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耘

新时代以来,“中国学派”风起云涌,以昂扬之姿登上历史舞台。“中国学派”不应只是“在中国”的学术团体,而理当创造出“属于中国”的学术特质。回到文明最渺小、最原始,也最基本、最真实的“质素”——“文字”上来,应是立足本土,扎根现实,建构和发展“中国学派”的主要途径之一。“文字”既是文明的表皮细胞,又是文明借以生根发芽的“土壤”和“本怀”。与西方的“表音文字”相比,中国的“象形文字”表意,尤擅表中华文明原始之意。文字渗透、贯穿于哲思、文学、艺术、社会活动、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可以说,文字不仅是一个有待取样的“对象”和标本,更是一种曾经构造中国古代文化之肌理,至今仍焕发着蓬勃生机的现场。因此,回到中国,还原历史,建立基础可靠的“中国学派”,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和标语,而应具体地落实下来,尤其是落实到中国古代文字这一场域中来。

就中国古代文化史的表象而言,文字的价值似乎是矛盾的,一方面,在“言意之辩”面前,任运逍遥的中国古代文人不信任、不依赖,甚至主动拒绝类似“语言即言说”的符号学表达,刻意缄默,收敛自身的叙述欲望,也就自然划定了其与文字之间的距离感,着力规避文字作为符号规训世界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书同文字”又曾是秦始皇昭告天下设立皇权的手段,统一“意识形态”,营造庙堂朝歌的渠道和方法。由文字铺垫而兴起的“文章”——是“文章”不是“文学”——并非单纯的如同“文学”的艺术文本,其所展现出的是一种立于天地上下之间仰观俯察洞彻古今的完善君主熠熠生辉的政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