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钊

走向现代是人类进入世界历史阶段的必然命运。每一个民族在现代化浪潮中都会遭遇普遍主义的现代性与特殊的民族传统之间的张力和冲突,二者如何达成和解则考量着这个民族的智慧。唯有和解,现代性才能在民族实体上获得其定在,民族传统才能在世界历史中获得新生。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起,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历史性地经由马克思主义参与和引导,现代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命题在中国历史语境中则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承人和践行者,我们在回答这一课题时有必要重温马克思对待传统的科学态度。犹如1840年以后现代化关系着中国人的解放与复兴,马克思把1789年以后德意志民族的现代化问题概括为“德国人的解放”。马克思所论述的“德国人的解放”恰如彼时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也即由无产阶级所宣告的作为“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的共产主义事业,而这一项全新的事业则奠基于马克思将共产主义与以唯心论哲学为核心的德国文化传统的结合。虽然马克思的解放方案最终未能在他的祖国实现,但他的理论探索对于今日之中国依然具有启示意义,那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或曰“中国人的解放”,也必然要求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文化传统相结合,必须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视野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