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平秀

（嘉应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梅州 514015）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译介、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学说的较早者之一，他自1901 年发表《南海康先生传》后二十余年间，共发表了二十几篇关涉、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时间跨度之长，文章数量之多，充分表明梁启超被社会主义牵扯了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梁启超为社会主义传入中国作出了启发性贡献，得到学界的肯定，也遭到当时革命派和后世许多学者的否定，甚至将他斥为“伪社会主义”。[1]229之所以评价不一，与梁启超认识社会主义的目的、过程有关系。大体说来，梁启超经历了从颇有好感、积极引进，到犹豫质疑，再到反对践行的认知历程。他对社会主义认知的这种变化，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论述这些影响因素，有助于我们对梁启超将社会主义引入中国作同情之了解，客观之评价。

一、新民救国的影响

梁启超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他跟随康有为参与维新变法，目的在于强国，避免亡国灭种；被迫流亡日本后，为了救国，他提倡“新民”。1902 年，他创刊《新民丛报》，在创刊号上表明办报宗旨：“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2]180其雄文《新民说》明确表达通过改造国民，实现强国御敌，用一节篇幅“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认为“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末由[3]；并指出“新民”，即发展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宣传和输入国外新鲜的思想学说。1907 年他在《社会主义论序》中指出，国民具有双重身份，即“国家一分子之资格”和“世界人类一分子之资格”[4]，国民应要研究本国的国情，也要研究世界的大势，才具备这两者之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