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闭幕的两会上，我们不仅收获了“擘画新蓝图，开启新征程”的信心，更是通过一场场的发布会、“代表通道”“委员通道”“部长通道”等途径，领略了一位位新闻发言人的风采。

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自1983年设立至今已经整整40年，新闻发言人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回应社会关切、稳定社会秩序、增强人民信心以及让世界倾听中国声音、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等，新闻发言人都起到了积极且重要的作用。

笔者几年前就“官员媒介素养与晋升”话题，曾对连续三届全国政协会议新闻发言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副主任、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王国庆先生进行了专访，其中内容对促进新闻发言人的培养、成长及规划建议至今都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今天特别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曹志新：两会期间您建议将官员媒介素养列入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件，请问这个提议是基于什么考虑提出的？

王国庆：什么叫媒介素养呢？简单说就是懂得媒体，善用媒体。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以后，新闻发言人作为一个群体已经越来越为大家认可了。但我想说不能设立了新闻发言人，然后都一推了之给新闻发言人，什么事情都找新闻发言人。譬如到一个部门，找这位领导采访，这位领导说你得找我们新闻发言人；找那位领导，那位领导也说你得找我们新闻发言人。我说你们再把新闻发言人藏起来，记者找不到。那我们设置新闻发言人目的不就成了不是为媒体更好服务，而是让媒体更无法开展工作了吗？

“第一新闻发言人”的概念，我之前就曾在各种场合不断呼吁。我说党委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应该是新闻发布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在必要时应该充当第一新闻发言人。2016年2月，在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关于全面推动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的文件中，首次把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作为第一新闻发言人写进去，这是对我们建议的充分肯定。

曹志新：当媒体记者就一个群体事件或者危机事件去采访时，是不是都要统一由新闻发言人出面应对？

王国庆：当然首先要找新闻发言人，但也要视情况而定。新闻是有时效性的，主流观点、真实信息是要第一时间、快速及时发布出去的，要以抢占舆论制高点为目的。如果新闻发言人在现场，那么我们要引导记者去找新闻发言人，让记者了解到主流观点和真实信息，这也是媒介素养的体现。但如果事发时新闻发言人不在现场，你让记者去找谁呢？事发单位在一线的领导，这是就要起到及时发布信息的作用。

现在全媒体时代，人人都是记者，官员们要掌握应对媒体的能力。你可以不是新闻发言人，但作为领导干部，就应该具备相应的媒介素养，有时需要你站在镜头前说话。这不仅关系到个人形象，还会直接影响到一个部（委）、一级政府，甚至会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形象。官员媒介素养的提高、与媒体打交道能力的提高绝不是空谈，它是积极执政、高效执政能力的重要构成。有媒介素养的官员一定是有发展的，有优秀媒介素养的官员一定是有大发展的。

曹志新：那么官员的媒介素养应该如何提高呢？

王国庆：官员提高媒介素养，关键在于领导的重视。因为国家领导人重视了，才有了两会期间“部长通道”踊跃发布信息的盛况。另外还要有一定的培训，培训可以获得知识，训练可以获得能力，实战是检验媒介素养的唯一手段。现在中央党校、地方党校、行政学院和有条件的高校等都开展了对官员媒介素养的教育培训，这是很有意义的。

曹志新：媒介素养作为官员选拔任用条件，是否有可量化的标准呢？

王国庆：媒介素养做到标准化、可量化是有难度的。作为官员，要对媒体运作规律、信息传播规律等方面都要有相应的研究。新闻发布或者接受媒体记者采访，需要经过相当时间的历练。理论方面你研究了，实践方面你经历了，但是往往有时候一个事情没处理好，小河沟里翻了船也是可能的。

尽管出台一个标准和量化的东西很难，但跟媒体记者打交道，总还是有一个成效性可以衡量。比如，官员不能犯怵，什么媒体、什么记者都敢见。另外官员要善于交流，记者可以感觉到他谈吐的自然与坦诚。政府想说的表达出来了，群众关切的也回应了，引起的社会反馈效果不错，这就是一种衡量。但制订出标准不容易，具体到什么程度，是及格、良好，还是优秀？这个很难。但我们要本着出台规范化的标准去努力。总而言之，要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不断总结。

曹志新：官员媒介素养提高了，那么新闻发言人的水平也一定会大为提高。

王国庆：你的观点非常正确，全体官员媒介素养的提高，就会更容易选出高水平的官员担任新闻发言人，这对推进政务信息公开、回答公众关切等会再上一个新台阶。

曹志新：新闻发言人制度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新闻发言人在职责认知、能力水平上都有了明显的进步，但也有一些值得我们反思并且重视的现象。比如在重大危机事件发布会上，发言人照本宣科5分钟，不接受记者提问便扬长而去，甚至出现威胁记者等情况。另外新闻发言人还存在着“不愿讲、不敢讲、不会讲”的现象，这又该如何解决？

王国庆：新闻发言人不愿讲、不敢讲、不会讲的现象，全世界都普遍存在。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是各级官员和新闻发言人要对现在的舆论环境、舆论形成方式、信息传播方式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现在不是信息闭塞、传播手段单一的时代了，以前习惯靠行政命令的方式行不通了。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用好就是管好，为我所用就是管好”。要积极应对媒体，而不是应付媒体、摆平媒体，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借助媒体为我们推进全局工作、推进重点工作，为我们实施重大决策来营造好的舆论氛围。

其次，我们的一些官员要改变思想，不但要会做，还要会说，要学会边做边说。如何解决不敢讲、不会讲的问题，关键还是在于培训。

最后，如何让官员敢说话、愿说话？我在两会提案中建言，“领导干部在选拔任用时要把他的媒介素养以及跟媒体打交道的能力，纳入到考察内容”，这样就会逐渐改变“能不说就不说”“说好说坏一个样”“多说少说没区别”“不说不会有过，说了未必有功”的局面，营造积极发言、正确发言者得到鼓励、奖励甚至晋升的环境氛围。

曹志新：刚才您就新闻发言人如何突破“不愿讲、不敢讲、不会讲”的现状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我还有一个补充，那就是新闻发言人對自身工作要充满热情。

王国庆：把工作做好、做到极致确实是需要专业精神和工匠精神。要做好新闻发言人的选材工作。将那些政治可靠、热爱学习、有媒介素养的人放到新闻发言人的位置上，这样会起到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曹志新：目前许多单位的新闻发言人都是兼职状态。您曾讲过，新闻发言人兼职化是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和政府信息公开的最大掣肘，所以您主张在中国要推行新闻发言人的专职化。

王国庆：新闻发言人兼职化是很普遍。中国的新闻发言人有三类人构成：一类是研究室主任或副主任、办公厅的主任或副主任、党委的秘书长或副秘书长；第二类是主管宣传的负责人；第三类是党政的二把手。这几种角色的人都有正常的本职工作，这对他们全身心投入到新闻发布工作的研究、准备和实践会产生很大的障碍。从兼职的心理上讲，也做不到积极应对，有时只能应付。这样对发布信息的质量以及在回应公众关切问题的解疑释惑上就会大打折扣，反过来也会影响他们从事新闻发布工作的信心。如果因为兼职而存在“多说不如少说”“少说不如不说”的心理，那么反映到行为上一定就是“能不做就不做”，这样很难做好新闻发言人的工作。此外，新闻发言人兼职化不利于新闻发言人队伍水平的提高，更不利于队伍的稳定。

我认为新闻发言人做到专职化首先要做到“三个专”。第一，要有专门的机构。第二，要有专职的人员。第三，要有专项经费。新闻发言人实现专职化，对促进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上升到更高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曹志新：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采访。