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健健　曾彤　贾传德

摘要：由于经济正在转型，导致东盟国家技能型人才无法满足需求，此时最需要高质量的职业教育。而在“后疫情”时代下的中国对其也存在相应的输出诉求，再加上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文化层面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由此可见，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已经基本成为现实，所以职业教育共同体应运而生，服务并管理国际学生。基于此，本文首先简单阐述了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共同体的基本概念；其次分析了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共同体的难点以及相关问题；最后提出了相应的策略，以进一步推动职业教育共同体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东盟；职业教育；“后疫情”；中国

在后疫情时代的影响下，中国与东盟在不断扩展合作行业、内容，教育行业更是重点内容，尤其职业教育。所以中国—东盟国家需要根据疫情实际来建立合适的职业教育共同体，进一步提高国际学生的服务质量以及管理效率。随着“一带一路” 的发展，本科院校也在逐渐形成相应的教育共同体，从而促进中国—东盟合作关系的可持续发展。

一、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共同体的概述

在中国—东盟大环境下衍生出职业教育共同体，虽然目前已经有很多定义，但笔者认为其主要是通过职业教育来提供相应的价值理念，从而构建双赢的体系。基于职业教育共同体扩大并限定相应范围，扩大主要是指增加主体如国外政府机构、学校、企业等相关组织；增加职业教育的价值意义，对于不同主体而言，不仅需要追求经济利益，也需要明确国家形象、国际影响力等主要目标；限定主要是指限制合作方的国别参与共同体。[1]

二、后疫情时代下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共同体的难点分析

首先，对于职业教育而言，国际合作容易被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干扰，且其具有比较大的冲击影响力。对于中国东盟国家而言，2020年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基本已经存在70年的建交历史，如与缅甸、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国家，同时也与其他部分东盟国家有了将近45年的建交历史，如泰国、菲律宾等东盟国家，而且中新两国的建交历史已经存在30年，每个国家都准备了各种各样的庆祝项目，能够促进双方深入交流，尤其是在教育方面。但是，在疫情的影响下，直接影响了双方交流的顺利开展，其中就包括教育；其次，职业教育没有与当地社会经济共同协调发展，主要是指职业教育无法适应东盟国家的当地经济社会，同时也无法与我国地方企业协调发展。本科院校不具备深度服务当地经济的具体措施，存在严重的脱轨现象，尤其是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方法、课程设置等，致使学校职业教育与经济世界分离，缺乏共同体机制。受到疫情的影响，为双方国际学生的外事管理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现阶段，中国—东盟正在共同明确相关计划，以此来实现2025年的目标，如“双十万学生流动计划升级版”，希望能够实现30万人次的学生流动规模。在疫情的大环境下，直接影响了该项目的顺利实施速度。对于国际学生的外事管理工作而言，其中也包括教育交流；再次，疫情后部分东盟国家对华的负性态度影响了建设进度。与部分亲美国家合作，尤其是东盟国家，在南海制造各种事端，想要引发我国危机。由于我国国际影响力一直在提高，容易对其他国家的国际地位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就通过散播“中国病毒” 来实现抹黑的效果，直接丑化中国在抗疫中的重要贡献。再加上东盟国家中存在部分亲美国家，共同在我国周边制造各种事端，如南海。因此，中国—东盟国家在教育方面的合作交流很容易被其他人妖魔化，直接阻碍了双边教育工作的正常开展；最后，校企合作深度不够。部分政府没有健全的协作互动平台，无法宏观调控相应机制。再加上企业没有很高的参与主动性，本科院校办学活动也不够多，导致学校与企业无法深入合作，也无法达到良性循环互动的效果。

三、后疫情时代下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共同体的问题探讨

（一）缺少区域性资格参考框架

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由于中国具有比较显著的优势，所以东盟国家有比较强的合作意愿。与东盟各国比较，中国依旧在各方面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尤其是职业教育发展、管理机制、培养模式等方面。在21世纪初，东盟就制定了相应的资格参考框架，促进东盟内部的职业资格互认互通，但中国建立的资格框架不具備足够的可比性、可转换性，导致中国与东盟国家职业资格无法互认。比如，印度尼西亚相关院校虽然想要学习并借用中国资格制度，将中国职业资格引进，但缺乏相应的机制，致使相关工作无法顺利进行[2]。

（二）合作区域主要以边境省份为主

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共同体存在显著的区域特征，合作区域往往在边境省份集中，比如广西、云南、贵州等。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深度合作的大环境下，其他省份也在经济贸易上与东盟国家频繁接触。其他省也在与东盟国家将经贸合作、企业“走出去” 活动持续推进发展，通过职业教育共同体来支撑专业型人才、管理以及服务。所以，中国需要根据东盟各国实际情况进一步开拓职业教育共同体合作区域。

（三）校企协同机制有待完善

在我国校企合作中，虽然与东盟国家职业教育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依旧存在无法顺畅交流合作信息以及没有健全的协同体系。经过实地考察发现，东盟企业在生产中容易遇到瓶颈区，比如缺乏技术技能型人才、无法培养适合当地职业教育的相关人才等。再加上企业境外生产经营发展无法与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直接对接。所以，在“走出去” 中，企业需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来提供境外相关技术型人才，但受没有健全的协同体系限制，企业无法在培养本科院校国际化人才方面形成良性互动[3]。

四、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共同体国际学生服务和管理的具体解决对策

（一）政府机构深入参与，推进职教有序进行

对于中国东盟政府机构而言，都提高了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以服务经济贸易为主要内容，通过统筹规划来构建合适的职教平台，优化在线教学，充分发挥学科优势。一方面，政府机构需要为职教创造良好的环境，比如对话、互访等交流活动；另一方面，需要设计相应的顶层计划，促进多边与双边合作。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合作已经发布多项重要文件。中国政府与东盟多个国家政府机构共同发表相关声明，进一步推动双方政治经济、社会安全等多个行业的共同合作。

（二）促进校企深度合作，高校人才“走出去”

在职业教育发展中，产教协同、校企合作是主线内容。在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共同体发展中，企业能够提供足够的动力能源，比如技术、人才、管理等。充分利用高新技术，从而凸显数字教育。在后疫情时代的影响下，本科院校积极开展“数字教育交流”，比如线上国际交流、资源共享、教育服务等，进一步保障双方教育交流的顺利进行，从而尽可能地降低疫情的负面影响。最先需要解决“数字基建” 问题。在2020年，我国出台了相应规划目标，并明确各项目标内容，比如云计算、5G技术、远程协同等，将数字经济与教育交流有效融合，共同建设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共同体，以期达成良好效果。

（三）院校积极参与，推动职业教育共同体的有效发展

在职业教育共同体中，院校是重要的实施对象。中国和东盟国家院校之间积极参与，共同合作，通过创造项目来实现合作形式的创新，进一步推动职业教育共同体的有效发展。为此，我国做出了重大贡献，通过巧搭包海高铁，扩大合作地域，从而推动职业教育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包海高铁贯穿中西接合部的南北大动脉，是国家“八纵八横” 高铁网重要的一纵，已经在2016年被正式纳入我国“十三五” 之中。该线路由北向南，从内蒙古向海南，路经榆林、延安、铜川、西安、安康、重庆、贵阳、广东等。这条路线可以与京广铁路相比，可见其重要地位，此路线将在2025年实现通车。建成线路后，能够将南北交通重要枢纽连接，将西安与广西、广东、海南共同连接，共同促进丝绸之路带动经济的发展，同时将长江周边地区共同联系，从而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中国—东盟职业教育交流中，此线路能够打下坚实的基础，从而实现西南边境省份的转换，“后疫情” 时代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共同体构建可以巧搭包海高铁，扩大合作地域[4]。

（四）强化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共同体的相关标准

我国职业教育在目前已经取得了不小成就，同时东盟国家也十分认同中国职教人才培养质量，所以东盟各国都十分期望与中国职教共同合作，从而实现职业教育共同体的良性发展。但由于東盟国家在职业教育方面存在失衡现象，因此，需要通过双边或多边互认来共同建立职业教育资格标准体系，进一步推动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共同体的良性发展。在宏观上，基于东盟资格参考框架以及中国各层次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标准，进一步建立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共同体合作框架，有助于提供相应参考标准。

（五）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共同体需要完善合作体系

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共同体需要根据疫情实际来完善合作体系，共同发展合作深度、广度。首先，需要对职业教育合作新体系进行探索。东盟内部比较松散，致使中国在合作时意见难以保持一致，所以需要对次区域合作进行强化。比如，云南民族大学就探索出了合作新路径，通过建立澜湄职教基地如澜湄职教联盟等；其次，在职业教育共同体合作中，可以通过边境省份来探索内地本科院校的合作新体系，比如广西、云南、贵州等省份。其与东盟各个国家共同合作，基本已经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成效良好，充分发挥了当地的先天优势，进一步带动了内地与东盟相关院校的合作学习；最后，需要对本科院校之间共同合作的信息共享以及沟通交流体系进行完善。在职业教育共同体中，中国、东盟国家共同存在院校合作相关问题，虽然已经取得宏观上的良好效果，但依旧存在亟待解决的相关问题，可以通过建立合作信息平台来促进相关专业的共同发展，进一步形成适合院校间合作的信息交流路径[5]。

（六）完善“走出去”体系

对于校企而言，需要与政府共同合作，建立信息共享体系，并搭建相应平台，同时发布东盟国家相应信息，从而实现校企信息的对称。本科院校需要根据“走出去” 体系与相关企业共同合作，与东盟国家增加联系，可以通过建立相应平台来实现，比如商业、产业园等，促进职业教育共同体的有效合作。所以，我国需要加强汉语言教学，能够带动经济发展。对于东盟国家而言，在历史上就属于汉字文化圈区域，有将近73.5%的华侨在东盟国家，已经有部分东盟国家将汉语言融入教育之中，比如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等，充分利用了语言的先天优势。在后疫情时代的影响下，全世界面临着共同风险，尤其公共卫生安全风险，对于大多数东盟国家而言，需要吸收中国的成功经验，特别是抗疫，可以通过人文教育来实现良好的沟通效果，进一步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所以对于中国—东盟国家而言，需要抵抗相应风险，促进经济恢复，就可以通过学科交流来实现理想的效果。对于数字经济而言，其能够带领全世界经济复苏，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中，能够有效恢复社会正常生活。对于东盟国家而言，汉语言国际教育能够实现天时、地利、人和的相关优势，进一步推动中国—东盟职业教育的良性发展，可以通过建立相应平台来实现学科的互相沟通交流，比如汉语言与生物医药、电子商务、网络物流等学科，同时将数字经济融入其中，不仅有助于实现三位一体的汉语言国际教育效果，也有利于实现教育产业的有效构建，比如新型语言服务体系，从而为后疫情时代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共同体构建提供便捷无阻的语言工具。

五、结束语

在后疫情时代中，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共同体为国际学生服务和管理时，需要根据现状对其采取相应措施，从而实现职业教育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政府机构需要深入参与，进一步推进职教有序进行，并促进校企深度合作，使高校人才“走出去”。院校积极参与其中，推动职业教育共同体的有效发展，并根据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共同体的实际情况来强化相应标准，协调合作体系，完善校企合作体系，促进产教协同发展，从而实现合作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1] 新华网.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合作展现光明前景[EB/OL].[2019-07-22].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9754286111992170.

[2] 余闯，黄金鲁克.中国职业教育缘何“走俏”东盟：来自第十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的观察之二[N].中国教育报，2017-07-30（001）.

[3] 王琪，刘亚西，张菊霞，祝蕾.高职教育多主体协同“走出去”：实践类型与优化治理[J].教育发展研究，2019，39（5）：14-19.

[4] 教育部关于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通知[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7，（9）：64-69.

[5]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五年行动计划[EB/OL].[2018-01-11].http：//www.gov.cn/xinwen/2018-01/11/ content_525559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