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雪英

问题的提出

在政府治理领域中,建立“数字政府”或“数字法治政府”的呼声愈发高涨。《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1—2022)》指出,“数字法治政府”是新增的法治政府评估一级指标,而“智能高效”则是该指标体系中的观察点之一。(1)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1—202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253—277页。虽然目前各类人工智能体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主交互能力,但缺失情感感知与情感反馈等情感要素的智能体始终无法实现真正的“智慧化”。在情理社会中,仅关注科学性、知识性和合法性的行政治理无法满足现实需求。基于情感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数字行政治理也应该关切情感计算技术的嵌入和运行。实际上,部分政府平台已经逐步将情感计算或“数据画像”纳入公共安全防范系统、应急管理决策系统和基层网格化治理系统的建设中,(2)马平川:《平台数据权力的运行逻辑及法律规制》,《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3年第2期。以期提升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的深度交互体验,提升行政机关的治理效能和服务质量。

我国对新兴技术的规制多采用回应型立法模式,即先给予新兴技术足够的发展空间,当技术问题累积到一定程度再进行立法规制。但是,伴随情感计算在医疗、教育、商业、就业、执法等领域的应用拓展,(3)参见王禄生:《情感计算的应用困境及其法律规制》,《东方法学》2021年第4期;龚善要:《教育场景中情感计算的应用风险及其法律规制》,《复旦教育论坛》2022年第6期;岳远雷、徐着雨:《医疗情感计算应用的多维困境及其法治实现》,《医学与哲学》2022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