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慧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新中国成立初期奉行“一边倒”方针,科学技术领域的对外交往也以中苏(及东欧)交流为主。现有研究从多个维度展现了中方学习苏联科学、技术及其体制的历程、贡献与争议,并在此种类似“冲击-回击”模式的经典叙事基础上,强调了新中国对科技独立自主的渴求[1]。但值得注意的一个微妙差异是,1950年8月召开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简称“科代会”)上,代表科学家的严济慈在报告中指出,“铁一般的接二连三的事实,使我们在国际形势上分清敌友,认清民主和平与侵略战争两阵营的对垒,而愿意一边倒向苏联”([2],页19);而副总理黄炎培则在讲话中希望中国科学家“不但团结本国科学家们,还要团结国际科学家们,不但团结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科学家们,还要团结帝国主义国家爱好和平尊重人道的科学家们,和他们做一个世界科学家大团结”([2],页30),对科学界的对外交流寄予了更加开放的期待。在中国科学院1950年6月就明确“在与国外交流时,应与我国已建立邦交之国家为限,对于未与我国建立邦交之英美帝国主义国家则避免与之来往”[3]的约束下,这就需要组织动员科学家或科学团体开展跨国交流,即本文所称的“民间对外科学交流”。已有研究通过关注抗美援朝期间围绕细菌战问题对国际支持的争取[4]、1957年起参与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5]等个案,展示了科学家个人活动对国家外交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