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赵淑萍的作品文笔唯美细腻，刻画生动，充满浓郁的江浙风情。作为女性写作者，她写过古代女性，也写当下的、现实生活中的女性。本期的三题中，赵淑萍塑造了地位、个性、人生之路大不相同的三位女性。

小说缺乏想象和艺术的塑造，也就缺乏了文学性。微型小说要写活人物，就要选取独特而最具代表性的细节，同时，借助一定的意象，赋予一定的象征寓意。

那棵遥远的香樟树

他应邀去广州开新书推广会。

他想起了她。听说她就在这个城市打工。几十年不联系了，他向老家的亲戚要来了她的电话。当联系上她时，电话那头觉得很意外，以至于沉默了片刻。而后，他告诉她此行的目的以及主办方安排的酒店名。她说，这个酒店离她务工的企业不远。“你能不能来看看我？”他说。那头又沉默了片刻，答应了。

近些年，他常常想起她。记忆中的她，眼睛像一泓清水，两根粗粗黑黑的麻花辫搭在胸前。格子衣服有些旧，有些小，裹着轻盈窈窕的身子。他们是同学。这村里的高中生，一只手就能数过来。她的成绩最好。可是，后来，他上线了，她没有。她第二年再考，差了一分，第三年差了两分。最后，家里人让她认命，说供不起她了，要她替家里分担些，她下头还有弟弟呢。

她家门前的那棵香樟树知道他俩的秘密。高中最后一个寒假，一天晚上，人们都去打谷场上看戏了。他去她家借书，只有她一人。后来，她送他到门口。此时，月亮正好含羞躲进云层，风带着春天的气息。在那棵香樟树下，他吻了她。他心突突地跳，浑身颤抖，笨拙而热烈。她的脸光洁柔嫩，在夜风中有些凉，让他想起青涩的苹果。那嘴唇似乎含着蜜，让他久久地沉醉，难以移开。后来，他们听到了村路上的脚步声，才慌忙分开。

大二的时候，他和她还保持书信联系。大三时，她来信说，她不会再考了，作为长女，她应该为家里分忧，让他不要再等她，从此各自安好。收到她的信后，不知怎么，他有些怅惘，却又分明松了一口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那个熟悉的故乡，那棵香樟树，正在变得遥远。

他毕业后一直很顺，分配到一所重点高校。他学生时就爱文学，从事的专业又是文学，笔耕不辍，被人誉为“学者型作家”。他的妻子出身名门，说不上多漂亮，但温婉贤淑。这么多年，他见过太多才貌双全的女性，她们有的暗恋他，有的欣赏、仰慕他。虽说他以清流自居，但是，精神上和她们不乏种种暧昧。“这种事，论行不论心。”他总是对自己说。他明白，她们聚焦的都是他身上的光环。所以，他必须加持更多更耀眼的光环。他越走越远，越来越忙，创作、研讨、笔会、论坛占据了他的生活。后来，忙到一年就回老家一次，没过两天就匆匆往回赶。后来，他们就没见过面，关于她的记忆也就尘封了。

近年来，他的身体大不如前，眼疾时时发作。当眼前一片模糊时，那种种名利之心就冷却了。孩子定居国外，而一直温顺的妻子性子急躁起来，似乎这么多年在背后付出，攒下了太多的委屈和郁闷。而那些可爱光鲜的人，也一个个越来越远。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悲凉。他开始做减法，开始恋旧。他去老家的次数多了，假期还会住上一段时间。多少次，黄昏时散步走过她家门前，他就想起她。那棵香樟树怎么不见了呢？他想起那个夜晚她的凉凉的脸庞和含蜜的嘴唇。他想象梳着麻花辫，穿着格子衣服的她突然就从屋子里走出来……曾经，她也无数次想象远方的他归来，最后是失望乃至绝望吧。听说她很早就去了广州打工，在一家企业做财会工作，很少回家。

他现在静静地坐在宾馆里。主办方宴请结束后，他说还要准备次日的宣讲，得一个人静静梳理一下。这个夜晚，他是特意留给她的。但是他又害怕，岁月把她雕刻成了什么样子呢？其实，镜中的自己，如果没有染发，也已经两鬓斑白了。

门铃响了。一个优雅、端庄的中年妇女出现在他面前。没有他害怕面对的油腻和沧桑，只是，曾经清澈的眼睛，现在深深的，似乎积蕴了很多东西。没有隔阂，还是那种温暖亲切的感觉。她说，他的书，她都买了，都读过。虽然两个人的人生天差地别，但是，他仍然记着她，她已经很知足，很幸福了。她说，她习惯了异乡的生活。丈夫老实巴交，对她很好，孩子很争气，在读研究生了。最后，她要走了。他抱住了她，她也抱住了他。当他试图去吻她，却被她轻轻地推开了。

“我们回不去了。”她说，“我家门前那棵香樟树，我爸早就想把它砍了，打樟木箱给我作嫁妆。我说，这么大的樟树，按村里人的说法，是有灵性的，不能砍。其实，我是想留个念想。可是，有一天，我听到了門外的响动，树还是倒了。那个夜晚我睡不着，后来，我就离开了家乡。”

做 规 矩

她说她晚饭时候到。他一下班就去了菜场，然后做了好几个她爱吃的菜，油焖笋、红烧蛏子、葱油泥螺、雪菜大汤黄鱼等。他准备边吃边谈，无论如何，今天要对她“做规矩”。

她喜欢拍照，但不专业。分配到报社后，领导看她面黄肌瘦、弱不禁风的样子，把她安排在总编办，主要负责资料的归档工作。但是，她心心念念当一名摄影记者。

报社多的是摄影高手，有些擅长拍自然风光，有的善于抓拍人物。她在归档时，眼睛总要在那些鲜活的带着温度的图片上逗留。后来，一位老记者看她这么喜欢，就带她入门。

自从有了第一幅作品，她就一发不可收拾。说来也怪，以前她体弱多病，可自从学了摄影，经常外出拍摄，身体居然强健了。她很勤奋，有摄影课她就去旁听，拍了照片就让同事帮着点评、挑选。这么一来，她进步神速，加入了市摄协、省摄协，最后加入中国摄协。报社也经常交给她一些拍摄任务，她成了半个摄影记者。

她崇奉“摄影就是做减法”，删繁就简，攫取闪光一瞬或最需要的元素，力求简洁。可是，生活中她经常做加法。比如，忙完家务，她就出去拍摄或者整理、打印照片。所有的年休假，她都外出采风、拍摄。

“她换相机镜头就像换衣服。”女同事说。她买镜头很大方，但平常日子穿的就是冲锋衣。有一次，为了寻找一个独特的角度，新相机被海水打湿了，她心疼得要命，还不敢跟家人说。

其实，他早就知道，就是没有说穿，只要她高兴，身体健康，就由着她。再说，除了摄影，她还是一个很顾家的妻子。

可是，现在，她越跑越远，越来越忙，越来越让他担心。

有一次，她从漠河回来，说气温低达零下三四十度，外出拍摄得穿上一层又一层衣裤，每穿一层都有想哭的感觉。不是因为痛苦，而是一种情绪——为什么要自找苦吃？还有一次，她行走在大山深处古老的村庄，拐角处突然蹿出一只大黄狗，连声狂吠，她惊恐万状，大喊“救命”。她跟他讲时，兴致勃勃的，像在讲别人的故事。而他心头的阴影，越来越深。

由于作品经常在报上露脸，好多人认定她是摄影记者，经常有陌生电话打来要她去现场拍照，她二话不说就赶去。

这不，昨天她就历了一次险。他们几位同事兼摄友去了下面的县， 为了拍台风到海岛时浊浪排空的壮观场景，他们上了大礁石，还有一位腿脚不便的留在了小礁石上。临近中午，涨潮了，波云诡谲，出现了当地人称为“注浪”的现象。一个个巨浪打向小礁石，终于，一个巨浪铺天盖地打下时，礁石上不见了那位摄友的身影……她几乎要哭出来了。后来，摄友得救了。据他说，他用脚奋力一蹬，浮了上来。接着，他看到救护船抛来的绳子，机智的他把绳子一圈圈绕在手上，终于被救上了船。可同事们已经吓得说不出话来。

这件事立马传过来了，现在通讯这么发达，传播速度不是一般的快。

他想对她说，追逐热点、焦点，如果遇到不测，自己就成了焦点。他还想对她说，已经办过几次摄影展了，对一个业余摄影家来说，够了，可以收手了。他在单位提了一把手，接下去会很忙，需要她多点精力投入家庭。

他等她吃饭，结果电话打来说，他们回来了，要给那位同事压惊，大家还要最后聚一餐。顿时，他气不打一处来。

晚饭后，她回来了。她一放下行李，他就阴沉着脸跟她摊牌，让她对先前的生活方式画句号，否则，他就把她的相机从六楼扔下去。

“你如果把相机扔下去，我也跳下去！”她来到了窗边，直直地瞪着他，表情无比坚定、决绝。

最后，他沉默了。而她，气冲冲地进了书房，重重关了门。好像示威似的，相机和所有的行李仍然摆在那里，还有一本书。

他翻开，原来是一本她新出的摄影集，带着油墨的清香。他翻着翻着，很震撼，风光、人物、民俗活动……那么美！他喜静，平时单位的事又多，他的脑海中从来没有“诗和远方”的念想，可是，她却把那么多遥远的美定格在了瞬间。他一页页翻着，翻到末页时，如经历了长长的一段旅行，异常愉悦。他甚至觉得，这么多年，妻子就是他的眼睛，在代替他看，在珍藏那些美好。

“到底是我做她的规矩，还是她做了我的规矩？”放下摄影集，他自嘲地一笑。

母亲的汤圆

凌菲接到一个任务：采访二十位教育界知名人士，编撰一本书，存入教育博物馆。如果当事人已经不在人世，就采访其后人或者知情人士。其中一位采访对象，是她的母亲。

对于母亲，凌菲有点惘然。其实她和母亲相处的时间不多，记忆都是碎片式的。只有一个场景异常清晰，就是大年三十，母亲和家人一起包汤圆，父亲和面，她和弟弟帮着做馅，然后每人一碗清香四溢、清甜糯软的汤圆。

母亲是小学校长，每天早出晚归。她面容白皙，举止优雅，作起报告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非常有感染力。但是，母亲一回家，却像泄气的皮球一样，非常疲惫，经常是在沙发上一坐就打起瞌睡。小时候，父亲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晚上还辅导她和弟弟的作业。

父亲比母亲大十多岁。父亲是南下干部，但是，父亲在北方老家并没有婚配，人很老实，一捱就捱成了大龄青年。听人说，那时，组织上把母亲找来，开门见山地说：“张云雅同志，你和老杨同志处对象吧。他可是个好人，为革命把终身大事耽误了。”母亲二话不说就答应了。没多久，他们就组合了家庭。长大后的凌菲，总是感到母亲其实并不爱父亲，但是，一贯听组织话的她，终身大事也就这么被组织包揽了。母亲和父亲站在一起，母亲清秀、伶俐，一笑，腮边还有两个梨窝，父亲肤色黝黑，还有种沧桑感。有一次出去，有人问母亲：“张云雅，这是你爸爸？”父母亲好不尴尬。于是，母亲就很少跟父亲一起出去了。

母亲在别人眼里是女强人，但在凌菲的眼里，母亲可是“低能”。母亲是教语文的，一碰到算数就晕。有一次，父亲对母亲说：“你不会算不要紧，以后就拿大票给人家，人家看你是个知识分子，不会蒙你的。人家找多少，你就拿多少。”母亲总是轻信他人。有一次，她的几个远房亲戚来了，母亲居然拿出钱说：“我们都忙，中午都不回家，你们自己买自己烧，照顾好自己。”结果，亲戚在家吃住多天，临走，还把当时很珍贵的自行车给骑走了，母亲也没说什么。母亲不会烧饭、做菜，只会做汤圆。

凌菲大学毕业，想让母亲去走走后门，帮她找个好工作，母亲一口拒绝。后来，她自己到报社应聘，担任了教育线记者。母女俩各忙各的，很少有交流的机会。

有一件事，彻底使凌菲寒了心。

凌菲分娩时难产，那时，她多么脆弱多么恐惧，多么希望母亲来看她，给她一些安慰和力量。可是，电话打去，母亲没来。母亲的那所学校和外国的一所学校结对，那些天接待外国友人，来不了。

后来，她脱离了危险。从此，她对母亲充满恨意，平时都不怎么回家，回家也刻意避开母亲。大年三十，难得一大家子聚一起，母亲照例包汤圆，弟弟帮着和面，父亲帮着一起做馅。唯独凌菲，冷冷地坐在一旁。汤圆下锅，浮起来后，一个个闪着白玉一样的光泽。母亲把一碗热腾腾的散发着桂花甜香的汤圆端过来，凌菲却说没胃口。丈夫在旁说：“妈特意包的，你就尝一两个吧。”她才勉强吃了。

“她是一个工作的机器，她爱的永远是她自己。她陶醉于那些光环和荣誉中，陶醉在别人的羡慕和崇尚中。”她在心里给母亲下了结论。

母亲退休了，给居民区出黑板报、讲党课，还兼了好几所小学的校外辅导员。母亲有时候很想跟她说说话，但她总觉得生分、尴尬。母亲渐渐衰老，圈子越来越小，节奏也慢了下来。衰老的母亲越来越离不开父亲，总是紧紧地挽着父亲的手，生怕失去似的。年轻时难得同时出去，而暮年倒是形影不离。

谁也没想到，母亲竟然会走在父亲的前面。那时，母亲的情形已经不乐观，凌菲想把正在外地支教的弟弟叫回来。“不要叫了，工作要紧。把他的照片拿来给我看。”母亲说。看完照片，母亲又凝视着凌菲，目光中有歉疚，有留恋。那一刻，凌菲原谅了母亲。

凌菲去采访母亲生前的同事、好友，她没想到他们讲起母亲如此动情。一位老师回忆特殊时期，老校长尽力保护着老师。有时候，上级指示下来，母亲觉得不对的，据理力争甚至拒不执行。还有人说到母亲的管理能力。“老校長多细致啊，有时，偌大的校园，少了一朵花她都知道，不要说这学校的任何一个人。大家的喜怒哀乐，她都装在心上。”一位跟母亲关系比较密切的老师告诉她，当时母亲微笑着送别外国友人，回来后就在办公室里痛哭失声，说自己对不起女儿。

“你妈裹汤圆还是我教会的呢。她说，她平时不做菜，还总是早出晚归，大年三十一定要裹汤圆给孩子们吃。”

她回家，告诉父亲自己采访得来的信息。半晌，父亲对她说：“你不回来的那些年，你妈每个星期都包汤圆，包着包着就流眼泪。”

突然，凌菲想到了母亲渴盼的眼神和那碗散发着桂花甜香的汤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