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小斌

2021年以“鲁迅的道路”为主题的鲁迅生平陈列展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开展。

毫无疑问，世间先有翻译，然后有译论；有了译论，然后有“翻译腔”。但是“翻译腔”作为一个译论中的名词出现，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

从历史维度看，不论是汉、隋唐、宋的佛经翻译，还是明清耶稣会士的“洋译华述”，抑或是晚清以降的西学东渐，中文翻译的高潮都与文化输入的高潮同步，也成为社会变迁的别样注脚。这期间，译论也在发展变化，三国时期的支谦在《法句经序》中最早提出的直译理论和文质之争，到了唐代，玄奘以“五不翻”（秘密、多含、此无、顺古、生善）的音译论来避免曲解，再经明代徐光启“求真”和李之藻“创译”的实践真知，最终由晚清严复提出著名的“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信”指意思不悖原文，即译文要准确，不偏离、不遗漏、不要随意增减原意；“达”指不拘泥于原文形式，译文通畅明白；“雅”则指译文时选用的词语要得体，追求文章本身的古雅。“信”“达”“雅”的标准实际上代表着翻译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和谐与统一，也顺理成章地成了后来中文译论的金科玉律。

不过，严复三难中的“雅”，原意所指应为古雅，古雅追求是文言时代的崇古雅韵，这大致可以解释，为何在白话文运动来临之前，译论中只有文质之争，没有对翻译腔的质疑和批判。毕竟在华丽的文言面前，白话文只有风格，没有腔调。随着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来临，受胡适“文学改良”与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影响，白话文学与白话翻译日渐成为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