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颖妮

过去几年，重重因素影响下，全球产业链脆弱不堪。疫情前持续的中美贸易摩擦扰乱了全球价值链的稳定运作，三年疫情冲击让全球产业链变得更加脆弱。

当前，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一方面，第五次全球产业转移趋势不可阻挡，全球产业正从中国向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东南亚等地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另一方面，美欧等国家推动制造业回流，以国家安全名义采取“友岸外包”等政策，全球产业链朝着本土化、区域化和多元化方向重构。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全球产业链重构都与中国有着紧密的联系，且正深刻影响着中国的经济和宏观政策，如何应对这种重构和变革是中国需要长久思考的重要课题。

“全球价值链的变化可以说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变化。”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海外学术院长邢予青对《财经》记者表示，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实际上是从全球价值链发展中获益最大的国家，当前中国也已经是全球价值链网络中最重要的一个国家，甚至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价值链。

“中国的出口奇迹是如何形成的？实际是中国企业通过改革开放紧密融入到全球价值链而实现的。如何应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挑战，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邢予青说。

产业链重构的底层逻辑

日本政府宣布新修订的《外汇及外国贸易法》相关法令将在5月颁布、7月施行，拟对用于芯片制造的6大类、23项先进芯片制造设备的出口加强管制措施。

业内人士认为，草案虽未将中国等特定国家列为出口管制对象，但从日本政府与美国同步的出口管制措施来看，中国半导体产业或将受到影响。

此前2022年，美国通过的“芯片法案”明确规定，520亿美元补贴本国半导体企业，但获得该法案补贴的半导体企业，在未来十年内，都不能在中国大陆新建或是扩建先进的半导体工厂。

对此，采访的多位业界人士认为，“芯片法案”强迫相关企业“选边站队”，强迫全球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切割重组。全球产业链变得越来越脆弱。

“新冠疫情发生后，全球价值链的重组进程已经开始，不再只考虑纯粹的经济效益，也兼顾韧性和安全。”在邢予青看来，当前国与国之间的信任变得稀薄，出现“信任赤字”，许多国家开始考虑到基础建设、通信设施以及核心产业的国家安全，强化国家安全的概念迫使全球价值链重组。很多企业开始的所谓 “在岸外包”或“友岸外包”，加速了产业的分散化、区域化。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赵忠秀也曾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上表示，当前全球价值链的空间布局其实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

横向看，全球价值链趋于区域化、本土化。一方面，以中国、美国、德国分别作为各自区域价值链枢纽国的三足鼎立格局已经形成，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也不断为全球价值链区域化注入动力。另一方面，以美国、日本、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展现出强烈的本土化诉求，试图通过推进再工业化解决国内产业空心化困境，降低在突发冲击时对其他国家过度依赖导致的断供风险。

纵向看，全球价值链趋于短链化。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发达国家主力产业回流对全球价值链缩短形成了一定影响。为此，跨国公司逐步收缩全球价值链以保障供应链安全稳定。

近年来，美欧日等国家正在加速自身产业链的重构。

2021年，美国发布建设有韧性的供应链报告，计划投资2500亿美元打造有韧性的价值链，这个价值链侧重包括半导体、大容量电池、稀土矿物和药品在内的四大产业。

2020年时，当时执政的安倍政府也曾推出日本企业的供应链改革，主要强调供应链的分散化和韧性。

邢予青介绍，日本的经济产业省（日本政府的一个部门，负责制定和实施经济、贸易和工业政策）负责日本产业回流，至今为止已经批准了418个项目。日本的贸促会负责产业向东南亚分布，同一时期该部门已经批准了103个项目，每个项目的补贴高达50亿日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表示，当前大国之间的规则博弈加剧，具体表现为美西方努力打造“规锁”和建立平行体系。所谓打造“规锁”是指某国或国家集团力求通过建立一套于己有利的非中性的国际规则，把竞争对手锁定在全球供应链价值链的中低端，从而实现自身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建立平行体系则是用规则约束不了的时候就另起炉灶。”张宇燕说，部分国家通过拆台、架空、改组、新创国际组织等方式打造平行体系，例如产业链脱钩、友岸外包、“小院高墙”等行为。

“原来的产业链外包是按照经济原则，哪些国家成本低就外包给谁，现在外包的依据则是你跟我好，或者意识形态一样，就外包给你。当前，‘友岸外包正在逐渐推进，这对全球的价值链、供应链、整个世界的市场体系将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张宇燕说。

断链与重构对中国产业影响深远

全球产业链重构正对中国产业带来深刻影响。

据《财经》记者了解，美欧等国家的“友岸外包”政策、投资保护主义政策以及再工业化战略等使得中国吸引外资的环境更加严峻。跨国企业迫于压力不得不考虑分散化、多元化的投资策略，将部分产业链转移出中国。

此前，位于北京的中国德国商会公布了2022年德企商业信心调查报告。报告显示，70%的企业正在采取措施降低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相关的风险。为了建立企业韧性，企业将中国境内的运营和供应链本地化，在东南亚开展多样化，或者双管齐下。

近年來德国部分部门支持通过各种举措避免德国在贸易过程中对中国有所依赖。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曾表示，将讨论限制与中国做生意的德国公司的投资担保上限设为30亿欧元，以激励德企投资更加多元化。

宋志洪在一家德国驻北京的贸易投资促进机构工作，他告诉《财经》记者，德国的这种论调和做法使得企业受到来自官方的压力很大，迫使企业不得不考虑“地缘政治风险”。出于产业链安全的考虑，很多企业采取多元化的投资策略。

据了解，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中国+1”策略受到广泛关注。即，为规避不可抗力和监管风险、节约人力成本，将上世纪90年代以来集中投资于中国的产业部分转移到周边经贸关联密切的新兴经济体，形成“中国+1”。

招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丁安华认为，“中国+1”策略正在成为外资供应链重组的主流方式之一。过去几年，外资垂直一体化的生产基地“+1”布局已经悄然展开，东南亚的越南、柬埔寨、泰国和印尼，南美的墨西哥，均成为“+1”的热土。

苹果和富士康是典型例子。2020年，苹果公司要求富士康把部分iPad和MacBook生产线从中国迁往越南，以防止集中化带来的风险。

2022年，应美国政府要求，苹果计划将在中国的部分生产线迁往印度、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

面对脱钩断链以及产业链的重构，很多人担心对中国的制造业发展、引进外资力度以及就业等方面产生较大冲击，这一问题成为当前各界热议的话题。

中国科学院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研究员黄奇帆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演讲时表示，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是应对各种“脱钩断链”挑战的重要基础。

一是“规模经济”的成本摊薄效应。进入中国市场的制造业，一旦规模上去了，就能够大幅摊薄多项成本，就可以把价格压低30%-40%左右，从而形成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二是“引力场”效应。从需求的角度看，超大规模市场意味着超大规模的本国消费市场和超大规模的进口贸易量。从生产角度看，超大规模市场意味着市场分工可以更加深化，有利于全产业链各环节之间甚至各工序之间都可以通过分工和专业化形成相互嵌套、相互共生的产业链集群。

三是“大海效应”。中国经济的超大规模与小国经济不同，在面临外部冲击时，超大规模市场可以让本国经济具有更大的内循环余地，具有更强的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一般的“狂风骤雨”无法掀翻这个“大海”。对企业来讲，对基本面的预期十分重要，中国经济的超大规模造就了其如“大海”般稳定。

挑战中如何抓住机遇

全球产业链重构既有机遇又有挑战，中国如何应对？

“应对当前全球产业链调整，最重要的是把握产业链布局的主动权。”黄奇帆表示，把握主动权的重点首先是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补链扩链强链。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外部科技封锁以及疫情冲击凸显了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的重要性。近年来，中国加强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培育，这些企业被视为强链补链的重要力量。

去年5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1个部门共同印发了《关于开展“携手行动”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2022-2025年）的通知》，首次提出“七条链”，即以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数据链、资金链、服务链、人才链“七条链”为重点，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有力支撑产业链供应链补链固链强链。

此外，中国在引导外资参与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建设方面也做出诸多努力。

2023年1月1日，《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2年版）》（下称《鼓励目录》）正式实施。《财经》记者注意到，《鼓励目录》继续将先进制造业作为鼓励外商投资的重点方向，在医药制造、半导体、新材料、计算机与通信、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技术密集型行业均新增或扩充了产业条目。本次修订不仅涉及技术研发及终端产品，还关注了原材料、关键零部件领域，并在这两个领域扩充了条目。

显然，鼓励外商投资进入元器件、零部件、装备制造等领域，有利于补齐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短板，更好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黄奇帆表示，其次，把握产业链布局主动权还要培育形成一批既能组织上中下游产业链水平分工，又能实现垂直整合的制造业龙头企业；同时要培育中国自己的生态主导型“链主”企业。

微软公司、谷歌公司、苹果公司是生态主导型企业的典型例子。以苹果公司为例，它已经是一个无组件制造商，是一个以其知识产权为基础组织全球价值链特殊的商业组织。苹果公司不直接生产苹果手机，却凭借其拥有的专利、商标、版权、品牌、产品、设计、软件、数据库等，在生产前和生产后组织管理和经营着全球产业链的标准、供应链的纽带和价值链的枢纽，主导着整个苹果的生态。

黄奇帆表示，掌控三链的企业，看起来不做制造业，只做一些服务业，但是它掌握的生态使得苹果产业链的全球利润的80%在它手里，而干活的上千家企业其实只分享20%的利益，这一类企业当然站在生态顶端。“中国在产业链发展当中不能光有产地销、销地产的吸引能力，更要有组织产业链布局的龙头企业，特别要争取产生对三链控制的企业。”

再次，把握产业链布局主动权，还要谋划和布局一批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这是新一轮产业变革制高点。

黄奇帆表示，第一、二、三次工业革命分别带来了四个到五个代表性的耐用消费品进入千家万户，成为风靡一时的消费主流，这些产品中国往往是跟进者。今后二三十年，中国应抓住类似像无人驾驶的新能源汽车、家政服务的人型机器人、提供数字秘书服务功能的智能终端等符合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整机产品，使之成为世界性的、具有万亿美元级别的耐用消费品。

“在这些领域，中国有的跟跑，有的并跑，还有的领跑全球。要积极进行前瞻性布局主动出击，围绕这些重点产业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黄奇帆说。

那么，全球产业链重构对中国的机遇有哪些？

“当前变革下，中国固然面临突出的产业链向外转移的风险，但也加速摆脱了低端锁定和高端封锁两重夹击的进程。”赵忠秀表示，数字化、绿色化趋势的出现将成为中国产业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寻求跃升的重要机遇。因此加速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把握区域价值链发展机遇，积极培育以我为主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加快数字赋能中国全球价值链升级和绿色转型，适应和引领全球价值链的绿色化发展将是中国重要的应对之策。

此外，中国企业“走出去”也是应对产业链重构的重要措施。

邢予青认为，中国企业也可以通过全球价值链的契约化和分散化加快在海外的投资，形成更多以中国企业为主的全球价值链，使得更多中国企业变成跨国公司。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去”。例如，海尔、格力、格兰仕、苏泊尔等家电企业纷纷在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设生产基地，部分供应链随之迁去。

去年12月29日，位于佛山的万和电气（002543.SZ）发布公告称，公司因业务发展和增加海外生产基地布局的需要，在对海外低成本地区充分调研评估的基础上，决定在泰国投资新建生产基地，投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53亿元。

万和电气一位相关负责人曾对《财经》记者表示，由于珠三角家电产业的部分产业链迁到了东南亚，企业也需要考虑到当地布局，否则很可能被排除在产业链之外了。随着第五轮产业转移的大潮，企业“走出去”已是必然。2022年，企业開始在埃及建设生产制造基地，这也是万和电气迈出海外实业投资的第一步。而企业也希望政府层面对企业出海给予各方面的支持。

“全球价值链的变化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变化。”正如邢予青所言，在未来很长时间内，如何应对这种变化将是中国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