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晶

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是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办学自主权法律性质不明确，相关研究往往从公权和私权相区分视角加以界定，然而其无力解释自主办学实践的复杂性。[1]高校办学自主权既是基于法人制度健全下的高校办学自主权回归的宏观需求，也是高校学术科研创新自身的独立性和其高度的不确定性对办学自主权的微观需求。在学界，关于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权力缘起研究多是从学府间的关系以及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权力性质研究起。[2]我国通过不断完善高等学校的法人制度，在纵向上高等学校独立于政府，高等学校具有了民事上的独立性。[3]同时，高校可以自主进行专业发展，如扩大招生、加强学科建设、提升办学层次等。[4]自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规定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以来，中央各个部门关于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主要政策法规文件已经出台达22次之多。然而时至今日关于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在学府之间仍存在较多矛盾。

一、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基本论域

根据洛克在《政府论》中关于政府权力逻辑起点的描述，是因为自然状态存在一定的不足，因此社会成员通过契约的方式让渡一部分权力给了政府。[5]因此，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不是政府对高校自上而下的“放权”，而应是在高校赋权和权力委托转让基础下进行“还权”，最终使高等学校成为一个充分自治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