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畅

（山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部，山东 济南250399）

1926 年7 月至8 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将军阀部队逐出湖南，并继续向北胜利进军。工农群众支援了北伐军的作战，北伐军的战斗也推动着工农群众运动的兴起和高涨。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激起了国民党右派的仇视，而共产党内陈独秀等人也指责农民运动，惧怕统一战线破裂。1927 年，毛泽东在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湖南农村进行了为期32 天的考察，写出了这篇以大量事实材料为依据的文章，热情地赞扬了湖南农民运动，回击了反动势力对农民运动的污蔑，批评了党内对农民运动的责难。《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建立在毛泽东深入农村基层、倾听农民心声、反映农村真实现状的基础上。这篇文章的发表进一步解决了无产阶级正确对待农民这个最主要同盟军的重大原则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理论，它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为革命指明了方向，推动了农村大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

一、《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展现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品格

农民运动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毛泽东用实际行动验证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1］109的原则，彰显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品格。1927年1 月4 日到2 月5 日，时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回到湖南实地考察农民运动的具体情况，32 天步行了700 多公里，实地考察了五个县农民运动开展情况，用大量确凿的事实驳斥了攻击农民运动的种种言论，赞扬了农民革命行动。

（一）坚持调查研究思想，驳斥各种错误论调

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和贪污官吏以及旧恶势力等各种封建宗法思想和统治制度是农民运动的主要攻击目标。但是，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遭到了国民党右派和封建地主豪绅的诋毁和破坏，纷纷污蔑他们是“痞子运动”“土匪行为”，同时，农民运动也遭到了党内右倾错误领导的怀疑和责难。1926 年12 月13 日至18 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根据北伐战争的形势制定党的主要斗争策略，会上广东区委的意见是依靠工农群众反对蒋介石，湖南区委根据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趋势提出应当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毛泽东赞成了这两个意见，并主张趁着湖南农民运动发展的大好趋势解决农民关心的土地问题，但是却遭到了陈独秀的反对，陈独秀批评他们犯下了“左派幼稚病”，指责湖南农民运动“过火”“幼稚”，影响国共合作大局，必须控制其规模。陈独秀认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目前只是宣传喊口号还行，不能马上实行，认为对蒋介石为首的右派要尽量联合，对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左派要尽力帮助。

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在长沙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斥责“惰农运动”和“帝国主义没有打倒以前我们内部不要闹事”之类的言论，指出那种支持地主压榨农民，不准农民向地主争斗的人就是站在帝国主义反革命方面的人就是破坏革命的人，并决定以国民党执行委员的身份对湖南十多个省进行巡视，对农民运动中各种纠纷的原因等六项问题进行考察调查。毛泽东把调查研究、通晓国情作为改造中国的起点，指明了当前中国农村处于变革之中，只有经历过充分的农村调查，才能制定适应当代中国农村状况的改革发展政策。没有农村调查，就没有资格在农村问题上发言。因此，为了解农民问题的严重性，他要求回到湖南考察农村的实际情况。通过为期32 天的实地调查，毛泽东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得到的信息是与城市绅士阶级口中所得完全相反，还有很多奇事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毛泽东发现农民运动已是大势所趋，由此指出应该矫正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并且指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对于三个问题的抉择，分别是“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1］13并要迅速做出决定。

（二）以严密的逻辑结构，客观分析革命形势

除了在行文技巧上，能够感受到毛泽东写文章时的论点论据特别清晰之外，重要的是他能够扎根事实，在事实的基础上预判未来。毕竟，确定性的东西很多人都知道，在确定性里找到不确定的未来里某一个确定的点，并不容易。《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毛泽东早期革命生涯的一份重要著作，不仅对当时的农民运动的形势、原因和动力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总结，而且在之后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对后来的中国共产党的农村革命和土地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文章的第一部分是报告全文的总纲，简要的报告了农民运动蓬勃兴起的趋势和农民在整个革命斗争中的伟大作用，提出必须迅速纠正对农民运动的错误议论和处置。第二、三两部分偏重于报告农民运动的革命景象，饱含着肯定、赞扬的热烈感情。毛泽东以具体数字为依据，分析了湖南农民运动两个不同时期即组织时期和革命时期的运动景象，揭示了农民运动的兴起有组织准备和群众基础两大条件。这无疑是对陈独秀污蔑农民运动是“无组织的自由行动”的有力批判，驳斥了所谓“痞子运动”的谣言。此外，毛泽东指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连两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1］14这是群众对农民运动打烂地主阶级统治的赞扬和对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革命农民专政的肯定，这种政权在群众中有着崇高的威望。

文章自第四部分之后转入对反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的批判。首先是驳斥反动地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国民党右派和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诬蔑农民运动“糟得很”的反革命谬论，紧接着以大量事实为依据对农民运动“好得很”展开论述，告诫革命同志拥护农民运动。第五部分驳斥中派的所谓“过分”的谬论，揭露其实质“依然是拥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主理论”［1］17。充分阐明贫下中农对地主阶级专政的痛恨，阐明“矫枉必须过正”的革命原则。毛泽东指出这种地主阶级实行专政的地主理论，阻碍农民运动的兴起，其结果破坏了革命，不能不坚决地反对。第六部分是“所谓痞子运动”，昔日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受尽欺压的“奴隶”，今天翻身掌握了政权，站在了昔日压迫者之上，这是足以显示革命所带来的阶级地位根本变化的正常现象。国民党右派和劣绅却视为反常，横加污蔑，这只能说明他们不甘心失败、始终坚持与革命人民为敌的反革命立场。第七部分，毛泽东对农会以及农民运动相关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分析，总结了农会做的十四件大事。其中心思想就是肯定了农民在革命运动中的强大力量，每一个部分都是在论证或者是驳斥对农民运动的误解和偏见，通过梳理农民运动一些好的作法来肯定农民运动带来的积极影响，进一步鼓励农民运动。

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思想智慧

毛泽东到湖南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个县，认为“目前农民运动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1］13“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1］13这“好得很”，不存在“过分问题”，农民运动是“革命先锋”。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深入了解中国国情，对建立农民政权和组织农民武装的必要性，革命过程中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一）充分估计了农民和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先锋作用

从秦末陈胜吴广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怒吼到清末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农民始终是反抗封建地主压迫的绝对主力。但是，在近代中国，无论是国民党人还是早期共产党人，在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中都没有重视农民，有的甚至刻意打压农民运动。究其原因，与当时中国的革命形势密切相关。一方面，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认为农民过火的斗争侵害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党幼年时期缺乏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深入了解。部分共产党人对农民运动进行限制是因为北伐军队中的大多数军官出生于地主家庭，他们认为过火的农民运动会破坏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所以指示农民运动不要带有阶级色彩，农民的武装也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还不要有常备的组织。毛泽东是农村出生的革命领袖，他理解农民，尊重农民，重视农民的力量，对农民与农村有着深刻的认识。在为中国革命寻找同盟军时，毛泽东将目光聚焦于广大农民。早在1923 年6 月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就创造性的提出了农民问题对于革命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从政治上考虑农民问题，也促使三大通过了党的第一部农民问题决议案。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通过对农村各阶级生活状况与革命态度的透彻分析，向其他党员展示了中国农村所蕴藏的巨大革命力量。

农民运动到底是“糟的很”还是“好得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毛泽东回到当时农民运动发展最为迅猛的湖南进行考察，通过实地走访，组织农民和农民运动干部开展多种类型的调查会，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亲眼看到了农民运动如同暴风骤雨一般。在很多县，农民协会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实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农会将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民武装，从政治和经济上打击地主，不仅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还一并推翻了祠堂族长的族权、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及女子受男子支配的男权，同时，农会还在农村宣传“三民主义”，开展文化运动和合作社，“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1］40此外，农会还禁绝打牌、赌博、鸦片等社会恶习，清楚匪患，废除苛捐，并命令地主修葺道路和塘坝。毛泽东指出贫农群体加起来约占农村人口的70%，他们是农民运动的主力军和农民协会的中间力量，也就是先锋部队，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土地是农民生活的根本，没有土地，就没有生存的基础，因此，土地革命是农民斗争的重要内容。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和地主阶级既是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角，也是专制政治的基础，革命的真正目标就是打翻这个帝国主义的势力。毛泽东指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发生农村大变动，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革命战争也是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该文章对于农民运动的考察，对于农民阶级作用的肯定，为工农联盟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二）详细论证了建立农民政权和组织农民武装的必要性

“在农民势力极盛的县，农民协会说话是‘飞灵的’。农民协会要早晨捉土豪劣绅，知事不敢捱到中午，要中午捉，不敢捱到下午。”［1］29农民一年到头的干，却吃不饱穿不暖，受尽欺压，农民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有革命性的，是可以组织起来成为一股革命力量的，我们的眼光一直都放在工人身上，可是却忘了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其中农民占着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毛泽东指出国民革命如果没有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很难取得成功，革命只有将这百分之九十的人组织起来，并建立他们自己的政权，才能促使他们积极参与到革命中，中国才可以真正的改变。“目前，我们对农民应该领导他们极力做政治斗争，期于彻底推翻地主权力。并随即开始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他经济问题。”［1］33毛泽东否定站在农民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或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的错误做法，他认为一切革命的党派和同志，应当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前进，强调必须依靠广大贫农做“革命先锋”。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

“差不多全体农民都集合在农会的组织中，都立在农会领导之下，农民既已有了广大的组织，便开始行动起来，于是在四个月中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1］13-14而且很多中小地主、富农乃至中农，从前反对农会的，此刻也想入农会。关于建立农民武装，毛泽东提出不仅要把从反动地主手里夺过来的武装置于农民政权的管理之下，而且要建立大于旧的武装势力的新的武装力量即农会的梭镖队。“凡有农民运动各县，梭镖队便迅速的发展。这种有梭镖的农民，将成为‘挨户团非常备队’。这个广大的梭镖势力，大于前述旧武装势力，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1］29通过农民武装，农民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了个落花流水，办到了孙中山40 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并讥讽国民党右派“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的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遗憾的是毛泽东所提出的关于建立农民政权和组织农民武装的必要性并没有引起中共中央的真正重视，中央仍然将党的斗争策略确定为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国民党的支持。风头正劲的农民运动随着大革命的失败转入低潮，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正在一步一步走向成熟，经此挫折，他们意识到农民问题不应该是遥远地平线上的一小片云，中国革命最广泛最强大的力量已经觉醒，不久之后，镰刀与斧头会在鲜血染红的旗面上紧密交织，崭新的红色政权将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破茧而出，用燎原的烈火燃尽一切腐朽的黑暗。

（三）明确指出了革命运动过程中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性

“在这些集会里，有农会的地方普遍地举行了政治宣传，引动了整个农村，效力很大”。［1］35发动农民的自觉行动，把革命宣传工作做好，用正确的思想和口号来激发群众的积极性和斗志，才能建立起坚实的农民武装，推进农村革命的发展。1925 年初开始，毛泽东用近半年的时间在湘潭及湖南的各个地方与农民在田间地头、草棚陋室谈论共产主义，以唤醒中国农村沉默的大多数，他在湘潭开办了20 多所夜校，对农民进行普及教育，秘密组织农民协会，“政治宣传的普及乡村，全是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功绩。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稿，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1］35毛泽东带领成立中共韶山支部，这是毛泽东在农村创建的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从这时起，毛泽东才真正看清了谁才是无产阶级最广泛、最有力的盟友，从此，他积极投身农民运动。1926 年11 月，毛泽东担任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负责领导全国的农民运动，此时在党内，他对农民问题认识的深度已经走在前列。毛泽东十分重视理论与实践结合，不仅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程，还带领学员奔赴农村实习，使学员全面掌握农村的政治、经济情况，引导农民组织起来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组成联合战线，共同对抗帝国主义。

毛泽东提出了“政治工作第一，军事工作第二”的思想，认为要通过政治工作，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能力，开展群众运动，加强群众运动的组织和引导。毛泽东将农民分为富农、中农、贫农三个类别，而且三个类别的农民对于农民运动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加以了解和区分，对于少部分有不良习惯的分子应该对他们教育，绝对不能盲目责罚。此外，毛泽东还实行准军事化管理，对学员进行正规军事训练，使他们投身大革命的洪流之中，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用手里的枪去保护应该得到的土地。在此期间，毛泽东发表文章《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行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制定《目前农民运动计划》，提出在北伐战争首先推进的湘、鄂、赣、豫四省发展农民运动，从根本上瓦解军阀统治的基础。在毛泽东的推动下，广州第六期农讲所三百多个学员毕业之后，不到三个月，湖南省农民协会的会员就从四十万激增到两百万，农会领导的群众从一百万增加到一千万。

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 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共产党人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2］《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虽然是毛泽东早期的一份著作，但其蕴含的思想智慧对新时代背景下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着力把握农村发展的客观实际

“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要解决实际问题，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3］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历史实践证明，如果没有深入实际进行调查，没有对调查材料和结果加以研究，党和国家的事业将会遭受巨大挫折和失败。把握农村发展的客观实际，需要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并解决阻碍农村发展的各种障碍。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就是要在已有发展成就基础上，着眼于有效应对和妥善解决我国当前农村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努力追求高质量、高水平、平稳较快的发展。中央八项规定的第一条，便是改进调查研究。调查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搞清楚问题是什么、症结在哪里，拿出破解难题的实招硬招。在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已经全面完成的新形势下，转移“三农”工作重心，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尤为重要，要推动农村产业兴旺实现产业振兴、加强环境保护实现生态振兴、完善乡风文化建设加快文化振兴、改进乡村治理助力组织振兴，致力于推进共同富裕，着力解决农村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克服阻碍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种种因素。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是毛泽东同志的著名论断。他还深刻指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1］118“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必须坚持群众路线；调查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4］面对发展中的新问题、改革路上的新挑战，如何做好正确的调查研究，找到科学解决之道？要和群众交心交朋友，深入一线当好群众的“小学生”。开展调查研究，是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方式。好的调查研究，一定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蹲点调研是推动工作、加强领导的重要方法，不能丢。不扑下身子、沉到一线，亲自察看、亲身体验，很难有所收获。到调研点去，和群众坐一条板凳聊，真切地感受群众所思所想、所愿所盼，这是了解基层民情的基本途径，是听取民声的基本渠道。调查研究如何才能取得实效？必须端正姿态、放下身段、扑下身子，深入田间麦厂，走进工矿车间，同群众一起体验生活，倾听他们的诉求，观察他们的情绪，感受他们的疾苦，总结他们的经验，吸取他们的智慧。调查结束后要进行一番交换、比较、反复的工作，把零散的认识系统化，去伪存真、去粗求精，探索事物的本质规律，掌握事情的来龙去脉，直至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有时甚至需要多次调研，不断接近真相。

（二）完善农村基础建设，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先锋作用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同样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5］我国“三农”问题一直与现代化问题重叠，主要因素之间冲突不断，各类矛盾复杂多变，但其中的逻辑都是围着农民这个核心而展开。广大农民是农村生产力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元素，是与时俱进的推动土地变革和发展资本的核心。振兴乡村，明确农民的主体地位是首要任务，只有尊重农民的意愿，农民巨大的生产热情才会被焕发出来，农民的主体作用才会得到真正发挥，农村发展才会有新的局面。保障农民主体地位的实现需要谋求数量巨大的农民群体的根本利益，这就需要在农村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基层党组织建设、文化事业和产业建设，以及教育、医疗、卫生、环境等各个方面持续发力，让农民真切的感受到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给自己带来的实际利益，不断提升农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解决“三农”问题，这是激活农民、土地、资本要素的又一次社会革命，因此再认识毛泽东最初的农村建设思想具有重大意义。根本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充分激发农民内生动力，提升农民解决农村社会主要矛盾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需要关注农民的生产、生活和发展问题，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政策和资源支持，还需要进一步强化专项培训，提高农户科学种田、标准化田间管理等知识技能，激发贫困地区农民内生动力，提升农民整体素质，发挥人民首创精神。土地是农民的核心利益，土地问题本质上也是财政问题。中国共产党建立红色政权后，第一件大事就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农民承包权能的拓展和农地承包产权的创新，实现了集体所有权的结构化和社会化，使农民获得了除所有权之外的财产权利，如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权，是农村集体所有制的重大改革，这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动力。把“以农民为本位”作为我国乡村振兴的核心，各地乡村振兴的目标、任务都应该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反映农民要求，过程让农民充分参与，建设成果也要让农民来评判。对此，可以建立农民意愿表达机制，充分尊重倾听农民意愿。如韩国在“新村建设”中很注重农民意愿表达，不少公共项目往往先由农民提出，政府派出专门调研人员到农村进行实地调查访问，收集农民意愿，最后汇总后反馈到政策制定部门，再由政策制定部门召集农民代表、农业专家、社团代表对这些意见进行整理分析，以作为农业预算和农村发展政策制定的原始依据。这样的机制选拔出来的项目才能真正急农民所急，反映农民的真实需求，避免“面子工程”等不正常现象。

（三）加强农村宣传教育工作，为实现民族复兴目标凝聚群众力量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事关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切身利益，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中国梦的基本理念和精神内涵的宣传和教育可以针对不同的宣传和教育对象，通过设置丰富多样的主题活动来进行。在一些相对集中的活动群体中开展主题宣传活动效果比较明显。例如，在学生群体、社区居民群体、各企事业单位群体，比较适宜开展中国梦的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此外，加强宣传和教育，需要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作用，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社会责任感。互联网传播方式的应用与普及，为推动中国梦的社会认同提供了巨大的机遇，丰富了宣传教育的手段和形式，重点是要建立正面的网络宣传和教育的途径，建立有效的互联网反馈机制，充分利用各级机关事业单位门户网站发布中国梦的相关信息和社科专题网站和综合网站中的理论专栏或理论频道。

要实现中国梦的社会认同，既要充分利用传统的大众传媒的途径和方式，也要充分利用新时代的网络途径和方式，同时也要充分利用群众性活动中的途径和方式。在理论渠道中，理论工作者应该对中国梦的历史底蕴和时代内容进行深入的研究，针对不同知识层面的大众，依据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编著专门的关于中国梦的书籍和宣传资料；在实践渠道中，需要国家、社会和学校三个方面同向发力，政府部门实施更多暖民心、惠民生的举措，能让普通大众实实在在感受到奋力实现中国梦带来的好处，在实践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切实解决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远比通过其他途径对中国梦的宣传更让人民认同中国梦。宣传和教育工作不仅需要拓宽途径与方式，也应该要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别从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是一个内容丰富、结构严谨的体系”。［6］“在全体国民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也是从事理论宣传和教育工作的神圣使命”。［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