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希骁

(北京外国语大学 欧洲语言文化学院，北京 100089)

一 、引言

1958年，美国《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在美苏争霸背景下问世，要求对“国家安全迫切需要的语言”进行教育资助。此后不同历史时期，美国虽然多次调整战略重点，但始终秉承外语教育为国家安全战略服务的传统。［注］肖华锋.Title Ⅵ与战后美国外语发展战略［J］.外国语言与文化，2020，(3)：41-51.“9·11”事件后，语言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重要性引起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家语言能力被其视为维持全球领导力、应对全球重要事务的核心能力之一。［注］张天伟.国外外语教育政策及其启示［J］.中国外语，2021，(4)：19-25.2006年出台的“国家安全语言计划”(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将外语能力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正式提出了“关键语言(critical languages)”概念。

我国学者对美国关键语言战略进行了多维度的全面介绍，［注］宋娜娜.9/11后美国高等教育中外语教育政策的改变［J］.现代大学教育，2011，(3)：74-82；戴曼纯.以国家安全为导向的美国外语教育政策［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2，(4)：585-595；张天伟.美国军队外语能力的培养体系及其启示［J］.外语研究，2013，(6)：1-6；李艳红.美国关键语言教育政策的战略演变［D］.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李艳红.美国关键语言战略实施体系的构建和战略目标［J］.外语研究，2016，(2)：1-8；徐英.冷战以来美国的语言战略变迁［J］.美国研究，2018，(1)：103-126；焦新平.从旗舰语言计划看美国国防语言能力建设战略与举措［J］.外国语文，2021，(4)：1-8.并将其与我国的外语教育相结合，［注］鲁子问.美国外语政策的国家安全目标对我国的启示［J］.社会主义研究，2006，(3)：115-118；王建勤.美国国家语言战略与我国语言文化安全对策［J］.国际汉语教学动态与研究，2007，(2)：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