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清丽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3)

从初唐到中唐,经学的发展一直被认为是一个统一且沉寂的时期。自初唐《五经正义》颁布起,经学阐释便逐渐趋于统一。直到中唐前后,经学阐释才打破传统的桎梏,渐起波澜。于是,“回归原典”“以己意解经”“自名其学”的解经风气开始蔓延,有力地扭转了自初唐以来渐趋凝滞的经学阐释局面。林庆彰在《唐代后期经学的新发展》中提到:“纯就经学来说,注疏之学代表汉至唐近千年间学者代代相承的传统,它们对经学的作者、篇章顺序、经文字句、经义解释,都有一个公认的标准,所以汉晋人的注,唐人也以‘疏不破注’来维护它。但是,一进入唐朝后期,这些公认的标准,都不标准了,有怀疑经书作者的、更动经书篇章的、篡改经中文字的、怀疑经中史事的正确性的、补经书篇章阙佚的、……等等,不一而足。”[1]对唐代经学阐释而言,这种在阐释方式上的发展既是个人对初唐以来经学阐释的一次反叛尝试,同时也是士人们重新思考儒家思想当下地位和作用的一次阐释实践。

一直以来,李鼎祚《周易集解》被认为是魏晋以来注疏之学的承续,因而部分研究者多将其与何晏《论语集解》等一批集解性著作联系起来。但是,约完成于唐代宗登基前后的李氏《集解》正处于中唐时期经学阐释发生新变的前期,其必然与时代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不仅如此,李氏《集解》又与中晚唐时期啖助等人的解经方式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其所择取的是一种较为折中、补苴罅漏的经学阐释方式来重新回溯圣人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