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硕

我国与中亚各国的交互往来渊远流长，贯穿古代丝绸之路发展的始终，跨越了近两千年的悠长岁月。

初识中亚与开辟丝路

两汉时期，汉武帝派遣张骞西行前往中亚联络大月氏（“贵霜帝国”），以求东西夹击匈奴。尽管这一战略构想最终未能实现，却在客观上加深了我国与中亚各地的相互了解，古代丝绸之路的帷幕由此揭开。

张骞使团自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出发，行程逾万里，沿途经过了葱岭以西的乌孙、康居、大宛等地，皆系丝路要冲。以康居为例，该国与西汉都城长安相距约12300里，风俗与月氏相近。按《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所载，康居有“控弦者八九万人”，虽不及“控弦者可一二十万”的大月氏，却也属于“地区强国”，在东西方交往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其历史文化遗存在今乌兹别克斯坦中部和北部、哈萨克斯坦南部等地均有发现。2006年，哈萨克斯坦考古学家在南哈萨克斯坦州奥尔达巴辛区的库尔托别遗址，发掘出土了刻在黏土砖上的古康居文獻，分为六行，共有44个字符，呈现出阿拉美亚文献的明显特征，记载了关于古康居的历史文化信息，弥足珍贵。

当然，作为西汉政权主导的“凿空之旅”，张骞西行的初衷是出于政治、军事因素考量，但古代丝绸之路开通后，大大促进了我国与中亚各地的物质文化交流，沿线的蒲陶（葡萄）、苜蓿、胡瓜（黄瓜）等作物被源源不断地引入中原。与此同时，张骞也在中亚见到了来自我国四川的邛竹杖、蜀布等商品，经过“蜀身毒道（西南丝绸之路）”传入当地，颇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