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盎格鲁-爱尔兰作家伊丽莎白·鲍恩的小说《炎炎日正午》聚焦20世纪40年代的伦敦，呈现了不同背景的个体在二战期间面临的种种身份困境。结合作家的家族历史、英-爱优势阶层身份的特殊性、作家的成长经历及其二战时期的特殊经历，对比小说中位于英格兰和爱尔兰的两处地理空间，以及细读二战时期鲍恩为英国信息部所做的秘密报告，可以更全面地理解背叛与中立的表面下所隐含的作家对自己民族身份的困惑、思考以及其民族身份在特定语境中的流动与混杂。

关键词：背叛；中立；民族身份；流动；混杂；伊丽莎白·鲍恩

一、引言

盎格鲁-爱尔兰作家伊丽莎白·鲍恩（Elizabeth Bowen，1899-1973）为世人留下10部长篇小说、13部短篇小说集以及数十篇文学评论。作为一名盎格鲁-爱尔兰新教徒（Anglo-Irish Protestant），鲍恩的民族身份认同问题一向引人注目。爱尔兰历史学家福斯特（R. F. Foster）曾说，“定位鲍恩一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就连她本人都很难为自己定位”[1]102。鲍恩好友、爱尔兰短篇小说家奥法奥兰（Sean OFaolain）用“分裂的心脏和精神” [2]85来形容鲍恩。国内学者最初推介鲍恩时，对其定位是“英国现代女作家”[3]“当代英国女作家”[4]。随着英国文学的去中心化，才逐渐有学者注意到鲍恩的爱尔兰背景和爱尔兰作品。鲍恩本人则多次申明自己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爱尔兰作家：“我自认为是一名爱尔兰小说家。自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就很清楚自己是个爱尔兰人——即便是在我写作非爱尔兰主题时……这一点从来都没有影响到我对自己的国籍认同。”[5]207然而二战期间，自我认同为爱尔兰人的鲍恩却给英国信息部搜集爱尔兰情报，表现出对英国的高度认同，因此被部分爱尔兰人彻底否认其爱尔兰身份。鲍恩对自身民族身份的困惑、对英爱两国的复杂情感以及对两国关系的焦虑在其作品中也多有体现：在其第二部长篇小说《最后的九月》（下文简称《九月》）中，鲍恩在描写英-爱地主居住的大房子时用了拟人手法，大房子“认为”自己所在的国家“并不爱它”，也“并不情愿”[6]接受它的存在；1933年鲍恩在给好友的信中说，“我生来就是个外国人”[2]83；1940年7月1号，二战如火如荼之时，鲍恩首次从伦敦出发前往都柏林搜集情报的前夕给弗吉尼亚·伍尔夫写信说，英格兰和爱尔兰，无论哪一方遭到纳粹侵略，自己都希望能够和这个国家并肩作战、患难与共[7]216。

身处两种对立文化之间的焦虑使得鲍恩对背叛、忠诚主题有浓厚的兴趣。福斯特指出，鲍恩作品的“真正主题是剥夺、欺骗、残酷、背叛”[1]103；史密斯（Gerry Smith）认为，鲍恩在生前就被認为是一名“以人与人之间的背叛为中心话题”的作家[8]115；汉德（Derek Hand）以鲍恩的《九月》为例，阐释了鲍恩作品背叛的艺术；麦克马克（McCormack）认为，“从主题上来说，鲍恩对背叛的迷恋将其与乔伊斯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9]。李（Hermione Lee）则从宗教的角度分析了鲍恩作品背叛与忠诚的主题[10]。目前国内对鲍恩为数不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九月》和《心之死》等相对来说知名度较高的作品上，对《炎炎日正午》（下文简称《炎》）的研究并不多见[11]，更未有人提及二战期间鲍恩的“间谍”经历及秘密报告。正因为这一经历及其产生的报告，鲍恩这一时期思想上的矛盾和冲突达到了顶点，对背叛和忠诚的兴趣也空前强烈，并通过写作这一编码过程，将自己对国族身份认同的思考融入作品之中。本文通过对比文本中两处不同的地理空间来解码鲍恩这一时期的代表小说《炎》，并参照二战期间鲍恩的纪实作品——例如她在1940-1942年间向英国信息部递交的一系列的爱尔兰报告，以及家族史《鲍恩大宅》，详细分析鲍恩充满了矛盾与冲突的民族身份认同在生活和作品中的投射及其历史与现实原因，以期对鲍恩及其作品有更全面的理解。

二、《炎炎日正午》研究源起

《炎》的故事情节主要发生在二战期间的伦敦。女主人公斯黛拉·罗德尼独自一人租住伦敦的一间公寓，其前夫维克多·罗德尼在一战战场上受伤严重，和斯黛拉离婚不久即去世。两人育有一子罗德里克，目前正在军队服役。1940年，斯黛拉在一次空袭中认识了罗伯特·凯尔韦，之后二人成为情侣。罗伯特在敦刻尔克撤退中受过伤，如今供职于战争办公室。故事开始于1942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天，一位名叫哈里森的神秘男子来拜访斯黛拉，揭露了罗伯特的真实身份是一名纳粹间谍。哈里森威胁斯黛拉与自己发生关系，以此作为放过罗伯特的条件，并告诫斯黛拉不可将此事泄露给罗伯特。斯黛拉疑虑重重，对罗伯特进行再三试探。这一时期故事场景发生了变化。维克多的亲戚弗朗西斯表兄是一位定居爱尔兰但是反对爱尔兰中立政策、希望爱尔兰能够与英国共同抵御纳粹入侵的英-爱地主。弗朗西斯意外身亡，在遗嘱中将位于爱尔兰的祖宅莫里斯山庄赠与罗德里克。斯黛拉代替正在服役的儿子前往爱尔兰办理继承手续。从爱尔兰返回英国之后，斯黛拉终于下定决心，质询罗伯特为何要背叛自己的国家。罗伯特矢口否认，并通过向斯黛拉求婚来要求对方证明对自己的感情，但被后者拒绝。在两人的最后一次会面中，罗伯特终于承认了自己的叛国行为，两人就国家和忠诚的问题进行了一番争执后不欢而散。次日斯黛拉发现罗伯特已坠楼身亡。

整部小说围绕着忠诚和背叛展开。从政治层面上讲，罗伯特作为一名英国公民，以及参加过敦刻尔克撤退的老兵，在德军对伦敦进行大轰炸期间，为纳粹德国提供情报，无疑是背叛了自己的国家。从个人情感的层面来说，罗伯特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接近在机要部门工作的斯黛拉，虽然文本中并未明确说明他是为了利用后者获取情报，但也未必全是因为爱情。此时的斯黛拉陷入一个两难处境：若是为了换取罗伯特的暂时安全而选择接受哈里森的条件，就违背了自己的意愿，同时也就等同于默认了罗伯特的罪行；如果拒绝哈里森，任由对方在暗中搜集罗伯特的罪证，就等同于对情人的背叛。而且，她也不能将哈里森的指控透露给罗伯特，因为如果罗伯特有罪，这种警示会促使他更快暴露自己。斯黛拉选择了某种意义上的中立。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她隐忍不发，暗中对罗伯特进行观察、试探，直到最后一刻才对罗伯特道出真相，并由此导致后者的死亡。

鲍恩称《炎》是自己所有作品中“最难写的一部”[5]187。它包含了她“对这个处于特殊时期的世界的感受和看法”[12]，是“受到她（鲍恩）当年在爱尔兰的不为人知的经历的启发而写成的”[1]113。鲍恩这一“不为人知的经历”指的便是她于二战期间为英国信息部搜集爱尔兰情报的行为。1940年5月，法国沦陷之后，随着形势愈发严峻，英国担心德军会取道爱尔兰入侵英国。此时爱尔兰总理德瓦莱拉宣布中立，并拒绝英国皇家海军使用爱尔兰治下的港口要塞，其对待同盟国和纳粹的态度不甚明朗。爱尔兰政府的中立政策在英格兰引起极大反响，各路媒体纷纷谴责，例如《曼彻斯特卫报》公开指责爱尔兰“自私、伪善”，告诫爱尔兰要意识到自己和英国正处于同一危险境地。《每日镜报》更是言辞尖刻，讽刺爱尔兰只靠干草叉和橡木棍根本无法实施中立。而这样的批评让爱尔兰更有理由怀疑英国要么是想迫使爱尔兰卷入战争，要么就是意图武力入侵爱尔兰[13]。德国情报部门充分利用这一点，煽动爱尔兰的反英情绪，唆使爱尔兰共和军在北爱尔兰挑起争端，为德国间谍和U型潜艇渗透做准备。中立的爱尔兰成为战争双方发挥宣传力量的竞技场。在这种情况下，及时调查爱尔兰民意以及进行反纳粹宣传对英国军方和情报机构来说变得迫在眉睫。了解爱尔兰公众对其政府采取的中立政策的态度，并对纳粹宣传展开反宣传的任务落在了英国信息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的肩上。信息部决定面向社会吸纳一部分“在政治、新闻、写作或者出版领域经验丰富的人员”[14]来为部门服务。在这种情况下，信息部派遣了五名观察员到爱尔兰去评估轴心国宣传的影响以及爱尔兰的舆情，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鲍恩。截至1940年，鲍恩已经在英国定居近30年，以优秀作家的身份为人熟知。除了作家必备的观察和写作能力，具备爱尔兰背景的鲍恩比英国本土作家更方便在英、爱之间往来。她用需要搜集资料撰写家族史的作家身份作为掩护，“在都柏林和科克搜集情报，调查公众对中立、英国和德国的意见，以及爱尔兰南部、西部的通商口岸是否有租赁给英国的可能”[2]194。鲍恩“将自己听到的信息记录下来并进行分析，然后通过特殊的渠道传回伦敦……这些报告递交到白厅办公室甚至直接到首相手中。他们认为这些报告理智有趣且对形势有独到的见解”[15]。之后，这些报告作为机密文件一直收藏在邱园国家档案馆。

三、英国空间与爱尔兰空间的对抗

1993年，爱尔兰本土发生了一起颇有争议的文化事件。科克郡奥本历史学会（Aubane Historical Society）的成员莱恩（Jack Lane）和克利福德（Frank Clifford）在其选编的《北科克文集》（North Cork Anthology）中，节选了伊丽莎白·鲍恩的早期小说《九月》和自传性作品《七个冬天》。但不同于被收录的其他作家，他们采用了德里达“刪除下书写”（sous rature）的方式，先将鲍恩的名字收入目录，然后再用黑线划掉。换言之，尽管鲍恩家族世世代代居住在科克郡，尽管其作品因不容忽视的文学价值被收入文集，但是作家本人科克郡居民以及爱尔兰作家的身份却被否定了。在莱恩看来，鲍恩以及她所属的英-爱新教群体受益于历史上英国的殖民行为，拥有从爱尔兰人手中抢夺的地产，代表了身处爱尔兰的英国势力，因而绝不能将伊丽莎白·鲍恩收入爱尔兰作家名录；且其作品并没有受到北科克社会生活的影响，同样也没有对她产生影响，因而亦不可称之为科克本地的文化遗产。文集出版后引起了媒体和学界的强烈反响。将鲍恩以“删除式书写”的方式收录的做法被广泛批评为“种族主义”和“宗派主义”[16]7行为。紧随争议之后，莱恩及其同事挖掘到鲍恩于二战期间为英国信息部提供的9篇爱尔兰秘密报告，将其整编并加以介绍、评论后以《爱尔兰笔记：伊丽莎白·鲍恩向温斯顿·丘吉尔呈递的间谍报告，1940-42》（Notes on Eire：Espionage Reports to Winston Churchill， 1940-42）为题，于1999年出版，将其作为鲍恩忠于英国、为英国充当间谍的证据[2]208-210。

然而莱恩将鲍恩递交秘密报告的行为等同于出卖爱尔兰有些言过其实。进行“秘密报告”虽属亲英行为，但是细读《爱尔兰笔记》就会发现，鲍恩自愿前往爱尔兰为英国搜集情报，其初衷并非为英国监视爱尔兰，而是要在两国之间居中调停。英国政府派遣“间谍”的触发点就是爱尔兰的中立政策。针对英国对爱尔兰“盲目、自大、逃避主义、或者纯粹的畏惧”[16]37的指责，鲍恩认为英国不应该将政治问题道德化。她支持中立，认为这是现阶段对爱尔兰最有利的政策。在她看来，爱尔兰选择中立，不仅仅是因为国力不足，正如同德瓦莱拉所说，根据现阶段的士气以及国力发展判断，如果爱尔兰卷入战争，面临的将是灭顶之灾，而且，爱尔兰的中立政策可以被看作是爱尔兰的第一次独立主张，是在英联邦内的主权宣示，事关爱尔兰的民族自尊。还有英国评论者指出，由于《英爱条约》造成了爱尔兰的分裂，爱尔兰民意中还潜藏着根深蒂固的反英情绪。针对这种指控，鲍恩在报告中提出，虽然鉴于历史原因，部分爱尔兰人认为英国与纳粹在本质上并无不同，但是大部分爱尔兰人还是希望同盟国获胜。与此同时，鲍恩注意到英国人反爱尔兰情绪的增长，所以“希望英格兰的某些派系能够少一些反爱尔兰情绪”。对鲍恩来说，鉴于历史上英国对爱尔兰的入侵和殖民行为，英国“对爱尔兰‘不忠的控诉总是令人愤怒”[16]36-38。不过，鲍恩也头脑清醒地指出爱尔兰境内真实存在着亲纳粹群体：一是那些对德国青年运动感兴趣的年轻人，二是天主教中产阶级，他们就像西班牙长枪党党员一样，将轴心国看作是对抗布尔什维克俄国的屏障和维持现状的支撑力量[16]22-23，所以建议英国政府通过多种途径进行反纳粹宣传。

另外，英国人认为都柏林人在英国的保护下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针对这一点，鲍恩指出，只有亲自在爱尔兰生活才能真正体会到爱尔兰物资的严重匮乏，不仅没有奢侈品，就连生活必需品也很难得到满足。形势严峻，工业缺少生产原料，失业率上升，生活成本增加，到处是萧条和焦虑。鲍恩一再强调自己提交这些报告是为了促进英、爱之间的沟通。她在报告中指出两国之间之所以会产生误会的原因，除了积重难返的历史遗留问题，还因为两国之间暂停往来，严格的审查制度也造成了彼此间缺乏了解。因此，为了避免更加危险的谣言、误会愈演愈烈，鲍恩在报告中呼吁英国对爱尔兰进行非官方外交，通过与不同领域人士的交谈，尽可能向爱尔兰传达英国的好意与同情，并且尽力消除爱尔兰人认为英国会输掉这场战争的看法[16]11。

鲍恩为英国信息部提交秘密报告的行为主要发生在1940-1942年间。两年之后，鲍恩开始了《炎》的写作。彼时，西方文化与传统正在轴心国的炮火下土崩瓦解，鲍恩的政治观点也愈发趋于保守。伦敦大轰炸期间，鲍恩留在伦敦担任空袭警报安全员，曾将本书前五章的稿件送出伦敦暂避炮火。此后本书写作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直到二战结束后，她才重新修改了前面的章节，将战时自己与英国、爱尔兰之间令人困扰的关系融入一则关于背叛和忠诚的浪漫叙事中。为了烘托出英、爱文化的冲突以及自己對身份认同的倾向，鲍恩利用自己极为重视的空间表现能力，相应地在小说中设置了分别位于英格兰和爱尔兰的两处地理空间，形成文本上的对称、对比关系。

鲍恩一直对作品中地理空间的表现能力比较重视，还曾在自传中对读者忽视其作品中的空间表示不满：“很少有人对我作品中的地理位置感兴趣……对于我的故事发生在哪里，以及地理位置对故事和我的重要性，以及重要的原因，大家却一直漠不关心。”[1]102可以说，地理空间是鲍恩用来表达作品主旨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方式。在《炎》中，为了更好地了解罗伯特，斯黛拉要求探访其童年时的住处——一座名为“霍姆迪恩”的房子。这是20世纪初“英格兰南部一个怪异荒诞的存在”[17]257，为了人为制造历史感，房屋的建造者使用了仿古的橡木柱梁和山墙，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增加复杂的结构。“拱门、凹槽、半平台、壁架、壁龛和栏杆组合在一起”[17]256，让人眼花缭乱，很容易失去方向感，从而增加了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去的难度；走廊上有好多拐角，这样家庭成员就可以避免因为无意间碰面造成的尴尬。这座房子的设计并非为了促进个体之间的交流。从建筑学上看，霍姆迪恩完全就是《九月》以及《鲍恩大宅》中所描写的结构合理、质朴大方的乔治时期建筑的对立面。

霍姆迪恩就像是“被施了巫术的森林”[17]110，常年居住在这里的是罗伯特的寡母凯尔韦太太、寡姐欧内斯廷和另外一个常住印度的姐姐留在英国的两个孩子。这个家庭的统治者，“邪恶的”凯尔韦太太永远坐在客厅正中央视野最好的地方，如同监控摄像头一样同时面对着三扇窗户，将全家人的行动尽收眼底。在这个家里，私下的谈话会被认为是偷偷摸摸；写好的信件未经审查直接塞进邮箱是令人无法接受的鬼鬼祟祟。这个“专门为了讨好中产阶级太太而建造”[17]257的房屋给了女主人更多的主导权。罗伯特的父亲就在这所房子里、在妻子无处不在的目光下郁郁而终。这是一座“吃人的房子”[17]257，是“腐烂开始的地方”[17]131，楼上两层满满的都是“压抑，怀疑，恐惧，诡计，谎言”[17]256，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罗伯特每次回家，“都会感觉自己根本就不存在——而且从来不曾存在过”[17]117。凯尔韦一家对待外来者满怀戒备：凯尔韦太太对斯黛拉的攀谈不予理会；下午茶时间，女主人本该热情招待客人，然而凯尔韦太太在家中实行严格的黄油配给制，于是斯黛拉因为没带黄油而没吃成茶点；斯黛拉离开前，凯尔韦太太还让她帮自己带一个包裹去伦敦邮寄，并对三便士的邮资反复计算。凯尔韦一家通过冷漠、傲慢、算计在自己和斯黛拉之间筑起一道高墙，断绝了交流的可能，高墙背后隐藏的是一个压抑、冷漠、消解个性的空间。

在霍姆迪恩的世界，房屋主要用来投机，而非用来居住并世代相传。凯尔韦一家购入霍姆迪恩之后不久就将其挂在地产广告上出售，传统文化中对稳定住所的向往蜕变为对利益最大化的追逐。自满自得的凯尔韦一家使得身处霍姆迪恩的斯黛拉突然感受到错位、无根的焦虑。出身于地主阶级的斯黛拉想起“一扇漂亮的废弃大门通往草地和教堂墙外连绵的纪念石碑”[17]114-115，想起她未曾嫁人时的姓氏。她和罗伯特一样，“已经离开了自己的停泊之地”，似乎已经和自己的出身划清了界限。不同的是，被她留在身后的传统和文化“已经在身后消失”，而被罗伯特留在身后的，霍姆迪恩及一切，却还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不容否认。面对冷漠的凯尔韦太太，以及不时爆发一阵神经质大笑的欧内斯廷，斯黛拉突然从内心向对方的中产阶级身份发出拷问：“什么‘中产阶级？中？在什么中间？”[17]114E. M. 福斯特在《关于英国人性格的说明》一文中曾说，“英国人的性格，基本上是指中产阶级……因为自从18世纪末以来，中产阶级在我们的社会中，一直是统治力量”[18]，也因此“大英帝国的荣耀和它所面临的困境都可以在中产阶级的优良品质和局限性中找到根源”[19]。鲍恩对此也持相同观点，但是不同于福斯特对英国中产阶级“冷淡、乏味、伪善”的性格持调侃、偏袒态度，鲍恩直接将这些特点放在“热情、坦率、友善”的爱尔兰性格的对立面，将传统秩序的崩塌甚至罗伯特的叛国在一定程度上归咎于凯尔韦式的中产阶级家庭，借斯黛拉之口嘲讽道：“英国人呐，真的是非比寻常。如果这都不是英国，那我真不知道什么才是了。”[17]114

二战结束后，随着丘吉尔的任期结束，鲍恩对工党执政的英国政府的反感催生了强烈的怀旧情绪。1945年9月24日，她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从1940年以来，我一直很喜欢英格兰，这是因为丘吉尔先生给它带来的新气象。但是我一直觉得，丘吉尔先生告别之日，就是我离开之时。我实在无法忍受这些小中产阶级的劳工党员。”[2]105在《炎》中，这一情绪主要表现在斯黛拉对莫里斯山庄所表征的传统社会秩序的向往，将莫里斯山庄视作精神乌托邦的心理活动。为了办理遗产继承事宜，斯黛拉独自前往爱尔兰。到达山庄的时候，已是黄昏。“她忘记了西行会进入更长的白昼：她站在那里，目光穿过房间……这一刻，就像是置身于时间之外……旅程的疲惫使她认为自己进入的是另一个时间，而不是另一个国家。”[17]163为了凸显爱尔兰和英格兰的不同，鲍恩此处运用双关语“another time”，将两个国家的关系由地理空间的并置转化为时间上的前后延续，貌似在说因为爱尔兰在地理方位上位于英格兰西边，所以日落时间晚于爱尔兰，实则暗示斯黛拉接下来感受到的，将是不同于现代英格兰的传统爱尔兰。斯黛拉在山庄受到的待遇和在霍姆迪恩时形成了鲜明对比。由于两国之间消息封锁，不明真相的英国人认为远离战争的爱尔兰人都过着奢侈的生活。斯黛拉去爱尔兰之前，“本以为爱尔兰不会有任何物资匮乏”[17]167，然而到了山庄才发现物资奇缺，整个山庄里甚至找不到两根没用过的蜡烛。即便如此，一向讲究优雅体面的山庄看守人多诺万和他的女儿玛丽还是竭尽所能地为斯黛拉提供各种生活用品，以表达对她的友好和善意。斯黛拉使用的那两只蜡烛头，是山庄未来几个月的照明资源。她离开后的那个冬天，多诺万一家只能摸黑上床。这也与鲍恩在《爱尔兰笔记》一文中对爱尔兰的物资匮乏情况的报道遥相呼应。多诺万的周到礼貌代表着鲍恩一直留恋的旧秩序：优雅、好客、友好、亲切。鲍恩从父亲那里继承到祖屋之后也曾试图在鲍恩大宅延续这种秩序。她秉承英-爱地主阶层热情好客的传统，每年两次回爱尔兰招待朋友，举办文学沙龙。直到她的丈夫去世，鲍恩一人难以承担祖屋的维护费用而不得不将其出售为止。

对斯黛拉来说，其子继承的爱尔兰产业成为了一个心灵避难所——在这里可以躲避她认为自己这代人对欧洲政治崩塌所负的责任、罗伯特对国家的背叛和哈里森因此对她的纠缠以及战时的英国轰炸和紧张局势带来的磨难。不仅如此，莫里斯山庄还为《炎》里的人物赋予了一个历史语境、一个角色、一个社会定位，将斯黛拉从一个在伦敦时悲哀地意识到“这里所有的东西都不是我的”[17]28的无依无靠的失婚妇女变成爱尔兰地产的“主人的母亲”[17]173，似乎又回到了“自己最初的停泊之地”[17]114-115。认识到她这一代人已经破坏了“过去与未来之间的重要连接”[17]176，斯黛拉期望自己的儿子将来能够修复这一连接。在她的想象中，她已经看到罗德里克带着新娘来到莫里斯山庄。拥有莫里斯山庄让斯黛拉幼年失怙的儿子拥有了“历史性的未来”[17]50。对于这对母子来说，在战争期间来到中立的爱尔兰意味着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斯黛拉开始对自己在伦敦时的身份产生厌烦，甚至开始憎恶自己的身份证明文件。她产生了接受莫里斯山庄给她的新身份、永远留在爱尔兰的念头。

在鲍恩看来，莫里斯山庄是真实的，而霍姆迪恩则是个粗俗的仿制品。莫里斯山庄代表着良好家世和一个全面崩塌的社会中传统价值的幸存，而这些在英国庸俗冷漠的中产世界里是不存在的。莫里斯山庄培养出了对同盟国忠心耿耿的弗朗西斯表兄。虽然霍姆迪恩不是罗伯特投靠纳粹的全部原因，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罗伯特的自我憎恨从而导致他最终叛国。通过分析两个对立的空间，可以看出与英国相比，鲍恩更明显地表现出对爱尔兰的认同。因为莫里斯山庄的出现，以罗德里克为代表的年轻一代才拥有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将来”[17]50。但是鲍恩做如此对比的目的并非是挑起二者的对抗。与她那些“秘密报告”的目的一样，鲍恩提倡的还是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之间的沟通，还是“英国人能够牢记历史，而爱尔兰人能够淡忘历史”[16]38，即英国人应当牢记自己在历史上对爱尔兰的侵略行为，而爱尔兰最好放下历史造成的民族仇恨，着眼于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所以斯黛拉到达莫里斯山庄后住进了“一个没有历史的房间”，因为“这里不会有令人颤抖的恐怖回忆”[17]166；所以作为山庄新主人的罗德里克探望住在疗养院的耐蒂阿姨時，只畅谈未来，避免谈论祖先和过去。如果继续背负着历史的重担，那么爱尔兰人“不得不记住的将不仅仅是不公和杀戮，还有永无止境的沮丧、冷漠和残忍的羞辱”[7]57-58，而这一切将在现代爱尔兰人的情感上产生无法承受的影响。

四、鲍恩的民族身份认同困境分析

莱恩在否定鲍恩的爱尔兰身份时指出，二战爆发时鲍恩已经在英国成家并已定居多年，已在英国文学界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鲍恩的文学观、作品主题以及人物设定更多呈现出一种英国性[16]6-8。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么鲍恩的确是一位“英国作家”。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如火如荼之时，鲍恩尚且年幼，而且已随母亲来到英格兰，并接受系统的英国教育，深受英国文学熏陶浸润。她的丈夫阿兰·卡梅隆是英国教育系统官员，她写作初期以英国主题、英国背景为主；她与牛津文化圈、伦敦文学界关系密切，与英国著名哲学家、政治理论家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著名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交好。虽然鲍恩具有鲜明的英国性，但是如同史密斯所说，随着爱尔兰脱离英帝国而独立，鲍恩的整个生命和作品，都是对英-爱优势阶层终将消亡这一宿命做出的反应[8]117。理解鲍恩身份认同的混杂性和流动性，与她的阶级属性和成长经历密不可分。1899年，伊丽莎白·鲍恩出生于都柏林一个盎格鲁-爱尔兰新教徒家庭，其所属群体在历史上被称为英-爱优势阶层。由于英、爱之间积怨已久，位于连字符两端的双方数百年来一直处于对立状态，因此从这一群体的命名就可以看出其身份所具有的先天矛盾性。除了都柏林的住所，鲍恩的父亲亨利·鲍恩还在科克郡北部的基尔多里（Kildorrery）附近拥有一处被爱尔兰天主教徒称为“大房子”（Big House）的祖宅。鲍恩家族称其为“鲍恩大宅”。这是一座乔治时期的三层建筑，从1775年建成到1960年拆除，鲍恩大宅作为英-爱优势阶层所居住的无数爱尔兰大房子中的一座，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见证了英国殖民者对爱尔兰统治的终结，也见证了英-爱优势阶层这一群体从占据社会领导地位到逐渐在历史的舞台上黯然谢幕。以祖宅的传承为时间轴，鲍恩在《鲍恩大宅》一书中翔实讲述了自己的家族历史。鲍恩的祖上来自威尔士的髙尔半岛。英格兰内战时期，一个名叫亨利·鲍恩的人在内战中先是加入了保皇派，之后又倒戈，以中校身份跟随克伦威尔的军队开赴爱尔兰。鲍恩家族在爱尔兰的历史就始自这位职业军人。克伦威尔入侵爱尔兰之后，强行将香农河以东的土地分配给跟随自己的议会军官兵。亨利·鲍恩便是受益者之一，他分到800多英亩土地。土地原来的主人全被驱逐至香农河以西荒凉贫瘠的康诺特省。从此以后，爱尔兰大部分土地逐渐落入英-爱新教徒手中。在这一背景下，鲍恩家占有的土地面积不断增加。截至1870年，在格莱斯顿第一部《土地法》通过之前，鲍恩家族已经在科克郡和蒂珀雷里郡分别拥有1680英亩和5000英亩土地[2]54。鲍恩家族的兴起，可以说完全得益于英军对爱尔兰的侵略。

“身份的形成是一个不断调整、不断定位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由社会背景和权力关系的变化所决定的。” [20]1907年，因为父亲精神崩溃需要静养，母亲带着年幼的鲍恩离开爱尔兰前往英国海斯。数年后母亲因病去世，13岁的鲍恩在几个姨妈家里轮流生活并在英格兰接受教育。鲍恩这样形容幼年时刚从爱尔兰来到英格兰时的感受：“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被‘移植到一个完全不同性质的神话体系里”，“从那时起，在我的先天遗传与后天环境之间就产生了裂痕”[21]。之后这一裂痕不断持续加深。爱尔兰独立战争时期，爱尔兰境内的大房子多数都被共和军焚毁。虽然鲍恩大宅侥幸躲过一劫，多年以后，鲍恩仍然无法忘记这段历史给她带来的精神冲击：“在我脑海里，我经常能够看到它在一片火海之中。《九月》中的那一幕比我亲身经历过的任何事情都更真实。”[5]83因此，这处宅院还记录着居住者的焦虑史。鲍恩清醒地意识到这些土地都是通过英国的殖民主义“以不公平的手段攫取而来”[22]456，鲍恩家族在爱尔兰抢夺土地的做法“天生就是错误的”“对过去的追忆令人痛苦难当”[22]453。英-爱优势阶层的优势完全建立在爱尔兰国家和人民的苦难之上，而享受了特权和财富的英-爱特权阶级并未提供对等的社会服务或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因此，鲍恩对爱尔兰的感情相当复杂，既有因“对祖先的崇拜”[7]62产生的自豪热爱，又有因历史上的殖民行为造成的愧疚不安；既有独立战争带给她的家园丧失与身份错位的焦虑，又有因为爱尔兰的中立政策重新激发的忠诚与维护。“英-爱优势阶层”这一身份的牵绊与桎梏伴随了她大半生。

五、结语

对民族身份认同的追问以及在英、爱两种文化、两个世界中间的撕扯并非鲍恩独有，这也是让数代英-爱作家困惑的问题。鲍恩的特殊性就在于她亲历并见证了英-爱社群和传统的消亡，正如格伦迪宁（Victoria Glendinning）所言：“伴随着她的去世，英-爱文学传统也随之湮灭。”[5]xvii“‘家国这一术语本身就表示，作为存在主体，其必然是复杂相连的意识形态集合体，包涵归属感（belonging）的概念、拥有家园（a home）以及个人的安身之所（a place of ones own）。”[23]然而一直游离在不同的文化、国家和民族边缘地带的鲍恩从未曾长期同时拥有以上三项。鲍恩的身份正是霍米·巴巴所说的那种“过程中的、变化中的身份”[24]。正值盛年的鲍恩虽然更为认同英-爱优势阶层代表的传统文化，但是依然希望爱尔兰人淡忘历史、英国人牢记历史，并为促进英、爱交流、改善两国关系而发声奔走。然而，两国之间累积已久的历史问题以及面对纳粹暴行时不同的选择注定鲍恩的努力只是徒劳。无根、错位贯穿了鲍恩一生。这种状态反映在她的作品中便是在终结了旧秩序的社会里，失落的个人和群体对身份迷失的焦虑和对身份定位的追求。中老年时期的鲍恩在经历了战争之后，政治观点趋于保守，逐渐表现出对英、爱双方的失望与疏离。《爱的世界》（1955）之后，她再没有写过与爱尔兰相关的作品，并且放弃了在爱尔兰定居的愿望，出售鲍恩大宅，斩断了与爱尔兰之间的唯一物理联系。之后，鲍恩遍游中西欧，并在英国、意大利和美国之间穿梭往返，讲学、游历、访谈，化身世界公民，终于与自己的盎格鲁-爱尔兰身份休战和解。此处，似乎可以化用伍尔夫的话作为本文的结语：作为一名英-爱人，我没有国家；我不需要国家；我的国家就是整个世界[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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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辛媛媛，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安徽财经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