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文慧

摘  要：伊迪斯·华顿的小說《纯真年代》凭借其细致的叙述技巧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小说以20世纪初期的纽约上流社会为背景，讲述了上流社会华丽外表下一段苍凉的爱情故事，展现了人性的虚伪和冷漠。文章采用著名的西方马克思批评家卢卡奇的文学现实主义理论，聚焦《纯真年代》所反映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纽约上流社会的享乐主义与奢侈的消费文化，探讨其中的拜物主义及人际关系商品化现象。

关键词：乔治·卢卡奇；文学现实主义；伊迪丝·华顿；纯真年代；拜物主义；商品化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052（2023）06-00-03

伊迪斯·华顿（1862—1937）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最杰出的女性作家之一。她的作品以鲜明的时代背景、幽默的讽刺、犀利的笔锋以及深刻的内涵闻名于世，多描写美国上流社会的世态风俗［1］。小说《纯真年代》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老纽约”上流社会为背景，对当时上流社会的社交圈、传统习俗作了细致入微的描绘。该小说以纽兰·阿切尔和奥兰斯卡夫人之间不被传统习俗所接受的爱情为主线，刻画了权势家庭的社会习俗、道德价值与行为方式，描述了社会各个阶层人物的独特个性与明显特点，使一个看似寻常的爱情故事具备了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作者从亲身经历与熟悉的环境中提炼素材，塑造人物，将作品题材植根于深厚的现实土壤中，既描绘了旧纽约的上流社会风俗，也刻画出当时的时代精神状态［2］。本文采用乔治·卢卡奇的文学现实主义理论，探究《纯真年代》中的拜物主义及人际关系商品化现象，揭露小说中呈现的上层阶级的享乐主义与奢侈消费文化等社会现实。

一、卢卡奇文学现实主义观

卢卡奇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在美学和文艺学方面也享有很高的声誉，其中最杰出的贡献则是提出了“伟大的现实主义”理论。基于文学是对社会现实的模仿这一概念，卢卡奇提出了著名的反映论。他认为文学是对现实的反映，同时，他也强调，这种反映不是简单的表面镜映，而是对客观现实更深刻、更全面地反映［3］。卢卡奇强调：“伟大的现实主义艺术家的主要特征就是他们千方百计、废寝忘食地按照客观本质去掌握并再现现实。”［4］他认为，现实主义注重文学与社会的互动。因此，他呼吁文学家要像巴尔扎克一样，维护和坚持现实主义传统，从而使现代作品具有对社会现实及其历史发展趋势的洞察力和穿透力［3］。

《纯真年代》是华顿对她自己所处社会的真实写照。故事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这个时期是美国经济繁荣和社会转型的时期，也是拜物主义盛行的时期。随着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变革，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也在发生变化。上流社会的富人开始将金钱和物质享受看作是人生的追求目标。奢侈消费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奢侈品的拥有成了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同时，社会的变革也导致人际关系的商品化。人们把关系看成是一种资源，他们选择朋友、配偶、情人的标准为对方的社会地位、财富和外貌等，而非品德和性格等内在特质。作为上流社会的一员，来自富裕的上层家庭的华顿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场物质消费的浪潮中，她出生在纽约第五大道和麦迪逊广场附近的一个时尚家庭，这也意味着她的家庭代表了美国贵族阶层，他们享受着从祖父辈那里继承而来的财富。在这个上层社会中，华顿可以充分体验到纸醉金迷的奢华消费文化所带来的影响。丰厚的物质基础让她拥有精致的生活，比如，购买时尚的衣服和漂亮的车，拥有美丽的花园和雅致的房间以及惬意的旅行。

因此，基于这样一个真实的社会环境和创作背景，华顿和她作品中的人物都不可避免地印上了物质消费和符号消费的特征。《纯真年代》作为对伊迪斯·华顿所处生活环境的真实反映，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与卢卡奇的文学现实主义观相吻合。因此，本文将以卢卡奇现实主义视角解读《纯真年代》中旧纽约上流社会的拜物主义和人际关系商品化现象。

二、拜物主义在《纯真年代》中的体现

（一）有闲消费

小说中，休闲、享乐主义和对金钱的崇拜已经成为上层社会的突出特征。华顿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通过展示他们挥霍和浪费的能力来显示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地位。这是托尔斯坦·凡勃伦《有闲阶级论》（1964年）中的主题。他认为，有闲是有意展示给别人看的，因为它体现了绅士风度、精致、专业、知识、文明、修养、财富和教养。所以对上层阶级来说，勤奋和节俭在他们的世界里并不存在。他们有足够的钱不做生产性和以劳动为中心的工作。在他们看来，上层社会的人如果做粗俗的劳动，会感到羞耻。明显的闲暇可以证明一个人一直在从事一些非生产性的活动上，例如，将时间和金钱花费在各种形式的家庭音乐和艺术上；购买最新的服饰、家具；组织游戏和运动；喂养有优良血统的动物，如狗和赛马。正如凡勃伦所观察到的，“不参加劳动成为金钱上优越感的一种传统标志，就成为博取声望的公认指标”［5］22。因此，闲暇时间是符号价值、独特价值、地位价值、声望价值的象征。

在《纯真年代》中，上层社会在闲暇时的社会活动是多种多样的。他们去看歌剧，举行盛大的宴会和舞会，旅行，加入射箭俱乐部等。所有这些流行的社会活动就像名片一样，无时无刻不在显示他们的特殊身份和地位［6］。小说的第一章中，作者描述了阿切尔看歌剧的方式，他到的很晚，纽约是个大都市，完全知道在大都市里，看歌剧早到是不务正业［7］3。

此外，上流社会的保守派非常重视歌剧院，因为它狭小又不便利，从而将那些逐渐上升到纽约上流社会，并想融入的“新贵”排斥出去［7］2。与此同时，观看歌剧的真正艺术价值被剥离出来，成为一种无意义的标志。对上流社会来说，看歌剧的意义在于在适当的时间出现在俱乐部的包厢里，通过这种方式看歌剧，代表了他们的高贵地位。此外，贵族们不遗余力地举办各种盛大的宴会和舞会，以巩固维护他们所在的这个“狭窄的金字塔”。

（二）明显消费

华顿生活的年代是美国正在由生产意识形态向消费意识形态转型的时期。人们的消费意图更多地看重其符号价值而非使用价值，因为符号价值才能真正地体现他们身份地位。符号价值消费的目的在于建立差异，而差异具有表现消费者社会地位、名望和身份的社会功能［8］。在凡伯伦的炫耀性消费理论中，住宅的结构和装饰可以体现社会阶层，是一种炫耀性消费。拥有什么样的住宅以及住宅位置可以证明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1870年到1920年是美国精英历史上富丽堂皇的时代之一。当时纽约市及其周边地区建造了巨大的豪宅，私人住宅的空间安排和房间使用揭示了居住在其中的人与外部的人的社会关系的等级排序。

小说中华顿对住宅的详细描述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位置、规模、内部装饰。首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喜欢将豪宅选在第五大道或麦迪逊广场，这是纽约的核心区域。这些核心区域体现了他们较高的社会地位，是自我身份认同的符号，将他们与那些“普通人”区分开来［7］64。此外，华顿细致地描绘了新贵们的住宅规模和内部装饰。“纽约人总能自豪地向外国人展示博福特府”，因为它是“全纽约公认的最著名的住宅”，它位于第五大道，看起来像一座“褐色巨石砌成的宫殿”［7］26。除了海绿色、深红色和金色的客厅，它还拥有一个华丽的舞厅，没有其他用途，一年中其余三百六十四天都关着，镀金的椅子堆在角落里，枝形吊灯放在袋子里：这种毋庸置疑的优越性在人们看来可以弥补博福特过去的任何不光彩的事情［7］23。凭借如此雄厚的物力财力，博福特很快便在纽约社交圈占据了一席之地。但在上流社会看来他只是有钱但并不显贵，因为他“严格意义上来说不算平民，有人说他们比平民还不如”［7］24，所以这些新贵处于上流社会金字塔等级制度的最底层。他们试图通过举办盛大舞会、宴会、购买大宅子等炫耀式消费，来博取上流社会人士的关注，巩固自己的地位。博福特重金打造这样一个极其奢华的舞厅实际是一种符号价值消费，用来构建自己的身份，希望被上层社会所接受，从而跻身上流社会。

富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交圈子要求他们展现自己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以获得社会认同和尊重，这种拜物主义的价值观在上流社交界尤为普遍。它使人们的内在世界变得空虚和贫乏，导致人们将自我价值和存在感寄托于外在的物质财富和地位上，从而失去了自身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因此，不难理解，当博福特失去了赖以立足的财富后，立即被无情地赶出了上层阶级，成了上层阶级消费的牺牲品。因为那些贵族只是觊觎博福特提供的琼浆蜜露和仙馔蜜酒，然而心里一直将博福特排除在上层阶级大门之外。

三、人际关系商品化在《纯真年代》中的体现

（一）婚姻商品化

在华顿的世界里，男人把女人当作艺术品，用来欣赏和享受。同时，女人把男人当作她们的自动提款机，可以敲诈和剥削。最后，男人和女人都成了对方的消费品和牺牲品。

阿切尔作为上流社会的一员，他内心追求高尚的文化和自由，认为女性有追求自由和自我幸福的权利。然而，在强大的社会传统面前，他忠诚地履行着自己的社会责任，“遵守小社会的纪律几乎成了他的第二天性”［7］426。他意识到，他的未婚妻梅只不过是旧纽约的一个完美产物，她的思想是狭隘和无聊的。他还意识到，他的婚姻只是他的家族为加强家族影响和利益而采取的一种方式。“他看到自己的婚姻变得和周围大多数人毫无区别：一个由一方的无知和另一方的虚伪维系而成的物质利益与社会利益的沉闷结合体”［7］58。但作为上层社会的产物，他已经习惯于把自己作为集体利益的一部分，包括婚姻。他像其他上层社会成员一样重视家庭声誉，强调父权制的重要性，然而这实际上是一种虚伪的面具。他的懦弱和胆怯的个性使他无法打破传统，追求自己的真爱。最后，他向强大的传统屈服，放弃了埃伦，和梅在一起，任由自己的婚姻成为家庭利益的牺牲品。

在一个拜物主义的社会里，时尚和奢侈品消费是男人财产最好的代名词，是女人成功和社会地位的体现。时尚和奢侈品代表着贵族的生活方式，这意味着她不需要奔波劳碌，是上流社會的女性所追求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身份建构。然而，对于女性来说，实现这种生活的途径是极其有限的。在父权社会中，在这种不公平的制度下，女性没有自由，也没有应有的社会地位和自我追求、自我完善的权利。因此，婚姻成为获得物质生活和社会身份的最现实的可能性。只有嫁给一个体面的丈夫，才能获得经济支持，女性才能被认为是获得了生活的出路。因此，阿切尔的婚姻不仅是维护其家庭利益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也是女性依附于男人的财富获得生计的一种方式。

（二）亲情关系商品化

众所周知，家是爱和幸福的港湾。它能让我们品尝到温暖，感到安心。但在华顿的小说中，家庭的爱被冰冷的、物化的商品关系所取代，家庭的关怀和爱是建立在互相利用的基础上。

在欧洲经历了不愉快婚姻，埃伦·奥兰斯卡希望回到纽约，找到一个安全的庇护所。根据法国法律，她的丈夫控制着财政大权，为了从不幸福的婚姻中解脱出来，她必须找到一种生存的方式，重返故乡意味着在亲情中找到一些温暖和集体价值。然而，根据旧纽约的传统，离婚被认为是荒唐的、有损家族的声誉和利益的。埃伦陷入了艰难的境地，因为“当她明确拒绝回到丈夫身边时，家里大大减少了奥兰斯卡伯爵夫人的津贴；由于这种拒绝，她还被剥夺了结婚时获赠的那笔财产，如果她回去，奥兰斯基伯爵愿意再把钱转给她”［7］349。此外，在父权制社会中，妇女被完全限制和禁锢，很难独立养活自己。因此，如果埃伦坚持离婚，则必须找到经济上的支持。对埃伦来说，摆脱这种困境的唯一办法是回到纽约，向家人寻求帮助。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从家人那里获得经济和物质上的支持是她回到纽约的原因之一，这是唯一的生存方式。然而，埃伦唯一的希望变得支离破碎。她的亲戚，除了明戈特老太太，都逼迫她离开，回到她丈夫身边，而不是在她举步维艰时伸出援手。更重要的是，他们诱导明戈特老太太“切断她的补贴，直到她认识到必须回到奥兰斯基身边”［7］397。最后，埃伦被迫离开纽约，在明戈特老太太的经济支持下独自生活。在这样一个商品化的社会，人们被金钱和利益蒙蔽了双眼，亲情在家族利益和声誉面前，变得冷漠，一文不值。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纽约社会呈现高度的商业化。作者用她独特的洞察力回顾了19世纪末的纽约，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高度物化的社会。当时的社会和人们都受到了物质文化发展的影响，亲情、友情、爱情、权力、身份地位都是利益追逐的产物，充满了金钱至上的色彩。这不仅会使人际关系疏离和冷漠，也会导致社会的浮躁和功利主义。小说中阿切尔悲哀的婚姻，埃伦被家族排挤的悲惨命运以及博福特美国梦的破灭都体现了这一点。

四、结语

华顿通过《纯真年代》向我们极度还原了她当时所在的上流社会，深刻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人们追求享乐主义和奢华的消费文化，崇拜商品的符号价值，以显示社会地位和财富，寻求阶级认同。他们的社交活动和婚姻关系成为构建和巩固社会地位、家族利益和声望的载体。伊迪斯·华顿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塑造和情节安排，深刻揭示了当时社会的拜物主义现象对人类本性的侵蚀，表达了对这种现象的反思和批判。她通过文学作品的力量引起了读者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和反思，强调了人际关系和真正的幸福是建立在真实的情感和关心之上，而不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

参考文献：

［1］谢荣贵．美国“金字塔”里的女性悲剧——评伊迪丝·华顿的小说《纯真年代》［J］．外国语言文学，2006（3）：203-20+170．

［2］周静．解读《纯真年代》情感外衣下的时代特征与社会现实［J］．江汉论坛，2007（8）：141-143．

［3］陶水平．卢卡契“伟大现实主义”文學观述评［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26（4）：104-105

［4］卢卡奇．卢卡奇文学论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5］索儿斯坦·邦德·凡勃伦．有闲阶级论［M］．李风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6］杨彦，崔美凌．从《纯真年代》看“老纽约”的消费文化［J］．长城，2013（2）：181-182．

［7］伊迪斯·华顿．纯真年代［M］．盛世教育西方名著委员会，译．上海：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

［8］张妮，顾杰．清教主义的残留和消费文化的冲击——比较汉森夫妇和嘉莉妹妹［J］．文学教育，2011（6）：27．

（责任编辑：张咏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