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运峰

(浙江省乔司监狱 浙江杭州市 310018)

近年来，监狱赔偿案件持续增加，特别是裁判监狱败诉的案件，引起了相关学者与监狱实务工作者的热烈讨论。但这些对监狱赔偿案件的讨论更多的是集中在实体法层面，而在程序法层面的研究则相对寂寥。这一思维定式引发监狱对法院相关赔偿决定的广泛异议。异议的深层根源是监狱误解了监狱赔偿案件审理侧重“程序性审理”的基本模式，从而形成了对司法裁判的固化印象。监狱更多的是从实体法层面解读那些裁判监狱败诉的案件，缺乏对法官裁判此类案件的程序法思考。严格来说，监狱对于法院判决的困惑是可以理解的，从实体正义的角度来说，法院似乎对监狱科以过重的医疗责任。从近年来法院裁判的案例来看，法官更多的是从程序法的角度认定监狱承担侵权责任，而非完全基于实体法思维衡量监狱与罪犯的权利义务关系裁判相关案件。这就导致了监狱与法院在关注焦点上的错位。监狱认为法院在实体上偏向罪犯权利的保护，而法院则认为监狱并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行为的非因果性与合法性，从而导致监狱因证明不能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事实上，监狱赔偿案件往往涉及复杂的证据法理论问题，有诸多可进一步讨论的地方。在现有的国家赔偿法体系下，监狱医疗案件中监狱真正面对的挑战是罪犯损害的证明不能问题。本文通过对近年来监狱在国家赔偿案件中胜诉与败诉的典型案件分析，以期能揭示监狱赔偿案件中的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原理，从而为监狱的程序法治建设提供智识上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