到底能不能跟老穆挣到钱，但我不敢把我的忧虑说给程漫听。

关心则乱，上午好说，因为股票下午开盘的时间是一点到三点，为了看股票，我把最为宝贵的午休时间都牺牲了。有时也劝诫自己，看也白看，又不是自己操盘，最终等结果好了，但炽烈的好奇心根本无法让自己把这个事情撇到一边，便只好每天让心情随着股市的升跌而沉浮。

终于，我没有持续关注的勇气了，开始学着变得从容，只在非常想看的时候才打开电脑。到第三周结束，老穆打来电话，说我可以从里面提出一万块钱。我急忙登陆账户，看到我的资金总额在我没关注的这几天里涨到二十一万多。我提出一万块钱后，兴冲冲地拿了五千给老穆送到酒店。他说不必这么认真。而我认为，亲兄弟明算账也是一种教养。

五千块钱，相当于我当时差不多两个月的工资。我把钱交给程漫，她比我还兴奋。

后来的大半年时间，基本每个月我都能从股市赚到大概五千块钱，好的时候，还有过一万。我和程漫开心透了，那段时间，我俩脚步轻快，夫妻和谐，觉得人生简直美好。

为了实现更大的利益，我们决定增大投资。我俩分头去借。亲戚、朋友、同事，所有能张口的，谁能借给我们，就让谁当我们的债主。有的不大慷慨，我们便承诺给对方高于银行三倍的存款利息。这样，在很短时间内，我们又筹到三十万块钱，一股脑儿投了进去。

8

不良贷款之后，饭局上，老穆又和我们谈起一个项目。这个项目简单讲叫沼气工程，就是在广大农村，建设规模化的沼气设施，给村民提供燃气。这个项目，他是给老龚准备的，先说给我们听。他瞅准这个，是因为上面有国家补贴。他说，所有有国家补贴的钱，最好挣。此外，他知道老龚有个同学在一个县当县长，这个项目正好可以在那个县推广。

在此之前，他结识了一个叫小段的人，小段长期搞沼气研究，可以提供技术支持。也就是因为小段，他才对沼气项目感了兴趣。但小段无论是魄力还是人脉，都无法让他的技术变成现实。

电话沟通后，老龚专门从省城跑下来和老穆、小段做了一番考察，大家一致认为可靠可行，就着手推进这个事情。老龚先找了他的县长同学，当年老龚在省里物资部门的时候，县长同学混得不如老龚，老龚古道热肠，对同学很是照顾。同学很领这份情谊，当即让政府办公室出了一纸文件，动员全县各乡镇积极推进沼气工程建设，让国家政策在农村落地惠民。之后，县长暗地里打了招呼，第一个试点工程交给了老龚建设。

起初干得顺风顺水，有县长撑腰，一个接一个项目都被老龚揽了下来。这边工程还没完工，那边建设已经上马，这样，运转资金就成了问题。好在这种工程投资不大，且本小利宽，老龚开始和各种朋友借款，工程回款后，再把借的钱还掉。

一个辉煌的前景展现在老龚面前，半辈子商海沉浮，他的人生抱负眼看就要实现了。靠着这种底气，他又跑通他老家村镇两级干部，把早就觉得有利可图的六百亩荒山承包了下来，一包五十年。承包费用很低，每年不过八千元。名义上是绿化荒山，实质上他是瞄准了里面已经成材或即将成材可以出卖的林木。

一个周末，天气正好，我们五人驾车到他承包的荒山里郊游。老龚站在山顶，满面笑容，抬起手臂用手指环了大半圈说：“大家眼睛能够看到的地方，都是咱们的地。”——他不说是“他”的地，他用了“咱们”。

老穆说：“以后的连排别墅，我看完全可以建在这里。”这话又引起老卞一阵欢呼，我也很是开心。

生意做得正好，老龚和老穆之间，却闹了点意见。从整个项目来看，老穆似乎就是在最初贡献了个“点子”，所以，老龚并没有把项目利润给老穆分一杯羹，这就引起老穆不满了。毕竟碍于情面，老穆也是在背地里嘀咕两句。话传到老龚耳朵里，老龚一万个不服气：投资是我的，利用关系揽下工程也是我的，技术是小段的，难道你老穆提供个点子就要坐享其成？

意见归意见，并不影响大家在一起吃饭喝酒。

另外值得一说的是，老穆没给程漫办成的事，老龚办成了。因为程漫后来也知道了老龚有个当县长的同学，就撺掇我托老龚让那个县长给他们区的领导打个招呼，她的事也许就办成了。

我找个合适时机，和老龚说了这个事。老龚说：“既然动了这个心思，就必须得把这个事情办成。咱不找县长，我在省委组织部还有一条路子，让上面打个招呼，事情更是十拿九稳。”

老龚亲自驾车，拉着我和程漫跑到省城找到那个官员，他说了我们请托的事情，那个官员当即拿起电话和程漫他们区委书记打了招呼。我们想给那个官员放下一个红包，那人看着老龚的面子，坚辞不受。通过这个事情，我们才领略了老龚的雷厉风行和急侠仗义。

因为程漫他们单位职数已满，组织部门找程漫谈话后不久，程漫被调整到另一个权力部门任副局长。也就是这段时间，老卞升任单位文工团副团长。一切都太过完美，那年中秋，我们决定好好庆祝一下。在郊外的一座山上，有一个酒店，那里风景如画。我们决定几大家子去那里住上两天，喝酒赏月。那段时间，股市行情也锦上添花，每个月，我都能从老穆那里拿到大概一万块钱的股市分红。郊游的事情由我操办，本来我计划全部买单，可老穆事先硬塞给我一万块钱。去之前，我买了一箱茅台酒，预定了五个房间。

那晚，除了老穆独身一人，我们都带了老婆孩子，大家一起喝酒聊天，很是快活。以至于十多年后，我女儿邵丫丫依稀記得那晚场景，那时她才五岁。

老卞也感念我们的友谊，他开始写一部关于我们五个人的小说，写了几千字，他给我和老简看。那时，我还挺喜欢老卞那种戏谑的文风，觉得很不错。关键是，我也期待他用这种形式，把我们的友谊封存固定下来。没想老简很不给面子，觉得他这么做是小儿科，对他一阵嘲笑，搞得他没有写下去的兴致了。

9

中秋之后，老卞动了心思，他觉得老穆不应该一直这么单身。他找我们商量，为何不给老穆介绍一个对象？

据说，老穆年轻时在国外有一个情人，风情万种。甚至有一次，老穆还让老卞看过照片。对此，老龚首先怀疑：世上再没有比找一张美女照片更容易的事了，他认为那只是老穆关于自己也曾有过辉煌岁月的杜撰，否则活得也太没面子了。老龚倒是真有过一个情人，曾经是他公司的员工，谈不上风情万种，却也足够年轻。后来，他给了女孩一小笔钱，让女孩嫁掉了。

对象目标，先从老卞手下的演员选起。曾经我们吃饭喝酒无聊，老简说：“老卞，打电话叫你两个女歌手，来给咱唱首歌。”老卞看老简那颐指气使的做派，就假装生了气：“我们都是艺术工作者，不是卖唱卖笑的。你恭恭敬敬请，我还得考虑人家肯不肯来。如此呼来喝去，门都没有！”大家就嘲笑老卞，没本事还嘴硬。

老卞说：“你们这干人哪，对艺术毫无敬畏之心，就像我那个邻居，那天她突然领着孩子敲门找我。我问啥事，她说，‘卞老师，我家这小子，您也算是看着他长大的，唉，学数学数学不行，学语文语文不行，学英语英语不行，我思来想去，要不让他跟你学个音乐吧？”老卞立马翻脸：“那些学数学数学行、学语文语文行、学英语英语行的孩子，都未必学得了音乐，我看你趁早拉倒！”

老简说：“那个小媳妇我见过，挺漂亮的，是我的话早就答应了。”老卞指着老简说：“大家瞧瞧，这家伙啥层次！”大家都不笑老简，一起笑老卞。

老卞果真开始行动，反正他手头不缺少美女资源，于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只要吃饭，老卞都会邀请一两位美女出来，然后大家组一个饭局，在一块花天酒地。而且，给老穆介绍对象，这是一个很好的名头，不会引起一众人等的老婆怀疑。而大家的老婆，是惯会怀疑的。

老卞给老穆介绍对象，并非像其他人那般，只是给自己和美女吃喝找个幌子，是老卞真觉得老穆可怜。何况，本来美女资源就是他的。老穆没老婆，没家，连房子都没有，平素就住酒店，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像老穆这样的人，虽然年逾五十，但从表面看来，还是具有钻石王老五的诸多特征：海归、博士，能挣钱，虽然已经大腹便便，但也可理解为成功男人的标配。所以，给老穆找对象不能将就，绝非随便拉来一个半老徐娘能够敷衍了事。不管我们信不信，老卞是相信老穆在国外有过那个漂亮女友的。曾经沧海难为水这个道理，他懂。

而他们文工团，恰巧有几个相亲无数终是无果被年龄催被父母逼的女青年，她们已然没有细挑慢捡的耐心和决心，急盼能够迅猛扎进只要看起来像那么回事的婚姻中即成，用老卞的话说，简直称得上“嗷嗷待哺”了，供需得当，他要做一回媒人。他这么一说，大家自然热烈响应，正好能满足老简说出来其他人没说出来的那种无伤大雅的隐秘欲望。

但道理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被老卞描述出来的老穆的光环，照亮了姑娘们的脸庞。但一说老穆的年龄，她们振奋的急切的目光瞬间就黯淡下来。最初，是一个叫小鹿的姑娘答应下来，为免尴尬，她叫了一个闺蜜作陪。第一个有美女的酒局终于在大家的期盼中姗姗而来。

酒局上，自然要夸赞老穆一番。言辞中，大家把老穆一路拔高，老穆就不是真正的老穆了。老穆最是口拙的人，口拙到酒也喝不了几杯，一晚上，他就那么淡淡地笑着应承，接受大家虚高的夸赞。并非言不由衷，说的人说到热烈处，自己都希望老穆真是自己口中那个人。也无所谓，就像老穆在自己曾经的公司里，每有上级检查时，本地领导总会虚高地夸赞他连带夸赞他们公司一番，他也习惯了。偶尔，自己都信以为真了。

那晚，大伙儿都很嗨。最嗨的是小鹿的闺蜜小金，小金是个“浅”到什么都要说出来的那种，在座的所有人，在老卞略带戏谑拔高的介绍之后，小金都表现出迷妹似的惊讶与崇拜。她说：“我周围的，没有一个像你们这般高层次的人。”让所有人听起来既受用又自得。对大家的敬酒，她来者不拒，一会儿就喝多了。喝多了的小金，目光迷离，脸蛋绯红，言语娇嗔，一副不加挑拣便可委身于任何一个男人的样子。终于支撑不住酒精的侵蚀，一头扑在桌面上，以臂作枕，不吭声了。

可惜小金不够漂亮，而且也结了婚。大家的目光，还是愿意落在小鹿身上。小鹿是舞蹈演员，身材高挑，脖子颀长，唇红齿白。只是那晚，她一直“端”着，大家也没有攻城克寨的耐心，就退而求其次把热情倾注在了小金身上。

“浅”和“端”这个两词，是第二天我们又聚在一起时老简说出来的。老龚问：“你是说浅薄吧？”老简说：“就是浅，你可理解为清浅，这样不带贬义。”老龚说：“你们作家，说话最费劲，不就是心直口快吗？”我说：“也许是水性杨花的代名词。”老龚说：“要是一个人放开一点，一个人收敛一点那就完美了。”老简说：“既然是端着，便总有放下的时候。”见老简这么说，老龚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说：“哦，那就好，一旦放下，说不定比小金还疯呢。”突然，一直不吭声的老穆说：“我觉得小鹿这个样子就挺好。”见他这么评价小鹿，大家顿时觉得自己有点越俎代庖了，这才有了拨乱反正替老穆设身处地考虑的恻隐之心，毕竟，老卞是给老穆而不是我们介绍对象的。老龚更是觉得自己不该说出那个“疯”字了。

老卞成了香饽饽。每到周末，就会有人动员老卞召唤小鹿，有时打着为老穆着想的名义，有时连这个幌子都懒得打。但小鹿一直“端”着，始终没放下来。老卞每邀请三次，她才肯出来一次，而且每次，都会带她一个闺蜜。而后面这两三个闺蜜，一个比一个不济，大家几乎要怀念小金了。

在这种波浪式的欢乐与期待中，夏天走过，进入秋天，转眼又到了中秋节。

这天，老卞约到了小鹿，就给老龚打电话，让他当晚召集个饭局。老龚在接到老卞电话前，老穆给他打过一个电话，说中秋节了，像去年一样，几家子到一起聚一下吧。老龚听了老卞的电话，误以为他们说的是一回事，订好饭店，老龚分别给老简和我打了电话，特意告我们携家人前往。

老龚早早携老婆、女儿备好酒到了饭店。随后，我和程漫带着丫丫到了。过了一会儿，老简和老婆也来了。再来的是老穆，就只差老卞了。老龚给老卞打电话，说一会儿就到。几分钟后，老卞推门一进来，大家傻了眼：他带的不是小廖，是小鹿和小金。

老卞更是大骇，这干人怎么了，主动找死吗？还是老龚脑瓜子灵，一下子明白了问题出在哪里，赶紧给在场的两位夫人介绍：小鹿是老穆的对象，小金是小鹿的闺蜜。

给老穆介绍对象，夫人们都听我们说过的，但看小鹿的穿着和眉眼，她们心里泛起了嘀咕。用后来老简老婆的话说，“太像个小姐了”。

那天小金还好，小鹿的穿着打扮太过前卫。时序中秋，天已转凉，可小鹿只着一件吊带背心，外衣是一件短至腰际的西装。下身，小短裤，丝袜，过膝皮靴。再看眉眼，特意化了妆，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浓，两片嘴唇，红得让每个男人心惊肉跳。

老卞还够聪明，出去硬着头皮唤来了小廖。大家坐定，开始吃饭聊天。

诸位老婆都不是傻子，大家在婚姻的泥淖中修炼多年，早已练就了火眼金睛，只是她们都要给自己的老公面子，也要给在场的所有人包括小鹿和小金面子，她们暂且没做任何声张，只是吃菜，敬酒。小廖后来知道了小鹿是老卞的同事，且是给老穆介绍的对象，甚至还给恰巧坐在她身边的小鹿夹了一片菜。

老婆们都是不喝酒的，但这并不妨碍小鹿和小金喝酒。喝酒的小鹿和小金让男人们有点心惊肉跳，因为大家都想起了上次小金喝醉酒后的媚态。大家都知道也认可，那种媚态在夫人们的眼里，就变成了丑态。

但这次，小金很老实，小鹿却喝多了。喝多了的小鹿醉眼迷离，直接对着老简老婆说：“简老师好有魅力，你能嫁给简老师真幸福。”

老简老婆脸色微沉，毫不客气怼道：“你喜欢我让给你！”

10

接下来的事情变得乱糟糟。

一次老卞神情严肃地找到我，说事情坏了，小鹿也许真喜欢上老简了。我问何以见得。老卞说，很早之前，老简不到四十多岁的时候，曾经犯过一次生活错误，他喜欢上了自己的一个女研究生，和老婆一度闹到要离婚的地步。对这种有前科的人，再犯一次错误并不新鲜。

老卞把这次可能出现的错误，归咎到自己身上，恨自己不该以给老穆介绍对象组织这样的饭局，给老简再次提供了背叛家庭的温床。我问，俩人发展到哪一步了。他说只是从小鹿那里得到语焉不详的信息，具体怎样不得而知。我说，也许就是闲了没事用QQ聊聊天吧，未必真会咋样。

突然有一天老穆对我说，老龚私下里给小鹿送礼物了，而且是价值不菲的金手镯金项链。我问他何以知晓。老穆说，小鹿告他的。我问他和小鹿关系发展得如何，老穆说不错啊。这就让我摸不着头脑了。我故意提出那次饭局上出现的状况，试探着问老穆，小鹿是不是有那么一丁点喜欢老简。老穆说，不会吧，没见小鹿说过老简啥啊。我就不敢吱声了。想，这个小鹿，原来是个女海王，玩转一干老男人啊。

老卞仍为老简的事忧心忡忡，他找我商量对策。那次我俩聊天，他提出一个口号：一不做二不休。他解释说，一不做，就是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做对不起朋友的事情。二不休，是指每个人都得在自己的领域内奋斗不休，必须干出一番名堂来。

尽管他又用了这种戏谑的方式来说正事，但都说到了我心坎里，我特别同意。

关于他的二不休，我换了个说法做出了自己的表达：生生不息的理想主义。

我俩就先见老简，提出这个口号并加以阐释。老简像面对两个不懂事的孩子一样哈哈大笑，一件本来很严肃的事情，在老简面前化成一则彻底纯粹的玩笑。

之后不久，我们都参与了和小鹿在一起的最后一次饭局。这次，小鹿带来一个青年男子，她介绍说，这是她的男朋友，俩人不久后就要结婚了，欢迎大家届时出席婚礼。大家面面相觑，想她这演的到底是哪一出？在那之后，大家再没和小鹿一起吃过饭。

也许是因为小鹿我们几个内心里生了点龃龉，我们几个聚会也急剧减少。

十多年后，一次我和老简聊天。老简问我：“你还记得那个小鹿吗？”我说：“怎么能不記得？”他说：“现在小鹿在一个杂货店当老板娘，看上去俗气得不行。”我惊讶地问：“你俩还有联系？”老简笑而不语。

我脑海里又浮现出小鹿的身影，记得有一次，那是冬天，小鹿穿一条超短的裙子，下面光着两条纤纤玉腿。当时老龚大惊小怪，惊讶她为何不怕冷。小鹿说，她穿着东西呢。

多少年后，我才知道她穿的那种叫光腿神器。后来一想起她，她在我脑海里浮现的首先是那两条明晃晃的腿。

之后不久，股市遭遇重创。我的资金缩水一半。老穆终于住不起酒店，搬回了他老娘家去住。我又像最初一样，每天会打开自己的账户，看里面的资金变化，心里祈祷着回本那一天。

一天，老穆打电话给我，说他遇到一桩事情，急需一部分现金，想从我的资金账户里取点钱。我问多少，他说九万。在见我之前，他已把我被套牢的股票卖出一半，只等我把钱转出来就行了。我没多说什么，迅速把钱从账户转进银行卡，又去银行帮他取出九万块钱。他接钱前，双手作揖向我表示感激。

又过了两个月，他再次打电话给我，说还得再借十万。我仍旧没有多说什么，又取出十万给他。他见我面时，连着说了几声“对不住啊”，并要我相信，他肯定会东山再起，借我的钱，一定会还我。

我始终没问过他借钱到底干什么。也许，他是赔偿那些保本的客户？

账户里只剩六万块钱了，我知道，如果我不取出，他还可能会把最后剩下的这点钱借走。于是，我鼓起勇气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说自己也急用钱，把这六万取了出来。我知道，我发财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后来老卞和我说，老穆也和他借钱了，借了三万。借钱时，老穆也对他说了东山再起的那种话。老卞说：“我毫不质疑你还钱的诚意，但真怀疑你还钱的能力。即便如此，我仍会借钱给你，谁让咱们是朋友呢。”

像我给他钱时一样，老穆也双手作揖对他表示了感激。后来的十多年里，偶尔见到老穆，老穆总会双手作揖欠欠身子说声“对不住啊”。我也总是大度地摆摆手。相信老卞也是这样。

我算了算，前期我在股市里赚的钱再加上最后取出的那六万，我一共得了二十七万块钱。和本金比起来，我少了二十三万。这个事情对我最大的影响是，自那之后，我不大把钱当回事了，我认识到，有时，钱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数字。

之后不久，有一天，老穆给我打电话，那天是农历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他说他正在某条街道一家理发店，如果我不忙的话就过去一趟。我过去，原来他身无分文，想让我给他付了理发钱。我看着他刚刚修剪过的露出很长白发茬还没来得及漂染的头发，想他怎么突然就落魄到这个地步了，突然一阵心酸。

有一天我和老简见面，他听说老穆在外面到处借债，就问借我钱没有。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想保全老穆的面子，就说没有。

但老穆没有找老简借钱。

再之后，老龚的生意也经历重创。他的县长同学，先是调离了那个县，随后又因为经济问题被抓了。他揽下并建成的那些工程，很多都要不回款来。上面的资金拨付到村里了，但村干部一直霸着钱不付款。三番两次请客送礼，也只能要回一小部分。那时的村干部，两年一换，等换了村干部，欠款更是要不回来。而老龚自己外边又欠着很多账，债主不断找他催要，他终于无颜面对，有一天，关了手机，失踪了，我们任何人联系不到他。

之后的岁月韶光易逝。先是老卞退了休，几年后，老简也退了休。微信开始成为人们交流最为重要的媒介。我们都有了微信，除了躲债不知藏到哪里去的老龚，我们彼此成为了微信好友。我们偶尔会给对方发的朋友圈点赞，也偶尔会在微信里彼此问候一声。除了我和老简是同事经常见面，其他人，三两年也未必见得了一次。

这帮一度最为亲密的朋友，正慢慢离我远去。我似乎也不以为可惜。

五年前的一天，临春节前，老穆又说要见我，在某街道的一家小饭店，我们见了面。我俩面对面坐在散座上，简单点了两个菜，一起吃了顿饭。吃饭前，他掏出两千块钱给我，说最近股市略有起色，对我略表心意。我不收，他让我千万收下，否则他很愧疚。我就收下了。他说迟早有一天，他会把钱如数还我。

后来，我总是设想，假如时光能够倒流，老穆找我借钱，我会不会找个理由拒绝？答案是，不会。

程漫的工作变动后，变得空前忙了起来。她一改素常，似乎变了一个人，开始参加各种应酬，每天回家很晚，且酒醉醺醺，完全把我、把孩子撇到了一边。她的仕途，也越来越好。这个状况，引发了我严重焦虑，想起我曾经鞍前马后让老穆老龚为她跑路，觉得自己就是给自己挖了个坑，然后跳了进去。终于，在一次大的争吵之后，我们负气而离婚。

11

老穆把饭订在了全聚德烤鸭店，这是市里一家比较高档的饭店。我和程漫去得迟了一点，路上，老穆和老卞分别催了一次。房间非常之大，除了餐桌，旁边还有沙发。我们一进去，坐在沙发上的他们立即站起来和我们打招呼。

那位我不认识的女士，必定是老穆的女友了，确如老卞所说，长得很是“端庄”。至于是否“贤淑”，那只能靠老穆在未来的日子里细品了。

看她第一眼时，我略微有点失望，因为，她并不像我预想的那般漂亮，我仍旧一腔情愿地期待老穆的女友能赛似小鹿。但移过目光再看老穆的模样，才觉得她配老穆绰绰有余了，我知道，我又犯理想主义的错误了。

老穆分别给我们做了介绍。老穆的女友叫小霞。

老穆也请了老简，结果老简去北京帮儿子看孙子去了。

小廖没来。老卞说正巧小廖外地来了朋友，她得招待。也好，我正想问老卞一桩事情，小廖在的话，我还真问不出口。

除了事先点的一只烤鸭，老穆又点了很多菜。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聊天。

老卞、老穆都给我敬烟，我说戒了。他们问我真戒了，我说真戒了，已经一年零三个月了。老卞说：“我以前说过，能戒烟的人不能做朋友。但因为邵博士，我收回这句话。”然后问我怎么戒的。

我说：“源于我和一个作家朋友关于写作的一场谈话，当时，我说我的主要问题是写得不多。她說，那你就多写啊。我说，问题是我写不多啊。她说，写不多就多多写啊。我一下子如醍醐灌顶，就此掌握了一个可广泛适用的方法论。这个方法论的第一个成果，就是促成了我戒烟。戒烟其实很简单，不吸便是了，就是你无论如何如何想吸，但就是不吸。”

程漫说：“你这是玩文字游戏，纯属诡辩。”

我说：“还真不是文字游戏，卞老师也许能懂。”

老卞似有所悟，说：“我咂摸咂摸。”

大家挑拣着说起当年，主要是说给小霞听的。老卞专门提到连排别墅，以此概括证实我们的友谊。连排别墅只是幻影，但老穆当年真真切切给我们每个人买过一套真丝睡衣的，老卞又把真丝睡衣的事情拎了出来。我俩仍旧只感念老穆当年对大家的好，没把他向我们借钱的事情说出来。

饭局上，趁小霞不注意，他轻微转身到我这边，朝我作了个揖，并小声说道：“真是愧疚。”我轻轻摆摆手，也小声说：“没事。”

他一直有这个姿态，也就够了。算算，他借我俩的钱都超过十年了。

老卞和小霞介绍我，老卞说：“邵博士有个特点，就是不和同龄人玩。而我们一干老人也觉得，他和我们玩儿，一点也不违和。有时简直不知道为何如此。”

我说：“你们还不够老，你们之后，我还真结交过一个更老的朋友，将近七十了。”这个事情真的，老简知道，在他们之后，我认识了一个老作家，一下子与他打得火热。以至于老简感慨道：“这个小邵，还嫌我们不够老，去结交一个更老的。”

我们就友谊何以能够维持乱侃起来。我随便说了一句：“友谊源于交换秘密。”老卞反问道：“咱们有什么利益可以交换？”我说：“是‘秘密，不是‘利益。”

小霞特别赞同我这句话，她说这是闺蜜之情能够存续的最重要因素。

老卞说：“咱们也没啥秘密可以交换啊？”我说：“怎么没有？你当年都告我你的私房钱存在哪里。”

确有其事。那次我去老卞办公室还他那一万块钱，老卞从背后书柜第二层基本靠中间位置抽出几本书，把那一万块钱分为几沓分别夹进书里。把书插好后，他对我说：“老弟，假如有一天我遭遇不测，你第一时间要赶到这里，想方设法进来把钱取走，我的私房钱全部存在这里，除了我，就你一个人知道。”说着，他还抽出旁边另两本书向我展示了这一万块钱之外的其他私房钱。我说：“关键我怎么能进了你办公室。”他说：“那是你的事，只要想办法，总是可以的。”当时我们肯定是笑着对话的，事后想起来，却有那么一点感动。

老卞说：“可你没告过我什么秘密呀。”我想了想，似乎真没有。

突然，他恍然大悟的样子说道：“我想起来了，还真有。”然后，他把目光移到程漫那边说：“我这个老弟啊，幸好这辈子没能当个大官，也没能掌了大权，要不然，肯定是个独裁者。”我一听坏了，他肯定要揭我最不想被揭的短处了。

果然，他说道：“弟妹你可能不知道，有一次邵博士找到我，满脸愁苦，说你因为工作每天很晚回家，搞得他很苦闷。我当即批评了他，说人家想干啥干啥，和你有什么关系。如果你横加干涉，不仅是不对，简直是邪恶！”

他这么一说，我一下子想起来了，当时他的确用了“邪恶”这个词语，让我很不舒服。所以那次会面后，我脑海里自动把这个词语屏蔽了——他说：“你有何权力干涉别人的自由，即使这个人是你老婆也不行。但凡你有这种思想，就是独裁。管得地儿越宽，受害人越多。”

当年，我愁苦无告找他倾诉，本来是寻求安慰的，没想他严肃批评了我。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自由”我懂，但知识已经对我无济于事了。那是我人生中经历的一场精神劫难，到了后来，我焦虑越来越严重，和程漫的纷争也越来越多，终于到了彼此受不了的地步，最终以离婚而告终。所以，老卞当时的批评并没有奏效。

离婚后，我经历了一两场恋爱，焦虑照例如影随形，我才认识到是我自己的问题。这个认识，促成了我和程漫的复婚。

说到“邪恶”，我觉得只有老卞有批评我的资格，因为他在婚姻生活中，的确给了小廖绝对的自由。但对着老穆两口子尤其是程漫，我嘴上不能认输啊，我得反驳他给自己保全面子。我就说：“但凡你有我一半独裁，你和小廖也不至于落到这步境地。”

老穆、小霞和程漫面面相觑，不知我何出此言。

从老卞的神色，我看出他对我即将出口的话没有阻止的意思，便说：“那我干脆说了吧。”其实，老卞从来不惮别人拿他的任何事情开玩笑和说事儿。

我说：“第一件事，你们大概知道，就是他们的房款被卷的事儿。”老穆说：“知道一点。”程漫不作声，但我知道她知道，我曾经和她说起过。

2014年，老卞两口子把那套“乱是乱了点，可机器好”房子卖了，得款七十万。他们计划再加点钱买个新房子。

说到房子，又有一段闲话。我们几个，除了老穆从来没有买房的计划，我、老简和老卞都想过换房，有一次就闲聊起来。老卞说：“咱们要是买新房子的话，都买顶楼，我给咱买上三个高倍望远镜，这样咱们在自己家里，就可以相互看到对方。”说也奇怪，老简老婆单位团购房，轮到他们家，正好是顶楼。我后来买了商品房，挑中的那个楼盘也只剩下了顶楼。这样，我们三个就差老卞不是顶楼了。老卞倒不食言，他和小廖看了一个楼盘，也选了顶楼，并且预付了定金。看来，玩笑就要当真了。

结果后来，老卞两口子把这套房退掉了。退掉的原因是，老卞他们现在租房住。这个期间，小廖把那七十万房款，全部投到一个小额贷款公司里挣高额利息去了。也就怪了，不知全国状况如何，那幾年，小额贷款公司雨后春笋般在我们这个地方冒出来了，每条街都有那么一半家。按小廖的话说，每个月挣到的利息，除了支付房租，还剩很多，既然如此，还买房子干啥，一辈子租房住就好了。

我们几个，倒非有先见之明，但还是对老卞两口子的做法、说法嗤之以鼻，于是纷纷嘲弄他说，看有一天把你们的钱给卷跑了，哭都没地方。

其实，我们的忧虑也是老卞的忧虑，在小廖把钱放进小额贷款公司之前，老卞就对小廖说：“我不大相信这些小额贷款公司，咱们有言在先，一旦有一天，你上当受骗了，一，你不要说我没提醒你；二，你自己不准生气。”结果一语成谶，那家公司的老板果真卷款跑路了，像小廖一样的一干储户，都弄了个鸡飞蛋打，报警也没用。这样，老卞两口子的全部身家被卷没了。

这么多年，老卞两口子就一直租房子住。

这是第一件事，还有第二件事。三年前的一天，我、老简和老卞还有别的什么人一起吃过一次饭。饭局上，老卞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起一个什么虚拟货币的营生，他劝我们在座的人投资，说获利如何如何丰厚。想起小额贷款公司的事儿，我说，你别再被骗了。他信誓旦旦说这次不会被骗，他是经过考察之后确信无疑才投的资。而且，他已经动员周围几个我们认识的朋友入伙了，且都获利丰厚。这种好事，哪能不和我们分享。

自从在老穆那里栽了跟头后，我是再不相信任何投资了，所以一点也不为所动。老简向来冷静，干脆把他的话作为笑料嘲笑一番。他也就作罢。

后来的事情，是前不久在一个饭局上听老简说的。那次饭局，大伙儿不知怎么就说起老卞来，反正是善意的嘲笑，说他半辈子如何不靠谱，我就把他房款被卷的事情又说一遍，老简说：“你还记得他说的那个虚拟货币吧，他又被骗八十万。”我啊呀一声。

所以这次见面，我想把这个事情问个究竟。老卞说：“何止八十万，是二百万。除了我和小廖的，再加上我岳母、大舅子、小舅子的钱这一共是八十万，另外还有朋友的一百二十万。”

他的话，把我们几个惊着了。

12

这次确如老卞所说，他是经过长达两个月的考察才投资的。最初是小廖投进三万块钱，老卞每天就坐在电脑前看小廖如何操作。这是一个类似网上社区的地方，里面有庄家。庄家说进，他们买进。庄家说出，他们卖出。每四天一个回合，每个回合能得几百块钱，这样一个月算下来，他们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小廖说，如果她能发展到下线，她还能挣管理费，就像曾经风行一时的传销一样。老卞终于心动了，也投进三万块钱，成为小廖的下线。如果老卞再发展上下线，那么不仅老卞能挣管理费，小廖的管理费会更高。

老卞开始动员周围的朋友，就像那次饭局上动员我们一样。在他的动员下，有三个人投了钱，三万至六万不等。他们说，他们之所以投钱，未必相信这个东西，他们是相信老卞。

那边，小廖巧舌如簧，先是动员自己的两个弟弟和母亲，这样拉来八十万，然后，又动员她的各式朋友，又拉来十多个人近一百万的投资，其中七八个人，划到了老卞名下，这样安排对于他们夫妻的总体收益更划算些。

前期确实不错，每个投资者都像他俩承诺的那样，得到了预期利润。到第三个月，有一天，那个网站突然登陆不了了。小廖和老卞的下线们纷纷问怎么回事，小廖赶紧问她的上线，而她的上线也在焦急地问更高级别的上线。最后终于得知，网站被查封关闭了。查封就查封吧，他们关心的是，他们的投资能否取出来。为此，老卞两口子还跑到了网站的注册地，也就是他们所谓的总公司杭州，最后打听到，这属于非法集资，公安还抓了几个头目。至于小廖和老卞的行为，也涉嫌违法，不过正好不需被抓而已。钱，肯定取不回来了。

听他这么描述，我总觉得，如果真是公安介入的话，他们应该能够取回他们的钱，起码取回一部分。我总觉得这仍旧是个放长线钓大鱼的骗局，他们的钱并不是被公安查扣没收了，而是被人卷走了。不过，事情已经过去三年了，根本说不清也查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卞说，后来他们两口子面临的问题是，怎么交代他们的下线朋友们。尤其是老卞，他是个道德感极强的人，他心负重压，整天盘算着怎么能把朋友们的钱给还了。虽然，朋友们并没有把钱交到他手里，但他毕竟是始作俑者啊。

老卞说，他小的时候，家里穷，父母靠糊火柴盒维持生计。他和小廖现在是绝对不敢也没有钱再做投资了，他们就靠“糊火柴盒”来挣钱。比如，在网上看广告，看多少时长就能挣多少钱什么的诸如这类费力不挣钱的营生，挣点总比不挣强。

老卞说，朋友们也知道我没钱，也给我面子，从来没和我要过钱。可我不能装糊涂啊。每到春节，我都会给朋友们发个一千块的红包。朋友们不收，我会找个理由劝他们收下。比如今年春节，当时我正好感染新冠肺炎阳着，难受得厉害。我就和他们说，我已经时日无多，这也许是最后一次给你们发红包了，请你们务必收下。

他是笑着说的，却惹得我眼底湿润。我脑海里一下子又浮现出五年前老穆给我那两千元钱的场面。

老卞说，其实我和小廖时常面临崩溃，但我俩互相安慰，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因此自杀。咱们自杀倒是容易，一了百了，可咱们还有儿子啊。假如咱俩跳楼了，咱们儿子的面子往哪搁？他以后去哪找女朋友，谁会嫁给一个父母双双自杀的男人？

小廖拉来的客户，大多数人自认倒霉，虽然怪罪小廖，但还不至于打上门来。也有一两个纠缠不休的，小廖就给他们讲道理：首先，你们没把钱交到我手里，并不是我把你们的钱给骗了。而且，你们是为了挣钱才投资的，而且前期也挣着钱了，你们不能有福同享有难却不同当；其次，我们一大家子的钱也被骗走了，而且比你们多得多。

我们唏嘘不已。

老卞遇到了这样的困境，仍没和老穆要那三万块钱，我不知老穆心里怎么想。曾经，我和老卞闲坐说起老穆借我们钱的事，我说：“要搁给别的人，这么多年不还钱，也许早反目成仇了，但咱们的友谊居然还能持续到现在。”老卞说：“这就证明咱们做人的层次高么。”

快散场时，老穆说：“总有一天，我还会崛起。”其实我和老卞已经不大相信他这话了，但老卞还是点了点头给予他态度上的支持。我也附和了一句后来我一直鼓励自己的那句话：“对，生生不息的理想主義。”

临别前，我们约定，以后一年总得见几次面。

他俩走在前面，我看到，老卞走路倒还精神，可已白发苍苍，难掩老态。小霞挽着老穆的胳膊，而他已经有点步履蹒跚了。

回家路上，我接到一个电话，手机智能显示号码归属地为德国。我怀疑是诈骗电话，就挂掉了。这个电话又打了过来，我将信将疑地接起来，是一个熟悉的声音：老龚。一下子，我觉得世界太奇妙了，刚刚和老穆、老卞见面不久，就像有人召唤似的，老龚也与我取得了联系。

原来，他为了躲债，远赴德国了。他给我打电话，是那片荒山的事，最近，他的侄儿给他打了电话，说由于他很多年没交租金，村里写了起诉状把他告到了法院。他是想请我在法院找个人，看村里说的是否真的。如果是真的，他就想应对之策。如果村里只是吓唬一下，那就该咋地咋地。那片山上，有很多林木，他还要靠那些林木还债呢。

他提到“还债”，我才意识到，老穆、老卞和老龚，我的这几个年轻时的朋友，如今都是负债累累的人。

我不知自己是否有本事把这个事儿应承下来，因为快速在脑海里搜索一遍，我在法院并没有认识或者能够辗转认识的人。我想，老龚还是把我们几个作为他最贴心的人，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并没有和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借过哪怕一分钱，这是他保持体面的一种方式。他之所以找我，是因为老穆不和人打交道，老卞又不靠谱，老简素来不涉俗事，只有我还算一个热心人。我就想，随后我怎么也得托个人，帮他把这个事情问问。

2023年3月31日初稿

2023年4月6日定稿

【作者简介】张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文学院签约作家，全国公安文联散文分会副主席。曾获首届“孙犁散文奖”（双年奖）、“赵树理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等文学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