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岚

时间进入三月，本学期春假前的最后一堂课。下课前，我给学生发放期中考试的复习资料，随口问：“接下来的这一周春假，你们有什么安排？”

一大半回答“打工”，其余的要“睡觉”。我不指望他们像我们当年一样头悬梁、锥刺股，还是忍不住叮嘱了一句：“不管你们打算做什么，记得春假回来有期中考！还有啊，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当心Corona Virus（新冠病毒）！”

“好的，教授。春假愉快！”他们答应着，各自收拾起复习资料，陆续离开。

我保持着脸上的微笑，心里明白他们不会真的“当心”，尽管2020年这个春季学期以武汉的新冠肺炎疫情开场，震惊世界，可迄今为止，美国出现COVID-19的确诊病例也只在纽约州内，离我们田纳西州还远着呢。

回家的路上，我拨通了欧阳文婧的电话，这学期的这个时间段，她没课。我问道：“你们那边，这几天情况怎样？”

“还好。没什么特别情况，”她柔声回答。她所在的大学，校园离纽约市区很远。

“你的春假结束了吧？”她们学校的春假通常都比我们早一周，我明知故问，只是想和她多聊一会儿。

“嗯，昨天就结束了，我今天在学校，看研究生的论文开题报告！”她停顿片刻，叹息着抱怨，“你说这学生满脑子里装的是豆腐花吧，才能把‘文献综述’写成‘文献综抄’！”

想象着她双眉微蹙，恨铁不成钢的样子，我笑了：“什么选题？”

“Confucianism’s History in Korea and Japan: a Comparative Analysis.（儒学在日本和韩国的比较分析）。”她回答，然后向我解释这个学生的背景、个人兴趣和确定这个选题的过程。

和她通话，聊天内容从来不是重点，我喜欢听到她的声音。那声音里有一种清香甜美的气息，如同刚灌浆的稻穗被捏破那一刻散发出来的味道。淡淡的，又成熟饱满，在忙碌一天过后的下班路上，带给人餍足的惬意，从心底涌起火辣辣的一股热流，贯通全身上下每一根血管。

这就是所谓“爱情”了吧？——事实上，即使在青年时代，也没有哪个女人激起过我如此强烈又如此原始的生命冲动。

我老家在中国南方农村，祖祖辈辈都是地道的农民。父亲认得几个字，已经算是方圆百里有名的秀才。我出生时，赶上村口的大喇叭每天准点宣传“双百方针”，他认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句话很有文化，顺口顺耳，就给我取了这个名字：“双百”。

家里供我读到了初中毕业，成了方圆百里比我父亲更高一级的秀才。毕业后回乡务农，沿着我父辈祖辈的人生轨迹走下去，照理说，我不太可能有更多的文化了。不过，正如近代政治哲学大师马基雅弗利的断言，“当人们不打算向命运抗争，命运便会显示出其威力”。我积极卖力的劳动表现，加上我父亲积攒了大半辈子的好人缘，为我换来了一个上大学的指标。

1975年，我被保送进北川大学英美文学系，从此离开了土地，离开了老家。

电话里，文婧在那头问：“我觉得这个选题对于他来说很合适，你说是不是？”

“是。不过——”我思忖着，回答，“这篇论文的关键，是必须能够直接观测到外化表现，而观测价值观的外化表现并形成数据，是不容易的。你得先帮学生确定具体的研究方法，光指出宏观的学理性方向远远不够。”

我的专业领域和她的相差甚远，但指导学生论文的一般性框架和步骤，各学科是相通的，我很乐意把自己积累的经验传递给她。一个华人新移民站在美国高校的讲台上，应付校园内外的一应教学评估、科研评估、社会贡献评估，并不像外界传说的那么轻而易举。文婧比我小十几岁，资历尚浅，如今也算是我的女人了，我有责任助她一臂之力。

“嗯嗯，也怪我，先前和他讨论选题，说得太宽泛。”她在那头应着，乖巧温顺。

我又忍不住笑了。脑海里浮现出她蜷缩在我怀里熟睡的样子。大庭广众之下，欧阳教授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是标准女学者姿态，夜里睡觉却不老实。我半夜醒来，总会看到她裸露在被子外面的半边脊背或半条腿。皮肤那么白，那么细腻，在深夜的微弱光线里，发出幽幽的、珍珠一样的光泽，让我怔怔地躺在一旁，许久许久看不够。

挂了电话，握着方向盘的手指还记得游走在她身体曲线之上的触感，车子驶进了家里的车库。走进客厅，三位客人从麻将桌上齐齐抬起头，和我打招呼：“齐教授回来了！”

这三位都是附近的邻居。张教授和我年龄相仿，原是国内某大学的教授，年前退了休，和太太一起来探亲。不料临到探亲期满，却被突发的疫情堵住了回国的路，只得办理签证延期，继续留下。另一位蒋太太，更是老相识，算是廖美娟的老闺蜜吧。

张教授一手摸牌，搭讪着问：“齐教授这么忙，我们明天的计划不会变吧？”

“不会不会！学校放春假了！”我赶紧赔笑。

“你今天回来得早，待会儿我去接威廉，你自己弄晚饭！”廖美娟，我太太微微侧过身来发话。此话显然是说给我听的，她的眼睛却没离开麻将牌。

我“嗯”了一声，让她和客人们好好玩儿，自己踱进书房。前些日子，张教授的儿子见老两口近期肯定不能回国了，建议他们干脆出去旅游。老两口的英文不利落，便拉上了我们和蒋家夫妇，决定先去美国首都华盛顿D.C.。

明天出发之前，我得抓紧时间，研究生院送给我审阅的两篇论文还没好好看呢。第一篇题为《新公平政策对促进执政合法性的影响》。作者结合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揭示新公平政策的含义及其作用，文中涉及大量实地调研数据。旧金山和广州、洛杉矶和福州、堪萨斯城和长沙……长沙。

我第一次见到欧阳文婧，就在长沙。

五年前的暑假，我应邀到长沙高校去讲学。抵达之后才知道，此次受邀的海外教授一共七位，欧阳文婧是唯一的女性。我们同住在校园里的专家楼，各自到不同的学院讲课，课后则常在一起，喝茶闲聊，或一起出去逛街、参观当地的知名景点。年近不惑的欧阳文婧浑身散发着饱读诗书的温柔女人味儿，又褪去了所有青春的任性与火辣，鲜活而不媚俗，娴雅而不呆板，有种独特的迷人风韵。不不，此处没有一见钟情的戏码。起先，我对她真的只是欣赏，很单纯的欣赏。为期六周的讲学结束以后，我们之间的联系也还是寻常的学术交流，仍然很单纯。

直到次年三月，她来纳什维尔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她抵达的当晚，我选了市区一家不错的意大利餐馆，尽一下地主之谊。晚餐结束后，我又带着她沿坎伯兰河边散步，看纳什维尔的夜景。

此地的暮冬并不冷，微微潮湿的风里满是温软意味。高楼灯火的霓虹倒映在水面，夜色五彩斑斓，华光璀璨。“真美！像走在油画里。”她由衷地赞叹。

我们都喝了一点酒，灯影水光衬托着她的满面红晕，不刻意造作的斯文端丽益发动人心魄。远处依稀有田纳西风味的乡村音乐隐隐传来，她走在我身边，高跟鞋踏在甬道上，发出曼妙清脆的节奏。她的丝巾飘起，衣袂飘起，圆熟丰满的女性气息扑面而来。

我忽然间就恍惚了，极度恍惚。没什么特别理由，或许，根本不需要任何理由。仿佛穿越时光隧道，恍惚间我重新回到大学时代，回到了我应该投入一场热恋的青春时光。

我送她回酒店，夜的静谧被这种恍惚裹挟着，后来的事情便那样发生了。

一觉醒来，现实白天的日光下，我并不后悔或自责。因为终于亲身验证了许多书中词汇的现实含义，比如“柔媚”“娇嗔”“婉约”等。年过花甲，我终于得到了一个男人所想得到、也应该得到的东西。

会议结束后她返回东部，但我和她之间的距离，地理的或非地理意义上的，时间的或空间的，统统构不成什么障碍。也许，不合法不道德的激情具有更迅猛的冲击力，老房子失火，属于我的热恋开始了。

“齐双百！我过去接威廉了！你别忘了做饭！”廖美娟的声音传来，略带沙哑的尖锐调门打断了我的思绪，我不由自主地皱了皱眉头。

隔着窗子，见张教授他们几个在前院徘徊片刻，和美娟一起上车开了出去，我这才站起身，走向厨房，打开冰箱，拿出几样东西来，准备做晚饭。

我和廖美娟只有一个儿子，他成家后置办的房子在更好的学区，倒离我们不远。小两口工作忙，尤其是小孙子威廉出生以后，廖美娟待在儿子那边帮忙的时间更多了。去年秋天起，威廉上了小学，每天下午放学便由廖美娟去接，陪他写作业或送他去学跆拳道，直到儿子和媳妇下班。

不可否认，对于小威廉，廖美娟是个模范祖母；对于儿子，她也是个称职的母亲。

我被国内的单位外派到美国常驻的那一年，儿子才两岁大。等她带着儿子也来到美国，我为了生计不得不转行，进研究生院再读书。硕士、博士一路读下来，拿到了学位还得找工作，找到了工作还得绞尽脑汁站稳脚跟，若干年来自顾不暇，根本顾不上家里的事儿。儿子能够进名校、当律师，全靠廖美娟一手教养。

说起来，也算得术业有专攻，廖美娟从前是幼儿园老师。

当年，十八岁的我从南方农村来到北方省会城市上大学，一进校园，立刻感受到的不是新奇兴奋，而是自己与周围环境一系列的不协调：带乡下方言音的普通话、土气过时的衣着、始终干瘪的钱包……起初，我连坐个公交车都晕头转向！在这个全新的环境里，成绩，只有成绩是可控的。我一头扎进了书堆里，我必须用名列前茅的学习成绩，去维系自己那点儿被碾成片片玻璃碎碴子的自尊心。

优异的成绩，最终给我带来的好处不止一点儿半点儿。我当上了学生会干部，后来又入了党。升上大四那一年，北川大学幼儿园的小廖老师看上了我。廖美娟貌不出众，也谈不上有什么才华，还比我大一岁，所以起初我面对她的主动攻势很不以为然。但毕业分配的关口随即来到，我不想被分配回老家去，又缺乏支援边远地区的雄心壮志。有北川市户口，还有一个姑父在北川市某局当处长的廖美娟便脱颖而出，成为我最理想的结婚对象。于是，我及时调整心态，和廖美娟确定了恋爱关系。

锅里的葱姜爆出了香味，我把择洗干净的一把小油菜扔进去翻炒。新鲜嫩绿的菜叶在烈火热油中迅速卷曲、蜷缩，如同被现实过早燎干了水分的，我的青春。

大学毕业后，我顺利成为北川市某局的一名翻译，不久与廖美娟登记结婚。

晚餐很快做好，厨房墙上的挂钟指向六点半，儿子媳妇早下班了。美娟还没回来，估计在那边留下吃晚饭了，也不打电话知会我一声。

我盛起一碗饭，自顾自吃起来。整栋房子很安静，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咀嚼饭菜的声音。

从前在乡下，老家的泥墙瓦房仅能遮风挡雨，可晚餐桌上总是很热闹。父母兄弟们之间也闹矛盾，有时甚至涨红了脸对骂，但终归是一家子。一家子人吵着闹着别扭着，把捉襟见肘的日子过得兴兴头头。如今我自己这个家，物质条件这么好，日子却这样寡淡。

上个月，得知儿媳妇的肚子里怀上了老二，廖美娟很高兴，说：“儿子从小孤零零的，多可怜！现在好了，终于有儿孙满堂了！”哼，儿孙满堂！我禁不住在心里冷冷一笑。婚后这些年，每当我想要她在夜里配合一下，就必须连续好几个白天努力讨好她。夫妻二人的床笫之事，一直由我单方面预谋、策划并付诸行动，能有这个儿子就不错了。

大约是儿子上初二那年，某天她和我大吵起来，也不记得究竟为什么吵，总之她一赌气，搬到客房去睡，从此开启我和她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分居时代。我曾经以为，女人就是这副样子，别人家的夫妻生活也都是这副样子，直到欧阳文婧出现。文婧……想起她，我就觉得自己身轻体健，精力充沛。

晚上，美娟回来的时候，我还在书房里看论文，她没过来找我，我也懒得去和她照面。也许，是时候好好考虑一下离婚了。到了这把年纪，我还要勉强自己去维持什么呢？！

第二天一大早，张教授夫妇、老蒋夫妇先后到了。一行六人上了我家的大房车，向华盛顿D.C.进发。这一路十个小时车程，说好了我先开前面一段。张教授坐在副驾驶座上陪我聊天，话题很自然转到最近的新冠肺炎疫情上。

“武汉疫情发生的时候，没人会想到病毒的传播速度这么快，”张教授说，“这两三个月里，我儿子他们研究小组天天加班，原先的项目暂停了，紧急研发疫苗。”

张教授的儿子供职于顶尖医药公司，名副其实的一线科研骨干。“前段时间我们筹集抗疫物资增援国内，多亏他帮忙。”我说。否则，那些整箱整箱的医用口罩、手套和防护服，不可能从零售市场上搜罗出来。

“那也是他应该出的一份力。”张教授感慨，递给我一个削好的苹果。“你们这些华人教授心系故土，我看着也很感动。你们不仅反应快，也真有本事，隔着偌大一个太平洋，居然把那些东西跨过国境直接递送到武汉。”

“唉！当时情势急如星火，不快不行啊，”我咬一口苹果。那是一月底的事儿了。为了去武汉，我们几个相熟的教授经过简单的电话商议，是分头行动的。我负责和张教授的儿子对接，购买物资，加州的刘教授负责继续筹款、与武汉医院沟通，“有本事落实跨国递送的人，可不是我，”我笑着说。

是欧阳文婧。她父母都从事国际贸易工作，她有后援支持，而且，她这个人处事之果断利落，非寻常女人可比。我又走神了。

中午时分，车子进入弗吉尼亚州。一行人在公路边的一家小餐馆吃过午餐，稍事休整，继续上路。这一段换老蒋开车，蒋太太陪在副驾驶座，我和张教授便都坐到后面来了。

蒋太太是浙江人，心细如发，不仅为这一路准备了水果和小点心，还有音乐光碟。当下放了一张进去，乐声响起，我由衷地夸了一句：“还是蒋太太周到！”

音响里传出来我们这一辈人喜爱的民歌。云南味儿的《放马山歌》、陕北腔的《走西口》，接下来是河南的调子《编花篮》：“编、编、编花篮，编个花篮上南山。南山开满红牡丹，朵朵花儿开得艳……”曲调朴实欢快，节奏轻松活泼，我情不自禁跟着哼唱：“……银个丹丹，银牡丹！银牡丹那个哪哈依呀嗨！”

“唱什么！难听得要死！”廖美娟突兀地呵斥，同时在我的手背上狠狠拍了一记。

我一个愣怔，还没反应过来，她已转过脸，大半个身子倾向前去，冲蒋太太说：“太吵了，关掉！”

“哦，好！好！”蒋太太一向被美娟吆喝惯了，不敢有异议，忙不迭伸手去关音响。

我这时也反应过来了。她对我怎么样无所谓，可冲着老朋友连起码的礼貌也不讲，实在太不像话！我才要叱责廖美娟，张教授太太已抢先赔着笑，对蒋太太开了口：“美娟可能是困了，想眯一会儿。有没有轻音乐的碟子？换一张，音量放小些吧！”

一番话温和周到，算是圆过场来。这才是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教授太太呢！

廖美娟悻悻然，哼了一声，靠进椅背，闭上了眼睛。我脸上烧涨得发木，瞥一眼身边那张脸，只觉得不堪入目。这样一张脸，这样一个女人，我到底还要忍耐多久？！

过去这四十多年里，我不止一次想到过离婚。廖美娟的英文不好，刚来美国那几年，我们的经济条件有限，儿子也还小，她没机会好好学。后来我的工作稳定下来，她借口年龄大了，学不来，踏踏实实做了全职家庭妇女。和我离了婚，她是真的无处可去，我多少有些于心不忍。

如今情况不同了。儿子已经独立，她大可以跟着儿子去过，反正我和她早已互不相干。

不不，我想离婚不是为了欧阳文婧。她既为人妇，又为人母，我并不打算拆散她的家庭，我只是为自己。若干年前的一个北川城市户口，让我付出了一个男人大半辈子的幸福，余下的岁月里，我得弥补一下人生的缺憾，为自己求一个舒心畅快。

车厢里的人都不再说话。小提琴四重奏的乐音缭绕，舒缓而平稳，多少消解了一些尴尬的余绪，而“离婚”这两个字定格在我脑子里，一笔一画分外清晰。

晚上八点多，我们抵达预订的酒店。办理入住的时候，被前台的服务员告知，因疫情影响，白宫和国会山刚刚宣布暂停向公众开放，搞得我们几个人有点儿蒙。倒不是这一趟非要游览这两个景点不可，而是突然发现新冠病毒离我们这么近！进了房间，几个人合计半晌也没个结论，我便建议道，至少眼下待在酒店里还是安全的。先吃饭，好好睡一觉，其余的事情明天看情形再说。

第二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看新闻。电视画面上切入白宫发言人的脸，宣布全国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因美国本土的确诊病例已超过两千之数，几乎遍及全美各州。我当即放下手中的咖啡杯，交代廖美娟赶紧收拾行李。

我们一行六人全是高风险高危的年龄，万一在旅途中被感染，后果不堪设想。取消原定行程返回田纳西，是最稳妥，也是唯一的方案。

于是，又一个十小时车程之后，我们回到了家中。在路上，已经听到田纳西州确诊七十多个新冠病例的消息。我们学校的校长办公室随即发出通知，学生们春假结束后不必返校，后半学期的课程一律上网课。即日起，教授们按系所分批参加电脑中心的网络教学培训。

网络授课，不是新鲜事儿了，可对我们这些老派教授来说，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唉！一个小小病毒，搞得全世界人仰马翻，老教授要被迫学习新技能、适应新情况了，我心里嘀咕。

和系里同事一起坐在电脑中心的培训室里，我才知道有两位老教授从未碰过电脑。三个小时的培训，的确解决了不少技术上的障碍，可上网课怎么监督学生的出勤率？怎么保证教学效果？怎么防止学生考试作弊？……我琢磨着，感觉有些头疼。开车回家的路上，习惯性地拨打文婧的电话。得知她那边的情况也差不多，校园已关闭，她正在调整现有的课程资料，为上网课做准备。

我自己也得抓紧时间做同样的事儿。可是，这两三天都没休息好，浑身乏力。到家以后，便决定早早上床去睡，养足精神再好好备课。

谁知这一觉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醒来还是感觉头重脚轻，我心里陡然警觉起来。当下略一沉吟，我拿起手机拨打家里的座机，对廖美娟说：“我有点儿不舒服，不知道是不是感染了新冠。从现在开始，我就待在房间里了。”

“啊？！不会吧？！”她大吃一惊。

“你先帮我从书房里把手提电脑拿上来，放在卧室门口，不要和我接触，”我进一步交代，“这几天，也还要麻烦你把饭菜送上来，也放在门口。”

“不是……你……没这么严重吧？”廖美娟向来扛不住事儿，顿时连话都讲不利落了。

“不是严重不严重，是为保险起见。毕竟我昨天去了一趟学校，接触了那么多人，大家都没戴口罩，如果有人携带病毒呢？你天天去接孙子，儿子那边还有个怀着身孕的媳妇儿，小心驶得万年船！”

“嗯，哦……好吧。”她在那头应着。

一整天独自待在卧室，早午晚三顿饭由美娟送上来。我倒也没觉得时间难熬，反正手头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只是身体的不适在加重，我开始咳嗽，并且发起烧来。

晚上，廖美娟从儿子那边回来，到门口告诉我说，孙子的学校也开始停课，儿子媳妇还正常上班。她怕他们担心，没提起我身体不舒服的事儿。接着便问：“你感觉怎么样了？和医生联系过吗？”

我隔着门回答，打过几次家庭医生的电话，都找不到医生本人，估计他已忙得不可开交。护士让我先居家观察，多喝水，大量摄入维生素C，增强身体的抵抗力。

“有！有！家里还有维生素C片，”她忙不迭地说，“我这就给你拿上来。”

“不用，我浴室里有，”我说着，喉咙一阵刺痒，咳了好一会儿才缓过劲来。“不过，护士倒是特别提到，用水剂更好，吸收快。”

“我现在就去买！”她说着就要下楼去，我却急了：“不行！你这个样子出去，暴露在公共场合，是很危险的！”疫情骤起引发了购物恐慌，各大商场里的口罩、手套、酒精、消毒液等，早些天已经断货，家里什么防护用品都没有。

她摇头，抬高了声音：“护士说水剂好，你就得喝水剂！晚上药店里人少，我快去快回！”话音未落，她已飞奔下楼去了。

听着车库门打开，汽车引擎发动的声音，我连连跺脚。她的血压长期不稳定，还有糖尿病，万一被感染，情况肯定要比我更严重，她自己不清楚吗？！这女人的脑子就是拎不清！

——呃，她有糖尿病。数年前确诊时，家庭医生特地给我打过电话。他先强调目前的医疗水平完全可以有效控制糖尿病，又交代说，作为患者家属，我“应当”监督她按时服药、平衡饮食、适当运动，更要“充分理解”她因血糖、血压都不稳定所带来的情绪问题，包括“反复无常”，甚至是“暴躁”。

这通电话从未引起过我的重视。我不知道美娟是否在服药，也没留意她是否控制饮食，只觉得她的脾气越来越坏。我从未想到过她其实是一个慢性病患者，情绪变化极可能不受理智控制。转念之间，心里泛起几分愧意，乏力地倒回床上。

当晚，廖美娟搬回来整整三箱维生素C水剂。

又是新的一天了。一向很少生病的我，开始体会到“病来如山倒”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不过，凭着对自己的健康状况的坚定信心，我并不沮丧。上午坚持着完成了论文评审，我站起来踱到窗前，深呼吸，伸展四肢。

窗外阳光明媚，院子里还残留着一些积雪，但花床上已有芽尖冒出新绿，茁壮而顽强。我不知道都是些什么植物，这个院子全是廖美娟一手打理的。突然又想起文婧说，她怕小虫子，不喜欢双手沾满泥巴，她绝不会扛着锄头、铁锹侍弄任何花草。

数天以来，这是我第一次想起文婧，心下有些错愕。我以为自己的一颗心早已学会为她朝思暮想、魂牵梦萦，可完全脱离了学校的环境和学术的氛围之后，她的影子变得遥远模糊了。下意识地拿起手机，想拨打她的电话，似乎是为了抵制这种遥远与模糊，却又记起她已居家上网课，她身边有丈夫有孩子，不方便接电话。

心里涌上一股无处发泄的懊恼和焦躁，感觉头更疼了。

又一个早晨。美娟准时送早餐上来，却没有像前两天那样马上离开，而是退到楼梯转角，隔着七八尺距离，看着我开了门。她一边仔细打量我的脸色，一边告诉我，疫情蔓延的速度很快，儿子和媳妇开始在家上班，她不用过去照看孙子了。迟疑片刻，她的声音变得有些发虚，问：“还是联系不上医生？”

我点点头：“护士每天打电话过来询问情况。我自己感觉也还好。”

“你的脸色很难看，”她脸上的神情与其说是担忧，倒更像是胆怯，试探着建议，“要不，我直接送你去急诊？”

“暂时不必，我还撑得住，”我勉力笑笑，安慰她，“医院里满是病患，眼下疫情这么紧张，那种地方能不去还是不要去。”

她“嗯”了一声，低下头，没再多说什么，默默转身下楼。看着她的背影，我极力克制住猛然袭来的又一阵咳嗽。

这几天夜里睡不踏实，我能听见她的脚步声时不时在卧室门口走过来，又走过去。显然，她也睡不安稳。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四十几年，我们毕竟不是毫不相干的两个人。

午后，我从迷糊中醒来，隐约听到楼下传来刻意压低的说话声，还夹杂着抽泣。廖美娟在和谁说话？儿子媳妇吗？她为什么哭？出什么大事儿了？

我下了床，轻轻打开卧室门，走到楼梯转角处。在这里，可以看到大半个客厅。

“……他不让我告诉儿子啊！”廖美娟一手握着家里座机的话筒，一手捏着纸巾捂着嘴。“玉茹，他以前很少生病的。这回要真感染了这个病毒，连特效药都没有啊！”

玉茹是蒋太太的闺名。也不知她在那头说了些什么，美娟愈发哽咽起来：“总是我不好……明明这辈子都靠着他，平时也没想到好好照顾他的身体……这一下他病倒了，我讲不来英语，什么都不懂，一点儿忙也帮不上……”

我愣住了。没料到她会这样想。

“其实，我知道自己脾气不好。玉茹，你不知道，这几十年，我是很对不起他的……”廖美娟继续抽泣。

她说，她对不起我。过去四十年的许多画面在眼前飞快掠过：在国内，我们新婚的宿舍里，她每天一下班，立刻挽起袖子洗菜做饭；我出国之后，她独自带着孩子，还要照顾我父母；她初到美国，语言不通，也执意去当清洁工，挣钱贴补家用……她说，她对不起我。我们还买不起房子，租住在小公寓里的那些夏天，舍不得开空调。白天孩子去上学了，我们实在热得受不了，就穿着泳衣一起泡在浴缸里。我看书改作业写论文，她一勺一勺往浴缸的水里加冰块……她说，她对不起我。她就那么对不起我？

双腿一阵虚飘，我几乎站不稳，赶紧伸手扶住了楼梯栏杆。

美娟听到动静，扭头看过来，吓了一跳，一把按下手里的电话站起身，刚要朝我跑过来，门铃却在此刻“叮咚、叮咚”响了。

门外，是戴着口罩的张教授。他没进门，只递给美娟一个大纸袋，说是他儿子设法订到的防护用品，还有两个新冠病毒自我测试包。他解释道，自测包是儿子的科研小组刚刚研发出来的，还在试用阶段，尚未进入市场，但测试结果的可信度还比较高。

廖美娟喜出望外，千恩万谢。送走了张教授，她把大纸袋拿进门，迫不及待地掏出了一个自测包，跑上楼来。

卧室里，我站在床边，手上拿着那个自测包。卧室门关着，我知道廖美娟站在外面，眼巴巴地等结果。

我双手打开锡箔袋，倒出一张测试卡、一个装满液体的试管、一根棉花棒。随后用左手握住试管，用右手拿起棉签，小心插入鼻孔，在鼻腔深处轻轻搅动。说明书上说，必须连续搅动十五次，以确保测试结果的准确性。换一个鼻孔，我重复着同样的搅动，还是右手拿着那根棉签，目光下意识地盯着左手上的试管。

左手和右手，一直是这样配合的。右手提着东西累了，左手便分担；左手被蚊子叮了，右手便去拍打，自然而然。所以习以为常了，从未想过如果失去一只手，又会如何。

鼻腔里的搅动让我的视线迅速模糊。失去一只手的人，叫“残疾人”。我的两只手都好好在这里，为什么要自断一只呢？

搅动的次数够了。右手把棉签从鼻孔里取出来，放进左手握着的试管中。我这一双手，今天好好地在这里，在可预见的将来，也都会好好地在这里。

而我这个人的这一生，终究是难免残缺的了。

鼻腔的酸胀终于忍不住，眼泪滚滚流下来。

又或许，“残缺”才是现实人生原本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