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阿甘本生命政治学中的权利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2023-06-01郑雨晨谭明方

湖南行政学院学报 2023年2期
关键词:主权权利生命

郑雨晨 谭明方

摘要: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将生命问题与主权相关联,在权力与生命的互动关系中阐发了自己的权利思想。阿甘本权利思想缘起于对20世纪纳粹反犹与美国霸权的思考,以及对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回应。他将施米特“例外状态”理论改造为一种纳入性排除的例外结构,指出资产阶级权利话语建立在纳入性排除的逻辑之上,这一逻辑导致了主权者对生命的征用和所有权的异化。阿甘本的权利思想与马克思的权利思想都揭示了资产阶级权利话语的虚假性,但阿甘本的权利思想偏激且缺乏实践基础,其真正的理论价值在于确证了主权对于守护人民权利的重要性。

关键词:权利;主权;生命;纳入性排除

中图分类号:B5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605(2023)02-0107-11

后马克思主义者吉奥乔·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将生命问题与主权政治相关联,面对当下诸多政治现象表现出极强的解释力。既有成果多从生命与权力的角度出发对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进行研究,但阿甘本对权力与生命关系的讨论中同样包含着丰富的权利思想。如同乔纳森·沃尔夫所言,政治哲学关注的最主要问题就是“谁得到了什么”以及“谁说了算”[1],即权力与权利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问题。如果说在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中,权力是自变量,生命是因变量,那么权利就是“调节变量”。在例外的逻辑之上,生命可以被权力剥除成为“赤裸生命”。“赤裸生命”是阿甘本政治哲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它意味着被政治所捕获、丧失了权利外衣保护、无足轻重、可以被随意杀死而杀人者却不用承担罪责的生命。阿甘本提出“例外状态”“神圣人”和“赤裸生命”等全新的政治哲学概念,在生命与主权的关系中透视了西方资产阶级普遍人权话语的脆弱与虚伪。约翰·莱希特和索尔·纽曼在他们编纂的阿甘本人权理论研究文集的前言中指出:“主权原则与人权原则存在着根本的、或许是不可调和的紧张关系。”[2]该论文集侧重于考察作为整体的阿甘本人权理论以及运用其分析现实中的人权问题,本文则注重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具体考察阿甘本的生命权、自由权以及所有权思想。

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深受后现代解构思维的浸染,对权利的探讨多以批判与解构的方式进行,仅仅停留在其后现代式的概念与批判性话语层面,就难以使其为我国马克思主义与政治理论的研究与实践提供建设性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體学习时强调,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性揭示和深入分析,这些观点有助于我们认识、把握和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我们要对其进行密切关注和研究,要有分析和鉴别,既不能一概排斥,也不能全盘照搬[3]。因此,本文拟将阿甘本生命政治理论中的权利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挖掘、转换,将其提升到一般性权利问题层面,使其服务于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

一、阿甘本权利思想的背景

从现实背景来看,阿甘本生长在西方自由民主制成为主流的20世纪。在苏东剧变之后,自由民主制的声望在理论与现实中均到达了顶峰。然而自由民主制并未如它所承诺的那样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平与安详,反而带来了血腥与恐怖,将一部分人置于死地。现代文明中心不仅发生了两次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更有大量无辜平民被大规模屠杀。二战期间的纳粹德国反犹事件与美国反恐战争所导致的人权问题层出不穷。

希特勒以优生学作为理论依据,宣称日耳曼人高于其他一切种族;犹太人则是劣等民族,不仅没有价值,还会威胁日耳曼人的生存,是不配活下去的生命。他以保护德意志民族的肌体健康为借口宣称例外状态,剥夺犹太人的合法权利,使之失去保护,无论怎么对待他们都不会违反法律。出于同样的逻辑,美国声称为了维护人民的安全,将悬置法律的例外状态变成了常态,大大扩张了行政权力,这种行政紧急权虽然悬置法律,却依然声称它在法内行事,其行为是合法的。一旦某人被指认具有恐怖分子的嫌疑,可能危害美国国家安全,那么他就面临着失去法律保护,成为赤裸生命的命运。

面对这一现实,阿甘本给出了自己的思考。在他看来,解释这些现象不能简单地归之于极权主义、霸权主义,而是需要从生命政治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犹太人作为非德意志民族的德国公民,虽然是一种“内部的外人”,但仍然拥有公民权利,其权利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恐怖分子嫌疑人按照《日内瓦公约》同样享有战俘权利。那么法律为何不能有效保护这些人的生命,权力在对其进行虐待、杀戮的时候是如何合法悬置其权利的?为此,阿甘本结合卡尔·施米特的例外状态理论进行了分析,指出权利是主权通过例外的方式加诸生命之上的,也可以被主权所剥除,将生命“赤裸化”是主权运作的基本模式。

从理论背景来看,阿甘本把目光投向了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后,西方学者乐观地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决定性胜利。福山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他认为人类政治社会不断进化的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制度,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资本主义民主制在经济上创造出物质繁荣、在政治上以普遍平等满足了人们渴望获得承认的欲望,自由民主制国家中的公民正是历史终结处的“最后之人”的形象。在福山看来,在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国家中公民获得了平等的认可,同时也获得了物质生活上的富足,因而人类进步的历史也就终结了。被视为到达历史终点的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目标仅在于生产一种舒适的生活方式,对此阿甘本发问:“只以完全享受世俗生活为目的而构筑起一个政治共同体是可能的吗?”[4]153

“以享受世俗生活为目的”“活得更舒适”是彻头彻尾的生命政治逻辑。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胜利的名义下对所有历史任务的彻底放弃,通常会强调自然生命本身及其福利似乎是人类最后的历史任务”[5]。不同于古典政治对灵魂、荣誉和崇高的重视,现代政治正是以人的自然生命为中心展开的。在传统政治哲学中被压抑的肉体欲望和利益在现代政治中获得了肯定,生命在现代政治哲学中进入了政治的中心领域。在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人不仅要活,还要活得舒适,享受更多的物质。人们在追逐财富与体验世俗幸福的同时似乎忘记了被统治奴役的事实,潜心于生产和占有商品,不再关注政治,丧失了反抗意识。为了保卫多数人的生命安全,保障多数人活得舒适的权利,少部分对共同体安全“可能”有威胁之人,就会被排除出去成为“赤裸生命”。而谁会成为失去权利的“赤裸生命”,全由主权者决断。这一逻辑的极端版本就是纳粹生命政治。因此阿甘本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制与它的敌人——极权主义,是具有内在团结的共谋犯。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国家并非人间的极乐净土,历史远没有终结。

二、阿甘本权利思想的理论逻辑

在正式进入阿甘本权利思想的内容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阿甘本思考权利的独特理论逻辑。米格尔·法特曾经对阿甘本权利观的逻辑进行了精当总结,即“权利是以生命政治的方式建构的”“是生命政治的工具”[6]。在阿甘本看来,西方政治存在的例外结构是使西方政治成为生命政治、生命失去权利沦为赤裸生命的根源。阿甘本将施米特的例外状态理论改造为一种纳入性排除的政治结构,并用这一结构来分析当代自由民主制国家的运作[7]。例外状态是公法理论中的重要概念,指政治共同体出现紧急情况可能会导致共同体生存危机时主权者悬置具体法律条款以强力手段维持秩序的状态。施米特指出:“主权就是决断例外状态者。”[8]5突发的、难以预料的紧急状况的出现使宪法受到了威胁,但宪法却无法事先规定自身如何处理这种状况。当例外状态危及政治统一体生存时,主权者悬置具体宪法条文,以强力手段统领全局的行为是合法的,因为他维护了宪法本身不被摧毁。“尽管他处于在正常情况下有效的法律体系之外,然而他依然属于这种体系,因为他正是决断宪法是否需要被中止的人。”[8]7

阿甘本对施米特的论题进行了分析,指出主权者处于法内法外无区分的门槛地带。主权者宣布悬置法律,然而这一行为却是“合法”的,因为悬置法律以恢复法律秩序为目的。“拥有悬置法律有效性的合法权力的主权者,可以合法地将自身置于法律之外。”[9]15例外以悬置法律的形式使法律在具体情境中得以有效运用,从而使得司法规范获得普遍性。法律的悬置与不适用构成了法的适用前提,“例外不会从规则中扣除自己;相反,规则悬置了自身,使例外产生,并且保持自身与例外的关系,以此将自身建构为规则”[10]18。由此阿甘本指出例外结构的逻辑就是纳入性排除。“例外最典型的特征是,被排除在规则以外的事物,并不会因其被排除而与规则全然不相关。相反,在例外中被排除的东西以悬置规则的形式维持了自己同规则的关系。规则通过将自己不适用、从中撤离的方式应用于例外。”[9]17-18规则与例外之间的关系是以否定的形式发生的。将事物置于外部、对其进行否定的同时又将其吸纳到与自身的关系中,并将其作为基础建构自身,这就是例外结构的纳入性排除逻辑。

在古典政治哲学中并不存在现代政治哲学的权利概念,古希腊人不会去谈论基于个体的“人”的普遍权利,个体所享受的一切依赖于他在城邦与家庭等共同体中的身份,意味着参与共同体的生活方式。除了家与城邦提供的保护与身份外,个体并不拥有其他更多权利。倘若个体在古典时期被逐出城邦,便不再拥有权利。更为严谨地说,西方古典政治哲学中的right甚至不应翻译为“权利”,而应当翻译为“正当”。所谓nature right,即自然正当性,指的就是自然或神所制定的普遍法则,而共同体应当体现这种自然正当性。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了如下观点:城邦是根据自然而存在的,而人是政治的存在者,即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11]根据自然法则,公民要成为城邦的公民,才能实现自身的本质,因为城邦是人类自然形成的社会组织的顶点,也是人的目的所在。这具有强烈的伦理意义,因为人不同于动物,能使用语言来言说善恶,而城邦则是至善的场所,人在城邦中参与政治生活才可达至至善。

阿甘本对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进行了词源学分析,指出在古希腊没有一个词专指今天的life一词,而是由两个词表达:zoē表达的是一切生物(植物、动物、人、神)所共享的、仅仅活着的简单事实;Bios则指某一个体或群体所特有的生命形式或方式,尤指有质量的生活、政治性的生活。要获得作为人的bios,就必须摆脱zoē的状态。故此,Bios即人的自然正当性的实现,是以对自身动物性生命纳入性排除的方式实现的,这一过程也是城邦对关注物质生产与生命延续的家庭纳入性排除的过程。

阿甘本指出,在中世界神学中,神学家借用了古希腊的家政(Oikonomia)来类比上帝有序治理世界这个大家庭的方式,这导致政治神学世俗化以后家政模式主导了现代西方政治。西方现代政治开始关注人的肉体生命安全与舒适,生命由此进入政治的中心场域。“现在,赤裸生命完全进入了国家结构,甚至成为了国家的合法性和主权的世俗基础。”[9]127进入共同体、获得作为bios的现代权利的标准就由古典时期的理性与崇高变成肉体生命本身的血缘、种族与健康状况。

现代政治对生命的保护导致生命对主权更为彻底地屈从,西方现代政治彻底转化为生命政治。因为个体如果要获得自己的政治身份,就必须将自然生命毫无保留地交付给主权,这就导致了生命被赤裸化。现代权利话语的开创者霍布斯承认自然状态并非真实存在的前国家状态,而是内在于国家之中、国家行将解体时就会出现的状态。这一点被阿甘本抓住,将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解读为例外状态,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杀戮像狼一般是因为人在自然状态下褪去了权利外衣的保护,呈现出与动物无区分的赤裸生命状态。古日耳曼法律中被排除出共同体的人被定义为“狼人”,阿甘本以这一形象隐喻了这种生命状态[9]147-148。任何人杀死他们就像杀死动物一样,不会被判谋杀。必须指出的是,“赤裸生命”“狼人”并非纯然动物生命的zoē。因为纯然的动物生命是与政治无涉的,而“赤裸生命”或“狼人”则是被政治捕获和排除,失去bios保护直面主权暴力的生命,它以被納入性排除的方式成为共同体的基础。

在此,我们可以对阿甘本权利思想的理论逻辑做一个总结。第一,生命只有以被纳入性排除的方式才能进入政治共同体获得政治权利,所以生命不得不将自身赤裸化并交付给主权,被主权赋予的权利也可以随时被主权收回。第二,由于主权是以例外的纳入性排除逻辑建立的,所以主权必然不断地按照某种标准对生命进行划分,将部分“不值得活”的“劣质”生命驱逐出共同体,使其失去权利沦为“赤裸生命”。

三、阿甘本权利思想的主要内容

阿甘本的权利思想是通过批判近代以来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权利思想,并将权利置于与主权的关系中进行考察的方式提出的。自由主义的先行者托马斯·霍布斯和约翰·洛克等人从世俗个体的欲望出发,承认人追求生命安全与舒适的合法性,进而建构起生命权、自由权、所有权等“自然权利”,它们代表了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利益。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拥有自然权利的个体是第一位的、本源性的,而国家则是第二位的、派生性的次生实体,国家作为手段服从于保护权利这一目的。

然而自然权利并不“自然”,此种权利观乃是出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人为预设的。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瓦解了传统生活方式,将个体从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资产阶级需要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自由权利,也需要无产阶级在市场上将自身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售。正如C.B.麦克弗森所指出的,霍布斯、洛克等人其实是以资本主义中的个体特征来预设普遍的人性,从而推出普遍的自然权利。C.B.麦克弗森使用“占有性个人主义”描述这一理论传统,认为“霍布斯对人性的认识主要是通过观察当时社会而得出,辅以检验各个定义来加以证实”[11]。因此,所谓的自然权利并非“自然”而是“人为”。阿甘本正是从权利的“人为”属性出发,指出权利乃是主权的创制,是主权征用生命的手段,并以纳入性排除的逻辑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生命权、自由权与所有权进行了釜底抽薪式的批判。

(一)阿甘本的生命权思想

“生命权利神圣而不可侵犯。”这句话彰显了生命本身的价值与崇高。不同于古代社会漠视生命,西方现代社会尊重每个人的生命权利并将其作为至高的、首要的权利。然而阿甘本却从其中看到了生命对权力的屈从。他指出,“神圣”一词的宗教属性意味着神圣之物被排除在世俗人类社会之外,“神圣”的空间即例外空间,这一空间也是主权所处的位置,生命由此被主权所捕获。自然状态的混乱使自然权利并不能得到保障,权利只有依赖主权者建立起来的秩序才能有效。主权是权利的提供者,也是安全的定义者。主权通过不断对生命进行纳入性排除来稳固自身,将生命划分为有权利的生命和无权利的“有害”生命。故只有得到主权保护的生命才有生命权,否则就会成为“赤裸生命”,而有权的生命也面临权利随时被主权悬置剥离的风险。

首先,在政治领域,作为赤裸生命的难民成为现代社会的必然现象。阿甘本指出,“民族(nation)”一词在词源上来自“nascere”(诞生),“民族国家乃指将诞生或出生(亦即赤裸的人类生命)构造为自身主权基础的国家”[3]27。换言之,未诞生于本国、父母不是本国公民者便成了不具有公民权的人。阿甘本深受阿伦特的影响,阿伦特曾指出,“不可被剥夺”的抽象普遍人权有赖于民族国家法律的保护[12]。一个国家国土内大量外来的难民和无国籍之人无法享有本国公民的权利,处于生存得不到保障的状态,就会沦为赤裸生命。“在民族国家体系内,所谓神圣不可侵犯和不可让渡的人权,当其不可能再被理解为国家公民权利之时便暴露出了它不受任何保护的一面。”[4]25-26一战后难民与无国籍者大大增加,许多国家出台了种族歧视法案针对难民。除此之外,美国霸权主义者还打着“反恐”和“人权”的旗号入侵他国,开启了所谓的“全球反恐战争”,将例外状态扩散到全球各地并制造难民。这些难民遭受了非人的对待,但这些行为不是非法的,因为没有法律适用于他们。

其次,在阿甘本看来,将生命赤裸化不仅存在于政治领域,还渗透到了生物学、医学等领域。标识着对生命的死亡决断、生命政治变成死亡政治的界线“逐渐延伸到政治生活以外的其他领域,在这些领域里,君主不仅与法学家,而且与医生、科学家、专家和牧师建立了日益密切的共生关系……生物科学原理不可思议地入侵了政治秩序”[9]122。早在纳粹灭绝犹太人之前就有医生出版著作,从优生学角度要求授权消灭“不配活下去的生命”;在民主国家同样存在骇人听闻的人体试验,还立法允许合法摘除脑死亡病人的器官;生物识别技术的发展将我们的身体还原为纯粹的生物学数据,在身份识别与安检之时我们便不得不暴露面容、指纹、视网膜、DNA等“生命政治的刺青”。现代生物医学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主权者拥有多种赤裸化生命的手段。只要主权者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便可以以例外状态的名义随意剥夺任何人的合法权利。

因此,当代资产阶级的权利话语根本无法保证生命免受权力戕害。相反,权利本身需要依靠主权与法的例外暴力来创立,而这一创立过程将不可避免地剥夺公民身份,制造赤裸生命,一部分人权利的获得依赖于主权对另一部分人的纳入性排除。“个体在通过他们与中央权力斗争赢得空间、自由与权利的同时,又总是隐秘地准备好将不断增加的个体生命铭刻在国家秩序中,并因此为他们想从其中解放出来的主权权力提供新的、更可怕的基础。”[9]124

(二)阿甘本的自由权思想

自由主义最核心的原则就是自由,霍布斯和洛克都将人的自由理解为法律之外不受任何干预与支配的权利,法律沉默之处乃人的自由之域,此即以赛亚·伯林所说的“消极自由”。阿甘本的自由权思想则侧重于对资本主义社会自由内容与自由权制度保障的批判。施米特在《宪法学说》中指出,自由民主制国家的宪政奉行两条主要原则:其一是分配原则,其二是组织原则。分配原则指的是个人自由领域先于国家存在,受到权利保护而不受限制,国家对其进行干涉受到限制,必须证明其合理性。组织原则即有限政府原则,其目标在于通过对行使国家权力的部门进行区分,从而达到限制与制衡的目的。制度设计为政治理念的实现服务,组织原则服务于分配原则。[13]在阿甘本看来,自由民主制国家的自由权保护的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同时主权可以随时以例外狀态的名义破坏三权分立,悬置法律,进而入侵到私人领域戕害生命。

阿甘本首先指认了资产阶级在“自由权”的幻象之下对自由的隐秘操控。在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中,主权日常并不行使自身的统治功能,而是由资产阶级政府以自由原则治理。阿甘本通过对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指出,市场是一个具有自身规律与机制的“自然”领域,国家并不能强行改变经济规律这一自然秩序,相反国家要在认识与尊重经济规律的基础上通过经济规律来发挥效能。由此治理的合理性和节制性原则转化为不得干涉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的原则。所以,资产阶级政府保障的自由权仅仅是经济自由,而且这种自由是被资产阶级政府生产出来的。而被治理的个体“必须使自己自由”,使自身符合自由主义的自由教义,成为被规范化驯服的、有经济价值的肉体,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转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而不愿或不能被规范化驯服的个体则会被彻底排除出去,沦为赤裸生命。自由有很多种,但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这一种特定的自由权。这种自由建立在人与人分隔的基础之上,他人的自由被视为自身自由的限制而非实现,是狭隘的、唯利是图的个人自由权。

自由机制也有失灵之时,在此种例外状态下就需要主权出场修复自由秩序与经济规律。一旦出现政治动乱与经济衰退,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与统治,资产阶级政府会立刻宣告例外状态,暂时悬置法律,废除三权分立,从而使其在法外的行动获得法律效力。阿甘本指出,例外状态显示出三权分立制度制衡权力的有限性,行政权的扩张与滥用并不能解释例外状态下权力的肆意妄为,反而会掩盖政治运作的机制。三权分立框架处于法律规范之下,而例外则是先于法律规范的问题。现代资产阶级政府显示出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随意宣告例外状态的倾向,例外状态“暂时性地废止立法的、行政的与司法的权力之间的区分——这里显示出它成为一种持续的治理实践的趋势”[14]。

在例外状态下,通过对少数“赤裸生命”权利的剥夺,资产阶级政府稳固了自己的统治,并消除了破坏自由市场与经济规律的偶然因素,修复自由市场秩序使之回到稳定发生作用的状态。进入现代以来,世界各国均通过频繁宣告例外状态来进行治理,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曾颁布过剥夺公民国籍的法律,这就导致了世界的“集中营化”。阿甘本宣称“集中营是现代政治的范式”,是“我们仍生活于其内的政治空间的隐秘矩阵”[9]175。在阿甘本看来,我们当下身处的整个社会都与集中营具有同样的结构。我们已经被囚禁其中,彻底地丧失了自由。20世纪以来,以例外状态剥夺自由权利的现象同时在极权主义国家和民主国家发生。纳粹德国颁布《国家及人民保护令》,将魏玛宪法中关于个人权利与自由的条款悬置了12年之久,后来又颁布了《纽伦堡法案》彻底剥夺犹太人的政治权利。9·11事件发生后,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以国家安全之名颁布《爱国者法案》,强化警察机关与情报机关的权力,并在租借来的古巴关塔那摩军事基地“无限期羁押”恐怖分子嫌疑人。

(三)阿甘本的所有权思想

自由主义先知洛克列举了三项最基本的自然权利,即生命权、自由权与财产权,其中财产权占据核心地位,生命和自由都被洛克归为财产权的占有对象。“……生命、特权和地产,即我根据一般的名称称之为财产的东西”[15]77,“必须说明,我所謂的财产,在这里和其他地方,都是指人们在他们的身心和物质方面的财产而言”[15]110。概而论之,洛克的权利观是一种基于生命的占有性权利观,它塑造了现代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政治主体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境况。

阿甘本分析财产所有权时沿用了他的纳入性排除逻辑的“例外”分析模型。他指出,“神圣”的分隔结构不仅存在于政治领域,同样存在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中,因此资本主义也是一种宗教。本雅明早就写过《作为宗教的资本主义》一文,他认为资本主义建立在对功利的永久崇拜之上。阿甘本接受了本雅明的命题,但改写了其内涵,他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是一种宗教,是因为资本主义将宗教的分隔结构推向所有领域,并使其普遍化。财产所有权将物转移到一个分隔的领域,被对其拥有所有权的人占有,其他人则不能使用。这意味着财产所有权实现了对物的纳入性排除。“所有权不过是把人的自由使用移到一个被分隔的领域的装置,在那里人的自由使用被转化为一种权利。”[16]

阿甘本还引入了马克思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概念深化这一论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将物商品化,这一操作相当于古代宗教中的祭祀,两者都将事物移入一个被分隔出来的领域。物在成为商品的同时被分裂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是所有权的衍生物。在交换过程中,交换价值盖过了使用价值,商品成为“物神”。物与自身的使用价值分隔开来,被置于消费这一领域。在消费的领域,商品仅仅具有交换价值。这样一来,就实现了商品对物的排除性纳入,即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的排除性纳入。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的价格是由其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决定。在当代资本主义的景观阶段,物在被与自身的使用价值分隔开来的同时作为景观被展示,甚至人的身体也作为商品被征用和展示,其真实的存在姿态被湮灭在景观之下。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对物的占有,其实是一种基于想象的例外关系,它将真实的物建构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符号系统中的财产与商品。因此阿甘本指出资本主义的宗教性正是使用的不可能性,而这一不可能性是建立在个人所有权基础之上的。

四、阿甘本权利思想的当代价值

阿甘本权利思想可谓独树一帜。他揭开了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幻象的权利话语所掩盖的诸多事实,将其纳入性排除逻辑暴露出来,指出资产阶级法权建立在对人的生物生命吸纳性排除的基础之上。共同体在正常秩序下给予其成员生命、自由等权利的庇护是依靠主权者在例外状态下以无法律依据而有法律效力的行动开创和维护的。因此,权利就是以生命政治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其维持依赖于纳入性排除逻辑。

马克思和阿甘本都认为,权利在压迫性的资本主义制度中是空洞而形式化的概念。马克思从社会结构与生产关系的角度指出了权利与民主的虚伪性,阿甘本则从政治结构的角度指出了权利和民主的脆弱性。在批判权利并不如资产阶级所标榜的那么具有保护性这一点上,阿甘本与马克思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政治社会变迁并未改变政治权力的统治性质,马克思认为被压迫阶级始终存在于前共产主义社会中,阿甘本也认为西方政治从古典到现代都存在着被排除的赤裸生命,两人都力图打碎作为资产阶级法权秩序前提的国家机器,渴望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zoē和bios不再分离的状态。阿甘本比马克思更为激进,认为在例外结构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人随时都可能会被排斥而成为赤裸生命。“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批判,其弱点正是没有将这一结构置于自身视野之内,因而很快把例外状态放在一边。”[9]12阿甘本将马克思对社会经济中的对抗改写为政治乃至医学、科学等日常领域的对抗,将其普遍化和激进化了。

普遍化与激进化意味着某种理论上的偏激。阿甘本将例外的结构绝对化,这导致他以一种非此即彼的态度来对待权利,认为权利只是权力用来掌控与征用生命的狡计,毫无任何积极意义。但现实政治的运作并不如阿甘本所言那么绝对。倘若主权随意悬置权利则可能导致政治与经济动荡,反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维护其利益。权利的虚伪性与工具性是由资本主义国家权力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如同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所说,资产阶级权利话语仅仅代表的是政治解放,而政治解放的历史局限性只有在共产主义到来、社会解放得到实现之际才能被扬弃,彼时作为历史性环节的资产阶级法权才会被超越,个人才能真正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17]。阿甘本扬弃权利的方案缺乏实践的考量,希冀生命以自由使用的可能性而非法权来塑造自身,从而逃离权力与法律的掌控。

由于没有具体地、历史地分析生命政治背后的资本逻辑,阿甘本的权利思想在面对现实问题时难免显得有些矫枉过正。鲜明的例子就是阿甘本在新冠疫情初期对意大利政府宣告例外状态限制人们权利行为的批判遭到多方声讨。事实上,西方国家在疫情下的管控力度远没有中国大。相反,它们一直想方设法恢复生产。这是因为停工停产不符合处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需要,无产阶级的生命健康却无足轻重。由于西方国家不能采取强有力措施管控封锁新冠疫情,导致全球数百万人去世。这恰恰是主权从真实存在的例外状态中撤离,放弃自己责任的表现。如同波兰左翼思想家安捷伊·诺瓦克所说,新冠疫情中西方国家在公共医疗与社会保障的方面是失职的。阿甘本仅仅关注了权力在例外状态下对人们的限制的合法性,忽视了权力从公共卫生安全领域中撤出,将责任让位于市场,这导致了以利润为导向的医疗市场难以抵抗疫情冲击[18]。侵害生命权利的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而非国家权力本身。反观中国,在疫情发生后迅速宣告例外状态,采取短期内全面封城和精准隔离的措施迅速控制了疫情,并尽力提供医疗救治,挽救了大量的生命。法律层面上例外状态程度更为严苛的中国有效控制疫情并积极救治所有公民,在法律层面上例外状态控制程度较轻的西方国家公民却普遍感染病毒并难以得到救治。在客观的例外状态下权力的不作为难道不是一种弃置生命的行为吗?当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发生之时,主权的不作为难道不是对权利的悬置与对生命的戕害吗?疫情之下,究竟哪国人民更赤裸?

因此,对于我国来说,阿甘本的“例外”权利思想恰恰确证了在当下历史时期主权守护与规制权利的重要作用。倘若没有主权去守护与规制权利,权利就成了一张废纸。批判性并不是阿甘本权利思想的唯一功能,阿甘本对自由主义权利话语批判的主要意义在于指出其权利形式上的虚假和作为意识形态行使的统治功能,因而资产阶级只是虚假地主张权利。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下,权利恰恰是保证人民根本权益的手段,这一手段是需要强有力的主权和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作为保证的。

第一,在生命权问题上,在全球风险频发的当下,对于抗击新冠疫情、抵制美国全球霸权、保卫海内外华人紧急情况下的安全等问题,必须以强大的主权力量作为保障。必须看到,民族国家仍然是当今世界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形态和政治形式,保卫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必须依赖中国的主权。为此必须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

第二,在自由权问题上,从短期来看,要充分保障人民群众法律范围内的自由权,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扎实推进依法行政,严格公正司法,加快建设法治社会,完善例外状态下的紧急立法,更合理地配置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从而实现个体自由与整个社会秩序的和谐与统一。从长期来看,要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发展的成果为人民所共享,保障人民全面发展的自由,这也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迈入新时代,但我们仍将长期处于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当中,在这一过渡时期我们必须创造性地利用中国特色所有权以调节市场经济中效率与平等的关系,调动生产积极性,将其作为推动生产力发展、实现共产主义目标的手段。所有权是资本主义矛盾的根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拒斥以所有权为唯一原则,追求权利原则与平等原则的结合,进行按劳分配,弃绝了按资分配,将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冲突降到最低,从而在利用所有权发展经济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解决所有权导致的生命异化问题。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此我们必将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和“人民至上”,将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落到实处,把我国建设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参考文献:

[1] [英]乔纳森·沃尔夫. 政治哲学导论[M]. 王涛, 赵荣华, 陈任博,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 1-2.

[2] John Lechte and Saul Newman. Agamben and the Politics of Human Rights: Statelessness, Images, Violence[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3:7.

[3] 新华社.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时代意義和现实意义 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J]. 党建, 2017(10): 1+7.

[4] [意]吉奥乔·阿甘本. 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M]. 赵文, 译.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6.

[5] [意]吉奥乔·阿甘本.敞开:人与动物[M].蓝江,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 93.

[6] 汪民安, 郭晓彦. 生产(第七辑)[C].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113.

[7] Jeffrey B. Meyers. Rethinking Constitutional Design and the Inergration/ Accommodation Dichotomy [J]. The Modern Law Review, 2010,73(4): 656-678.

[8] Carl Schmitt. Political Theology: Four Chapters on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M]. George Schwab,Trans. Cambridge: MIT Press, 1985.

[9]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M].  Daniel Heller-Roazen,Tra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0] Aristotle. The Politics of Aristotle[M] Ernest Barker,Tra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9.

[11] [加拿大]C. B. 麦克弗森. 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从霍布斯到洛克[M].张传玺, 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28.

[12] [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M].林骧华,译.北京: 三联书店, 2014: 356-396.

[13] [德]卡尔·施米特. 宪法学说[M]. 刘锋,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179.

[14] Giorgio Agamben. State of Exception[M]. Kevin Attell,Trans.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7.

[15] [英]洛克. 政府论(下篇)[M]. 叶启芳, 翟菊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77, 110.

[16] Giorgio Agamben. Profanations[M].Jeff Fort,Trans. New York: Zone Books, 2007:83.

[17]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4-46.

[18] Andrzej Nowak. “Philosophical Necromancy or Accelerationist Hope? A response to Agamben”[EB/OL].(2022-11-25)[2020-04-13].https:// www.criticatac.ro/lefteast/necromancy-or-hope-response-to-agamben/.

责任编辑:杨叶红

收稿日期:2022-12-10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实践路径与体制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9BSH136)

作者简介:郑雨晨,男,湖北襄阳人,武汉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政治哲学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谭明方,男,重庆万州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政治社会学与应用社会学。

猜你喜欢

主权权利生命
我们的权利
论不存在做错事的权利
贵阳首发白皮书:五年建成主权区块链应用示范区
这是用生命在玩自拍啊
权利套装
可遇不可求的“生命三角”
爱一个人
数十国扎堆宣示海洋主权
钓鱼岛主权考
海峡两岸对南沙和西沙群岛主权的共同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