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佳将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市 300350）

王夫之曾谓：“天下之大防二，中国夷狄也，君子小人也”[1]976，直至明清时期，夷夏问题仍然是人们在思想上与政治上必须面对的头等大事。在思想上，如何阐释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秩序，如何看待夷夏互动，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共同关注的议题。在政治上，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实践、外交战略的制定，乃至对外战争的发动，其背后均隐含着夷夏观念中与之相应的某种逻辑。

基于中国古代夷夏观念的丰富内涵，当前学界大致有三种研究理路，各有侧重。其一，从民族史或民族关系史的角度审视夷夏观念。正如孙晓春所说，夷夏观念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对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认识[2]。华夏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互动，是夷夏观念得以生成和演进的前提。其二，从边疆史地研究的角度审视夷夏观念，解剖夷夏观念与中原王朝的边疆制度、边疆政策以及具体的边疆机构、人事间的联系。其三，从天下观与天下秩序的角度审视夷夏观念。邢义田与高明士便曾致力于将夷夏观念置于“天下”的框架中①相关著作有：邢义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中华书局2011年版）；高明士《天下秩序与文化圈的探索：以东亚古代的政治与教育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版）。，海外汉学研究亦普遍秉持这一思路②海外汉学研究中的夷夏观念，可见于：（日）川本芳昭《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版）；（美）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