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雨言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引言

这几年来，继央视推出《国家诗词大会》《国家宝藏》《经典永流传》等文化类综艺“招牌”后，2021年年初央视推广的《典籍里的中国》脱颖而出成为一匹年度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现象级黑马，其凭借硬核实力登上了大众的视野，叫座又叫好；而在2022 年秋分时节，大众期待已久的《典籍里的中国》第二季重磅来袭，节目播出后依旧好评如潮。从两季节目纵观来看，文化传播的内容则是节目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文化传播内容，是文化传播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它连接着传播者、传播媒介及受众，文化信息是否有效地传递到受众的视野中，达到入脑入心的效果，取决于文化传播内容的质量。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跋涉在卷帙浩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籍里，品读中国历史，与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共舞，以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为基础，演古于今，推动经典永流传。以《典籍里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现象为研究对象，将以“文化传播内容”的视角对节目中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现象进行文化解码，从“内容限制”“内容选择”“内容打造”和“内容要求”这四大方面，为未来文化类综艺节目的发展解开其成功出圈的密码。

一、内容限制：突破碎片化传播内容的限制

信息化时代，带来信息高速传播和运转，推动着整个信息化社会进入到一个工业4.0 的时代，也推动着在当下人们的时间更加“碎片化”、生活方式更加“快餐化”。所谓“碎片化”是指在如今蓬勃兴起的互联网里，人们对完整信息的信息的接收以诸多零碎的形式出现，而“快餐化”，则指新媒体在“互联网”的浪潮中迅猛而起，互联网中信息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加之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人们大多数趋于快餐式阅读。在这种信息高速、密集、短频传播的生态语境下，“直接提取干货”成为当下文化传播受众者所流行的方式，粗略地浏览或漫不经心地瞟一眼，粗制滥造的文化传播链接的一端连接着快而泛泛的文化传播内容。市场上的文化传播也大都采用快速小频的模式，推动文化传播的内容也更加“迅速化”“碎片化”“干货化”。

“碎片化”的传播内容虽然能够满足受众暂时的娱乐、休闲需求，可是不能满足受众长远的、内在深层次的精神需求的满足。其次在信息碎片化传播的汪洋大海里，海量信息以碎片化的形式出现，比起传播信息本身的真实性，信息传播者更注重的是如何快速获取流量，如何博得大众的眼球，从而导致传播内容具有一定的主观、片面的情感色彩，缺乏真实可靠性与媒体权威性。而《典籍里的中国》树立起新的标杆，在专业化团队的引领下，全面打造精品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精细化品读、分享与演绎，为观众打开了一扇优秀传统文化盛宴的大门。

二、内容选择：专业化的创意团队对内容的选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几千年来一直流淌在中华儿女的血脉中，根植于炎黄子孙的文化基因中，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根基和魂魄。从某种意义上讲，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永远不会因新时代文化的摩擦而被边缘化，这种文化基因始终烙印在人们心底，需要被唤醒，被发扬。在新媒体语境下，如何进一步增强公众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如何进一步创新性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典籍里的中国》这类文化综艺节目给出了答案。

在这个拼流量、拼创意的时代，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不仅仅需要以“节目”为载体，在增加综艺的可观性同时，还应保持一定的思想内涵。颜值搭台，文化唱戏，方是文化与经济效益双赢的长久之路。只有眼花缭乱的空壳撑场子，缺乏精品文化内核的支持，只会本末倒置，适得其反。而《典籍里的中国》节目背后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支持单位，为其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与文化品质保障。在专业化的创意团队的引领下，《典籍》在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注重“精选那些最具影响力的经典书籍，从上古时期的《尚书》到《论语》《道德经》《史记》，再到《传习录》《天工开物》《本草纲目》，所选书目跨越数千年，涵盖广泛的学科门类[1]”。这些书籍具有丰富的故事化元素，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与审美意蕴，值得深入挖掘其中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硬核基因。

《典籍》第一季从第一期到最后一期，从内容选择到精细化的演绎，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情感爆点和精神燃点，无论是《尚书》《天工开物》还是《史记》《论语》……无论是历尽一生编写《本草纲目》的李时珍还是写下著名篇章《离骚》《天问》的屈原，每一处都是烂若舒锦，无处不佳；每一次专业化创意团队对节目内容的选择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浪淘沙中的披沙简金。《典籍》第二季亦是继承了《典籍》第一季的精细选择内容的优良传统，从最新两期的《永乐大典》《汉书》中可见一斑。

三、内容创作：萃取文化精华，二次精品创作

除了深度选择与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节目还对选择的内容进行精细化、精品化制作。以《典籍里的中国》第一季第11 期推出的王阳明的《传习录》为例。主持人撒贝宁以当代读书人的视角，带观众一同走进那个“知行合一，致良知”的悠远历史年代，一起识读《传习录》。节目并非把《传习录》里的内容面面俱到地娓娓道来或泛泛而谈，而是萃取精华中的精华，提炼主旨、把握核心，对其进行二次精品创作。节目对《传习录》识读的整个过程始终围绕着“知行合一，致良知”这一核心主旨形象化展开。这是一幅最为悠久的历史画卷，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古今对话，从主持人作为当代读书人走进历史典籍的长河中，到主持人寻访先贤，与先贤王阳明面对面的交流，再到最后高潮部分主旨的升华与泪点的四溢。《典籍》里的萃取，更像是一个漏斗，一步一步有顺序地不断筛掉多余的杂质与沉积物，留下来的是文化精华，更是直达我们心灵深处的源头活水。

其“精”不仅精在“萃取精华”更在于对其“精细化分解”。节目把历史典籍如同剥洋葱般，层层剥解开，不仅精细化地萃取出核心主旨，还对其主旨进行精细化分解。大主旨下涵盖小主旨，小主旨下堆叠着先贤句句的历史智慧。一方面，每一期中主持人与圣贤的互动交流，都会伴随着具体历史场景的设置，通过对场景的细致演绎，节目大主旨下又嵌套着小主旨，层层交叠展开。另一方面节目精细雕琢于典籍字句，把历史典籍里短短的一句话用整整一幕场景完整地描绘出来，典籍里一句句的层层叠加伴随着节目一幕幕历史场景的真实再现。这种把经典书籍里提炼出的文字，场景化、具体化，形象化、生动化，把历史的厚重感完整呈现出来的同时，也把看似厚重的优秀传统文化典籍一点点读薄，精读、细读后提炼出来的先贤的思想更易被大众理解与记忆，传承与发扬，从而进一步打造出优秀传统的精品文化。

精品文化内容打造的背后更离不开“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匠心付出。经查阅了解到“《典籍》对演员、服化道、舞台灯光、拍摄设备位置等都有严格的要求，此外，节目还采用了创新的设计和技术，如270 度立体舞台、环幕投屏、AR 等，以实现电视节目中戏剧表演的电影质量[2]”。在“一部书、一个人、一个大故事”的框架下，《典籍》以“匠人之心”，力求意境完美，制作精良，从节目最开始对内容的研讨与选择到每一次的表演彩排，每一次的灯光投影，每一次的设备调试，一遍又一遍，为观众呈现一场现象级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盛宴。

四、精品化内容要求：主持人功能性创新

《典籍里的中国》“精细化”的内容制作，必然对作为节目文化传播纽带的主持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同质化内容推动受众逐渐产生审美疲劳，另一方面随着时代发展，受众的审美能力也不断提高，而《典籍》在给观众提供精品化内容的同时，也创新性地对主持人的角色空间进行精细化的分解，推动主持人的功能不断变化，不断升级观众的审美感受与审美体验，当《典籍》不局限于“主持人”这一种身份，跳出其自身所限定的身份框架，在多个角色之间切换，节目引人入胜，沉浸式文化传播效果就被拉满。

节目中，主持人的身份实现了多重的变换，他既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文化传播者），又是舞台剧中当代的读书人（文化传播的受众），更是观众情感的代入者。

（一）主持人的文化传播者身份

在文化类综艺节目中，主持人作为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传播者，是媒体意志的表现，需要承担以节目为载体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责任。在节目伊始，主持人以开场白的方式引导节目主流文化价值的发展；在节目中程，主持人连接情境，衔接文化，起着承上启下的串联作用；在节目后程，主持人又起着总结升华节目主旨的作用。但主持人功能性作用不仅仅需要以节目为介质呈现，还应以传播优秀传统文化责任为前提，因而主持人作为文化传播的传播者需要体现一定的文化传播价值。他作为“能够满足主体文化需求的客体，通过文化类电视节目向作为文化主体的受众，传播社会主流价值观并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从而体现媒体工作者的责任担当。[3]”在《典籍》里的主持人撒贝宁作为文化传播者肩负着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面向受众者成为文化价值传播的符号象征。这种符号象征与晦涩难懂的传统典籍符号相比，更易于受众的理解与接受。

（二）主持人的文化受众者身份

《典籍》创新性拓展了主持人功能性作用，赋予了主持人“受众者”角色的潜能性因素。主持人撒贝宁作为文化传播的受众者，以“读历史典籍、与先贤交流”的方式参与到整个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演绎过程中，实现了剧中人、读书人、受众者的三者有机统一。主持人跳跃于文化传播的各个角色之间，其展现的不仅仅是文化传播的价值符号，更是强化文化传播效果的具象化特征。主持人跳出传统模式框架的变化，具体而言是一种以观众作为受众者，不断延伸发展的需求体现，更是一种以“受众者”为主体的纵向延伸过程。受众需求多样化伴随着受众的需求水平的提高，《典籍》从“受众”的角度探索，把主持人功能进一步强化和突出，给观众带来全新的文化传播体验以及高质量、高密度的感官体验，以满足受众者不断变化发展的需求。在此基础上，主持人撒贝宁带来的文化传播意义与价值远远超越于“主持人”其符号本身。

（三）主持人的情感代入者身份

另一方面，主持人作为文化传播的受众者，又是观众的情感代入者，准确来说是观众的代表和替身，在文化传播中起着进一步加深观众的文化认同与情感认同，以产生精神共鸣的作用。节目以主持人撒贝宁的视角，沉浸式观看、体悟与交流，进一步增强受众情感代入感与融入感，细致入微地深入受众者的心中，以同等“受众者”的视角代入观众情感，感化心灵，在情景中向他们传递一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沁人心扉的优秀传统文化的隐形力量。在《典籍》中，伴随着主持人身份的转变，观众沉浸在波澜壮阔的历史典籍中随故事情节的回转曲折而跌宕起伏，情到深处，无语凝噎。主持人的身份创造性的转变，带来的是进一步沉浸式的文化情景代入，从而进一步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见心、见效、见行。

总体而言，《典籍》从“受众”的角度，突破创新，创造性改变了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方式中的受众方式，强化了主持人功能性的作用，文化传播的受众效果因此得到进一步增强。

五、结语

册册典籍，中鼎千秋，流光一瞬，华表千年。未来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需要向《典籍里的中国》看齐，从“文化传播内容”视角入手，精细化选择、精品化打造，创新性发展：从“历史”中大浪淘沙、披沙简金，以专业的视角精细化挑选优秀传统文化，其次结合“现实”进一步从中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通过细致入微地打造硬核高质量文化，打好优质文化类节目的底子；也需要以精品化的文化传播内容统领其它文化传播的必要环节，对文化节目的主持人提出高质量的要求，推动主持人角色的创新，以创意为纽带促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与发展。应该说在众流量与多元文化共同冲击的当下，具备一定创新性且具有硬核文化内涵的优质节目内容才能满足受众群体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